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
美国大战略的浮动性和适度性
——读《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
魏光启
大战略是政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即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资源,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注：时殷弘、宋德星：《作为大战略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外经济战略：〈美国对外经济战略〉述评》，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130页。)简言之，大战略具有全局观念和宏观目标，通常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行动的总方向，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而，长远来看，大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并非一成不变，一国的主客观情势的变化总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其大战略走势，比如世界大战、意识形态对抗、恐怖袭击的爆发等。另外，大战略选择可能不是单维的，有时实施两维或多维的综合大战略更能为该国带来收益。
近年来，多有学者致力于美国大战略研究。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乔治·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在《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以下简称《和平的幻想》)一书中提出用隔岸平衡大战略（off-shore balancing grand strategy）(注：这里笔者同意孙建中研究员将“offshore balacing grand strategy”译为“隔岸平衡大战略”而不是“离岸平衡大战略”的做法。孙在解释中着重指出，“隔岸平衡大战略”更符合本战略的内容和现实目标，且同时包含退出、均势、联盟、袖手旁观等战略内容。详见：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译序）(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替代超地区霸权理论（extraregional hegemony theory）。(注： “extraregional hegemony”的基本含义是美国在北美大陆之外的霸权。笔者认为，本书译者将“extraregional”译为“超地区”的做法值得商榷。按照目前学界较为普遍的译法，将“extraregional”译为“域外”或“治外”更为贴切些。为了与译文保持大体的一致，这里笔者仍沿用译者的译法。)莱恩指出，美国在过去60多年中整体上推行的是一种超地区霸权或全球霸权战略。他认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大战略的扩张特征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注： 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译序）(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莱恩对美国大战略的思考和分析视角，引人注目。
莱恩在《和平的幻想》一书中重点分析了1940年以来美国大战略的主要内涵、发展脉络及运行“偏差”，努力找寻产生这一运行“偏差”的原因，并结合本书所处的时代背景，提出了一种颇受争议却影响至深的大战略视角，并对这一视角的现实基础和未来前景做出了较为乐观的肯定。
（一）美国过去60年的主导大战略
莱恩指出，过去60年，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是一部扩张史，该战略的逻辑强力驱使美国在北美洲之外的西欧、东亚和波斯三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建立霸权。美国奉行的是“超地区”霸权，这是美国得以跃升为全球霸主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冷战只不过是美国追逐这一既定霸权大战略中的一道新程序而已，从根本上说它服务于美国的超霸权战略需求。(注：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莱恩从现实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对霸权的含义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首先，霸权着眼于硬实力（hard power），获得军事统治力、经济主导地位及物质资源优势。其次，霸权源自于主要大国的抱负，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大国的私利。再次，霸权与极性密切相关，单极国际体系意味着存在一个单一的霸权国家。最后，坚强的意志是霸权国必不可少的条件。本质上看，霸权主要指的是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问题。(注：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第5页。)
莱恩依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促使美国选择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根本动机在于其国内的政策因素——“门户开放”要求的经济与意识形态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决定在欧洲追求超地区霸权是一个主观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国际体系结构的客观压力所致。美国大战略的目标始终是创造一个“门户开放”的世界——一种国际体系或世界秩序。经济“门户开放”的逻辑体现了美国目标与理想的“道德万能”政策，可为美国带来三大好处：经济繁荣、国内政治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三大好处正是美国霸权产生的前提。概言之，美国“门户开放”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如果没有美国霸权和扩张的支持就不可能实现。超地区霸权大战略要求美国在西半球以外的地区追求霸权，主要根源于美国国内因素而不是国际结构因素；是源自“门户开放”的需要，而不是客观的安全考量。(注：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第51页。)
莱恩认为，1940年以来，超地区霸权战略逐渐成为引领美国向前发展的总体方略，这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首先，美国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基础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次，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对苏大战略，其目标是在战后10年里通过防止苏联成为对等的竞争对手来确保其全球霸权目标的实现。在莱恩看来，是美国的霸权野心将美苏双方逐渐推入到冷战之中，战后美国对欧大战略从根本上是由“门户开放”而非冷战因素所驱动；第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欧大战略，目标是推行西欧霸权，实现“门户开放”。
（二）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基本局限
莱恩书中论述了美国当前大战略的主要局限及未来的战略选择，意在提出一种更适合美国未来发展的大战略，即隔岸平衡大战略。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一国拥有了霸权，那么整个国际体系不再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迈入了等级制度状态。(注：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415 n.13.)莱恩赞同国际体系处于等级状态，但认为这种等级状态并不意味着霸权国可以为所欲为。在塑造国际体系和支配国际事件的能动性方面，美国这个空前的霸权国也摆脱不了固有的局限：
第一， 按照权势转移的基本历史逻辑，奉行超地区霸权大战略从长远角度来看注定会加速弱化一国的实力。美国也不例外，它注定也逃脱不了这一逻辑曲线的束缚。
第二，从实践上看，美国超霸权理论也遇到许多问题：（1）经济和军事扩张必然招致相关国家的抵制和反抗，而扩张带来的地区不稳定从根本上危及美国的各种利益，美国甚至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2）美国的霸权目标是美好的，但效果往往不那么美好，甚至适得其反。霸权所倚重的一个根本手段是军事行动。然而，武力的运用除了耗费巨额的人力财力之外，其合法性也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质疑；（3）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纵深蔓延使得美国的传统霸权战略越来越陷入较为缓慢的行动空间。
第三，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特别是新兴行为体的出现，正在或潜在地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霸权秩序。总之，美国绝对优势能力的下降不可避免地掣肘着美国霸权行动的能力。
(三)战略调整与隔岸平衡大战略
全球态势的变化及美国现存大战略的基本缺陷是促使美国调整大战略的基本原因。莱恩认为，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的对外策略助长了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深入实践，这一过度扩张的姿态无疑带有现实的危险和未来的隐患。因此，如何“纠偏”以继续维持美国的权势地位是莱恩重新思考美国大战略的直接动因。可以看出，奥巴马在取代小布什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后，单从对外战略的方式上，就已经变更了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莱恩认为，美国应逐渐放弃超地区霸权大战略而选择隔岸平衡大战略。
与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前提假设不同的是，隔岸平衡大战略假定美国在欧亚大陆唯一重大的战略利益就是防止欧亚大陆出现霸权国家，欧亚大国间的战争不一定将美国卷入进去，且军事手段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式。隔岸平衡大战略承载四个重要支柱：将美国与未来可能在欧亚大陆发生的大国战争相隔离；避免为道义、他国或不必要的目标而战；增强美国本土防范恐怖主义袭击的能力；竭尽所能提升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实力及战略上的行动自由限度。(注：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第299页。)隔岸平衡是一项负担转移战略，而非义务分担战略。通过将自身的军事力量从欧亚大陆撤回来并且尽量保持审慎和克制，同时将欧亚大陆上主要大国自身防务的主要责任转交给它们自己，让其更加关注邻国的威胁。这样，作为隔岸平衡国，美国坐山观虎斗，以尽可能大的耐性强化美国的相对实力。(注：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第299页。)
从现实政策选择的角度看，莱恩建议，美国作为隔岸平衡手应做如下努力：退出北约和从欧洲撤军，由欧盟负责防卫欧洲大陆的内外利益；终结与日本的双边安全条约，帮助日本获得独立军事力量；防止与中国公开对抗；对俄罗斯采取超然和非对抗态度；从韩国撤军；实现永久性核霸权地位；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制定并实施本国新能源战略；调整中东政策，从海湾撤军，切实推进中东问题的解决；谨慎推行隔岸平衡大战略等。(注：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第335~339页。)
本质上讲，莱恩提出的隔岸平衡大战略是对“美帝国”收益与代价的综合考量，冀望于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收益。该战略不主张使用权势主导其他国家，而是尽力量采用非军事手段平衡其他大国间的关系。只有当某一大国产生破坏区域或地方性平衡的威胁时，美国才选择介入。这样做既有益于保存美国的相对实力，又有助于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投射能力。
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学者对美国大战略进行了诸多研究。关于大战略选择研究，霸权大战略、选择性干预大战略及隔岸平衡战略是较为典型的代表。比如，罗伯特·阿特将选择性干预大战略视作美国当前极佳的大战略选择，因为选择性干预战略能够维护美国核心盟国的利益和保持足量的前沿兵力，并能够维持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注：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阿特的理论根基是现实主义，但也吸纳了自由主义和少量建构主义的成分。显然，莱恩对于选择性干预大战略持保留意见。一方面他承认这种大战略较之于超地区霸权大战略更加符合美国的实力状况，另一方面该战略难以在未来肩负起引领美国持续掌控世界领导权的重任。
在分析1940年代以来的主导大战略时，莱恩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超地区霸权大战略，并分析此种战略最终将为隔岸平衡大战略取代。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本杰明·施瓦兹（Bejamin Schwarz）认为，《和平的幻想》一书是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最具有穿透力和大胆精神的著作。(注：Benjamin Schwarz, “Globaloney,” Atlantic Monthly, January/February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9/01/globaloney/7222/2/.)科林·杜克(Colin Dueck)称，莱恩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和平的幻想》中详细阐述“隔岸平衡大战略”，融概念、历史及政策问题的讨论于一体，具有深邃的历史视角、缜密的理论建构和大胆的政策指导功能。(注： Colin Dueck, “Book Review: The Illusions of Peac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1940,”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March 2007, p.218, available at: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Fulltext?type=1&fid=716196&jid=&volumeId=&issueId=&aid=716192.)《和平的幻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分析美国大战略的杰作，既分析了布什总统外交政策与过去的战略之间的连续性，同时批判了过去60年来美国追求霸权的动机，并且提出了一种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隔岸平衡大战略。(注： David F. Schmitz, “Book Review: The Illusions of Peac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194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June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jah/94.1/br_121.html.)从宏观上看，莱恩教授的研究视角为人们认知美国的大战略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莱恩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提出了超地区霸权理论和隔岸平衡大战略，对美国过去60年来的大战略轨迹及美国未来可资采用的战略进行梳理，将历史素材、理论根基和战略取向有机结合起来，在说理过程中展现历史和战略，在历史描述中分析理论和战略，在战略演绎中映射历史和理论。
与罗伯特·阿特的创作思路一样，莱恩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即对冷战后，特别是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大战略的一种重新思考。美国究竟推行了什么样的大战略？该大战略是否是美国的最佳选择？如果是，那么为何美国没有能够阻止21世纪初的恐怖袭击？可以说，正是由于现实事件的“意外”发生，深深刺激了莱恩这类学者，促使他们从整体角度思考影响美国现实政策取向的根本因素。莱恩提出的超地区霸权大战略实际上是小布什政府一直践行的指导思想，只是由于小布什过分倚重单边行动和先发制人，而使美国的选择空间大大减弱。小布什的鲁莽和冲动，毫无节制和缺乏审慎，正是莱恩忧虑的地方，因为长此以往，美国的霸权势必衰微。莱恩开出的秘方是进行战略调整，美国应逐渐弃用超地区霸权大战略，转而选择更为现实可靠的大战略。
莱恩的思想一如既往地反映了美国学者对于本国未来命运的理性思考，是对美国未来大战略的概括。在未来的世界中，权势转移及美国的霸权衰弱不可避免。莱恩通过历史轨迹和现实情势的综合考量，认为隔岸平衡大战略最能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隔岸平衡大战略为美国延缓霸权衰落指引以一条重要的发展道路。收缩空间，避免无端的介入和硬软实力的浪费，承认新兴行为体的作用，核心是做好预防潜在大国或组织的挑战，这是美国继续领导世界的关键。在2010年5月出台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弱化前总统小布什倡导的“先发制人”原则，摈弃“反恐战争”说法，并试图摆脱布什政府时期不受欢迎的单边主义政策，呼吁将美国的合作对象从传统盟友扩展到中国、印度等正在崛起的大国。(注：“U.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这一点似乎为莱恩思想的未来运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正如莱恩本人含蓄认同的那样，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根基深入人心，不会轻易让位于隔岸平衡大战略。但未来的总统（以奥巴马为起点）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总的来说，莱恩认为美国应明智且审慎克制自己，以降低他国对于美国权力的关注。假使美国不能践行多极战略和在军事、意识形态上的克制战略，它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一点是具有潜在危险性的。
自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以来，唱衰美国的论调不断出现。在当前美国大战略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下，莱恩教授的隔岸平衡大战略带有明显的韬光养晦内涵，即节省支出，避免过度扩张，严防核心挑战者。
莱恩的大战略思想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本杰明·米勒（Benjamin Miller）认为，在以“门户开放”政策为根源而持续追求美国霸权的论述上，莱恩将过去60年时间看作一个整体，因而忽视了冷战及后冷战时代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注：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Security Stuiesy, February 2010, p.28, available at: http://pdfserve.informaworld.com/691053__919476163.pdf.)杰尔·朗德斯塔德教授（Geir Lundestad）较为恰当地指出了本书的不足之处。他认为需要斟酌如下三点：首先，历史分析有待完善。莱恩在历史分析中，主要着眼于西欧、波斯湾和东亚这三个地区。因而，超地区霸权大战略存在模糊欠妥之处。最明显的例子来自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他认为美国对欧洲奉行的是一种“门户开放”政策，但是其开放力度似乎超过了美国大战略的支配范围，即允许欧洲发展成为独立的一极；其次，突出内因决定论。莱恩过度集中于内部因素，特别是追求霸权的“门户开放”决定论和意识形态扩张，而淡化美国与苏联的真实对抗。第三，轻视域外大国的作用。美国大战略的塑造受制于多方因素的制约，但是莱恩没提西欧国家如何鼓励美国在本地区采取更为积极措施的内容。(注： Geir Lundestad, “Book Review: The Illusions of Peac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since 1940,”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2008, available at: http://pdfserver.informaworld.com/691053_919476163.pdf.)
笔者认为，莱恩虽然强调用隔岸平衡大战略取代超地区霸权大战略，但没有言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指出两者之间是否可以交叉使用，或者是否可以与其他大战略结合使用。实际上，在操作层面，美国通常诉求的是多种大战略的“变体”，而不是某一特殊的大战略。莱恩对此没有深入探讨。广义上讲，米尔斯海默、莱恩和沃尔特都主张隔岸（离岸）平衡，只是三者的侧重点不同而已。米尔斯海默认为水域会限制美国域外的投射能力，美国应追求一种区域性霸权；(注：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236.)相反，莱恩却认为，水域不是阻碍条件，美国能够追求超区域霸权，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铁证。沃尔特认为美国应追求多极隔岸平衡，借助北约、联合国等多边组织平衡他国。(注：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Norton, 2005), p.222.)莱恩虽然也提倡美国诉诸多极隔岸平衡战略，但他清楚多极隔岸平衡不是美国领导者惯常推行的策略。此举是对美国单独行动可能性的默认。莱恩希望避免采取武力来推行隔岸平衡大战略，但他为军事介入其他地区的事务预留了空间。他的思维虽然锁定在“外交为上、军事为下”的逻辑上，但显然疏于对国际正义、公平及美国对外行动的合法性等问题的探讨。
概言之，本书提出了研究美国大战略的另一视角，虽有瑕疵和遗憾，但是莱恩的努力为思考国家大战略的浮动性和适度性创设了必要的铺垫。
客观地说，在一定时限内，一国的大战略处于相对稳定的态势，不会因普通变量的干扰而发生根本性变革。历史上，英国曾长期奉行“光荣孤立”战略，美国从建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洲大陆以外总体上推行的是“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路线，俄国在沙皇时代力主对外扩张战略，而中国则在晚近的封建王朝时代一直恪守“闭关锁国”战略。大战略的相对稳定性根源于国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个人、集团、阶层、阶级或整个民众的总体倾向和战略意志。这是以实力后盾的相对稳定性为前提的，同时，也离不开国际制度影响力的相对恒定。可以说，战略观念、国家实力和国际制度是构建国家大战略的核心变量，也是维持国家大战略的主要支柱。(注：门洪华：《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框架性分析》，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第22页。)
一般来讲，大战略的调整或浮动（而不是突变）在上述变量稳定的前提下是不会出现质的“飞跃”，但是这种趋势变化是潜在发生的，甚至是必然发生的。大战略的浮动性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大战略自身的局限性和非大战略因素。大战略不应是乌托邦，而应是对一国情势的主客观考量，它必须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中，且没有明晰的时空限制。大战略本身的局限性主要发轫于它的时空限制。尽管大战略具有宏观、长远的持久力，但这不等于说大战略是一成不变的。反之，虽然不能准确预测或指出某一大战略的时效性和区域影响度，但大战略自身运行轨迹的实效性必然会有一个浮动进程。一国大战略的运行成效类似于市场经济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规律，总是围绕着一国的核心目标波动或浮动，而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确定性极大地影响大战略的浮动性。另外，大战略不是完美无暇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也不可能涵盖一国所有的愿望、目标和追求。大战略是一种宏观的运筹帷幄，然而，这种全局性战略有时也需要其他“兄弟”大战略的“陪衬”或“补充”。这也是大战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软肋”。
大战略浮动性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也即非大战略因素。此因素又分为两部分，即国家内部和外部。基于上述分析，国内的影响变量主要是自身的实力和领导阶层的意愿，国外的变量集中体现在国际制度及权势兴衰上。突发事件可能造成大战略的骤然浮动，甚至产生较大的振荡。日本偷袭珍珠港和九一一事件都曾迫使美国领导层作出幅度较大的战略调整。按照莱恩的设想，美国自1940年以来追求的是超地区霸权大战略，无论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全球性“反恐”战争，都没有根本超越超地区霸权的逻辑框架，只不过推行这种大战略的具体形式产生咄咄逼人的态势，以至于美国这种黩武主义倾向在后冷战时代尤其令对手或同伙感到瞠目结舌、不可思议。
第二次世界大至今，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或领导地位。两极格局和“一超多强”的后冷战格局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利益而运作，其中不乏实力和意愿的变动，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础。在两极时代，美国的实力曾一度遭受苏联的挑战而勃发“衰弱”论，但苏联的解体很快又使美国人乐观起来，以至于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实力是其他国家短时间无法赶超的。克林顿政府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虽然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大体还是为了寻求超地区霸权。然而，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已经使国际权势对比发生了悄然的变化。美国稳坐世界头把交椅，可以在全世界“发号施令”，但过度的扩展理念正在耗费它积聚数十年的能量。人道主义干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正在吞噬它的权势基础。与此同时，随着欧洲、亚洲等地区新兴行为体的日益崛起，美国的权势和对国际制度的塑造正在遭受严峻的挑战。一些悲观论者甚至指出，由于陷入帝国的迷思，美国的优势地位业已处于土崩瓦解的过程中，如果不及时调整战略，美国时代的终结将比“历史的终结”更加显著。(注：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包括科特·斯耐德和查尔斯·库普乾等，前者的代表作为《帝国的迷思》，后者的著作是《美国时代的终结》。)
因此，依据莱恩的逻辑，美国过去60年的主导大战略——超地区霸权从未发生本质的变化。“霸权稳定论”、“霸权后合作”、“国际机制”、“先发制人”等都是因时代变迁而实现美国领导地位的不同方式。美国大战略的纲要没变，变的是半个多世纪里特定年代的战略举措。
毫无疑问，大战略的浮动性是客观存在的。古往今来，在时空纬度里，没有恒定不变的大战略。大战略受制于特殊的环境，主要体现一定情势下国家或者主导某个国家的领导阶层的基本利益或观念抱负。在“美国治下的和平”环境中，美国大战略的浮动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可以预料的是，浮动性意味着国家大战略的根基没有变化，美国依旧在追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推行霸权战略。现任总统奥巴马发布的《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没有超越这一范畴。报告明确表示美国继续要维持其世界的领导地位，其意在表明，美国的超地区霸权思维仍然是白宫当局的主要依托。
为了论证超地区霸权战略的可替代性，莱恩根据美国国内和世界格局的现实走势，提出一种能够长久维持美国领导地位的大战略，即隔岸平衡大战略。其核心要点是避免过度扩张或“参与”世界事务，收缩自己的行动空间，保存实力，遏制潜在行为体的挑战。应该说，隔岸平衡大战略是对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一次修正，是莱恩基于实力、观念、制度等张力而提出的一种较为审慎的美国大战略。该大战略虽没有完全改变先前的大战略模式，但也在量变的过程中促进了部分质变。比如，隔岸平衡意味着责任移交和线路修正，而不是到处插手和惟我独尊。如果美国政府采纳莱恩的主张，那就改变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惯常采取的“主动出击”的战略，或许部分回归到建国之父们所设计的“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战略线路上。这一转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美国依旧要维护其世界领导者地位，但在地区事务或世界事务中或许更加偏重沟通、协商、合作等“软性”方式，而较少地选择武力威胁及军事行动等“硬性”手段。
莱恩上述论证的深层机理在于：大战略具有浮动性，而浮动性又是大战略适度性的前提条件。这是莱恩提出用隔岸平衡大战略取代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主要思路。国家内外各种变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到大战略的浮动性，而大战略的浮动性又引起国家内部决策者对大战略进行适度调整。大战略的适度性主要表现为大战略的延续性和生命力。延续性突出大战略的历史关联性，制定超越历史阶段和违背国情的大战略无疑损害大战略的适度性（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渐进式大战略，而不是革命性大战略）。生命力是与大战略的前瞻性和“先进性”联系在一起的。符合当前需要，又能映射未来数载、数十载甚至数百载的大战略是决策者无法回避的现实要求。生命力说到底是一个方向问题，它要求决策者至少在现有大战略的方向上要有比较适度的认识，对本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透彻的把握。在具体操作上，“先进性”不一定意味着标新立异和更新换代，它提倡一国通盘考虑影响本国大战略的各种变量，慎重整合、分析和评估所有变量的影响力度，制定和执行一种既符合本国实际要求、又能统领未来发展的方针政策。
大战略的适度性是验证大国战略效用的关键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战略是否具有适度性，与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莱恩正是认识到这一要义而力主调整美国大战略。在他看来，隔岸平衡大战略要比超地区霸权大战略更具有现实的适度性，更能延续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生命力，更能保持美国长久的繁荣昌盛。然而，维持大战略的适度性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影响它的变量甚至比影响大战略浮动性的变量更多，更复杂，更难以把握。除了实力、观念、制度的变量外，国内领导层的经验、政府的更迭、全球突发性事件或危机等高度变化的新情势因素往往令一国决策层难以制定和推行适度性的大战略。其中，目光短浅和追求眼前收益是最致命的影响因子，它甚至能够破坏或中止既定大战略的延续性和生命力，促使国家陷入“歧途”。
魏光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安徽阜阳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