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编者按：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1981-2011），本刊编辑部专辟“回顾与展望”栏目，刊登系列文章，回顾美国研究所建立和成长的难忘历程、总结30年来我国的美国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展望未来本学科的发展前景。本期刊登陈宝森、霍世亮先生的回忆文章，以及对资中筠先生的专访，以飨读者。
磨 剑 十 年
——忆美国所的初创期
陈宝森
“十年磨一剑”通常是指做科研的人要下苦功才能锻造出好成品。我认为这句话对创建一个高水平的学术机构说也许更为恰当。一个研究所在初创期是很艰难的，它要花足够的时间去汇集优秀人才，探索研究方向，夯实专业基础，营建学术氛围，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过硬的人才队伍，奉献出优良的科研成绩。我是第一批来美国所从事美国经济研究的人员，1982年来所，1992年离休，在这十年中，我见证了美国所初创时期的奋斗历程。
我第一次同美国所的接触发生在位于毛家湾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那是1980年秋天，当时在那里见到了即将就任所领导的李慎之和李寿祺。慎之同志1979年随小平同志访问了美国，可算是知美派。我原来是在财政部搞研究的，初次见面他们要我讲讲对搞美国经济研究的看法，并要我做出筹建美国经济研究室的方案。大家谈得不错。他们强调了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搞美国研究。第一就是美国所不能办成亲美所，要认清两种哲学和价值观的差异；第二就是要防止教条主义，比如有位领导同志说：资本主义垂而不死，挨了批，这不应该，要正视现实。这样我就明确了美国所经济研究的大方向。一方面要适应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弄清美国市场经济的长处，弄懂为什么列宁说帝国主义“垂死”、“腐朽”而实际上却能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又要头脑清醒，不被人忽悠，忘记一分为二地观察问题。美国经济有繁荣有危机，中美关系有顺境有逆流，搞美国研究首先要把中美两国根本制度的差别弄清楚，同时又要与时俱进，掌握鲜活资讯，了解其新发展，否则就会食古不化，找不到准星。掌握住这个大方向使我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得以避免犯大的错误。
我到美国所已届耳顺之年，既没有留过洋，美国经济的专业知识也不多，属于半路出家性质。这时，美国所有一条政策对我以及同我类似的几位同志很解渴，这就是要让年长者打先锋，冲上第一线，接触美国实际。这种年长者优先的办法有点不寻常，但很符合美国所的实际。照我理解，这样做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些人有一定的研究经验和认知能力，但需要“充电”才能够较快地出成果；二是要首先提高骨干科研人员的水平才能组织起有战斗力的团队。1981年，我还没有来所报到，所里就安排我和施咸荣、杨生茂（南开大学老教授）参加了由日本同志社大学在京都主办的夏季美国经济研讨班，主讲人是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由此得知日本对研究美国极端重视，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同志社大学也有一个美国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很少，却拥有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学术活动十分活跃，这给了我们不少启示。1984～1985年间在美国卢斯基金会的支持下，我第一次到美国做访问学者。这一年多时间对美国经济与社会的调研和资料搜集，奠定了自己研究美国宏观经济的基础。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这次访问中，卢斯基金会的主席卢斯三世（Luce III）举行过一次盛大的欢迎宴会。他在宴会上看到请来的多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学者，便略有遗憾地说，以后他要多请一些年轻人。这个说法对我们有点泼冷水，不过由此也可以理解主人和客人各有自己的心思。过了两年，所里又利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派我到美国搞调研。这一次是研究美国经济的周期规律。这次我接触的面更广，收获也更大。我们这批人轮流出去之后，接着就是给年轻人创造出去的机会。在这方面所里也下了很大的本钱。通过这一路径，逐渐锻炼出一支较好的队伍。当然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也流失了一些人才，但算总账的结果还是得大于失。
研究美国，信息来源非常重要。和美国各界人士交朋友，是了解美国国情，拓宽信息来源的重要途径。当然这些只有在研究所的支持下才能做得好。刚建所时，同美国大使馆的往来比较多。一年中大体上要由美国所宴请他们一两次，所领导和主要研究人员都参加，美国使馆的主要官员也愿意来。他们也常请我们到使馆做客，这种沟通很有益，是建立友谊，增进了解的好机会。当时的经济参赞高伯乐（Arthur L. Kobler）后来到香港当副总领事，1993年回到北京担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大中华区总裁，谈到过去忽视和错失中国市场的教训，以及他们为公司的利益如何去国会做游说工作，对我很有教益。另一些美国朋友同美国所特别友好，比如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奥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都对我们十分热情。我第一次去美国访问就是奥克森伯格邀请的。那一次李侃如也很帮忙，我要到美国各地做调查，他当介绍人让我参加纽约一个叫“色瓦斯”（Servas）的国际交换住宿组织，这个组织在美国各地都有会员，他们愿意接待外国朋友。只要事先联络好，他们就免费接待，管吃管住，安排做一些实地考察，这种条件是很难得的。奥克森伯格对促进中美友好，极具热忱。在他去世之前，我在斯坦福大学同他见过几面，他最关心的还是中美双方如何增进政治互信，不要因为误判而影响友好大局。尼克松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保罗·麦克拉肯（Paul W. McCracken）是我在密歇根大学期间结识的好朋友。我向所里推荐由美国所出面邀请他访问中国，他来了两个星期，对中国改革开放获得了深刻印象，从此更加支持我们对美国经济的研究。我第二次去美国做调研时，是他把我介绍给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斯普林克尔（Beryl Sprinkel，1985～1988年间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及商务部、财政部官员做调研的。直到现在我还同这位已经95岁的老教授保持着很好的联系。其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同外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是有特殊有利条件的，遗憾的是我们不像大学那样有自己的宾馆，我认为这个问题有待院里建立起国际交流中心才能得到较好地解决。
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世界的影响太大，国际上所有问题几乎都有美国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何要成立美国研究所，我想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副担子很重，不是美国所能独自承担挑起来的，所以建所后，筹办中华美国学会的计划就提到了所领导的议事日程。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建国门的总部大楼还没有盖好，美国所在永定路办公。慎之同志要我参与筹建工作。记得学会的第一次大会我是参加者。当时全国各地从事美国研究的专家对这个设想都很支持，踊跃参会。与此同时，美国所的美国经济研究室也在考虑把在北京各部门和学术机构研究美国经济的力量加以协调。所里对我们的设想很支持，鉴于组织学术活动要花点钱，至少开讨论会要吃个便饭，所里同意给点经费。这样就把事情办了起来。效果也不错。可惜这件事未能长期坚持下去，主要是因为我连续去美国调研无暇兼顾。好在全国性协调工作还有早已成立的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在做。这个机构挂靠在武汉大学美加研究所，原来武大教授吴纪宪先生是会长。吴先生德高望重，很有号召力，学会办得很有成绩。我们就积极参加。目的就是依靠各方面的力量，集思广益，把研究美国经济搞深些搞透些。我在写第一本著作《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时就借助了学会的力量。我写完初稿后发给学会有造诣的专家征求他们的意见，还特地坐火车到武汉大学向美加所的各位专家求教。我觉得借助学会这个平台进行这种学术交流是很好的方式，也得到所里的大力支持。
在美国所，研究室是基本的科研单位。把一个室的力量团结好，发挥好是搞好科研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体会所里的指导思想，一是把核心价值观和学术民主的关系处理好，另一个是搞好团结，增强集体的凝聚力。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想法去做的。但是做得并不算好，只能勉强及格。我们注意对学术问题开展自由讨论，不扣帽子，不把意见强加于人。另外我们也重视人的工作，注意用各种方式增进感情，使室里的同志能够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为此我们常在业余时间搞点小聚会。开始是在周砚同志东交民巷家里，后来也去南沙沟茅于轼同志住处。这样做之所以必要，还同我院的具体条件和研究工作的性质有关系。院里的科研人员不坐班，一周上班两天，其他时间由自己安排。这样做是因为研究工作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天天上班，办公室中相互干扰，并不利于阅读和写作。通常有两天时间返所，解决一些需要集体参与的活动也就够了。不过，也有事情的另一面，就是相互之间接触太少，缺少聊天沟通的机会。实际上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人，在生活上常会有一些困难，如果大家在一起只谈学术，相互的关系就像隔一层皮。当然，研究所的所领导、办公室和其他职能机构可以解决学术以外的问题，但是若研究室对其他问题完全不闻不问，凝聚力也要打折扣。所以创造氛围，谈谈心还是很必要的。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还是很不够的。
我觉得经过最初十年创业的美国所，还是给今天的美国所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我们这批人，今天虽然已经离退，对美国所还是怀有深厚感情的。如果说我们曾为美国所做过一点事，也是院、所领路对头的结果。就我个人说，离休后并没有停止走这条路。我的学术生命仍在继续。并且力求不愧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给我的荣誉，继续在美国经济研究领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认为美国所的前途无比美好。党中央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定位于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应当说这个定位对美国所更是寄予了深厚的期盼。中国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从国际环境说就是要争取到一个较长的战略机遇期及和平环境，而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处理好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为此，美国所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奋力做到。而我对此信心满满。每当我有机会返所的时候，使我倍感欣慰的是看到那么多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的年轻朋友。看得出来他们都有为我国科研事业献身的热忱和攀登科学殿堂的决心和勇气，这是美国所最宝贵的财富和力量的源泉。
关于如何做学问的问题是我常同年轻朋友交流的话题。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最核心的一条还是要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把解剖刀。现在国际上都在谈论中国快速发展的秘密。对此有各种解读，然而多数是隔靴搔痒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这是因为中国人掌握了最先进的哲学思想并把它运用到革命和建设中去的结果。我们也有些人回避这个问题，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因为这本经被某些人念歪了，把它变成一种在新社会中谋求个人昇发的敲门砖和口头禅。我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抛弃这个做学问最锐利的武器，去缘木求鱼，而是要与时俱进，花大力气去学习它，掌握它，运用它。
另一个想法是我们如何才能不辱使命，当好思想库和智囊团。我没有研究过思想库和智囊团的标准定义，照我的理解，二者的内涵还是略有不同。思想库要求对学科的系统认知和理论建树。智囊团则要求对热点问题在决策上给以支撑。但二者的关系又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与之相对应的应当是基础研究和热点研究。思想库要有基础研究作基础，智囊团则要进行更多的热点研究，反过来它又可以使基础研究得到丰富和发展。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纯政策研究部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要求它在基础研究的地基上发挥智囊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把基础研究和热点研究辩证地结合起来，不能有所偏废。这种结合的矛盾之处在于一个需要慢火，一个需要快攻，在既定时间往往难于兼顾。这就要靠规划，靠集体，靠锲而不舍，靠分工协作，研究所的好处和必要性也就在这里。比如说研究美国经济，我觉得就应当靠集体力量，深入细致地把美国经济各行各业以及历届政府的政策变化研究透，为此必须有长远规划和周密分工，并找到切实可行的抓手。只抓热点问题而忽视基础研究，是不可取的，实行课题制要防止这种可能出现的偏颇。
就研究人员来说，为了培养出大学问家，应当鼓励基础研究与热点研究并重，而不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应该把热点的课题研究同基础研究融为一体，制订自己的长远规划，从热点问题入手，从基础研究着眼，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通家和全才。这无疑要求我们付出更辛勤的劳动，要我们拿出对事业献身的钉子精神。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时代，这样做无疑是十分值得的。
美国所有坚强而敬业的领导班子，有团结一致聪明智慧的群体，我相信一定会不辱使命，办得越来越好。
陈宝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