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
成熟文明的冲突？
——评唐纳德·帕查拉《国际关系中的理论与历史》
李开盛
近些来年，在具有浓厚科学行为主义氛围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历史研究方法似乎有抬头之势。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恢复了摩根索纵横历史的传统，尽管加进了很多的数据分析，但全书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注释】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注尾】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唐纳德·帕查拉（Donald J. Puchala，1939~）教授的《国际关系中的理论与历史》一书也应算是这些“历史型”国际关系著作中的一本。【注释】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注尾】 但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帕查拉不是把历史事件简单地视为一种论据来使用，他穿过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隧道，考察了一个宏大的历史现象——文明的相遇（civilizational encounter）。书中，帕查拉提出了一种悲剧式的循环史观，即成熟文明之间的相遇总是导致冲突。本文试图对帕查拉的观点进行简要介绍，并比较其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不同。
一、国际关系中的文明相遇
文化或文明是帕查拉考察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点。他不否认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但把考察点放在文化间关系上。在他看来，文化间关系与国家间关系相互补充，至少与国家间关系同等重要。帕查拉对文化的关注由来已久，在其前些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指出，对于西方与非西方的划分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划分。【注释】Donald J. Puchala, “Some NonWestern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4, No.2 (1997), pp.129~130.【注尾】 为了强调文化，帕查拉甚至修改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定义，将与文化密切相关的“人民”（peoples）概念引入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之中。他在本书中称，“这本书是关于国际历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的，我将其界定为国家和人民间关系的历史”，“这本书各章中的多数论述都在探究，当国家和人民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中相遇时，会有什么发生。”【注释】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注尾】 在帕查拉看来，人民间关系就是一种文化间关系，是一种与国家间关系截然不同的关系。“历史上许多时候，人民间的文化间关系根本不是在国家体系内发生的，而国际关系学者还没有对此进行集中研究。”【注释】Ibid., p.34.【注尾】 特别是，“历史地看，文化传播是一种循环现象。”【注释】Ibid., p.57.【注尾】 研究历史上文化的传播、相遇对理解当时的国际关系、指导认识今天乃至未来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文化或文明并不能脱离于国家。在帕查拉看来，“文明不是政治实体，但文明内部有政治组织。这种政治组织既被用于保护自身文化免于外部渗透，又在动机与机遇均备时推动文明向外扩张。”【注释】Ibid., p.125.【注尾】 这种政治组织就是帝国，多数文明内部都有一个核心帝国。因此，“国际关系历史的大部分实际上是强大帝国的对抗史。”【注释】Ibid., p.95.【注尾】 帕查拉考察文明相遇主要是通过考察历史上的帝国相遇来进行的。他考察了公元前5世纪时的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战争，也关注到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关系。当然，相遇文明各方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文明也可能与另外一种还称不上文明的共同体相遇。因此，帕查拉将相遇的主体分为三种类型：成熟文明、早期文明和非文明。文明相遇也因此有三种类型：一是两种发展充分或成熟的文明相遇；二是发展充分的文明与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文明相遇；三是文明与其他类型的共同体如部落、游牧群体、民族或是历史上所谓的野蛮人等。【注释】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25.【注尾】
通过对历史上文明相遇的考察，帕查拉得出结论认为：（1）文明并不常常冲突。在不同层次的文明之间，文明间相遇的结果主要是文化借鉴（intercultural borrowing），这种借鉴的方式或者是较低层次的文明借鉴较高层次的文明，或者是野蛮文化被先进文明吸收。（2）文化借鉴主要是单向的，即从较高层次的文明流向较低层次的文明，但不能完全排除文明影响从较低层次文明向较高层次文明流动。（3）成熟文明导致冲突。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将变得封闭，先进文明的精英们抵制文明间的相互学习。因此，成熟文明的直接相遇易于导致殖民化、相互隔绝或屠杀。间接相遇则因形成文化缓冲区（cultural roundabout）而得到缓和。（4）先进文明具有弹性。它很难被屠杀所灭绝，而是通过语言、神话、社会关系、历史叙述、宗教等形式潜伏下来。只要镇压结束，这种文明就会重新浮出水面，当然常带有一些新变化。（5）与文明相关的帝国是文明间关系的驱动者。文明的成熟与否与文明本身是否能够得到保护或对外扩展没有多少关系，但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文明相遇都源于帝国的行为。对这些文明推动者来说，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不是失去战争，而是是否保护或扩展了它们与之相关的文明。【注释】Ibid., pp.139~141.【注尾】
上述结论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成熟文明间的直接相遇将导致冲突，而不是借鉴或融入。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论点，帕查拉重点分析了亚历山大的例子。亚历山大在征服东方特别是波斯人的过程中，有意融合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强令军中将士与本地人结婚。当然，他此举意在希腊化而非形成一种新的文明。但成熟的本土文化并没有屈服。虽慑于亚历山大的军威及后继的塞琉古（Seleucid）帝国的压制，本土文化对希腊文化采取了一种被称帕查拉称为暗中抵抗（sullen resentment）的方式。在希腊化的高峰过后，特别是随着亚历山大的去世，希腊化便遇到了挫折。在许多被征服的土地上，本土宗教、本土生活方式、传统的艺术形式、本土语言、本土的文学派别、本土的社会政治组织及本土的统治者和王朝最终重新出现并再次普及开来。本土化最终战胜了希腊化，“在塞琉古王朝的大部分时期，希腊定居点和城市是伊朗海洋中仅有的几个孤岛。”【注释】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54.【注尾】 帕查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埃及和伊朗，希腊—马其顿式（GrecoMacedonian）的殖民化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失败了。【注释】Ibid., p.158.【注尾】 因此，成熟文明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二、成熟文明的冲突与国际关系的未来
冲突为什么会在成熟文明相遇时产生？其他层次的文明相遇或者仅一方为成熟文明的相遇为何没有导致冲突？在帕查拉看来，文明成熟或发达与否是一个关键，而成熟文明的封闭性和由此导致的自命不凡是一个重要因素。希腊化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埃及人、伊朗人、多数犹太人和许多其他民族并不接受希腊文化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强烈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是优越的。”【注释】Ibid., p.159.【注尾】 但帕查拉对成熟文明为什么冲突还有更多的理解，在书中的第九章，帕查拉进一步论证了成熟文明的普世主义及其所引起的反应对冲突所起的作用。
帕查拉分析了三个成熟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和印度文明。在他看来，这三个文明都有一个普世主义神话，即认为人类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这个神话的根本要义是，“在根本道德与伦理事务方面，共同的人性超越了人们间的文化分歧”。【注释】Ibid.，p.165.【注尾】 这几种文明之间的道德动机与本质都是类似的，如强调同情、尊重、正义和慷慨等等。由此来看，不同文明传统在道德层面并没有根本的互不相容。
那么，普世主义与文明冲突又有什么关系？帕查拉写道，“要实现普世主义，必须穿过大量而又相互矛盾的层次，这些层次包括本土主义（provincialism）、部落主义、民族主义、地区主义（regionalism）、宗派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例外论、民族优越感、东方风格、西方风格、无产阶级性以及许多使人们相信他们彼此不同、激发他们采取相应行动的其他神话。这些特殊的神话加剧了冲突，并证明彼此冷淡是正当的。”【注释】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88.【注尾】 根据帕查拉的论述，并非是普世主义，而是成熟文明中对普世主义的抵制才导致了冲突的发生。这种观点，补充了他关于成熟文明具有封闭特征的看法，也与波斯人抵制希腊化的历史案例相一致。
帕查拉的文明笔触并没有停留在历史。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帕查拉“自始至终借助历史来解释当代的形势。”【注释】Terry R. Morris, “Puchala, Donald J.,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SpringSummer, inferrd from 2004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IMR/is_1-2_79/ai_n6145480.【注尾】 在帕查拉看来，历史并不只是一种借鉴，而是一种重复。这种循环史观极大地影响了他对未来文明相遇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看法。帕查拉认为，尽管不断出现新现象，但“一些特定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注释】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7.【注尾】 例如，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揭开近代国际关系序幕的三十年战争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一再重演历史的无情循环，“战争的结果维持而不是改变了国际历史的进程与模式。”【注释】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90.【注尾】 他还注意到，“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现代世界的许多方面开始有点像中世纪，尽管多少有点不同。用来识别12世纪国际关系的结构与进程正以现代版本出现。”【注释】Ibid., p.2.【注尾】 对于国际规则不断增加的现状，帕查拉认为历史上早已有之。“通过法律追求秩序一直是国际关系历史中的一个常数（constant），作为常数，它解释了一种主要情形——正常秩序——而不是历史趋势。”【注释】Ibid., p.207.【注尾】 这说明了历史的循环而不是进步。帕查拉因此批判了自由主义的进步思想，认为他们持有一种线性历史观。他由此问道：“为什么不同样合理地假设，我们时代中的国际合作现象表明了历史循环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一种线性历史趋势呢？”【注释】Ibid., p.210.【注尾】
这种循环史观与对历史上文明的考察相互映证，使帕查拉对未来成熟文明间冲突深感悲观。他写道：“如果历史能够指明未来，那么21世纪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充满成熟文明的世界。从历史上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形势。”【注释】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41.【注尾】 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政治的主轴从东西关系转向南北关系，“国家间（interstate）关系尽管仍然保留，但文化间（intercultural）关系变得日益重要。”【注释】Ibid., p.2.【注尾】 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仍然动荡特别是局部冲突的加剧更加深了帕查拉的悲观看法。他指出，“不幸的是，后冷战时代中很少能发现潜在的合作地区，除非将合作的最低限度界定为防止冲突失控。”“要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建立一个新的、规范的和法律的国际秩序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当一个大国竞争、政治—哲学根源竞争、文化价值和制度竞争的时代来临时，人类最终不可能建设性地联手解决共同问题。”【注释】Ibid., p.72.【注尾】
帕查拉引用了汤因比的一个概念，即文化缓冲区（cultural roundabout）。所谓文化缓冲，是指两个成熟文明相互影响但不直接相遇，这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这样的区域，文化彼此交融产生了文明复合体，这种复合体具有重大创新甚至是一种完全崭新的初始文明。”【注释】Ibid., p.133.【注尾】 帕查拉注意到，位于亚洲西部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大夏国（即巴克特里亚王国，Bactria）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缓冲区。然而，帕查拉并未明确阐明文化缓冲能够保持和平乃至促进新文明产生的机理，以及类似大夏国的例子今后是否还会产生。或许，在帕查拉看来，这只是代表了一种已经逝去的、偶然的例外。
三、几点思考
帕查拉在书中对历史事实的娴熟运用、从历史中挖掘理论的作法，值得赞赏。但从逻辑上看，本书的条理并不十分清晰。或许，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并引发争议后，再明确提出另一种“文明冲突论”不适宜，所以帕查拉并没有在其著作的题目中体现这一内容，也没有在篇幅安排上对这一内容重点倾斜，而是将其融入了大量关于对本学科、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论述之中，从而影响了本书的逻辑性。但不管怎样，帕查拉关于成熟文明导致冲突的观点值得注意。帕查拉的文明冲突论与亨廷顿的观点主要有如下不同：
首先，帕查拉强调成熟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将世界划分为七至八个文明和不同的文明层次。尽管他最后仅强调西方文明与伊斯兰、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但这只是作为文明间冲突的突出事例而出现的。按照亨廷顿的逻辑，任何文明之间的冲突都是可能的。帕查拉从罗马与日耳曼、中国与日本或韩国等文明相遇的案例中，发现当一方为成熟文明而另一方为非成熟文明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冲突而是一方被另一方吸收、融合或是屈从于其文明霸权。
（二）在解释文明为什么冲突时，两者的立论基点不同。在亨廷顿看来，“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注释】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注尾】，它是冲突产生的一个条件而非根源。根源是人们对各自文明根深蒂固的认同，西方的普世主义则促进了冲突的发生。在帕查拉看来，普世主义似乎并无不好，它意味着“接受超越文化界限同情地、尊敬地、仁慈地和富有人情味地对待他人的道德义务”【注释】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65.【注尾】。在论述过程中，帕查拉注意到普世主义在成熟文明冲突过程的推动作用，但板子却最终打在了对普世主义的抵制上。他认为，对普世主义的抵制而非普世主义本身导致了冲突。
（三）在未来与西方文明冲突的主要对象上，两者存在不同看法。在亨廷顿看来，“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注释】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99页。【注尾】 在帕查拉眼中，中国文明完全取代了伊斯兰文明成为可能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对象。帕氏认为，“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运动，因为它极端地不容忍；也不是原教旨主义，因为无论是从字面还是从诠释的角度它都在《古兰经》中找不到支持。”而“现在几乎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轨道”的“中国式共产主义”则“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注释】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71.【注尾】 他将中国称为“发展中的威权主义（developmentalistic authoritarianism）”。他认为，这种威权主义在经济方面所导致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文明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帕查拉的观点存在的明显缺陷在于， 与亨廷顿一样，帕查拉过于强调文明或文化的作用。亨廷顿认为文明在21世纪将取代国家成为新的冲突范式，帕查拉认为文化间关系与国家间关系一直并存于历史之中。两者都强调，文化或文明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起主要作用的单位，文化或文明间关系不容忽视。文明的确不容忽视，但从历史以及目前阶段来看，文化或文明间关系还很难像帕查拉所宣称的那样，成为一种与国家间关系相并列的关系。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文明没有形成为一种政治组织（帕查拉也承认这一点）。没有形成政治组织，人们就无法依赖文明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追求，甚至要将自己的利益范围界定清楚也困难。迄今为止，是国家而不是文明给予了人们界定和实现自已利益的依托，文明至多起着一种辅助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亨廷顿和帕查拉都在自己的理论中加进一个“文明核心国家”的概念，如没有这个概念，他们的文明理论就找不到依托。但也正因为加进了“国家”这个概念，恰恰表明文明还远远没有达到、更没有取代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李开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