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第四届世界大会综述

 

李期铿、孙有中

 

  2009年9月18日至20日,由国际美国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IASA)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办,美国教育交流中心、中美教育基金会、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协办的“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第四届世界大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大会云集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新西兰、印度、日本等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多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海平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长李剑鸣教授、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现任主席、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简·德斯蒙德(Jane Desmond)及国际美国研究学会前任主席、牛津大学教授保罗·吉尔斯(Paul Giles)等出席了此次大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金莉教授和英语学院院长孙有中教授担任本次大会的组委会主席。

  国际美国研究学会成立于2000年,是世界范围的非政府、非营利性国际纯学术机构,其会员来自世界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美国研究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每两年举行一次世界大会。本次大会是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第四届世界大会,也是亚洲国家首次赢得该学会的世界大会主办权。

  本次会议以“在全球化视野下解读美国文化”为主题,包括“美国文化的域外批判和接受”、“‘全球化’与‘美国化’”、“域外美国研究”、 “‘美国例外论’:神话与现实”、“美国神话:文学、历史与文化”、“奥巴马现象的文学与思想环境”等分主题。会议共安排三个主旨发言、一次关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全体会议及50多场小组会议。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

  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主席德斯蒙德教授发表了题为“跨国美国研究: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遗产” (The Legacies of Orientalism and Occidentalism for Transnational Studies of the U.S.)的主席致辞暨主旨发言。德斯蒙德从筹办本次研讨会过程中与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学者共事过程的具体例子出发,引申到理解不同个人和机构利害关系等理论问题。她旁征博引,对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等挥之不去的各种偏见一一辨析,认为这些偏见对真正的跨国美国研究构成了挑战和阻碍。德斯蒙德认为,学者们想象中的基于地理范围的世界地理图像会限制我们的合作能力,使研究者在理解彼此的工作时难免戴上这些扎根于历史的认识论的有色眼镜。不难看出,作为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主席,德斯蒙德教授对美国研究国际化及跨国美国研究问题极为关注。

  剑桥大学出版社《美国研究》(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主编、伦敦国王学院教授苏珊·卡斯蒂洛(Susan Castillo)以“拥抱潮流:范式之后的哀叹、黑天鹅及美国研究”(Embracing Flow: PostParadigm Tristesse, Black Swans, and American Studies)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卡斯蒂洛回顾了国际美国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范式及范式分析法在美国研究领域中的局限性,阐述了纳西姆·尼古拉·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 2007年出版的《黑天鹅:高度意外性事件的影响》(Black Swans: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这一发人深思的著作的主要观点,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研究的影响。卡斯蒂洛教授认为,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对普遍接受的观点持健康的怀疑态度,应准备应对混乱、偶然事件和突然的历史变化,应明白当前的金融危机在世界某些地区引起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反应可能对大学经费和大学结构产生影响。最后,卡斯蒂洛呼吁,美国研究领域应培植一种不求共识、积极争辩的精神气质,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国,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梅仁毅教授发表了题为 “奥巴马的当选:美国又一周期的开始?”的主旨演讲。梅教授引用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1986年提出的“美国历史30年周期论”为依据,分析了1980年大选与2008年大选前美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及选民的心态与要求,指出“求变”是共同点。梅仁毅讲述了里根总统与奥巴马总统如何抓住选民求变的心态,取得大选的胜利。大选获胜后里根大力推行以减税、放松甚至取消监管及削减非军事开支为特点的国内政策和以实力为基础的对苏强硬的外交政策。他还分析了奥巴马上台后的内外政策,指出这是自由主义的开端,但能否延伸为一个周期,尚待观察。

  为凸显会议的中国元素,在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建议下,本次研讨会召开了一次主题为“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特别全体会议。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刘海平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李剑鸣教授,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李今朝博士分别就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中国的美国历史研究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美国研究状况进行了主题发言。

  刘海平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美国文学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他认为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一直是国家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正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于1979年应运而生,这是致力于美国文学和文化教学与研究的唯一的全国性学术机构。很快,其会员便遍布全国高校。在回顾了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历程之后,刘海平介绍了当前中国的美国文学和文化学者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包括近年来学术会议的主题、全国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纲要及该领域的学术成果等。最后,刘海平回顾了在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中国学者面临的种种挑战。

  李剑鸣教授阐述了60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状况。他的发言包括五个部分: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问题来源与意义指向、理论取向与方法探索、史料利用和资源积累、最新动向与前景展望等。他认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尚不成熟。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程度,较以前大为提高,但多数美国史出版物属于“编写”的范畴。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国内(仅指大陆地区)的美国史和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最近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樊篱,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他指出,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既要深入美国历史语境,又要体现本位文化意识。如果中国史学不能在研究范式、理论取向、研究方法和问题指向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能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一席之地,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包括美国史研究,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品格,无法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但与此同时,李剑鸣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未来充满信心。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快速成长、不断进步的30年。它已成为一个富有生气、蓬勃向上的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进展,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他们大多是最近几年毕业的研究生,在学期间获得了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较之二三十年前的一代人,他们的学术起点无疑要高得多,而且他们还赶上了一个政治环境更加宽松、经济持续增长、研究条件不断改善的时代,待到他们在学术上成熟的时候,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应当呈现出真正的欣欣向荣景象。

  李今朝博士从微观的角度对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个案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于1979年,以培养硕士和博士为主,其发展历程基本上与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相吻合。李博士在对该中心30年来硕士论文和毕业生去向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该中心取得的成绩,指出了该中心的跨学科研究与全英文教学特点。李今朝认为,中国的美国研究需要更严谨的学术训练、更深入的批判性思维和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强调,对跨国美国研究,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主席德斯蒙德教授提倡的“棱镜式、面向用途与价值的方法”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方法承认美国研究在特定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中的特定用途或价值。

  此外,本次研讨会共安排50多场小组会议,每个小组3至6名发言者,议题包括“全球化与美国文化”、“全球化与美国扩张”、“美国化及其影响”、“美国霸权”、“解读美国文化、价值观与身份”、“海外美国空间”、“美国例外论”、“巧实力与美国外交”、“布什与奥巴马的国外影响”、“中美碰撞与交流”、“美元与美国经济”、“文学及其历史背景”、“美国电影与电视中的种族与性别解读”、“跨国美国研究”、“美国研究教学”等等。小组会议在保证议题一致的条件下尽量兼顾跨地区组合,讨论非常热烈。

 

 

 

“正常化以来的中美关系”研讨会综述

 

蔡翠红

 

 

  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承办的“正常化以来的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6~7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与会者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约70人,提交论文40余篇。与会者就如下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国际格局与中美关系:历史与现实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起步和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格局的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心伯教授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两次国际化的进程:第一次始于1972年的中美和解,第二次是在世纪之交。从发展趋势看,中美关系的国际化越来越向功能性层面倾斜。江西师范大学李才义副教授认为,国际格局的变动过程体现了中美间相互纠缠的利益与矛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朱明权教授及其课题组成员回顾了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认为这些调整都基于对当时国际格局与时代的战略理解。复旦大学历史系傅德华等总结了中美建交后第一个10年中《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分析了中美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初暂时的“现实主义”选择下的均衡局面,到冷战格局缓和后两者在制度、意识形态等“理想主义”层面分歧影响下的碰撞局面的过程,指出“理想与现实”的平衡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

   (二)地区安全与中美关系:合作与冲突

     东亚地区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的地区,东亚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魏红霞副研究员分析了中美两国在东亚多边合作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她认为,中国虽然目前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但其作用是非主导性的。美国的霸权地位和传统战略确定了其对东亚多边合作的重要影响。美国既不愿让多边合作打破传统的双边安全同盟体系,也不想置身于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进程之外。中美应以地区内的共同安全关切(如能源合作)为突破点,充分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探索培育新的地区合作机制。西南财经大学讲师陈宗权从国家互动模式的视角分析了中美建交前后两国在朝鲜半岛进行互动的情形和建交对两国互动模式转化的影响,认为中美建交虽然没有立即使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的性质发生转变,但建交给两国领导人带来的认知变化、直接政治互动的增多和两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局部调整,为双方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合作性互动提供了契机。

  海南师范大学胡素萍副教授考察了冷战后美国对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变化已成为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顾国平等基于2004年7月到2008年7月4年间美、中官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主要发言和声明,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解读了双方话语所体现的各自立场和政策及其背后的原因。

   (三)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表面与实质

  中山大学历史系朱卫斌教授根据不久前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档案回顾和探讨了基辛格访华与尼克松访华期间美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对中方所作的保证与承诺,认为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1972年《上海公报》中的相关表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黎家勇副教授从国际法与国内法角度分析指出,美国制订的《与台湾关系法》既违反了中美联合公报,也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该法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法律效力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西安外国语大学张广秦教授比较了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及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指出虽然中美双方都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双方采取非和平方式的实质目标并不一致。

   (四)多元中美关系:从军事安全到人文交流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许嘉教授分析了冷战后中美军事交流的统计数据,认为中美军事交流在稳步向前发展的同时经常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而且中美两军的实质性交流少于接触性交流。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莉文副教授认为,“责任论”与“威胁论”掩盖下的意识形态差异、安全借口、经济霸主地位的独尊性助长了美国对华采取贸易歧视性政策。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马秀山分析了中美建交30年来我国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制度的发展,认为中美贸易有利于我国专利制度的发展。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孙逊教授以2009年7月美国公布的《五轴同步数控机床关键技术评估报告》为案例,评析了奥巴马政府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最新动向。

     上海外国语大学钱皓教授根据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美国对华环境、能源战略和政策是融合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框架中。王联合副教授认为中美在能源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领域的互动中,形成了竞争与合作并存、共同利益与相悖利益交织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在评论中指出,在当前中美有关能源问题的争论中,中国对“污染权”的争取对于目前的国情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这不应是常态。她认为中美应争取更多合作,中国尤其应争取美国的新技术援助。

  华南师范大学何慧副教授以具体实例和数据说明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民间关系领域不断扩大、形式越来越多样、层次日益分明的发展趋势。西南大学讲师王勇等分析了美国地方政府通过人员互访、建立友好城市或州省关系、设立专门机构等措施对中美关系的推动作用。外交学院熊志勇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谢韬副教授根据相关数据分析了美国公众的对华反应。熊志勇认为,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但发展趋势是缓缓向好的。谢韬利用芝加哥外交委员会及其他权威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分析了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美国公众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并倾向支持与中国保持接触和合作。

  在文化关系方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徐寅透过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了中美文化交流存在不对称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马芸芸认为与美国“自由”与“天赋使命感”影响下的“二元对立论”的世界观不同,中国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是国际关系准则的一次完善。

   (五)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现状与展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秦治来副教授分析了美国第110届国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反应,指出国会在中美贸易、中国人权状况等问题上的影响逐渐增强,对白宫对华政策的牵制更加突出。

  与会者还就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认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是现实的外交政策,中美之间既有的对话机制为双边协商沟通提供了平台,全球性议题上升到了双边关系的中心,双方都努力不让分歧主导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比以前更趋平稳。

  资中筠分析了影响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她认为,过去苏联因素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冷战后台湾因素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目前台湾问题退居到次要位置。现在是中美两国各自的未来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如果美国经济能够恢复,美国就不会将中国作为第一对手,中美关系将不会出现倒退,但是台湾问题和贸易保护主义也将是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如果美国出现衰落,则对中国不利,因为美国是个危机感非常强的国家,它往往会夸大其危机;如果中美两国都发展良好,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因为中美相互依赖会越来越紧密,中国如果能够改革成功,其民主化程度的提升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中美意识形态差距。此外,国际环境越呈现多元化发展越有利于控制中美之间的冲突。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倪世雄教授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展望,他认为把握中美关系一看时代,即中美关系的发展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二看发展,即中美各自的国内发展;三看挑战,即中美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双边层面及如台湾和西藏等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如何避免对抗。

  与会者还回顾了汪熙先生的学术生涯及其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及中美关系研究的杰出贡献。

 

 

 

“东亚大国关系与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

 

王成至

 

 

   2009年6月15日,由上海社科院亚太所和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协办的“大国关系与东亚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的学者就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东亚地区安全形势、朝核问题及东亚区域一体化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一、奥巴马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前景

  
   美国凯托研究所防务与外交政策研究项目副主任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开局良好,但主要是实用主义的。奥巴马政府认识到,应对当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需要中国的协作,因此谋求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包括将战略对话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加强双方高层互动,避免因人权等有争议的问题触怒北京。目前,美国民众对于奥巴马领导国家走出国内经济危机和反恐困境抱有很高的期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面肯定会改变,如果经济迟迟不见起色,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将会反弹,民主党主导政府和国会的局面必将被打破,美国国内对于奥巴马在中国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政策的宽容度也会越来越少。当奥巴马对中国的实用主义政策未能让民众看到中国在上述方面发生显著变化时,民众会逐渐失去耐心。而美国的体制承担不了这种情绪,会迫使奥巴马政府向这种情绪妥协,重新回到给中国找麻烦的轨道上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在发言中指出,在对华政策上,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基本政策,但是采取了不让分歧阻碍合作的态度。然而,作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有所抬头,威胁自由贸易制度,中国出口产品市场萎缩,与出口相关的产业受到较大冲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学成也认为,奥巴马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前任政策的延续,不同之处是把中美合作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其对华政策协调使其超越了两面下注(hedging)的战略。另外,民主党政府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是相互协调的。奥巴马以实用主义外交取代了价值观外交,更注重双方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

   同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认为,奥巴马给中国的定位是“非敌非友”,其政策目标是把中国纳入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其策略表现在如下方面:1. 加强与中国的对话;2. 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迫使中国军事透明化;3. 鼓励海峡两岸对话,同时继续对台军售;4. 谋求中国不减持美国国债,同时又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国防部军队转型办公室前任助理巴奈特(Thomas Barnett)认为,那种认为中国把战略重点放在台湾或是中国愿意为维护朝鲜而与美、日交恶的判断,是对形势的曲解。他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心,相反却应当欢迎中国在亚洲发挥大国的作用,与美国一起为减少风险和危机携手合作。他提出,中国要真正成为崛起的大国,就要有大战略;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要建立亚洲价值观;要把“一国两制”模式扩大为东亚的“一区多制”,构建亚洲联盟。巴奈特还认为,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拓荒者,行为如美国初期开发中西部地区以及把势力范围推向太平洋和整个美洲那样,不过不同于美国时常诉诸暴力手段,中国采取的是经济手段,例如正在将非洲变成自己的低端产业加工基地。他认为美国新一代领导人更为开明,外交行为会更侧重于对话,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二、朝核问题

  
   韩国国立外交事务研究所教授金兴圭对朝核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奥巴马上台以来,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加强了与韩、日的合作。美中日韩之间应当加强战略对话,协调行动,并且考虑对六方会谈的功能进行改革,以适应半岛形势的新变化。

   卡彭特则提出了解决半岛危机的四种可能的选择:一是朝鲜半岛陷入一场总体战或地区战争;二是与朝鲜的对话之门仍然敞开,但进一步加强对其经济制裁,这一点必须在中国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他认为,孤立政策并不明智,有可能使朝鲜成为全面的核国家;三是接受朝鲜的核国家地位,但是防止其威胁地区稳定,然而这一点光靠威慑是做不到的,因为朝鲜会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核扩散;四是提升六方会谈的全部或部分功能。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朝鲜的态度使奥巴马难以与之对话。朝鲜进行核试验后,把奥巴马置于一种迫于压力下而对话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的对话是得不到美国国内支持的,奥巴马也不会乐意被人称作21世纪的张伯伦。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刘鸣研究员指出,卡彭特关于应对朝核危机的四个政策选择,全面反映了美国政策设计者的想法,但是军事打击不应当得到支持。中国所能做的,是与美国合作,对朝鲜加速发展核武库进行限制,切断核扩散的通道。他认为,各国应该准备应对朝鲜领导人更迭可能给局势带来的变化,中、美、日、韩应当加强在这个问题上的协调。他认为,有批评说六方会谈没有起到作用,这不符合事实,六方会谈实际上起到了延缓了朝鲜核武器发展进度的作用。

   陶文钊指出,当时举行六方会谈是各方的共识,至少目前仍然是其中五方的共识,并非中国对朝鲜意图存在所谓的“误读”。事实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不掌握在中国手里,而是掌握在美国和朝鲜手里。现在,联合国要求对朝鲜实施禁运,这应当被视为是促使朝鲜弃核的手段,禁运本身并非目的。中国目前并不把朝鲜当作所谓的“缓冲地带”,中国作为朝核问题的调停人,不存在跟谁做交易的问题。

   刘学成提出处理朝核危机应当遵循三项原则,一是和平稳定;二是半岛去核化;三是外交原则(或对话协商),本着这三项原则,禁运政策的底线应当是不触发战争。

   日本松下综合研究所政策综合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前田宏子认为,站在日本的角度看,小布什政府处理朝鲜问题的措施被证明是彻底失败的,美国单方面作出了许多让步,却没有对阻止朝鲜发展核武产生任何效果,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汪伟民认为。朝核危机的解决,最终还是取决于朝美之间能否构建一个有利于双方和平共处的范式,而这需要朝美最高层之间进行沟通以及双方长期的努力。

   巴奈特表示,奥巴马的政策尚未包括对朝鲜采取B计划的选择,但主要的趋向是更为强硬,但这种政策是有限制的,是不希望引起战争的。

  

三、东亚区域一体化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蔡鹏鸿指出,一体化不仅是政府间在贸易和金融领域进行合作协调的制度安排,也涉及到集体政策的制定、地区机制的建设及应对危机的政策协调。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涌现的东盟+1(ASEAN+1)、东盟+3(ASEAN+3)、东盟+6(ASEAN+6)、跨太平洋协定等模式得到了不同国家的支持。其中,中国支持东盟+3模式,也就是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协调机制,日本支持东盟+6模式,而美国则支持跨太平洋协定。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很大程度是获得外国投资的驱动,目前,中国接受新地区主义的原则,积极参加地区制度的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红霞认为,美国的东亚政策首先表现为反对任何将美国排斥在外的一体化方案。虽然奥巴马上台时间不长,新亚洲战略究竟怎样发展还有待观察,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已经建议奥巴马在亚洲奉行“地区多边主义”。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美是可以做到双赢的,因为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有很多重合,还可以利用多边合作机制避免彼此在双边和地区问题上陷入冲突,并且可以开辟合作的新领域,提供共同的公共产品。

   卡彭特指出,把欧盟一体化的模式复制到亚洲来是不现实的,因为彼此赖以发生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显著不同。实际上,民主欧洲的安全一体化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基础,正是当初存在苏联的威胁,才使欧洲推动一体化成为可能。而亚洲的情况则不同,因为没有苏联这样的敌人,美国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来保持在该地区的存在。鉴于保持同东亚的密切联系对于美国在战略上十分重要,美国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是不能听任自己被排除在外,但也无意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多边体系,它不支持不是由它发起的多边安全架构,并反对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东亚安全架构。

   巴内特认为,随着中国国力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持续增长,中国必然会成为一个在亚洲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对此,美国不仅不应将其视为挑战,更应当视其为一个机遇,因为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应当谋求中国承担与其国力相符的国际和地区责任,而分担自己肩上过分沉重的责任,为此应当与中国加强在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建立一个美、中、日的合作机制。中国也应当使自己的发展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脱钩,并培育一种亚洲地区主义的自我认同。

   美国中国海事研究所副教授艾里克森(Andrew Erickson)指出,认为美国担心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这不符合事实。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是欢迎中国在维护海洋运输通道安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国海军以积极的态度评价中国参加在亚丁湾打击海盗的国际行动。他认为,在未来10~15年里,中国海军会发展成为一支具有国际影响的海上力量,阻挠这一发展是徒劳无益的,美国应当正视这一现实,并看到其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积极意义,而不是从传统的国家利益思维出发,作出错误的判断。实际上,中美海军应当加强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协调,包括共享情报。同时,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须保持透明度,如通过发表海军白皮书,阐明其战略意图。

  

   四、中日关系

  
   两国学者还就中日关系进行了讨论。前田宏子指出,自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于2006年访问中国后,日中两国保持着基本稳定的关系。日本其实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那样对立。相反,日本欢迎中美接近,因为日本对日美关系是有信心的。不过,由于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中国海军的发展等问题,日本对中国仍然很不信任。另外,双方民间的民族主义对立情绪尚未得到显著舒缓,而中日关系的决策者往往把更多精力放在政府间关系上。他们应当投入更多精力争取民间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阿明认为,有两个因素有利于双方将友善的关系保持下去,一是商业利益;二是战略利益;这决定了两国政府能够为促进合作与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做很多事。此外,还应当重视民间交流对于维护两国健康关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