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
对美国的立体研究
——《资中筠集》述评
杨玉圣
《资中筠集》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印行第一版迄今，眼看就要三年了。这是一部深受欢迎的好书，也是一部值得评论、应当评论的学术标本。
《资中筠集》的学术视域异常辽阔，综合反映了资中筠先生最近25年来有关国际问题与美国研究的代表作，其中对于中美关系、美国外交、美国强盛之道以及美国学学科建设等，无不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是对美国的全方位的立体研究【注释】“立体研究”一说，借用自汪熙教授。这位跋涉在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国际问题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等跨学科领域的老前辈，曾率先提出：“长时期以来，我总以为研究一个问题，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我们都应该把它悬在空中，对它进行上下左右前后，四方八面的全方位的考察、全方位的分析，因而也全方位地收集材料。这样做会费力一些，但可以少一些片面性，多一些实事求是。一个事物的上下左右前后及四方八面的表现可能并不一致，也可能互相抵牾，但这才能提供比较鉴别的机会，也提供了去伪存真的可能性。”参见汪熙：《求索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其实，这不只是汪熙老人平生治学的经验之谈，而且也可以视作学术评论的标尺。以此来评价《资中筠集》，大体也是合用的。【注尾】。在很大程度上，本书甚至可以视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美国研究的一个缩影。
一
对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是资中筠先生着力最大的专业领域之一。这既与中美国家关系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分不开，也与资先生本人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
“中国改革的进程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前进。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而且二者之间确有一定的连带关系。”（《资中筠集》第80页，以下引证本书时，只注页码）在《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这篇曾引起广泛关注的论文中，作者指出：在现阶段，除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外，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还是主要的，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是中美关系强大生命力的基础，关键是中美之间应“弄清双方根本利益所在，尽量发展共同点，妥善处理分歧，不使它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在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中，使中美关系“较少波动而更加稳定”。（第80页）
对于中美关系的不同层面，特别是政治外交关系和文化交流，资中筠都有系统、独到的见解。《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写道：“民间的友好促进相互了解，在这基础上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两国政府对改善关系的积极政策又为开展各界交往创造有利条件，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如果说人民之间主要是发展友谊与了解的话，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建立在国家关系的基础上的，只有符合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国际关系才能得到本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才能持久。”（第73页）关于文化交流，我们大约都能有切身的体验：“同美国的交往，使长期闭塞的中国人打开眼界，接触到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了解另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在知识界引起的震动是极为强烈的。”（第85页）至于一般人通常批评的“文化渗透”乃至“文化侵略”，资中筠也有她的解释：一方面，美国不仅积极推进对外文化教育事业和文化交流，而且“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大特色”，进而言之，“美国的外交最终目标仍是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制度、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第77页）思想文化是美国显示其力量和影响的独特的重要方面，“这可以说是美国对外扩张的原动力”。所以，“美国为了实际利益而向外扩张的同时，总是要推行它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按照它的面貌缔造世界文明，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第98页）但另一方面，还应看到，“文化本身并无敌友之分。文化上接受美国教育熏陶是一回事，维护民族利益与否又是另一回事。”文化交流除了涉及两国利益外，还有超乎国家利益之外的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目前正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向现代化蜕变的东方文明古国，与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脱胎于欧洲而又自成体系的现代西方文明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这样全面深入地，无拘束地相互认识，相互探索，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一页的。”（第91页）资中筠先生强调说：
在正常情况下，各国文化只要有交流，就必然互相渗透，互相丰富。人类的共同文明因此得以发展。而且，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政策当然是以争取别国人民对自己有好感为目的，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有助于消除人民之间的隔阂与偏见，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在这里人民之间的友谊正好与国家的利益汇合在一起。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可以纳入这一格局。（第89页）
发表于1996年的《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是另一篇从宏观视野总结百年中美文化关系的特点与规律的力作（详见第212~234页）。在为庆祝中美建交20周年而作的《变与不变：中美建交10周年与20周年》一文中，作者清醒地看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经历了一次不完全的冷战”（第264页）这一严峻事态，对既“相当脆弱”又“很有韧性”的这两大国的关系，总体而言，“在关系很好时，不要太乐观，在看来问题很大时，也不要太悲观。”（第266页）信息时代和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变化和新机遇：一方面，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跨国界的休戚相关的全球问题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尽管事实上中国远非美国的竞争对手，但美国却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颇多顾虑，“中国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不一定被美国认为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无形的、新的不利因素。”（第267页）就中国来说，在进入21世纪之际，应该以向前看的心态，“更多地内省，从克服自己本身的弊病来消除障碍，而不是强调外因”。资中筠指出：“假如说中国应积极对待全球化的大趋势，美国则应更加尊重他国的民族利益和特点，承认他国发展的权利。如果说中国应更多地甩掉历史包袱，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中则应有更多的历史感”。（第269~270页）收入本书中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第179~211页），借助于第一手档案文献的爬梳，系统、微观地再现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对于中美关系中既极端重要、又极其复杂的台湾问题的研究，资先生尤其是功彰绩伟。发表于1982年的《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第1~42页），以美国外交档案文献为基础，揭示了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源特别是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该文不仅资料丰富、观点鲜明、论理透彻，而且如行云流水、功力深厚、从容大度。该文迄今仍被认为是中国学者关于该问题发表最早、影响最大的学术专论。时隔20载，作者在将该文作为首篇收入其文集时，还不无感慨：其一，“近年来有时看到一些文章提到那段二十年前早已详细阐述过的历史的一鳞半爪资料，作为‘鲜为人知’的‘新发现’，令我啼笑皆非。”其二，“在学术研究中命题作文是本末倒置的，我那篇文章如果真的是奉命之作，就不可能这样从容、详尽，论证也未必能那样客观。特别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更忌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假如对当前政策有参考价值，应是其结果而不是出发点。”（“自序”）资先生是谦谦君子，一向温文尔雅，但她面对无视他人成果而一味低水平重复的所谓“新发现”，也是持立场鲜明的批评态度的。这是资先生区别于不少其他同龄学者的学术取向，即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兼善天下。与某些人无原则的“好人主义”相比，应该说资先生的学术取向不仅可爱，而且可贵，承继并张扬了中国读书人的道德文章。
二
资中筠先生的学术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中美关系，而是扩及美国外交（特别是当代美国外交）。“事实上，我一向强调不能把国际问题和美国研究限于狭隘的中美关系”。（“自序”）
关于当代美国外交的综合研究，资中筠和她的合作者曾著有两巨册《战后美国外交史》【注释】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注尾】，乃一大创获。关于美国的霸权，作者形象地概括为“顺之者昌”、“逆我者亡”：美国不喜欢的或者认为是与它作对的，就给你增加困难（如对古巴的长期制裁）；同时又确实援助了很多国家，这使它不至于在世界上人人喊打，日本、韩国都是美国援助起来的。作者还提出了美国的“隐性霸权”观，即世人身不由己地接受其影响，不论是生产、生活还是语言，甚至礼仪习俗，都跟着美国跑。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分析的，尽管“美国仍受到污蔑，但那些批评美国最激烈的人却在模仿美国”。【注释】Harold Evans:《20世纪缘何可以称为美国世纪》，《交流》1999年第4期，第36页。【注尾】更重要的是，美国“高举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不论自己在实践中是如何多重标准，如何为其霸权服务，甚至伪善，就其核心思想而言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潮流，不仅是在道义上而且是在实践上。”【注释】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301页、299页、270页、307~308页、202~203页。【注尾】关于美国对外霸权、对内民主这一内外有别、并行不悖的现象，资中筠也进行了科学分析：民主的精髓是权力制衡，保障公民权利，防止个人或者寡头专制，但必须把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与国内的民主制度分开，“不能据此反证其在国内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甚至进而认为‘民主’、‘自由’从根本上就不可取。毋宁说正好相反，欧美国家之发达和强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得力于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才使它有条件在国际上称霸。它们不平等对待弱小国家，但其本国人民至少相对来说比任何其他制度的国家都享有更平等的权利。”【注释】同上。【注尾】还在1993年，资中筠即已预言：“美国以及整个西方文化今后遇到的主要对抗力量可能是伊斯兰宗教文化，美国在中东地区遇到的麻烦除其他原因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重要因素。”（第123页）结合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及此后美国的最新发展态势，此论可谓先见之明。因此，对于美国来讲，在跟第三世界打交道时，“决不要低估其民族主义感情和可能释放出来的力量，不论对此作怎样的评价，这是客观存在，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很激烈。在美国战后的对外关系史上，对这一点屡犯判断错误，是具有丰富的经验教训的。”（第270页）
布热津斯基说：在当今，“无论是好是坏，美国是全球的领跑人，而且目前没有竞争对手。”【注释】布热津斯基著：《大抉择》（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注尾】当然，正如资中筠所说，“一国的力量无论多大，可以一手操纵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269页）因此，作为引领世界潮流之先的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应在观念上顺应世界潮流，善于利用其力量和地位，抛弃过时的强权政治。现实情形是，“美国对外常自称从道义原则出发，但是在他人，特别是受害者看起来，其行为却常常是基于自私目的的强权政治。”资中筠指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总是以最高裁判者自居，但是应该意识到美国目前超强的现实究竟对世界是祸是福，谁来约束美国，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人所严重关切的问题。”（第269页）在目前正加速进行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的‘领导’意识十分强烈，力图左右世界发展的潮流。对中国来说，一方面不能自外于这一相互依赖日深的大潮流，同时又经常要对美国强加于人的‘霸道’和不由自主的‘美国化’进行抗拒，这一悖论将长期继续，而且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摩擦点。”（第371页）诸如此类的问题和矛盾，也许难以消弭。像美国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的惟一的超强的大国，其内政外交取向无不对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利害悠关（第358页）：
百年来，美国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带动了全球的进步，美国以雄厚的实力对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又直接帮助或间接促进了一批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哪个国家善于学习的话，美国从治国到企业管理到解决社会问题到文化教育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今天，在有关全人类福祉的问题如环境保护、自然灾害控制、公共健康以及反毒品、反国际恐怖主义等斗争中，还需要美国发挥带头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不折不扣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顺之者昌，逆我者亡”。
三
在中国的美国研究领域，一般人往往专注于某一专门领域，而很少打通外交与内政；例外的，或许仅有罗荣渠、杨生茂教授及其高足任东来教授等少数学者。资中筠先生是其中学术业绩斐然的典范之一。
“国际问题的研究应拓宽视野，离开了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很难深入，这是本人一贯的主张”，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对此，《资中筠集》“自序”回顾道：“我认为‘国际政治’特别需要有历史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研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则应该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研究，才能使‘美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立足于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这是本人二十年来在研究工作中努力的方向，文章的题材显示出这一轨迹：从美国对华政策，至美国全面外交，然后及于美国本身的发展，自己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这条道路走得十分吃力，自己的思想也随着认识的深化而逐渐开阔。”资中筠认为，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美国，应该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来探讨，因为欧美文明是一个体系，但“美国等于是个接力棒，从欧洲移民到美国之后，它接着发展，形成了它的特色。”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是很值得探讨的，只有研究透了，才知道何为其精华、何为其糟粕。中国人应当研究美国何以强，以求自强。
美国何以是美国、美国为何能成其为美国，这既是一个历史和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对于美国“何以兴”的问题，资中筠在《20世纪：美国世纪？》（《冷眼向洋》上卷第一部）中，追本溯源，深挖厚掘，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凝练为长篇专题论文——《美国强盛之道》。（第305~366页）作者首先澄清了所谓美国没有历史及美国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这样两个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严重误解。美国在立国以前的早期发展有近二百年，而且是从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思想和生产力的基础上开始的，然后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又没有欧洲封建社会的包袱，所以它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基础上发展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若要兴旺发达的话，没有精神支柱是不可能的。“物质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贫弱，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支柱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富强，这正好是我国当前相当普遍的认识误区。”（第310页）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发展和平等，一种制度、一个国家的兴衰、先进或落后取决于这两个问题解决的成功的程度，“迄今为止，美国正是在相对成功地解决这对矛盾中走向强盛。从消极的治理社会弊病、克服危机方面来说，它靠的是渐进主义，以改良避免暴力革命；从积极发展的动力方面说，它靠的是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这两方面的根源都在于植根于美国历史文化中的精神资源。”（第307页）对于渐进主义的美国发展道路，作者做了鞭辟入里的透彻分析：自上而下的政府改良、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作为中介势力的私人公益事业，使得美国不断革故鼎新，化解矛盾，“一方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全社会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判的传统，共同促成了持续的渐进的改良”，促进社会均衡与和谐发展。尤其值得正视的是美国人“家丑外扬”的文化气质，“不论是出于基督教的悔罪伦理，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公众认知权的原则，还是出于媒体的揭丑传统，还是出于权势集团的忧患意识，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和对通过公开讨论解决问题的信心是美国改良机制的灵魂，也是其活力所在。”（第326页）如果说“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我们中国的古老传统的话，那么“发了财就捐赠”的精神，不仅代表了“财富的福音”和散财之道，而且也代表了美国精英为社会排忧解难、兼善天下的理想，从而“使得兄弟的纽带仍能把富人和穷人联结在和谐的关系中”（卡耐基语），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业是美国制度的支柱之一”，“它是美国渐进改良中一股强大而稳健的推动力，而且站在这一改良的最前沿。”（第331页）在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不断在进行渐进的改良，这是美国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强项”，至今已形成符合美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同时仍保持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两相比照，反观苏联，无论是平等还是发展，都相形见绌：“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无法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高压下的思想禁锢磨损了知识精英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很难想像大批有思想、有头脑、有学识的精英长期处于动辄得咎，被迫说假话，连生命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一个民族能够兴旺发达。”（第280~281页）
《美国的强盛之道》一文，实事求是，气势磅礴，以理性的精神、平和的心态，如实地探索美国的强盛及其前因后果，不仅对20世纪美国加以明确和准确的历史定位，而且敢于正视美国的精神文明，从学术立场上拨乱反正，标志着中国人的美国观的一次革命性转型。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如果要推举汉语学术界的美国研究的范文的话，那么《美国的强盛之道》可谓理所当然、名至实归的首选之一。这是一篇出自中国人手笔的全面理解美国、认识美国的难得的佳作。
对于综合国力依然遥遥领先的美国，资中筠曾一再强调，其成功的奥秘之一即在于其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与人才优势。在她看来，作为独特的移民国家，作为在全球化浪潮中以其科技、经济和制度优势而起主导作用的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人才自由流动几乎无国界的今天，最优秀的人才流向美国势不可挡，使美国在这方面形成绝对的良性循环。全世界在不知不觉中追随美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这是一种无形中的‘美国化’，连欧洲也不例外。”（第289页）
四
资中筠先生不仅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个有学术战略眼光的帅才。这不仅表现在她杰出的学术组织能力上，而且也反映在她对中国美国学的学科建设的整体把握和积极引导上。
无论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作为国际问题研究或区域研究，美国研究（美国学）在中国都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研究之能够在中国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艰苦卓绝的学术探索、学术积累、学术交流与学术创新而实现的。“美国之为美国，既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又有其自成体系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于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美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值得研究的典型。这对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都是适用的；而这又使‘美国研究’本身足以成为一门综合学科。这种研究在中国是新的课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在理解上也很不相同。但是，作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学问的一部分，美国研究肯定是大有作为的。”（第386页）这是作者1987年在《美国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的美国研究》中的号召，可谓高瞻远瞩，登高而呼。在另一篇文章中，资先生总结说：“美国的专家对中国研究比较深，而在政治家和民众中仍然偏见很多，或相当无知。中国人对美国的兴趣和了解的普及程度超过美国。另一方面，作为专业学术来说，中国方面对美国的研究尚待提高和深化，特别是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对美国的各个方面作细致的、多学科的、非急功近利的分析研究还大有可为”。（第271页）
“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在中国，发展美国研究的意义何在？”对于这两大问题，作者深思熟虑，从而进一步提出了美国研究的学术取向与学术定位问题（第386页）：
对美国研究的意义不宜作“立竿见影”式的要求。不必一篇文章提出一项具体建议为决策者采纳才算起了“智囊”作用；同样，也不能认为美国的某项经验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才算是“为四化服务”。一般说来，学术研究最终能够发生社会效用的周期长短不一，或十年，或百年，“立竿见影”的情况是有的，但不是通例。归根结底，是对全社会起开发民智的作用。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如果说是“智囊”，应该是全民族的“智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美国研究也许可以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
在《外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困惑》中，资中筠进一步指出：包括美国研究在内，外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既然是学术，作为学者，就应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细水长流的专业研究。“如果承认外国研究也是一门学术分支的话，就首先应该本着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来对待研究对象，像一切做学问一样，结论只能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中国人今天与外部世界关系空前密切，而知之却甚少。如果放开眼界，有的是丰富多彩的课题吸引有志者去探索。假以时日，这种探索的总和必将提高全民族的智慧。”（第414页）
收入《资中筠集》的《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1969~1992）》（第124~161页）、《中国的美国研究》（第373~394页）、《架起理解的新桥梁：改革开放十五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成果评析》（第395~406页），以及《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第415~425页），均从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的角度，旁征博引，立意高远，不仅摆事实，而且讲道理，富有启迪。
五
“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13亿人民的长远福祉究竟何在？”【注释】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301页、299页、270页、307~308页、202~203页。【注尾】这是《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中的警示。资中筠的回答是：“实现现代化是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第81页）在《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中，作者以其画龙点睛之笔写道：“一般说来，多数中国人在想到现代化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想到美国。不论是抽象地还是具体地，也不论对美国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相当广泛阶层的人士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美国当作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美国高度发达的科技、教育、文化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中国可以吸收和借助的对象；尽管美国与中国国情极为不同，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背景都相差甚远，但是这一切对当前的中国人都有吸引力，对美国的探索和研究方兴未艾。”（第81~82页）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久远、传统深厚的超级人口大国，要想实现现代化，一定是艰难曲折、而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罗荣渠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而“必须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注释】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注尾】资中筠也曾从中美共同利益与国家关系紧张的角度指出：“中国人如果以为可以主要依赖美国或任何外国实现现代化，是完全错误的；美国人如何以为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完全是一种利他主义的慷慨行为，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第83页）
美国是中国现代化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与美国不同，曾经辉煌的古代文明与百年屈辱的近代记忆，造成了中华民族“深层次的自卑和缺乏自信，尽管有时表现出来的是虚骄之气”。资中筠1996年在《爱国的坐标》一文中深有感触地说：“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世界上一切强于我或弱于我的国家，既充满民族自信又虚心学习他人长处，既懂得保持民族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对外来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时候。”【注释】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301页、299页、270页、307~308页、202~203页。【注尾】就中国而言，“实际上我们的困难大多数不是外部世界造成的，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自己狠练内功。可以设想，一个政治清明、社会文明程度大大提高、精神上和道义上对世人有吸引力、又能比较成熟地运用国际游戏规则的中国，不但在与美国关系中，而且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肯定会更加有利，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也能更有效地维护我国的利益，并对世界做出更积极的贡献。”（第372页）因此，我们要加倍珍惜改革开放的成果，兴利除弊，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国际环境而言，“‘得道’不一定多助，而‘失道’则肯定孤立，甚至带来危险。中国正处于过渡阶段，‘崛起’的趋势足以引起他国警惕，视为威胁；而实际力量又不足以确立使国际作为既成事实来承认的强国地位。”有鉴于此，1998年6月，资中筠在《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中尖锐地批评说：“如果再一味鼓励以廉价的空洞口号代替脚踏实地的点滴工作，以排外的民族情绪的发泄来代替切实的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自重自强，以虚骄的姿态掩盖骨子里的崇洋，甚至培养两面派和机会主义者，听任民族劣根性驱赶民族优良传统、野蛮淹没文明，我们的民族将要退化，这是怪不得任何外人的。”这些篇什的字里行间，忧国忧民，心怀天下，读书人的情怀跃然纸上。可惜，《爱国的坐标》和《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均未收入《资中筠集》。
这样一种赤子之心、报国情怀，并不是偶然的。资中筠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的“自序”中曾坦诚直言：“我这一代人中，国人于内忧外患之中经历了种种民族悲喜剧和荒诞剧，个人命运随之沉浮。本人又多一些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在说东道西之中潜意识地难免相互参照，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思。到了这个年龄，于个人而言早已与世无争，但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人事天命，总不能释怀。真、善、美的追求也不是超然物外的，落实下来，就在这片土地上。涉及一些沉重的话题，不合时宜之见如鲠在喉，一吐则难掩锋芒。呜呼！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无独有偶，在其新著《我们是谁？》的“前言”中，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也曾开诚布公地表示他是“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这样两种身份”来写作该书的：“作为一名爱国者，我深盼我的国家能够保持团结和力量，继续是一个在自由、平等、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作为一名学者，我发现美国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现状存在着一些引人入迷的、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可是，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有时是会有冲突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尽量努力争取做到超脱地、透彻地分析各种现象。”【注释】亨廷顿：《我们是谁？》（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注尾】对于亨廷顿教授的这一真诚自白，实话实说，我内心是充满尊重和钦佩的。“爱国者”和“学者”，一身而二任，亨廷顿是如此，资中筠也是如此。
六
资中筠先生不仅是站在学科前沿、引领学界风尚的公认的美国学权威，而且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翻译家，还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型作家。
《资中筠集》《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外交史》《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冷眼向洋》《散财之道》，是作为学者的资中筠的代表作；《公务员》《农民》《啊，拓荒者！》《廊桥遗梦》，是作为翻译家的资中筠的名作。在专业研究的夹缝中写作的学术随笔，如《清华园里曾读书》等名篇，可能拥有更大的读者群。已经结集的《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著）、《锦瑟无端》等，可见学者型作家的资中筠之身手不凡。
资中筠先生尽管是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但一向谦虚谨慎，虚怀若谷，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学术风范【注释】《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自序”。【注尾】：
本人忝列“学术界”，每每感到心虚。近世中国的文科知识分子，能以一生倾注于学的极少。…… 我仰慕前辈的学养和积累，自叹望尘莫及；又羡慕后辈的精力和机会，感慨时不我予。但是一息尚存，伏案已成惯性，不能自已。后半生经过否定之否定，似有所悟，尽管不成系统，总是一吐为快。遂陆续成篇。近来无端常想起大学一年级时国文老师出过一个颇为冬烘式的作文题：“‘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当时“说”了些什么交的卷，已完全不记得，如今却发现“思”和“学”竟是我闭门陋室之中，赖以度日的主要寄托了。
也正是基于自己一言难尽的切身体验，资先生殷切期望年轻一代学人能够潜心治学，她引《大学》中的名句“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而感慨说：始终志在做真学问的只能是少数，有这样基础、气质和条件的本来也不多，故对人才流失尤其感到惋惜。于是，我们在1997年12月31日《文汇报》上才可以读到资先生苦口婆心、用心良苦的美文——《成功为失败之母》：“从读书做学问来说，我常有生不逢时之叹：既太晚，又太早。前辈师长的学养已不可及。自己虽也算得幼志于学，这‘志’却中道崩殂，……待到终于有了遂初的机会，勉力为之，成果少得可怜。夕阳虽好，其奈黄昏何。于是，我又由衷地羡慕晚我而生，正当盛年的几‘茬’学子，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固然也都有其‘蹉跎岁月’，特别是知青一代失去得更多。但是他们在来者犹可追时躬逢盛世，其选择的自由度、驰骋的天地、眼界的开阔、成长的空间、得到发表和承认的机遇，远非我们这代人在同年龄时所能望其项背。更足羡慕的是精力充沛，来日方长。即使是中人之才，只要有志于学，持之以恒，假以时日，成果将不可限量。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已经有一大批中青年在学界崭露头角，支撑起一片学术繁荣景象，煞是可喜。但是，事情又有另外一面。不知从何时起，只见许多正当令的学界才俊一个个都处于风头正健而又焦头烂额之中。偶然见面时常是一付疲惫相，进行一些‘务虚’式的学术性探讨似已是奢侈。谈起近况，话题不是读了哪本好书，正在思考什么问题，却率多是刚从哪里开会回来，马上又要到哪里去，国内国外各种活动应接不暇，好像大家都长了翅膀，千里疆域、万里海洋任飞翔。他们或深受本单位领导器重，委以大大小小各种职务，如牛负重，一句‘能者多劳’，就使推辞的话难以出口；或是‘学科带头人’，手头有许多‘课题’，都要限期交稿，……凡是有点写作能力的都被作为‘壮劳力’拉入不止一个‘项目’，不仅有国内的，还有国际的。国际合作项目大多数资助来自境外，自然要迁就对方的需要，以那边‘带头人’的兴趣和意愿为主导。至于其学术价值如何，有没有力量完成，是不是反映承担者的专长和心得，最后完成质量如何，反倒是次要的了。” 【注释】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301页、299页、270页、307~308页、202~203页。【注尾】凡此等等，徒叹奈何，惟有恨铁不成钢之慨。
《成功为失败之母》一文，很遗憾，也未能收入《资中筠集》，但这篇文章是我及不少同辈友人非常喜欢的妙文佳作之一。因为我本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也正好是从八九十年代起步的，尽管自己不是资先生笔下的“成功者”，但资先生的话，字字珠玑，如雷贯耳，可谓逆耳之忠言、苦口之良药，确实值得吾辈学人深长思之。
求真、求善、求美，是资中筠先生一以贯之、老而弥坚的人生追求。在从事学术著述时，她为自己所确定的原则是：“若是真话不能全说，至少明知是假话的不说。”【注释】《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自序”。【注尾】 1996年底退休后，资先生在时间、研究题目和表达上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依然退而不休，“居陋室而观天下”，笔耕不缀，关注兴趣也“日益转向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试图在古、今、中、西之间进行探索。”（“自序”）。在接受《中华读书报》的记者采访时，资先生表示：“以后可能会写回忆录，我主要做外事工作，中国的对外关系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值得写的。我现在没有多大雄心壮志，只想做到修辞立其诚，不说违心的话，保持自己的人格”。【注释】赵晋华：《修辞立其诚：资中筠先生访谈》，《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15日。【注尾】
作为晚辈和读者，笔者期盼资中筠先生及早完成其回忆录，因为这不仅是她个人的生命记忆，而且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映射了她那一代中国学人特别是国际问题和美国研究者的学术人生。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