《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
帝国危途：浅论美国学者对反恐战争的反思(注：笔者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
池志培
在九一一袭击发生10年后的2011年，两场以反恐为名的战争似乎终于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本·拉登被击毙；另一方面，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了军队，并计划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然而，战争带来的伤痛并未消除，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从战争开始就从未停止。这场战争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战争的起源和战争中的失误，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课题。笔者将对美国新近出版的有关反恐战争的四部著作进行综合评述。
虽然研究对象都是美国的反恐战争，但从不同的研究层次出发，研究者们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1958年(注：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提出了国际、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国际关系分析方法。这个分析框架对讨论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观察到的现象依然是很有效的。
美国佩珀代因大学政治系教授丹·考德威尔（Dan Caldwell）在其所著的《战争的漩涡：美国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政策》(注：Dan Caldwell, Vortex of Conflict: US Policy toward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raq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一书中，将这两场以反恐为名的战争置于伊斯兰教及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宗教、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回顾了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美国的中东政策，并着重讨论了美国在决定开战到战后重建这一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所犯的错误。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的《力量的限度：美国例外论的终结》(注：Andrew Bacevich,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8).)一书，反思了美国的国内危机如何演变成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反恐战争危机。作者不仅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而且在理性分析的同时让读者感受到流淌在文字中的深沉情感，这显然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注：巴塞维奇曾在军队服役，其子于2007年在伊拉克战场阵亡。)
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专栏作家威廉·帕夫（William Pfaff）则在其所著的《宿命的反讽：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注：William Pfaff, W.,The Irony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Tragedy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2011).)一书中，着重从思想史中发掘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作者从启蒙运动谈起，探讨了美国的主导思想及其“恐怖主义敌人”概念的演变过程。
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史提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和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合作撰写的《不平衡的世界：国际关系以及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注：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探讨了为什么美国的单极地位没有受到挑战，现有国际关系文献中广泛论及的对霸权国家的限制为何对美国无效。与其他著作不同，该书没有专门谈及反恐战争，但作者的研究显然对反思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具有启示作用。
如前文所言，考德威尔的著作《战争的漩涡：美国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政策》考察了美国从发动战争到战后重建所犯的错误和失误。该书体现了作者的思考，即美国为什么会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陷入两场反恐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书中的一个标题很好地概括了他对反恐战争的评价，即“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战略，错误的战争”。
考德威尔简要回顾了伊斯兰教从发端至今的历史及其复杂性。从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开始，伊斯兰世界就分裂成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派冲突与民族冲突之间的交织使得这个地区的情况异常复杂。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油、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冷战、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第一次海湾战争，都是影响阿拉伯世界与美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石油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无疑是美国关注中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它使得美国的利益与中东的稳定密不可分。(注：Dan Caldwell, Vortex of Conflict: US Policy toward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raq, p.26.)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一直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考德威尔认为，对民主的坚持、大屠杀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以及犹太人团体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主要原因。(注：Dan Caldwell, Vortex of Conflict: US Policy toward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raq, p.28.)此外，冷战是美国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争霸，中东地区也不能置身事外。特别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美国支持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抗击苏联，这也因此埋下了祸根。在苏军撤退以后，美国也基本上放弃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后，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经过残酷的内战统一了阿富汗的大多数国土。另一方面，在接连被沙特阿拉伯和苏丹驱除出境以后，本·拉登在阿富汗找到了避难所。
埃及总统萨达特于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的和平协议和同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标志着由阿拉伯国家领袖领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宣告失败，为激进的伊斯兰运动所取代，而后者则是当代恐怖主义的始作俑者。在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终于认识到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与之前是完全不同的。小布什政府对这个威胁的回应是布什主义，但人们对什么是布什主义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考德威尔将布什主义的特点归纳为：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改变政权和推动民主；运用军事实力；使用总统权力；统一行政权和机密行事。(注： Dan Caldwell, Vortex of Conflict: US Policy toward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raq, pp.103~108.)
这些原则反映在两场反恐战争的过程中，包括对战争的基本预设、情报处理、战争计划、战后重建、政策制定和对盟友的态度。考德威尔在书中对这些方面进行了逐一的分析。
考德威尔分析了小布什政府对两场战争的八个错误假定：过高估计了抓捕基地组织领袖和伊拉克领导人的作用，以为将其抓捕就可以宣告胜利；将九一一事件与伊拉克联系起来；低估了在一个异质文化中采取军事行动和建立民主制度的难度；夸大了新技术带来的军事变革的程度；假定美国军队会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那样；高估了流亡领袖的作用；错误地计算了战争的成本；预设最好的结果来制定计划。这些假设的根源在于决策者的人格和信念、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分歧，以及有时不可避免的情报失误。
按照考德威尔的分析，美国在情报工作上的诸多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有可原的。由于情报工作的性质及从封闭政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权都是封闭的）中获得可靠情报的难度，错误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小布什政府歪曲情报来论证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虽然他们显然压制或忽略了有悖于他们的意图的情报。实际上，对伊拉克动武的决定在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问世之前就已经产生，并且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
考德威尔认为，没有制定战后重建方案是美国的战争计划中最大的失误。小布什政府，特别是拉姆斯菲尔德领导下的美国国防部，对战争“速胜”之后的工作准备不足。伊拉克民众对美军并没有预想中的热情。而占领伊拉克之后，驻伊美军最高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下达的灾难性的命令(注：Dan Caldwell，Vortex of Conflict: US Policy toward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raq, pp.182~183.)（182~183），包括解散伊拉克国民卫队和解雇伊拉克政府中的所有复兴党党员，以及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PA）的业余水平（许多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员是刚毕业的缺乏专业能力的大学生(注：Dan Caldwell，Vortex of Conflict: US Policy toward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raq, p.181. 考德威尔的例子包括一个24岁的刚从耶鲁政治系毕业、对金融和经济毫无研究的学生，被指派去负责重建伊拉克的股票交易市场。)）和严重准备不足，(注：比如，巴格达美国大使馆的1000名美国人中，只有33人能说阿拉伯语，其中只有6人可以流利地说。参见Dan Caldwell，Vortex of Conflict: US Policy toward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raq，p.182.)都使得美国无力为伊拉克社会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稳定保障。因此，到2005年至2006年间，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几乎滑落到了失败的边缘。事与愿违，伊拉克越来越像越南，而不是战后的德国和日本。
华盛顿的决策像是一团乱麻，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根本无从谈起。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掌控了外交政策，而小布什总统完全没有选择政策的余地。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完全没有认识到美国盟友的作用，因此，伊拉克战争没有得到长期盟友（如德国和法国，英国和一些小国除外）的支持，也没有得到任何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这种单边主义的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损害了美国制定和推行对伊政策的能力。
当然，考德威尔并没有对美国的纠错行为视而不见。通过反思历史特别是越南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美国在努力改正它所犯下的错误。最后，他提出了26条建议。
纵观全书，考德威尔并没有采用一种单一的理论来解释所有的问题。他更关注如何呈现各种事实。特别是，他将矛头指向了以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决策者，认为是他们的诸多错误导致了伊拉克战争的困境。似乎只要换一个政府，比如如果是戈尔而不是小布什赢得了2000年的总统选举，美国就不会犯书中所列举的种种错误。
笔者认为，这显然忽略了其他层次的分析。(注：必须承认，考德威尔的分析也涉及到国内制度层面，但是这种分析往往附属于对个别决策者的分析。)而且，作为个体的领袖在事件中的作用依旧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多大程度上错误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而非个体造成的？两位布什总统任内的两次伊拉克战争为何大不相同？考德威尔反复暗示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与几十年前的越南战争很相似，但它为什么不与老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更为相似呢？似乎很难仅仅通过领导人的个性和能力来做一个说明。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具体的错误必然呈现在个体行为中，所以我们总能找到决策者犯下的一系列错误，但是若将所有责任都置于直接的责任者身上，又似乎显得过于简单化。显而易见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会成为决策者？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出这种决策？为什么没有人能阻止他们？为什么经常以其民主和精英制度自豪的美国居然没能阻止它的决策者犯一些在任何人看来都相当低级的错误？这些疑问必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巴塞维奇和帕夫将注意力转向了美国的政治和历史。他们认为这两场战争的根源一直存在于美国的社会、政治和历史中。
巴塞维奇在《力量的限度：美国例外论的终结》一书中认为，美国的失败源自其国内政治，是其国内政治功能失调的表现，是三大危机导致的结果。这三大危机包括经济和文化危机、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
具体来说，经济和文化危机源自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尤其是在1960年代以后，人们将自由等同于物质上的丰富。对于消费品的无节制的欲望最终耗尽了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导致了“战略性的破产”（strategic insolvency）。美国对外国石油和进口商品的依赖在1960年以后飞速增长。巴塞维奇认为，这种依赖是美国在全球扩张的根本原因。扩张使得美国成为充满机会的国家，给美国带来了繁荣，并让它从繁荣中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注：Andrew 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p.22.)美国人对物质丰富的欲望与其掌握的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鸿沟，导致了巴塞维奇所称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危机。
巴塞维奇认为，第二个危机来自于美国的政治体系，即它的民主体系。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分权与制衡已经为帝王式的总统专制所取代。“美国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立法机构一直为执政党所掌控。”(注：Andrew 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p.69.)民主的失败带来了在国家安全上的失败。精英掌控了决策过程，一种错误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一直在持续。这种意识形态牺牲公共利益，以满足官僚阶层的利益。(注：Andrew 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p.81.)臃肿且不断膨胀的国家安全机构对保障美国的安全助益甚少。相反，它固化了一种多疑和自大的心态。
过于强调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和过于依赖军事力量的做法，将美国拖入了一场军事危机和无休止的战争之中。美国的军事实力被过度夸大了，被三个幻想所迷惑。(注：Andrew 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pp.127~131.)美国军方高层相信的这三个幻想是：他们重新发明了战争；他们与美国民众在军事力量的使用上有共同的原则；美国军队已经重新获得了因越南战争而失去的社会支持。事实证明，这些假定是完全错误的，美国的军事力量还因其他因素（如愚蠢的先发制人原则和战略领袖的缺乏）而打了折扣。用军事力量维持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愿望与军事实力不足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构成了美国的军事危机。(注：Andrew 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p.133.)
巴塞维奇认为，解决危机的办法不是沿着原来的方向做更多的努力，而是换一种方式来思考。(注：Andrew 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p.178.)美国应该有更为节制的政策目标，使用更多的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同时，美国人应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美国才能从无休止的战争中挣脱出来。
帕夫在《宿命的反讽: 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一书中，选择了一个更小的角度来观察美国外交政策所面临的问题。他的分析聚焦于美国文化中的乌托邦元素，探讨了其根源和自启蒙运动及其发展和演变。
帕夫认为，启蒙运动用世俗的理性和科学取代了上帝，西方文明的宗教传统就此被折断。但是，对天堂的幻想并没有消失，它变成了一个在人间建立天堂的更为宏大的计划。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声称把握了历史的规律和成功的秘诀，但无一例外地只是带来无数的死亡和灾难。此外，西方文化中普遍化的雄心也被保留了下来，这体现在它对其他文化和宗教的扩张上。
在帕夫看来，美国被欧洲人和美国人视为失落的天堂。(注：Andrew 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p.18.)它建立了一个作为启蒙运动的政治结晶的民主制度。大西洋将它与腐化的欧洲隔开，加之谨慎地听从国父华盛顿提出的不插手欧洲事务的明智建议，使得它免于遭受19世纪欧洲大陆的革命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使宗教在美国精神中的地位得到保持——直到美国逐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侵蚀。19世纪的美国见证了一种美国式的思维方式的出现，其代表是艾默生的乐观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美国带至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并结束了它的孤立状态。1918年，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他的十四点计划作为战后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美国人自封为世界事务的拯救者，对于使命和选举的信仰使得美国人相信，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注：William Pfaff, The Irony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Tragedy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p.89.)这既是上帝赋予美国人的使命，也是美国人在一个不安定的世界中寻求安全的方法。为了完成这个使命，甚至动用军事力量也是合法的。信仰福音派的人在美国职业军队中所占的比例远超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注：William Pfaff, The Irony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Tragedy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p.63.)小布什总统甚至在与法国总统希拉克讨论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反复提及《圣经》中的末世预言。(注：William Pfaff, The Irony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Tragedy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pp.64~65.)
对于相信自身肩负着重建世界秩序的神圣使命的美国人而言，这种信仰将他们拖入了无止境的冲突之中——从朝鲜战争一直到伊拉克战争。并且，这种乌托邦情结始终存在于美国精英（特别是那些臭名昭著的新保守主义者）的心灵之中。
美国的敌人的思想和行为，同样可以在启蒙运动中找到其根源。对启蒙运动的反对引发了浪漫主义运动，后者催生了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帕夫认为，美国在冷战中的真正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注：William Pfaff, The Irony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Tragedy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p.80.)伊斯兰圣战的实质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反对西方的文化和军事入侵。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只是在重复外来入侵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故事。(注：William Pfaff, The Irony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Tragedy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p.122.)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无法实现他们的乌托邦梦想，而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也被严重夸大了。(注：William Pfaff, The Irony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Tragedy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pp.139~151.)
虽然帕夫主要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探讨问题，但他并没有忽略物质利益、个人利益和僵化的制度所带来的影响。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与巴塞维奇的方案类似，即选择非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依赖于外交、情报、贸易和市场。美国政府应该关注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而不是去拯救世界。
巴塞维奇和帕夫都选择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使得他们无法对具体的政策做出解释，阐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比如，对于石油和进口商品的依赖并非为美国所独有，欧盟、日本和许多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但是它们并未表现出美国式的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贸易体系是美国所主导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军事扩张并非获取海外资源的唯一手段，而且可能是成本最高的手段。美国通过掌控全球经济贸易的规则和保持美元的垄断地位，即可获得它所需要的资源，完全无须采取军事征服的手段。通过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来发掘反恐战争的根源，似乎并不那么可信。问题是，面临同样的经济和文化危机，为何美国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并不相同？为什么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并不愿意推翻萨达姆政权？同时，经济动机并不能解释美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对国外市场和资源的依赖在当今世界是普遍现象，很多学者认为，这种依赖带来的是永久和平的希望。因此，巴塞维奇和帕夫的理论显然并不足以解释美国发动十年战争的原因。
另外，帕夫的著作也缺少足够的证据来支撑其论点。在他的书中，并没有太多的证据说明美国思想中的乌托邦情结如何影响了特定决策者的思考和决策过程。即便大部分美国人都相信他们有责任去拯救世界，也不确定某个个体是否抱有这种信仰，以及这种信仰对他的决定产生哪些影响。
帕夫的确探讨了一些事实，但他的视角仅限于一些单独的事例，而不是全面的分析。比如，他探讨恐怖主义对美国的真正威胁时，只引用了一位专家的数据和意见。这很容易让读者认为，他选择性地挑选了那些对他的论证有利的观点和事实。此外，帕夫认为美国人在真诚地推进民主，这也与巴塞维奇的观点相冲突。后者认为美国推动民主的表白是虚伪的，因为它发动的许多武力干涉显然无关乎民主。帕夫无法避开的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元素。
总体而言，巴塞维奇和帕夫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批评，但他们既没有解释美国的具体决策过程，也没能解释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为何先发制人和使用武力。
如果说前两部著作的论述角度更注重解释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动机和原因，那么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合著的《不平衡的世界：国际关系以及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一书，则更多地强调了能力，即为何小布什政府能够推行与原来完全不同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这在伊拉克战争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一个很直观的也想当然的答案是美国最为强大，所以强者做其所能做的，弱者只能承受其所不得不承受的。虽然这个答案不能算错，但它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完全相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包含了许多对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加以限制的内容。如现实主义者认为力量均势原理、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使得体系中的霸权受到限制。那么我们遇到的问题就会是，为什么这些限制对美国无效？这个问题将我们带至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的讨论：为何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探讨的约束机制对美国无效？
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认为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会试图平衡霸权国家的力量。它们可以通过增强自身实力的内在均衡（internal balance）或者通过结盟的外在均衡（external balancing）来达致目的。但是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认为内在均衡会遇到严重的国内政治的障碍，而外在均衡又会遇到集体行动的困扰。特别是当被均衡的国家（如美国）的实力达致一定程度后，均衡的成本会变得更高而无法承受。而且，均衡本身也涉及到巨大的机会成本，因为除了安全，国家还有很多其他的政策目标。选择一种目标就意味着牺牲其他。因此，力量均衡的机制在美国的超强实力面前是无法起作用的。
现实主义者的更进一步的论证是提出了威胁均衡理论（balance of threat），该理论认为国家均衡所依据的不是实力，而是所受到的威胁。一个国家会均衡对它构成威胁的国家，而不只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这也就意味着美国需要限制自己的行为，以便让其他国家认为其是善意无侵略性的，以此避免其受到其他国家的群起制衡——不管是军事上的制衡，还是软性制衡(soft balance)。软性均衡即通过非军事手段来制衡霸权国家的行为，这尤其表现在其他国家对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反对上。但是认为其他国家正在软性制衡美国的论证并不能排除也不优于其他可能的解释。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发现，只有当均衡与其他的政策目标（如经济发展、国内政治等）相容时，均衡才会是政策选择。
自由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则分别认为，国家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或国际制度和机构能够提供约束机制，限制霸权国家的行为。但是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认为，因为美国在世界经济上的强势地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不能约束美国。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要大于美国对它的依赖，所以因相互依赖产生的约束自然难以制衡美国的行为。任何国家想要通过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来影响美国的行为，必然会遭受比美国更大的损失，这使得经济手段影响安全政策的路径实际上并不通畅。(注：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以中国为主的外国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但却难以对其政策产生任何影响。任何试图通过抛售美国国债来惩罚美国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让自身遭受重大损失。参见D. Drezner, “Bad Debts: 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2, 2009, pp.7~45.)而基于国际制度和机构的论证则认为，一旦美国破坏了这种制度，那么它的声誉就会受到影响，其他国家会进行报复进而影响将来的国际合作。但是声誉论证的问题是它假定了存在一种单一声誉由所有领域的声誉汇总而成，某个领域的声誉受损会影响所有其他领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在联合国的声誉并不会影响它在世界贸易领域的声誉。
建构主义者的论证基于合法性这个概念。合法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如同一个资源放大器，具有合法性的行为可被普遍接受，因而能够以很小的代价进行，缺乏合法性则意味着事倍功半。所以对于美国而言，缺乏合法性意味着它必须使用更多的资源来维持其霸权秩序，因而是对其霸权的巨大威胁。是故美国需要约束其行为以符合普遍承认的国际社会规则，并以此保持其合法性。但是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认为这样的论证有三个缺陷：首先，建构主义者只注意到了合法性对力量的影响，却忽略了力量对合法性的影响——物质力量也可以塑造合法性；其次，破坏规则对于合法性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并非所有打破规则的行为都会减少合法性，有时甚至会增加合法性；最后，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策略手段来最小化因合法性遭受的损失。当这三点运用到美国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合法性对于美国行为的限制也是很小的。美国的巨大力量使得它有机会去修改规则而不减少其行为的合法性，并且其也有充足的手段来避免损失合法性。
综上所述，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认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论证的各种对于霸权国家的限制并不适用于当前的国际体系——一个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它们是基于以往的多级或者两极体系的，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无法应用于当下现实。美国因而应该反思其国际战略，更好地利用当前的优势地位来重塑国际关系体系，以推进其安全利益。
虽然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的关注点并非美国的两场反恐战争，但是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导致两场战争的结构性原因和美国的安全战略所处的国际环境，即国际社会实际上没有有效的方式来制约美国。当然，他们论证的是目前没有有效的机制可以强制美国做任何事，但美国若因之认为其行为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则过于幼稚和自信了。美国的强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合作，它也无法应对诸多的非传统威胁。这种对他者的需要也意味着美国在安全领域的政策不可能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单边主义外交即便在美国国内也颇受争议， 而小布什的继任者奥巴马并没有继续推行这种外交政策。
另一个问题是，在结构性因素之外还需要考虑国内因素对霸权国家的影响，因为国家的行为由结构性因素和国内因素共同决定。即便美国在单极世界中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诸多国内因素依然足以限制它的行为。美国的实力是最强大的，但也是有限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美国造成了重创。由此看来，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提出的政策建议的论证显然是不足的。当然，此书的完成时间早于金融危机，很多潜在的问题尚未出现，作者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美国实力的局限性。如果现在再来思考这些问题，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会发现美国也很需要世界，而这种需要本身就意味着它也会受到限制。美国国内的危机并不会因为它在国际结构中的独尊地位而消失。
池志培：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系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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