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

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分析

朱世达　　　

　　〔内容提要〕美国的政策是影响美国软实力强弱的主要因素；追求国家利益是美国塑造和运用软实力的动因；美国在展现其文化价值观时，如果时机和地点选择不当，或与当地文化相违背，反而会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发挥，甚至酿成文化冲突和反美主义。在美国软实力的构成中，其政治影响力与文化价值影响力之间存在着分裂现象，这是影响美国发挥其软实力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美国政治 美国文化 软实力 国家利益 宗教性

　　近一个时期，美国遭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失业率几近两位数，(注： 据美国2010年9月3日发表的8月份的劳务报告，失业率为9.6%。) 美国政府一年的赤字高达15万亿美元，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注： Andrew Quinn, “Hillary Clinton Says Deficit Sends Message of Weakness,” Reuters, September 8, 2010.) 这意味着赤字占到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0%，(注： 谢国忠：《现行错误政策将引发更严重危机》，财新网，2010年8月31日。) 这种情况实属罕见。近年来，人们对以自由市场﹑浮动汇率和选举政治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产生了诸多疑惑也是因为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人们又开始援引保罗·肯尼迪 （Paul Kennedy）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观点：“一个帝国为支撑其势力必然要支付巨大的军事开销，这样，帝国所赖以君临天下的财富会因此而消融殆尽，这必然将帝国无可挽回地引向衰落和灭亡。” (注： Pier Brendon, “Like Rome before the Fall? Not Yet,”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Hereafter cited as IHT), February 26, 2010, p.6.) 在经历了此次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美国的未来产生疑惑：美国进入一个相对衰落的阶段了吗？美国软实力的现状如何？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是哪些？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一个深入而全面的分析，由此才能得出较为理性的结论。

一　政策因素

　　在国际政治中，作为唯一的世界霸权国，美国自然有优越于其他国家的地方，这种优越性使它具有一种天然吸引力（natural attractiveness），这就是它的软实力。根据约瑟夫·奈 （Josef S. Nye, Jr.）的说法，“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和劝说其他人采取你的目标，得到你所希冀想得到的东西的能力。”他指出，美国的软实力“来自美国的文化和美国的政策。”(注： Josef S. Nye, Jr., “Propaganda Isn't the Way: Soft Power,” IHT, January 10, 2003, p.6. ) 也就是说，美国的软实力来自美国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

　　在影响美国软实力的诸种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它的政策因素。约瑟夫·奈认为，“目前的反美情绪是由于我们的政策。” (注：Josef S. Nye, Jr., “America Must Regain its Soft Power,” IHT, May 19, 2004, p.8.)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政治的决策中每每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帝国冲动，试图影响或控制远在海外的政治或其他方面的结局的帝国野心。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达了这样一幅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图景：“最终，美国将利用目前的时机在全球推广自由的好处。我们将积极地将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注： 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eds.,Anti-Americanism, Vol.4, (Oxford/Westport, Connecticut, U.S.A.: Greenwood World Publishing, 2007), p.55.) 当美国遏制或收敛其帝国冲动时，海外对它的评价就会比较正面，美国的软实力就较强；反之，美国就会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唾弃。

　　从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一规律。以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攻击及其后时局的演变为例，可以看出美国的软实力和它的政策是如何紧密相关的。事实上，在九一一袭击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人对美国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是同情的。即使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决策者决定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开战之初，美国仍然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国际支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布什政府越来越推行干涉主义方针，甚至不惜走单边主义的道路，使用武力干预其他主权国家的内政，强行推广美式民主，专注于“政权更迭”。更有甚者，布什总统在一次讲话中将这场反恐战争描述为“十字军”征伐，这样一来，美国反恐战争就越来越像是一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这使美国在世界上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对美国的支持率在世界上持续下降，低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注：Steven W. Hook, U.S. Foreign Policy (CQ Press, Washington, D.C., 2008), p.221.) 美国的“帝国傲慢”损害了它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注： 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op.cit., p.170.) 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前，对美国的支持率在土耳其是52%，在印尼是75%，在巴基斯坦是23%，但在布什政府2003年3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后，对美国的支持率在土耳其和印尼这两个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国家都骤降至15%，在巴基斯坦降至13%，在约旦降至惊人的1%。“帝国傲慢”（imperial hubris）使美国的软实力在这些穆斯林国家消融殆尽。（见表1）

表1　对美国的支持率（%）

　　资料来源：22-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June 17, 2010.

　　奥巴马总统2009年就任之后，改变了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开始实行多边主义路线。奥巴马认为应该在外交努力无效的情况下才诉诸武力，这与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同时，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表现出他的包容。他欢呼美国是一个由“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印度教徒和无神论者组成的一个杂拌儿。”他是第一个在就职演说中谈到穆斯林的美国总统。他旁敲侧击地谈到叙利亚和伊朗，“我们愿意伸出手去，如果你们愿意将拳头松开的话。”(注：Nicholas D. Kristof, “The Remaking of America,” IHT, January 23, 2010, p.7.) 约瑟夫·奈评价说，这对主流穆斯林是有利的，它将使外交政策带有一种非常不同的调门。(注： Requoted from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emaking of America,” IHT, January 23, 2010, p.7.) 奥巴马在穆斯林国家的支持率比布什总统高得多。他在埃及的支持率为42%，在印尼为71%，在黎巴嫩为46%，分别比布什总统高出31%，48%和13%。（见表2）

　　正如民主党智囊理查德·霍尔布洛克 (Richard Holbrook) 指出的，“对这场针对世界上10亿穆斯林心灵的所谓的（心理）战争做出限定是具有决定性和历史性意义的。”(注：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op.cit., p.250.) 奥巴马采取措施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他的开罗演讲赢得了伊斯兰世界的广泛赞同。 格林威 (H.D.S. Greenway) 评论说，“他在开罗显示了象征性的尊敬，他懂得象征性的力量。”(注： H.D.S. Greenway, “Europe's Honeymoon with Obama Is Over,” IHT, April 8, 2010, p.6. ) 美国中东特使乔治·米歇尔 （George Mitchell）说，“在白宫还从没有哪一位总统如此献身（于以建立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为目标的中东和平进程），在我们所有在座的人的有生之年中也不会再有另一位总统如此献身于这一问题了。”(注： Roger Cohen, “Beating the Mideast's Black Hole,” IHT, April 27, 2010, p.8.) 在巴勒斯坦，在2009年6月4日奥巴马演讲后，对美国的支持率从14%增至19%，不支持率从84%降至80%；对奥巴马领导力有信心的从21%升至26%，对奥巴马领导力没有信心的从76%降至72%；认为奥巴马将考虑穆斯林利益的百分比从27%升至39%。(注： Source: 22-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June 17, 2010. )

表2　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会做正确的事吗？（%）

　　资料来源：22-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June 17, 2010.

　　由此可见，政策是影响美国软实力的主要因素。分析表明，如果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它的软实力就会削弱，甚至消融。

二　国家利益因素

　　追求国家利益依然是美国塑造和运用软实力的动因。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软实力变得十分必要，不仅是由于苏联实验的垮台使世界政治愈益复杂，而且还因为它将使美国更容易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注：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op.cit., p.246.) 从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一问题来分析美国政策与软实力的关系，就可以看出美国的软实力是为它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政府抵御其国内种种要求实行经济制裁，也即运用硬实力压人民币升值的努力，而使用以谈判和劝说为主的“外交的方式来劝说中国将人民币升值”。(注： Reuters, “U.S. Avoids Clash with China,” IHT, July 10～11, 2010, p.15.) 以谈判和劝说为主的外交的方式比动辄使用硬实力的傲慢的高压政策能更好地解决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

　　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白宫试图用高压手段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冲动非常明显。财政部长盖特纳 (Timothy F. Geithner)在国会的听证会上矛头直指中国，称中国“操纵人民币”。盖特纳在2010年9月16日就人民币汇率和中美经济关系问题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作证时，明确要求中国“让人民币汇率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他说：“我们也在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使用哪些综合工具和国际多边方法能有助于鼓励中国官方在这方面加快速度。”奥巴马总统也发表过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言论。2010年9月20日他表态说，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未尽全力，美国将较过去“更有效地”执行贸易相关法律。

　　在有关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2010年3月，众议院130名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实施惩罚性的关税和其他手段，以对抗人民币被低估。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查尔斯·E. 舒默（Charles E. Schumer）提出议案迫使财政部将人民币列为被操纵的货币。在议案中，他们援引了经济政策研究所 (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的一项研究报告说，2001年到2008年间，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使美国丧失了240万个就业岗位。格雷厄姆称，“使中国行动起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强硬的立法。”(注：Sewell Chan, “China Gives No Signal of Currency Change,” IHT, March 26, 2010, p.17.) 2010年9月29日，众议院以348比7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

　　根据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计算，“在未来几年中，中国的重商主义有可能夺去美国大约140万个就业岗位。”(注：Paul Krugman, “Chinese New Year,” IHT, January 2～3, 2010, p.6.)他建议对中国进行威胁：“如果所有甜蜜劝说都无用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美国财政部必须停止回避（这一问题）。……在目前，很难看到中国将改变它的政策，除非让它面临威胁。” 他提到，1971年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进口货物征收一种10%的临时性的附加税，几个月后终于解决了德国和日本货币被低估的问题。他建议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威胁，只是进口附加税应该升至25%。他说，“该是采取立场的时候了。”(注： Paul Krugman, “Taking on China,” IHT, March 16, 2010, p.7.)

　　然而，在2010年4月初，美国财政部一改先前的强硬态度，决定推迟原定于4月15日就贸易伙伴汇率问题每半年向国会提交一次的报告，直至7月8日才公布该报告，而且报告并未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路透社在评论中说，“财政部长盖特纳追求一种更为外交的方式，竭力劝说北京，采取一种由市场调节的货币政策是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的。”(注：Reuters, op.cit.)白宫在一篇低调的声明中说，奥巴马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谈话中只是提到中国“需要迈向一个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注： “Balance of Trade,” IHT, April 15,2010, p.6.) 这也是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所谓的“华盛顿和北京相互迁就，给各自留下在国内行事的空间。”(注： Charles A. Kupchan, “Soothing China-U.S. Tension,” IHT, March 31, 2010, p.8.) 塞维尔·陈（Sewell Chan）分析认为，“这表明（美国）当局更愿意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分歧，而不是正面对峙。……通过推迟报告，奥巴马政府给予中国人以喘息的时间，使他们能按自己的方式调整人民币币值。” (注： Sewell Chan,“U.S. Puts off Showdown with China on Renminbi,” IHT, April 5, 2010, p.1.)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R. Lardy）认为，这“表明当局愿意在一个多边的而不是一个单边的基础上来讨论这个问题。” (注： Sewell Chan,“U.S. Puts off Showdown with China on Renminbi,” p.15.)

　　渣打银行上海办事处的经济学家斯提芬·格林 （Stephen Green)认为，“盖特纳先生需要面对来自美国的批评，认为他对中国过于软弱了。”(注：Vikas Bajaj and Keith Bradsher, “In New Sign of Warmth, Geithner to Visit Beijing,” IHT, April 8, 2010, p.18.) 事实上，美国政府当时希冀通过较温和抑或是柔性的外交手段解决分歧，也是因为它面对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美国有软肋捏在中国人手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拥有10000多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是对美国的一个极大的掣肘力量。保罗·克鲁格曼在评论中提到，美国现在受制于中国，美国有人担心，如果美国公然挑衅中国的话，中国有可能抛售它手中的美元资产。(注： Paul Krugman, “Taking on China,” IHT, March 16, 2010, p.7.)杰夫·索穆尔 （Jeff Sommer）指出，中国只要稍微做出这种暗示，就可能给业已相当脆弱的美国经济带来打击。(注： Jeff Sommer, “The Slippery State of U.S.-China Trade,” IHT, April 12, 2010, p.17.) 经济学家迪恩·贝克则称，“在过去一年里，存在一种恐惧感，担心中国在某个时候因为对美国政策不满，用不再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来惩罚美国。这种趋势被认为会将美国经济引向金融的大决战。”他还称，“这也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在敦促中国升值人民币的行动中不可能十分坚决。”(注： Dean Baker, “The China ‘Threat’,” IHT, April 7, 2010, p.6.)

　　美国政府希冀通过较温和或者说柔性的外交手段解决分歧，也是因为它面对另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立场，因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中国外汇储备将损失168亿美元，人民币升值40%，中国外汇储备将损失约6720亿美元，所持美债80%都将化为泡影。正如分析家所指出的，“中国官员异乎寻常地表示他们不会做出在他们的人民看来像是在美国压力下做出的政策变化。”(注：Vikas Bajaj and Keith Bradsher, “In New Sign of Warmth, Geithner to Visit Beijing,” IHT, April 8, 2010, p.1.) 库普乾评论道：“美国越压中国将人民币升值，中国领导人则将更加坚守他们的立场。”他指出，“华盛顿希望人民币升值是对的，但通过恫吓北京以达此目的则是错的。”(注： Charles A. Kupchan, “Soothing China-U.S. Tension,” IHT, March 31, 2010, p.8.) 美国报纸也报道说，中国官员特别是商务部官员“声言中国不会按美国的想法行事，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的压力是非理性的。”(注： Keith Bradsher, “China Officials Take Currency Tiff Public,” IHT, March 26, 2010, p.1.) 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美国也表示，“中国政府绝不会屈服外国要求我们调整汇率的压力。”(注： Sewell Chan, op.cit. ) 与此同时，中国民众支持政府抵制美国压力。美国报纸报道说，美国的压力“在互联网聊天室和中国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中引起反美情绪，它们表示中国一定不能‘后退’。” (注： Keith Bradsher, “China Officials Take Currency Tiff Public,” IHT, March 26, 2010, p.1.) 库普乾从北京回到华盛顿后在一篇评论中说，愤怒地要求国家领导人顶住美国的恫吓的声音，充斥在中国报刊和互联网博客社区。(注： Charles A. Kupchan, op.cit., p.8.)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政府也不得不考虑中国民众的情绪。

　　这表明，美国政府运用软实力是其对国际和国内政治进行权衡的结果。一方面，它不得不顺应国内政治的诉求;另一方面，在有些时候，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它不得不采取一种劝说性的外交姿态，施展其柔性的一面。不管中美将来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将会进行怎样的博弈，这种柔性方式仅仅是软硬兼施的一个方面而已。正如哈佛教授尼阿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一针见血指出的，“软实力仅仅是一副包藏铁手的丝绒手套而已。”(注：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op.cit., p.246.) 终极的考虑仍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三　价值观因素

　　价值观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相信通过运用软实力，可以更好和更有效地推行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奉行个人主义，社会和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和实现人的幸福。它同时奉行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的价值观。在政治上，美国创造了自治结构的模式，实行权力制衡的宪政原则。以好莱坞电影、爵士乐、乡村音乐、麦当劳为代表的美国俗文化，以它的平民性﹑通俗性﹑民主性、非贵族性和娱乐性而符合广大民众的需要。美国在本质上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兼收并蓄地吸收了世界各地的精英文化，具有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它的移民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前沿科技的家园。美国社会具有完善的鼓励创新的机制，它鼓励与众不同，鼓励独立思考。这是美国文明的理性部分，也是它的软实力，吸引着其他国家和人民。然而，人们看到一种奇特的国际政治文化现象：本来是美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或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进行了错误地运用，或是与当地文化相违背，却也有可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酿成文化冲突与反美主义。有些美国学者认为反美情绪“不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注：Josef S. Nye, Jr., op.cit.)的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有些反美情绪就是源自美国文化，源自从美国文化衍生出来的政策。

　　如果从美国的宗教性和从其宗教性而衍生出来的政策来进行分析，就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结论。例如，虽然美国和欧洲在文化上都同属希腊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但在奉行界定西方的核心价值，即多元性这一方面，美国和欧洲产生了重要的歧异。欧洲人仍然保持着他们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美国则远没有欧洲那样世俗化。美国领导人怀着清教徒的宗教使命感，致力于建立一座“山巅之城”。美国外交政策的帝国动力便是“一种使命感，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一种福音的狂热。”(注：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op.cit., p.261.) 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期间的历次演说中都提到要在世界上重建美国的“道德权威”。(注： Please refer to Steven W. Barnes, “Whose Face to the World?” IHT, May 24～25, 2008, p.6.) 由于其宗教性，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执意推行福音，推广民主。美国人的使命感本身就是一种福音布道的延续。美国人“非善即恶”的二元论 (Manichean vision)及宗教的作用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影响日增，造成了美国与多元的世俗主义的欧洲之间的裂痕，这也是造成欧洲反美情绪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一次就“世界如何看待上帝”的问题在10个国家1万人中的调查，54%的美国人经常前往教堂做礼拜，而在英国这一数字仅为21%，在俄罗斯只有7%。79%的美国人相信有神论，在英国这个数字仅为46%。(注： Ari L. Goldman, “When All Is Quiet on Church Lane,” IHT, February 28～29, 2004, p.7.)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次调查，荷兰和法国的大多数人及英国和德国的许多人认为美国人具有太强的宗教倾向，而大部分美国人却认为自己国家的宗教性还不够。(注： 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op.cit., pp.57～58.) 欧洲的世俗性（secularism）和美国的宗教性（religiosity）之间的分歧就在于，欧洲国家将宗教视为个人的一种反省和选择，将其纳入私人领域，公民身份与政治身份相联系；而在美国，宗教左右社会和公共政策。马塞尔·范·赫本 （Marcel Van Herpen）指出，在美国，在公众的自我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宗教色彩，许多人相信美国“在世界上需要起一种特有的执行神意的作用”，他们相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 在布什政府的外交语言中，宗教的色彩十分浓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福音派和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新基督教右派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日益增大，成为左右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力量。赫本认为，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复兴“使美国政府更容易从‘非善即恶’的二元论视角来定位反恐战争。”(注： 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op.cit., p.58.) 这种宗教性语言使世俗的欧洲人深感忧虑，美国的例外论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疏离了欧洲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4年3月的一次调查，62%的法国人、59%的德国人、34%的英国人对美国持有“非常”或者“有些”不赞成的看法。英国广播公司 2005年1月举办的一次调查显示，54%的法国人、64%的德国人和50%的英国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是一种“负面的力量”。(注： 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op.cit., p.71.) 欧洲人由此发展到对美国社会和道德价值的评价日渐负面。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欧洲对于美国公众看待美国在世界上应如何行动的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和我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的（欧洲）总是说我们非法地行动，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在更早的时候消融我们行动的能力。”(注： 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op.cit., p.231.)这就消融了美国的软实力。皮尤中心2005年的全球态度调查显示，欧洲人在认为美国人诚实﹑有创新精神和勤劳等美德的同时，又认为美国人贪婪和暴力。(注： 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op.cit., p.61.) 欧洲人持续对美国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霸权有一种恐惧感，对美国化所可能造成的对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性的冲击深感忧虑。由此可以看出，价值观因素，特别是美国关于“必须履行其特别的历史使命”的宗教观念对美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的宗教观念反过来又遏制了美国自身软实力的发挥。这是美国软实力面临的一个悖论。

四　认知因素

　　美国在海外施展软实力的过程中，往往发现它所奉行的所谓普遍价值与当地的文化价值发生冲突和矛盾。(注： 本文中的文化价值是指客观事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一定文化需要的特殊性质或者能够反映一定文化形态的属性。) 这是一种认知上的错位，每每造成误解甚至对抗。

　　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交往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非都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双方之间存在误解，在于自我认知同对方对自己认知之间的反差。(注：参见新华网与《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6月28日对王缉思的访谈：《中美一直在误读对方：对彼此责任存在认知错位》。)正如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endelson）所说的，（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期望与中国对自身扮演的角色和责任的估计之间存在着错位（mismatch）。(注： Peter Mendelson, “We Want China to Lead,” IHT, February 12, 2010, p.6.) 这种错位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也是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之一。

　　 研究发现，在美国向中国施展软实力时，这种错位的表现之一就是其政治影响力与文化价值影响力之间存在着分裂现象。美国既被视为一种威胁、一种精神污染的腐败的源头，又被看作是一种现代化的模式；美国既被视为敌人，美国文化价值（这包括其普世性的价值）又获得一定的尊敬。“在中国，关于美国的话题无处不在，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底层，城市还是农村，知识分子还是贩夫走卒，关于国际事务还是国内生活，美国永远是一个被用来比较、夸赞、羡慕、嘲笑，甚至咒骂的对象。中国人对美国的爱恨交加可以说到了极致。”(注：刘方炜：《美国人的形象》，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12月21日。)“笼统而单纯地谈论起美国来，人们往往更多地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诟病很多。但是，如果结合国内的情况和具体的事例，特别是涉及到与己有关的生活和工作的细节时，相应的美国因素往往就变成了一个正面的标准，人们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处境，对美国生出无限的艳羡之心，美国的形象在这种时刻顿时高大起来。”(注： 刘方炜，前引文。 )

　　以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感受数据为例。当1996年国会有人提出提案要向西藏派驻使节、批准李登辉访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时，《中国青年报》在《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读者调查中，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的人占87.1％。(注：吴鲁平：《中国青年眼中的美国》，载《中国青年报》1996年5月11日第4版。) 在1996年另一次调查中，53.5％的人认为美国社会的民主、自由是虚伪而不真实的，对美国在国际上推行民主的行为，持否定态度的则上升为81.2％，大学生群体中持这一看法的达到87％；93.8％的人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不友好，大学生中的比例最高，达95.9％；91％的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设置障碍，大学生中的比例最高，达94.7％；86.9％的人认为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是干涉内政，大学生中的比例最高，达91.8％；90.3％的人认为美国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霸权态度，大学生持这一看法的比例最高，达95.7％。(注： 吴鲁平：前引文。) 然而，在同一次的调查中，中国青年中有87％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生活富裕、国家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74.3％的人认为美国社会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75.1％的人则认为美国社会的办事效率较高。(注： 吴鲁平：前引文。) 65.49%的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适合于美国国情，如加上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有普遍意义的，则达到84.13%。(注： Zhao Mei, “Chinese Views of America: A Paper Read at the Forum ‘Chinese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udan University, April 22, 2004.)

　　这种在软实力问题上的政治与文化分裂现象也表现在中国大学生留学目的地的选择上。尽管存在着反美情绪，中国人最乐于出访和旅游的国家、最乐于让孩子前往留学的国家中，美国都居首位。(注：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1998：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1页。) 根据2004年2月至4月对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等地886人（寄发1000份问卷，回收886份，回收率为86.6%）进行的调查，在大学生中，12.81%的大学生会“毫不犹豫”地去美国留学，如加上“想去，但要视条件”，则高达89.95%。(注： Zhao Mei, op.cit.) 作家刘方炜曾列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名中国初中生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被炸兴高采烈地说“美国人活该，谁叫它在世界上这么霸道”，然而多年后当他要出国留学时，“不是美国的大学，坚决不上”。(注： 刘方炜，前引文。) 也可以从中国年轻人对好莱坞电影《阿凡达》的热捧上，看出这种政治与文化分裂的现象。尽管中美之间因美国向台湾军售﹑美国总统会见达赖等事件发生波折，《阿凡达》在中国的最终票房仍然超过惊人的9亿元。

　　因此，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认为，就总体软实力而言，美国在中国高居第一；美国影响力（包括政治的、外交的、人力资本和经济的影响力）在过去的10年中增长了。(注： David Shambaugh and Thomas Wright, “Asia Still Likes Americ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09.) 这种影响力包括政治的和外交的影响力。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确实存在一种美国情结，这是美国软实力持续影响中国的原因之一。1997年9月对北京、上海、广州1500人的调查显示，27.1％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美国在国际上是中国的朋友，58％的受访者对美国总体上抱有好感。(注： 汝信、陆学艺、单天伦：前引书。) 北京零点咨询公司（Horizon）在“中国人眼中的世界”调查项目中发现，在1999年60.9%的受访者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在2004年，63%的受访者持积极看法。调查指出，虽然数字的渐进变化微不足道，但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注： Brendon O'Conner ed, Anti-Americanism, Vol.3 (Oxford/Westport, Connecticut, U.S.A: Greenwood World Publishing, 2007), p.249.) 根据芝加哥世界事务委员会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08年在日本、韩国、中国、印尼和越南进行的一次调查，近年来，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明显地更为热情，中国受访者对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持续地持积极的态度。(注： David Shambaugh and Thomas Wright, “Asia Still Likes Americ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09.) 中国人在2009年对美国的支持率为47%，在2010年为58%；在2009年对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达62%。(注： 22-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June 17, 2010. )

　　中美关系是21世纪世界政治中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构建未来世界新的政治与经济秩序中，中美关系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注： Roger Cohen, “The Dragon's Swagger,” IHT, January 12, 2010, p.6.) 可以发现，在中美关系中存在一种“台地”式的线性模式，关系陡然地升温，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陡然地降温。这主要因为在中美关系中存在诱发冲突的因素。在这些诱发冲突的因素中，有一部分是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比如，中国说自己要和平发展，而美国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一种威胁；中国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说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居第99位，位于牙买加﹑泰国﹑萨尔瓦多﹑纳米比亚之后，而美国认为中国已然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应负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这种在相互理解和认知上的错位是两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错位也是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之一。找到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并设法缩小或消除这种相互理解和认知的错位，让两国在文化价值上找到更多的共同点、交汇点,如学习相互的文化﹑历史和语言,(注：据美国驻华使馆统计，现在在中国学习的美国留学生达2万人，在未来4年中将达到10万人。据2009年度美国“门户开放报告”，中国学生占在美国学习的国际学生总量的14%。中国大陆赴美学生人数占全世界第二。2009年1月1日到11月15日，美驻华使馆共签发了90000多个学生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比2008年增加了23%。) 将给中美这两个重要的国家在21世纪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提供一个坚实的、理性的基础。

结　　语

　　软实力本质上是一个变数。它是受政治和经济实力影响的。实际上在劝说和吸引力的背后，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作后盾。

　　即使存在巨额的债务而引发的泡沫，美国模式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归根结底还是硬实力在起决定性作用。美国经济在1991年和2009年之间增长63%，而在此期间，法国经济仅增长35%，德国增长22%，日本增长16%。1975年，美国经济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26.3%。今天，在亚洲诸国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它仍然占世界总产值的26.7%。(注：David Brooks,“Innovation First,” IHT, December 9, 2009, p.9.) 虽然美国遇到了金融危机，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会衰落，美国社会有自我修补的机制。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实力仍将为它的软实力提供最重要的后盾。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目的是一致和相辅相成的，它们实质上是胡萝卜与大棒、牧师与刽子手的关系。在鼓吹美国政治体制和新自由主义的背后，有一只军事和经济实力的铁腕在支撑着。所以，硬实力和软实力有一种内在的互补关系。保罗·范·汉姆 （Paul van Ham）这样叙述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干涉主义需要合法的外衣（道德的或者国际法的外衣），没有这种外衣，强制性的手段会引起太大的抵抗。……软实力需要必要的资源和决心，将承诺付诸行动……因此，当今的美国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即没有美国的硬实力和‘它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那么，它的软实力就会立即消融。”(注：Brendon O'Conner and Martin Griffiths, op.cit., p.250.)

　　在对影响美国软实力诸因素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的政策是影响其软实力强弱的主要因素。当美国遏制或收敛其帝国冲动时，海外对它的评价就会比较正面，美国的软实力就较强；反之，美国就会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唾弃。

　　（2）追求国家利益依然是美国塑造和运用软实力的动因。

　　（3）美国的软实力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进行了错误地运用，或是与当地文化相违背，就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酿成文化冲突与反美主义。

　　（4）价值观因素，特别是美国以“使命观”为代表的宗教观念，对它的外交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这种宗教观念反过来又遏制了美国自身软实力的发挥。这是美国软实力面临的一个悖论。

　　（5）在美国软实力的构成中，其政治影响力与文化价值影响力之间存在着分裂的现象。这种分裂也是影响美国发挥其软实力的因素之一。相互理解和认知上的反差与错位，是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朱世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