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 2008 年第 3 期
美国外交政策的思维定式
——评周琪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
李枏
民族国家的缔造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实体塑造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政治文化不断洗练升华的过程。曾经被那些美国新教徒视为“山巅之城”的美利坚共和国，其缔造、成长和最终崛起为世界性强国，无不是牢牢扎根于带有美国特征的精神土壤之中。它在国家目的（ Rasion d Etat ）【注释】“国家目的”就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则，它昭示国务家（ state craftsmen ）为了维护国家的健康和实力必须做什么。在外交领域中，国家目的是一种将国家利益置于最高层级的信念表达。关于此概念的沿革请见 Jonathan Haslam , No Virtue Like Necessity: Realis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Machiavelli (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0 ， 32~33. 【注尾】的指导之下，将美国独有的道德观、世界观、宗教观等价值体系、政治判断与评价原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政治思维模式和指导治国方略的理念，成为具有“范式”意义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为历代美国政治家与外交家所信奉和传承。
周琪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注尾】一书将这种由“美国例外论”、使命观、自由主义等政治信念和传统所构成的美国意识形态充分呈现了出来，在外交政策的层面上予以了诠释与剖析，使中国的读者可以借此了解到美国外交实践背后的思维定式。
一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上篇包括美国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及其形成和演化过程，以及广义上它们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下篇是对“次一层次的意识形态的讨论”、【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27 页。【注尾】美国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媒体和美国外交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等。
本书的导言部分是对全书的理论框架、概念定义、写作方法，以及章节安排的概述与说明。它首先对意识形态的定义进行了阐释，指出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意识形态从 19 世纪以来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及政治活动家表达关于政治与政策的一个通用术语。从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首创“意识形态”以来，这个概念受到众多理论学家的诠释与补充。导言回顾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演进脉络，分析了马克思、格尔茨等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说与解读。尽管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的缘起与地位褒贬不一，但“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是社会和政治分析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治制度、社会和政治运动，以及权力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总是以复杂的方式与思想、信仰和象征形式交织在一起”【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7 页。【注尾】这一看法已成为政治学界的共识。该书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下展开了关于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一般关系的论述，进而探讨了美国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独特关系。导言简要地评析了冷战前后国际政治学者对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关系的讨论，从中归纳出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即“意识形态提供外交政策的氛围，指导决策者对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理解，并使外交决策合法化。”【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11 页。【注尾】作者援引一些美国学者的论述，明确提出，美国基本的意识形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例外论”，另一个是古典自由主义，它们一直以各种形式左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并衍生出许多其他意识形态，包括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反共主义和孤立主义等。导言对影响美国外交实践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潮进行了概述，并解释了各章之间的关联。
该书的第一章论述了美国意识形态的缘起。众所周知，“每个民族都是通过那个形成于自身经历的透镜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外人的。”【注释】孔华润（ Warren I. Cohen ）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 页。【注尾】就美国而言，塑造美国人政治信念的这面透镜也包含着对旧大陆的历史记忆。作者回溯了欧洲政治文化对于美国意识形态形成的影响力。这些政治文化涉及宗教、 17 世纪的英国科学革命和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等政治思想理论。当然仅仅存留这些历史记忆是远远不够的，美利坚民族的建国精神是建立在对欧洲政治文化的吸收与“排异”上的。【注释】参见时殷弘：《理想和现实：论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载《中美文化研究》， 1989 年第 1 期。【注尾】 第一章的重点是探讨美国人独有的“精神状态”，认为它源自新英格兰移民的清教传统，革命中所缔造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传播，以及立国之父们的世界观。这种精神状态提供了美国人在建国之初对国内、国际政治现实的根本认识，从而直接为国家的内外决策和战略制定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在该章第三部分中，作者讨论了美国独有的“精神状态”在外交政策中的体现。自摩根索以来，美国的外交史向来被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但是这种简单的二元划分并不能有力地证明二者在何基础上相互协调或相互转化的，而作者采用了沃尔特·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对美国外交传统的四种划分，【注释】沃尔特·米德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沈阳·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0 页。【注尾】虽然这种划分的学理依据与“主义”间的相互关联性还有待商榷，但它体现出美国意识形态与外交的紧密关系。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源泉。”【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14 页。【注尾】这是本书第二章所要阐述的主题。“声明自己在世界上享有特殊地位是美国最古老的政治传统。”【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122 页。【注尾】第二章主要考察和论说了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渊源和演进脉络，其基本思想内涵、外在表现，以及历史上诸多理论家对其作用的阐释与批判。“美国例外论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着手根据美国的理想重塑世界，另一条是在现存的国际秩序的范围内促进美国在国际上的优越地位。”【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14 页。【注尾】第二章首先分析例外论与清教主义的内在联系。来源于早期新英格兰移民的清教传统由于信奉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和“天职观”而具有强烈的命运观、上帝选民感和特殊使命感，当他们移民到这个陌生的新世界时，“他们把英格兰视为他们的埃及，把大西洋视为他们的红海，他们是一个整装待命的民族，明显被上帝选择来执行世界拯救的神圣计划。”【注释】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第 21 页。【注尾】这些清教徒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大陆，不仅是为了获取个人的物质利益，也是为了完成上帝所托付的对世界的一种特殊责任。这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自我意象构建的心理基础。本章进而梳理了这种宗教精神的世俗化过程，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开端的“使命论世俗化工作”，【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129 页。【注尾】进一步使共和国的缔造和生存建立在理性之上。对于旧大陆的厌恶，以及对现存国际关系的反感使美国人自建国之初就追求建立一种与旧世界不同的社会秩序。为了使美国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得以在强权的利益争夺中幸存，“天定命运”的观念应运而生，美国在捍卫自由的名义下开始了 19 世纪在北美大陆上的扩张，这一扩张导致了大量领土兼并和美墨战争。 1898 年美西战争以后，使命感又开始驱使美国领导人尝试在海外的扩张。本章最后探讨了美国干预主义的成因与发展。美国权势的增长使美国人坚信他们肩负大国的责任，必须在海外扩张道义的力量，自西奥多·罗斯福以降，“美国的使命感同其取得世界霸权的驱动力开始结合在一起。”【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158 页。【注尾】从威尔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冷战到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美国海外干预从未间断，美国例外论的含义也不断得到新的诠释。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例外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含义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不仅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础，它还可以引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162~163 页。【注尾】
美国的意识形态是美国民族精神的一种直接表达，它始于美国独立革命，在共和国缔造与成长中将诸多政治思潮、宗教信念、文化价值观融合为一体。这突出体现在美国早期的外交实践中。本书第三章重点评述了美国早期历史的外交实践，并揭示了其背后的精神动力。自建国以来，美国的国父们就试图运用美国例外论所衍生的多种意识形态，动员整个民族的力量来保持新大陆的独立。华盛顿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使美国得以与当时的欧洲两强相安共处。中立外交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实践的特征。 1832 年提出的“门罗主义”旨在使美洲与“肮脏的”欧洲隔离开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美西战争为标志，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的一流强国。”【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172 页。【注尾】此时美国例外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种族优越论、正义扩张论获得了广大市场。西奥多·罗斯福所鼓吹的“国家品格”要求美利坚民族必须肩负大国的责任。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美国从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此后威尔逊主义又运用自由主义来指导对世界新秩序的缔造，在海外支持民主随之成为美国的道德责任。从美国早期的外交政策来看，虽然美国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包装形式，但它根本上始终“受到新旧大陆观、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使命'和自由民主意识等意识形态的影响。”【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211 页。【注尾】
该书的第四章主要探究美国自由主义与外交政策的联系。它考察了美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演进脉络、其基本理论的思想内涵，以及风格、该理论的主要论说者及其对现实外交与治国方略的影响。路易斯·哈茨（ Louis Hartz ）曾指出：“一种绝对的民族道德观既有排除‘外来的'东西的动力，也有改变它们的动力；它不能总是对之视而不见，泰然处之。”【注释】路易斯·哈茨著，张敏谦译：《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 页。【注尾】美国的自由主义源于英国，它与美国个人主义相结合而形成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218 页。【注尾】本章主要对当代美国自由主义进行了阐述。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已成为一种系统的价值体系，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国内政治，而且成为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动因之一。该章重点探究了自由主义的几个外交理论：威尔逊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民主和平论、全球主义与新干涉主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异，但都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总的来说，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使美国的外交实践带上了道义的色彩。从实践来看，美国的外交传统始终摇摆于孤立与走向海外之间，其原因就是这种弥赛亚的心态使美国人倾向于以“他们应努力像我们自己一样”【注释】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1), p 44. 【注尾】的标准来评判其他民族，同时对“保护和发展与国家及其他总体力量相对的‘个性观念'深信不疑。”【注释】路易斯·哈茨著：《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 张敏谦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3 页。【注尾】
针对自由主义所造成的道德困境，美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保守主义从重被发现到兴起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在第五章，作者主要讨论了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潮，其在美国的生成与演化的历史脉络及成因。保守主义强调“自由优先于平等，特别重视秩序、道德与宗教信仰，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越少越好”。【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17~18 页。【注尾】最终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成为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极。【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284 页。【注尾】在国际事务方面，保守主义一般倾向于现实主义。该章简要概述了新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基本论调，以及与保守主义的内在联系，特别描述和批判了美国“新帝国论”的成长、政府主导能力的加强，以及美国在世界维系霸权的心理动因。时至今日，新保守主义已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境而走向衰落，但它仍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东山再起并影响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
二
历史证明，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意识形态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的环境相适应，美国的意识形态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等政治信念会随着外交实践的演变衍生出不同的社会思潮与理论。理想主义、反共主义、多元主义就是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政治意识形态。该书下篇的第六章对美国理想主义，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人权外交政策进行梳理。本章的论述主要是沿着两条脉络进行，一是人权观念在美国的普及和深化的过程，二是美国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本章探讨了美国早期外交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之间的相互冲突与妥协。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由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所孕育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到威尔逊时代逐渐固定为四种核心价值观，即自由贸易、民主化、民族自决和普世人权。美国的权利概念与理想主义外交理念最终在人权外交中结合到了一起。该章重点论述了卡特总统至小布什总统的美国人权外交实践。
反共主义是美国政治中典型的意识形态。该书第七章主要对美国反共主义的缘起、发展，以及对外交实践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建立在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之上的美国意识形态将个人主义与民主视为维系美国的立国基础，而共产主义的学说和价值观可以说是美国建国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遇到的最全面、最强大的挑战。【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 420 页。【注尾】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美国反共主义的国内基础，以及美国反共主义的外交实践。美国人所信奉的自由主义中的核心概念——个人主义和私人财产权，使美国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全力展开争夺，甚至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仍然没有放弃推行反共主义。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种族文化的交融造成了美国多元主义的价值体系，反映在外交政策中就是多种社会力量，包括利益集团和国会，通过政治程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期影响外交决策进程。从短期目标看，这种方式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民意走向，但从长期而言，却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延宕、多变甚至不切实际。第八章评述了美国多元民主理论的演化过程，并以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为核心，对多元化民主社会的形态与内在弊端进行了分析，并把多元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关系清晰地表达出来，充分揭示出美国外交决策中多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
第九章将美国的意识形态置于中美关系史中进行微观考察，梳理其中的因果联系，为更全面地理解当今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该章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美国对华关系史，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上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甚至核心的作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输出民主”的使命就被贯彻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时至今日，这种倾向仍在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文章最后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的起伏和两面性，往往是由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理想主义政策思考和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政策思考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注释】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 第 598 页。【注尾】
第十章着重讨论了大众媒体、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三者的关联。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民意的表达，但随着政治领域的扩展，媒体也为政治精英所操纵。自越战以来，美国媒体大量介入外交领域，从而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生态环境，给美国外交决策带来一种全新的样式。通过媒体，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得以进入白宫的战略考量之中，因此，媒体实际上起到了“国家－社会”的中介作用。该章剖析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原因，以及它们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报道风格，揭示出媒体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三
如上所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以时代为经，以思想为纬，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概念定义、思想渊源、理论框架、内涵特质做出前后一贯的完整论述和研讨，其重点是研究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含义。
本书所给予读者的一个启示是如何正确认识一国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将外交政策评估仅仅局限于现实主义所关注的物质实力、权力分配和外在威胁是很不完整的，而且也不符合国家的实际行为。周琪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以美国外交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那些引导或支配外交实践的观念和文化等深层因素。它是对美国政治背后精神世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避免国际关系理论中重利益轻文化的偏颇之处。
从美国的外交实践来看，美国意识形态的演进与变化的确体现了一个与美国政治文化环境不断融合的过程。“辽阔的大洋为共和国遮掩了‘现实政治'逻辑的干扰，美国人习惯于把他们的海外行为视为无私的道义表达。”【注释】 Jonathan Haslam , No Virtue Like Necessity: Realis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Machiavell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8. 【注尾】这实质上构成了美国外交传统中的独特之处，清教徒的宗教使命、美国例外论与自由主义这些本来与现实主义相互排斥的文化要素恰恰成为塑造现实美国外交实践的主要来源。乔治·凯南曾论证说，美国人传统上以两种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一种是他所称之为的“普遍主义”方式 ( “ universalistic ” approach) ，即假定“如果所有国家都能被促使同意某些标准的行为规则，丑恶的现实——权势渴望、民族偏见、非理性的仇恨和嫉妒——就将被迫退缩到被接受了的法律制约这一保护性屏障之后，而且……我们的对外政策问题就能由此简化为熟悉的议会程序和多数决定方式。”【注释】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 页。【注尾】另一种方式系所谓的“特殊主义”方式（“ particularized ” approach ）。它“怀疑任何将国际事务压缩到法理概念中去的方案。它主张内容比形式更重要，内容将强行穿透任何加诸于它的外表构造。它认为权势渴望仍然在如此众多的民族中间占优势，以致不可能被反制力量以外的任何东西减缓或控制。”【注释】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 28 页。【注尾】凯南认为，对于美国的利益，普遍主义是个不适当的框架，因为它假定“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基本上同我们自己相像，他们由实质上相同的希望和灵感激励，他们在既定的环境中都以大致一样的方式做出反应。”【注释】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 29 页。【注尾】对凯南而言，国际环境的最显著特征在于其多样性，而非其一致性；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体制将超出美国的能力，从而危及这些体制。其后的基辛格也曾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没有明确的国家利益概念，认为美国理想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以资源替代思考”的倾向导致了“美国没有差别的全球主义和关于我们的目的的糊涂概念。”【注释】刘建华：《试析基辛格均势战略的目标》，载《荆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1 期，第 37 页。【注尾】然而，即便是基辛格，在他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也难免不带上意识形态的色彩，他试图将均势与合法性、力量平衡与道德共识、现实权力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这就难免产生自相矛盾之处。
由上可见，美国的这种由例外论、使命感、自由主义、美国理想等观念所凝聚成的政治文化信念已经构成了美国观察和理解世界的独特透镜，这面透镜一方面曾揭示出欧洲“均势政治”的弊端，另一方面又为美国的外交加上光环。时至今日，美国的外交家们在观察世界时仍然总是倾向于看到一个黑白分明的二元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美国想要扮演“山巅之城”的角色，承担“照亮世界”的使命，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即使困难重重也不改初衷。究其原因，美国例外论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意识形态正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与美国外交实践发生互动。新保守主义、新干涉主义，甚至“流氓国家”等概念的产生无不体现出往昔的历史记忆和道德准则。
李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