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

 

 

美国单边主义笼罩下西方同盟体系的嬗变

 

——九一一后日美同盟与德美同盟的比较研究

 

 

付宇

 

 

〔内容提要〕九一一后,在美国国内及其主要盟友的支持下,美国支配和塑造世界政治的能力骤然上升到近年来从未有的高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美国霸权主义甚嚣尘上,西方同盟体系已经和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美国支配世界的能力也大不如前。本文选取美日、美德两个同盟为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探讨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因素,最终导致日、德两国对西方同盟体系采取不同的政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西方同盟体系必将发生进一步分化,美国的霸权也决非没有界限。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战略九一一后美国霸权西方同盟体系美德同盟 美日同盟

 

 

  倘若只从九一一发生后美国霸权的甚嚣尘上及其盟国最初对美国反恐战争近乎一致的支持来看,作为美国霸权重要支柱的美国同其主要盟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似乎正在得到加强,而美国支配世界格局的能力也仿佛在一夜之间达到了新的高度。随着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美国政府显然已经从最初的通过多边主义合作来摧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做法后退,转而采取一种近乎蛮横的单边主义政策,而这种政策一度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达到顶峰。这种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国际反恐联盟的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也对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起到了负面作用,特别是作为美国霸权重要基础的美国同其传统盟友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因此发生了比较复杂的变化。

 

  以美日与美德同盟为例,尽管同为美国的重要盟友,日、德两国却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采取了极为不同的态度。在东亚,日本显然已经成为美国战车上最坚强的盟友,对反恐战争的全力支持甚至被许多日本人视为扩大日本在周边地区影响的大好时机。与此相反,多数德国人却认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将难以在反恐战争中取得实质性进展,盲目崇拜单边主义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与此相应,德美同盟发生了较为剧烈的震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体系出现上述分化?

 

  本文选取美日同盟与美德同盟这两个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试图探讨分化背后的深层原因。表面上看,德美同盟与日美同盟之间似乎不应该出现这种泾渭分明的裂变:首先,从国内因素来看,德、日两国的国内政治体制都是以美国为蓝本的产物,美国在两国的国内政治生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日两国都在美国的长期占领下进行了国家重建,也因而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国;其次,从现阶段国家追求的目标来看,德、日两国都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都力图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两国不仅同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整体经济实力接近,综合国力相去不远,在各自地区内部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第三,两国都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至今仍然面临着对其国家主权的种种限制,也都面临着同其邻国的历史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德、日两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

 

 

      一、德美同盟与日美同盟在现阶段的不同走向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小泉政府迅速而坚决地做出了反应,在最短时间内提出授权日本军事力量向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的七点紧急方案。2001年9月21日,全球范围内多家电视的新闻节目中都出现了日本海上军事力量的舰只为驶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护航的画面。三艘日本驱逐舰和其他一些舰只还在印度洋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与德、法等国政府的同声反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发生后立即毫无保留地宣布支持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这些举动的深刻政治含义在于,它们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表明,日美两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提升,并能够经得起危机时刻的考验。

 

  很明显,九一一事件进一步推动了日美两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新定义日美安全同盟的进程。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日本自卫队的防卫目标不再是仅专注于日本本岛的安全,而是开始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日本政府认为,为了保卫国际社会的整体和平与安全,法律允许日本政府向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派遣自卫队,向美国在阿富汗的战斗部队提供水和燃料的支援;只要日本自卫队不参加任何国家的军事战斗,他们就有权在远离日本的地区从事情报和警戒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卫队不仅有权使用军事力量保护自身,也有权使用武力保护处于自己防护之下的人。此外,日本政府还同意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向前线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分享情报、参加国际警事合作、与各种国家和商业银行合作来限制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并且同意参与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这些步奏使日本处于重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军国主义状态和‘没有牙齿”的和平主义之间的一个中间位置。”【注释】Michael H.Armacost and KennthB.Plye,“Japan and Engagement of China:Challenge for U.S. Policy Coordination,”NBR Analysis, Decemeber 2001, p.60.【注尾】

 

  对于日本政府在政治上的抱负,一位美国学者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这个国家不太会去重新复活军国主义,但它现在所采取的步骤和计划却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工业家们正在认真地展望在未来扩大日本的国内生产能力和防卫能力,而不去顾及那些直到今日仍然对政治决策者产生约束的意义重大的政治、经济限制。无论是出于政治,还是经济的原因,日本工业和政治界的决策者们在共同的理念和意识之下都在尽力为日本打造一个更强的军事力量。”【注释】Michael W.Chinworth ,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Japanese Defense Procurement: The Case of the Patriot Defense System”, Comparative Study, No.3, 1990, p.195.【注尾】

 

  与日美同盟的日趋紧密相比,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霸权体系最重要支柱的北大西洋联盟却出现了裂痕。由于种族和文化上天然的联系,大西洋两岸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一直相互怀有一种特殊亲近感。一位欧洲的国际问题专家这样描述美欧同盟:“如果美国可以在一个充满着新要求和新机遇的新时代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这个伙伴不仅强大富足,而且与美国一样对经济和政治事务有着共同的信念),那么这个伙伴是谁?如果这个伙伴的利益与美利坚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都需要一个增长中的、由自由贸易所整合的世界经济,并且都力图使整个世界经济可以免受对能源供应的威胁及独裁者们所雇佣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害),那么这个伙伴是谁呢?让我们祝愿这个伙伴能够像美利坚一样愿意为中东的和平而工作,愿意赞助俄罗斯所进行的改革,愿意在巴尔干从事人道主义救护。如果这个伙伴已经为人们所知并受到广泛的信任,美利坚理所当然地会加倍珍惜这种伙伴关系,乃至于使这种伙伴关系处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如果任何国家或任何一组国家可以成为这个伙伴的话,毫无疑问这个伙伴就是欧洲。”【注释】David C. Gompert and F. Stephen Larrabee, American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New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1.【注尾】

 

  恰恰就是美国的欧洲盟国,对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正是美国在冷战时期一手扶植起来的德国,让布什政府伤透了脑筋。尽管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以后,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深恶痛绝和两国在基本价值观上的一致,德国政府在最初的阶段采取了与美国政府相一致的政策,但到2002年,德美两国在反恐战争上就发生了巨大的分歧,而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则成为两国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2002年9月19日,德国司法部长多伊布勒-格梅林在一次集会中公开将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与希特勒暴政相提并论。她声称,布什急于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无非是想转移人民的视线,以缓解国内的各种矛盾,这与当年希特勒的做法如出一辙。【注释】新华网,“德部长将布什希特勒相提并论 德美关系雪上加霜”,2002年9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9/24/content_573447.htm【注尾】此言一出,立刻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布什总统的发言人弗莱舍表示,美国政府对这种言论感到“令人难以忍受和无法理解”,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也指责这是对美国总统“没有理性的攻击”。【注释】ibid.【注尾】

 

  而此时的日美同盟却进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佳状态。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日本大加赞赏,公开表示,“日本政府所做出的这些决定(指向海外派兵)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进一步调整创造了机会,也为美日共同转型和改进防务能力以处理非常困难的21世纪的威胁创造了机会。……美国总统适时地承认了日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可以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日益重要的贡献。……美日安保合作是美国在东亚所有关系的核心”。【注释】朱锋,“拉姆斯菲尔德日韩之行,美军事调整的重要环节”,中国日报网2003年11月24日。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3-11/14/content_281484.htm。【注尾】在反恐名义下,也在美国全球战略的鼓励下,日本的大国化进程大大加快。自2002年以来,日美两国的军事同盟日益加强,日本政府正式迈出了向伊拉克等地派出非战斗部队的步伐;同时,美国驻日本海军基地的攻击性核潜艇数目大大增加,两国武装力量之间还频繁在亚太地区举行各种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政府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亦步亦趋的态度,从而成为东亚地区与布什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政权,而日本政府也借此进一步扩大了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

 

  对于日本政府的对美政策传统,一位美国学者认为,“日本总是喜欢与领导者和胜利者走在一起。而与其他力量相比,美国现在仍然是更容易接受、更加亲密和更值得信赖的领导者。”【注释】ReinhardDrifte, Japan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From Economic Superpower to What Powe? (Great Braitain:Macmillan Press Ltd,1998), p.68.【注尾】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日美军事同盟和美国反恐战争基本上采取了一种类似于搭便车(bandwagon)的外交政策,即通过与主要霸权国的合作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国际机制,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并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相比于德国政府,日本政府明显更为靠近美国的反恐战略,而日美同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加强。

 

  德国人现阶段对美国的心态却要复杂和矛盾得多。一方面,德美两国的政治、军事同盟维持了近半个多世纪,两国不仅在文化传统、民族血脉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占领当局对德国的改造奠定了今天德国强盛的基础。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正是美国人的大力扶持,才使德国最终以一个欧洲大国的身份重返世界舞台。今天德国国内的主要政治、社会制度也大多来源于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占领军对德国的国家重建。数十年过去了,很多德国人仍然对美国当初的无私帮助感激涕淋,德国学者是这样记述那段经历的:“首先,美国为西德带去了民主,并大力支持德国建立了一个保障德国公众人权和自由的宪法。尽管德国有反民主的传统,但这些政治上的创新很快为德国人民所欣然接受,并由此使德国人对美利坚心存敬意。其次,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其他一些经济步骤,美利坚承担了支撑德国经济复兴的大部分成本。正是由此而来的经济复兴才将德国人从极度贫穷的绝境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美国,德国将重新陷入那种曾经导致纳粹主义的可怕经济危机之中。最后(在冷战的关头),美利坚毫无畏惧地站在德国身旁,并在1948年和1958年两次帮助德国度过了可怕的柏林危机……”【注释】Harald Muller and Thomas RisseKappen, “Origin of Enstrangement:the Peace Movement and the Changed Image of America in the West Germa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87(Vol.12, No.1), p.74.【注尾】

 

  但另一方面,德国人民对美国布什政府所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一种没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做法。许多德国人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及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军事手段已不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主张各国应该加强合作,通过多边主义的途径解决问题。许多德国人认为,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有很多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因素,盲目崇尚武力不解决问题。对于美国政府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日益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一些德国人将其称为“帝国心态”。【注释】德国中文网相关文章《德美关系:破镜虽重圆,恩爱难如初》,http://www.csuchen.de/cn/01/02/131.html.【注尾】德国总理施罗德公开表示,布什政府犯了“严重的错误”。【注释】BBC中文网,“施罗德就伊战争向全国讲话”,2003年3月20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2870000/newsid_2870800/2870863.stm【注尾】相比于日渐升温的日美同盟,德美同盟确实在今天遇到了一时难以找到解决方法的棘手问题。

 

  日德两国政府都是美国政府的长期盟友,也都是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前法西斯政权进行重建的产物。从文化和种族的角度来看,德国甚至与美国更加接近。为什么日本政府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而德国政府却对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诸多微词?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日美、德美同盟关系的不同变化?本文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影响了日美、日德同盟关系的不同走向,即:德、日两国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美国战后对德、日两国所进行的不同的国家改造和重建;德、日两国所处的不同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二、德、日两国在国家重建中的不同遭遇及其对德美、日美同盟的影响

  作为两个在冷战时期一同被美国占领军进行大规模国家重建的政权,德日两国虽然都以美国为蓝本,却最终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态背景。在日本,权威主义及对权威的崇拜不仅没有随着法西斯的战败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变本加厉。而在德国,人们彻底打破了旧有的对权威的崇拜,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德日两国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别,与美国在对二者进行国家重建时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息息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联军在欧洲战场彻底击溃了前纳粹第三帝国的主力部队,原有的纳粹国家机器被彻底打碎。对于德国战后的景象,历史学家们有过详细的描述,“德国战后的情况确实很可怕,战争曾打到了德国的心脏地区。几乎没有哪个德国城镇逃脱盟军的轰炸和巷战,以及纳粹分子在撤退时故意进行的破坏。再加上有一千万德国人从并入波兰的前德国领土上回到了这些废墟上,局势就更加恶化。当时只有一个合适的词能够形容1945年的德国,那就是‘混乱’。”【注释】J.斯帕尼尔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段若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5页。【注尾】由于欧洲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大举攻入德国,因而德国本土损失巨大,旧有体制所受到的破坏也比较彻底。特别是,德国的纳粹政权直到首都柏林被攻克、希特勒自杀殒命之后才宣布投降,这就更使得德国的旧有势力无法也无力保留更多的旧时代遗产。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所进行的种族灭绝早已臭名昭著,对于同属西方文明的美国人来说,纳粹所犯下的这些罪行毫无疑问具有相当大的震撼力,也促使他们对德国进行比较彻底的国家重建。

 

  而对于日本来说,情况却大为不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本土始终没有遭到类似于纳粹德国所遭受的那种大规模进攻。一直到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日本本土的封建军国主义体制始终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天皇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策划人和日本帝国的国家元首,不仅没有沦于希特勒那样的下场,而且在美军进驻日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是在国际关系史上出现了这样一件怪事,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主要精神支柱和主要策划人的天皇摇身一变又成了维持美国占领军统治的工具,以至于许多人都惊讶于日本政府在美军进驻日本时所表现出的极度顺从。有历史学家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帝王般的举止和傲慢的语言(反而)正好切中日本人的性格,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对帝王充满崇拜之情。这个岛国的民众对麦克阿瑟的统治表现出令人吃惊的顺从。至少在表面上,日本人接受了改造他们生活方式的改革措施。” 【注释】Julius W.Pratt, Vincent P. De Santis, Joseph M.Siracusa,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N.J.:PrenticeHall, Inc,Englewood, 1980), p.426.【注尾】

 

  正是日、德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不同遭遇,为日、德两国在国家重建中的不同命运埋下了伏笔。在德国,旧有的纳粹残余被彻底扫除,一套模仿美国联邦体制的政治制度被建立起来,美国式的民主完全取代了第三帝国的中央集权。与此相应,原纳粹德国所宣扬的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被彻底抛弃,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开始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在日本,天皇被保留下来,继续在日本的政治体制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对日本的国家重建中,美国还必须时常依靠日本旧有的公务员队伍,文化和种族上的巨大差异使美国人很难彻底抛开旧有体制单独进行国家重建。有历史学家谈到美国占领当局在占领初期对日本改造的局限性:改造日本“在于破坏日本旧的统治结构,使日本各势力集团按照美国的意愿重新组合,……在惩办战犯和整肃的过程中有些界限也混乱不清,……真正受到清洗的人数只占应该受到清洗人总数的1%还不到。”【注释】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56页。【注尾】对日本改造后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将欧洲稳定作为国家战略核心利益的美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倚重日本旧有的一些政治军事力量,而对日本所进行的从一开始就很不彻底的国家重建和改造就更难以进行下去。1947年底以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迅即反映在日美关系的一切方面。在政治上,盟军总部释放了大量战犯,陆续解除了对右翼分子和政客的整肃,并默认他们重返政界,大力支持以吉田茂为首的保守政权,限制各种进步的群众活动……”【注释】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上册,第39页。【注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许多旧有的政治机制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巩固日美军事同盟的重要纽带。

 

   

  这种在国家重建中的不同命运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二者在对美政策的不同。比较而言,日美同盟更多地建立在现实的国家地缘战略利益之上,德美同盟则更加注重双方共同的信仰和行为方式。在国家重建比较彻底、奉行和平外交与多边外交的德国,人们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提出了广泛的质疑:“美国政府对待国际合作的主流态度正在转变为力图组建以其自身特定的、权宜性的利益为依归的国际联盟,而这些国际联盟可以由美国根据自身的好恶随意组建和解散。尽管欧洲人可以参加这种由美国人所领导的军事行动,……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听命于美国的下属而非相互平等、可以随时协商的平等伙伴。”【注释】Elizabeth Pond, “European Shock and Aw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3,p.199.【注尾】与此相反,在战后重建显然不那么彻底、传统政治体制依然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日本,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却没有遭到很大的反对,日美同盟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三、德、日两国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对德美、日美同盟的影响

 

  一般来讲,每一个作为完整政治体系的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政治文化。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注释】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注尾】政治文化一般包括一整套的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政治价值(political value)和政治准则(political norms)。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能够对该体系中的成员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也就是使该体系的成员认同一个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和目标,对整个体系所处的政治环境做出较为一致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使整个体系的成员能够形成具有某些共通性的政治性格。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完整政治体系的国家的全体成员或大多数国民在面临特定的外部环境时,往往会做出具有本民族政治文化特征的政治抉择。

 

  长期以来,日本民族特殊的历史文化氛围养成了日本民族崇拜强者的政治性格。在古代,日本民族通过向中国的学习来发展自己,并且利用古代东亚国际格局中特殊的朝贡体系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近现代,日本先是向英国学习先进的海军知识,并通过与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结成英日同盟击败了其在东北亚的竞争对手沙皇俄国,一度成为远东的头号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基本上选择了一条紧随美国战车的道路。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的最强者。日本民族对权威者的崇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国内普遍而牢固树立起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政府今天对美国单边主义霸权的亦步亦趋是与其政治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的罪行被系统地揭露出来。面对着希特勒在欧洲制造的惨剧,整个德国民族进行了深刻地反省。美国占领当局通过对第三帝国的批判,逐渐在普通德国民众的心目中树立起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念。这种对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理念的珍视是与德国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及其所造成的战争罪行的深恶痛绝息息相关的。有德国学者这样记述那段经历,“战争结束后,对德国人旧有的道德自豪感的摧毁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纳粹政府令人发指的罪行使得许多人从内心深处不愿意再坚持以前(所固有)的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德国人对往昔的自豪感被摧毁了。对于德国年轻人来说,他们本民族的神话在纳粹谎言的纠缠下和集中营的阵阵臭气中破产了……对这些罪行的记忆摧毁了通常用来构成民族自豪感的那些基础……” 【注释】Harald Muller and Thomas RisseKappen, “Origin of Enstrangement:the Peace Movement and the Changed Image of America in the West Germa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87(Vol.12, No.1), p.73.【注尾】为了与纳粹政府划清界限,同时也是出于对本民族所犯罪责的巨大羞耻感,德国人民很快就接受了美国占领当局所宣扬的民主、人权理念,并对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正是对纳粹德国一系列罪行的深刻反省,才使和平主义、民主主义这两个理念成为当代德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色。也许可以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重负罪感及对强权战争的深恶痛绝是导致当今许多德国人强烈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有德国学者认为,“为了恢复(在纳粹统治中受到损毁的)道德基点,和平主义运动为德国分配了一个独特的任务:发起和促进和平。而这个任务恰恰是对德国在最近一百年里所扮演的国际角色的彻底变更。……不道德的过去促使德国采取了全新的政策,并使德国努力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和平的坚定维护者……”【注释】Harald Muller and Thomas RisseKappen, “Origin of Enstrangement,” p.86.【注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德国人所崇尚的、用以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和平主义与人权主义理念,正是美国占领军在改造纳粹德国时所竭力向德国人民灌输的东西。德国人今天所崇尚的人权、民主与和平理念既源于德国社会对纳粹罪责的深深反省,也源于美国对德国社会的成功重建。在冷战时期,前苏联被视为对和平、人权、民主的主要威胁,从而在德国社会形成反对苏联的广泛共识,而这种共识也最终成为冷战时期德美同盟的坚实基础。但当现在的美国政府采取一种近乎蛮横、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支柱的单边主义政策时,德国社会中那种早已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理念就成为促使德国政府转而反对美国单边霸权的重要力量。也许可以说,新保守主义中重视军事实力的单边主义倾向从本质上就是与德国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国际关系中民主主义的追求背道而驰的,而这些倍受德国人珍视的价值观恰恰都来源于战后美国人对德国成功的国家重建。在这种情况下,战后美国政府在欧洲所树立起的民主国家样板,最终成为反对布什单边主义霸权政策的重要力量。

 

  四、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生态对日美、德美同盟的影响

 

  现今德国国内的政治基础主要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国的重建。具体来讲,今天德国国内政治生活的基础主要来源于1949年正式生效的“基本法”。这部由美英法等占领当局批准的“基本法”主要包含以下原则:强调德国实行民主制原则,整个国家采用议会制民主,国家元首仅具有象征意义;仿效美国的政治制度,实行彻底的联邦体制,形成对中央政府的制约;强调法治国家原则,强调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至高无上;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义务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

 

  冷战结束以后,德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其国内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来看,代表中左派的红绿联盟明显占据了优势。红绿联盟是由倾向于左翼自由主义的绿党和社民党所组成的政治联盟。在1998年和2002年举行的两次联邦议院大选中,红绿联盟都获得了胜利,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来自于社民党。近年来德国国内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绿党的崛起。在1998年和2002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分别获得了6.7%和8.6%的选票,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并与社民党联合组成执政联盟,从而对德国内外政策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绿党负责人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her)曾出任德国联邦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内外政策上,绿党主张实行和平外交,关注经济、能源与环境问题,强调各国之间应该通过国际机制(特别是联合国)加强多边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德国政府所执行的外交战略更多关注多边主义下的国际合作,希望通过解决国际社会中存在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问题来铲除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土壤,而不是盲目诉诸于单边主义下的大棒政策。相比于九一一后美国人那种近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情绪,今天的德国人普遍更加重视环保、能源、贸易、毒品等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强调只有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打破传统国际政治的主权国家分界,才能真正为整个人类社会,乃至于整个地球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德国的主流政治主张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过分依赖武力和单边主义只能使问题越变越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美国人在道德上自鸣得意的优越感连同非黑即白的对善恶的简单化区分,将导致美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圣化。欧洲人将这种道德上的自我圣化等同于曾经在欧洲历史上带来巨大灾难的30年宗教战争……”【注释】Elizabeth Pond, “European Shock and Aw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3,p.193. 【注尾】

 

  日本国内政治环境近20年来走向可以用全面右倾化来概括。80年代中期以后,右翼保守派势力逐渐在日本政坛上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这些人大力鼓吹日本加强政治上的自主性,甩掉过去历史的束缚,在坚持日美军事同盟的前提下,逐渐把日本从一个经济大国发展成为政治大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右翼势力非常推崇天皇在日本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对天皇权威的崇拜是日本社会的一大优点,并进而认为日本文化和传统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一般都非常反感亚洲邻国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追究,认为这种做法将会阻碍日本大国化的进程。为了迎合国内越来越强大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潮,许多日本政治家多次不顾亚洲邻国的反对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对历史问题表现出令人生疑的暧昧态度。整体来说,这种新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潮反映在日本国内政治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否认和淡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责任,强调要重新认识那段历史,公然为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罪行辩护;二是鼓吹要恢复大和民族的自信心,强调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要更加自信地面对亚洲邻国;三是要争取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通过修改宪法和重新定义日美军事同盟来实现所谓的强军立国。

 

  从日本国内政局来看,右翼保守势力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不仅传统的日本第一大党自民党积极主张对日本的和平宪法进行修改,民主党等党派也开始极力推动修改宪法。与此相对,战后曾经作为左翼力量代表的社会党却全面衰落。特别是,战后出生的日本年轻一代的政治家普遍支持修宪,鼓吹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在2003年11月日本众议院新当选的480名议员中,有306人主张修宪【注释】高海宽:《派兵之后话修宪》,《日本学刊》2004年第2期,http://www.cass.net.cn/chinese/s30_rbs/files/xuekan/2004-2/gaohk.htm【注尾】。相比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甚嚣尘上,日本社民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左派力量却日渐式微,对右翼势力的制约有所减弱。战后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自由派和右翼保守主义之争。其中自由派主张日本应该严守和平宪法,强调发展民生力量,在国际上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协调;而保守主义则主张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认为日本应该摆脱战后的束缚,争取成为普通国家。从目前来看,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已经在这一场国内的政治论争中占据了上风,这不仅表现在近年来保守势力在日本大选中的获胜,也表现在日本国会所通过的种种带有修宪倾向的法案,如有事法制等扩大自卫队活动权限的相关法就在日本国会内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日本政坛新生派力量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右倾保守主义色彩。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日本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一种崇拜强者的传统;而在今天,这种对强者的崇拜更是与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结合了起来,演变成一种试图通过对美国霸权的追随来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内外政策。一方面,目前在日本政坛居于主流地位的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希望进一步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使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而另一方面,大多数的日本右翼政治家也认识到日本要想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可和帮助。在这种条件下,日本的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似乎为自己扩大国际影响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切入点和着力点,那就是加强日美同盟,特别是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对于右翼保守主义势力来说,九一一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所进行的反恐战争恰恰为日本提供了这样一个百年难遇的良机。相比于德国,日本更多地积极参与和支持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各种政策,加强日美同盟已然成为小泉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点之一。

 

      五、两国所处的不同国际环境对日美、德美同盟的影响

 

  德国和日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都与四周的邻国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同时日本、德国也分别是本地区最大的经济实体,在整个地区的发展中举足轻重。此外,日、德两国也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但日、德两国在各自区域内所处的国际环境却有着天壤之别。对于德国来说,它不仅成功地融入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而且在该区域内的国际地位日益攀升。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的崛起得到了其邻国的认可和相当程度的支持。而对于日本来说,其所处的周边环境则远不那么乐观。首先,由于与邻国普遍存在着历史争议和领土悬案,日本增强自身实力的行动往往遭到东亚邻国的普遍质疑。考虑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种种恶行,日本的大国化目标很容易受到邻国的异议。韩国驻联合国大使就曾经公开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亚洲国家对日本所持的这种负面态度是与日本未能真诚地忏悔和面对过去所犯下的种种侵略罪行相联系的。有东亚问题专家认为,“日本的对外关系也被它在1945年前的历史遗产所困扰。在那段历史中,日本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发动了侵略。(然而)至少在许多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眼中,日本并没有满意地进行妥协和反悔。这种感受在东亚国家中尤为明显。……日本的邻国也公开表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心。”【注释】Michael Yahud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1945-1995 (Published by Routeledge 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1996), p.231.【注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大国化目标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其次,日本在亚洲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显然要比德国在欧洲所面临的外部情况复杂了许多。无论是朝鲜半岛复杂的局势,还是台湾海峡扑朔迷离的现状,都使日本这个极其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岛国面临着许多难以处理的外交困境。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东亚地区的国际权势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地变化,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局也成为日本外交所面临的课题之一。美国的《国际事务》杂志对此评论道:“在历史上,中国和日本从未一同强大过。在中世纪时代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强大而日本弱小。在过去的200年里,日本变得极为强大而中国却积弱积贫。让中日两大邻国同时在本地区内拥有举足轻重的权力对国际关系来说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注释】James F.Hoge,Jr., “A Global Power in the Making,”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4, pp.4-5.【注尾】

 

  从历史上说,日本从来都是一个有着极度不安全感的国家。在现实中,这种不安全感始终贯穿于日本的对外关系中。在朝鲜半岛,日本至今与朝鲜、韩国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争端。日本不仅与韩国存在着领土争议,而且至今仍将朝鲜视为对安全的重大威胁。尤其是朝鲜核危机爆发以来,日本政府紧张焦虑的心态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日本政府认为,一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充满敌意的朝鲜注定将成为其国家安全的巨大梦魇。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上,由于日本政府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也面临着巨大压力。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传统中日关系所处的国际力量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而这种变动恰恰是与日本自甲午战争结束后近百年来早已习以为常的那种以日方占据优势为主要特征的中日力量对比格局截然相反。这就使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对华关系上所特有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大为加强。另一个与日本存在着潜在争端的国家是俄罗斯,日俄双方至今仍在涉及北方四岛的问题上争执不下,而历史上日俄两国曾经多次爆发的冲突也使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所展现出的上升势头,更增加了日本政府对前途的焦虑。

 

  相比于日本,德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则要好了许多。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西方世界的当然领袖,美国在战争结束后对德国的国家政权和社会结构进行了彻底地改造,从而使德国在整个冷战时期成为服从于美国对外战略的小伙伴。冷战结束后,德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是苏联的解体使得德国不再需要面对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威胁,长期以来困扰德国的苏联威胁在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其次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大为加快,欧洲各个国家开始试图在世界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德国与欧洲邻国的关系也日渐紧密。在这种背景下,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协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德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为德国近年来最重要的外交转向之一。德国不仅在历史问题上成功地取得了周边邻国的谅解,而且也顺利融入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对于绝大多数的欧洲人来说,战后成功的国家重建已使德国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和平民主国家。德国不仅与宿敌法国达成了和解,而且使德法同盟成为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最重要的发动机。国际问题专家是这样评述今天的德法伙伴关系的,“……从(普遍接受)的常规智慧来看,德法之间再次爆发战争几乎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也许我们的历史经验还如此欠缺,以至于我们本不应该如此盲目乐观。但是国际机制的网络确实使德法双边关系正处在一个合作的互动之中。部长和政府的首脑经常性地会面,由私人雇员和私人专家组成的无数个联合委员会也展开了(大量的工作)。此外,(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有组织的文化和学术交流。……除了这些双边联系之外,德法还一起推进它们的共同规划项目—欧洲社会。”【注释】Edited by Patrick Mccarthy, FranceGerman 1983~1993:The Struggle to Cooperate (Macmillan Press LTD,1993),p.183.【注尾】德国不仅在欧洲国家中的威望日渐攀升,而且其权势在欧洲范围内的重新崛起也受到了大多数欧洲人的赞同。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德国政府越来越将自己的外交重心转向其欧洲盟国。

 

  日德两国所处的不同环境使两国在对美政策上产生了微妙的差异。对于日本来说,由于对邻国长期存在的怀疑和敌视,也由于东亚格局天然的极度复杂性和中国迅速发展所引起的不安全感,日美同盟很自然地被许多日本人看成是维护日本国家安全最可信赖的安全保障。日本政府为了维持日美同盟的存在不得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做出更多让步,表示更多支持。而对德国来说,由于与邻国成功地实现了和解,也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所带来的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德国可以不用再像冷战时期那样过分依赖美国的保护。相比较而言,德国对美政策的选择余地要比日本大得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政治中各种因素的重新分化组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西方同盟体系也必将发生新的变化。日、德两国虽然同为美国的亲密盟国,也都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进行国家重建的产物,但两国在应对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时却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政策,这不仅仅是由两国所特有的不同政治文化所决定,也是由两国根本不同的国家战略环境和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尽管如今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支撑其霸权体系的同盟支柱却远没有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因此,美国的霸权也决非没有限度。

 

 

付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