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
从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看美国的变与不变
资中筠
〔内容提要〕美国43位总统的就职演说，从头读去，二百多年的美国历史发展轨迹就逐步浮现出来。其中既可以看出贯穿始终的、作为美国立国的原则和精神，也可以看出每一个阶段的变化。不变的是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基本社会制度，在此框架内，内政外交逐步演变。在每个历史转折点，总统个人作用有多大？总的说来，应该是“时势造英雄”。美国的制度决定了个人的权力和作用有限。不过开国元勋们个人取向可以对国家奠基产生较大的影响，华盛顿尤其如此。如果说，美国独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应该说，有华盛顿这样的开国元勋是美国人的幸运。从方今的小布什回头看华盛顿，美国已经走得很远了。
关键词：美国历史与社会文化 总统就职演说 立国原则 宪法
尽管宪法没有规定，美国总统从第一任华盛顿开始，发表就职演说已成惯例。当然，与一切政治家的宣言一样，其中免不了虚词浮藻和自我吹嘘，但是大体上还是表达了当时的主要关注点和政策取向。把美国有史以来43位总统的就职演说集结成书，从头读去，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轨迹就逐步浮现出来。其中既可以看出贯穿始终的，作为美国立国的原则和精神，也可以看出每一个阶段的政治演变过程。从方今的小布什回头看华盛顿，美国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
一
整个美国历史是连续的渐变过程，内部改革和对外扩张（包括领土和势力两方面）也是逐步而连续的。但为方便计，可粗略分为几个阶段：
（一） 从华盛顿到麦迪逊，是开国奠基时期。【注释】关于美国的“奠基”时期，有的说法是指独立战争以前的历史，如李剑鸣：《美国奠基时代，1585~1775》，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此处用“奠基”是指奠定美利坚合众国的基础的时期。【注尾】
美国建国的独特之处是先有相对独立的各州，然后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联邦。维系一个统一国家的纽带全靠一部宪法。这就确立了宪法在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立国之本，也是国家存续的命脉。华盛顿的就职演说要言不烦，中心就是要按宪法行事。他坚信这部经过“才华横溢，正直高尚的爱国志士”充分讨论，精心制定的宪法能保证维护刚刚建立的自由政府，这一政府的优越性将会赢得人民的拥戴和全世界尊敬。他所要求于国会的，也是自己许诺执行的就是根据宪法“坚定不移地”加强“对自由人特有权利的尊重”和促进“对社会和谐的关注”。这两点就是他理解的政府的职责。第二任讲话更加简短，只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有违法行为，甘愿受惩处和谴责。他的讲话为历届总统奠定了基础。二百多年来，无论是哪一任总统，不论其具体政策如何，首先都要强调忠于宪法。在宪法框架下施政的侧重点在不同形势之下有所不同，而永恒不变的是保证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每位总统都以不同的语言表达这一原则。
关于具体问题，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权限和利益的分割和调整，因为联合伊始，各州还不习惯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所以这几届总统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到这个问题。华盛顿诉诸代表们的高尚品质，相信：“任何地方偏见和地方感情，任何意见分歧或党派对立，都不会使我们偏离全局观点和公平观点”。亚当斯则更进一步特别强调联邦的重要，反对地方分裂。
到杰斐逊执政时，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意见更加分歧。他是美国开国元勋中的思想家，对丰富和发扬美国的民主自由理论有很大贡献，两次演说中都对自由的原则有较详细的阐述，特别强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对不同意见乃至错误的宽容。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新闻自由。杰斐逊在许多著述中倡导新闻自由不余遗力，并把它视为民主的基石。但是他上台时又面临政敌利用报纸对他大肆攻击和诽谤，无所不用其极，使他的工作备受干扰，精神很痛苦。应该如何对待？这是对他的信仰的严峻考验。当时有些州现存的法律是可以用来以诽谤罪对报纸加以惩罚的。但是他决心不这样做，而是仍然坚持“公平而充分地进行实验……不倚仗权势的自由讨论是否就不足以传播和捍卫真理？”在他第一任内进行了这一实验，在第二任内宣称这一实验已经做过，结果证明“真理与理性已经守住阵地以对抗错误的意见和事实，那么受制于真理的新闻界也就不需要其他法律约束”。杰斐逊作为总统，在被新闻界的诽谤攻击困扰中坚持住了新闻自由的原则，没有落入“叶公好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为美国立国初期的奠基者之一，其意义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它对美国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而且，正如他所说，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有意义。
麦迪逊执政期间发生了1812年与英国的战争。他强调这是被迫的，是为恢复独立和尊严不得不战。在这以后，美利坚合众国立足已稳，再也不受外来的威胁，安心经营内部，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政策，与此同时在美洲大陆上逐步拓展新边疆。
（二）从门罗到布坎南，也就是南北战争前夕。
门罗可以说是承前启后：他既是开国元勋的最后一位，又是美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的第一位总统。他就职时建国已有很大的成就。同时情况也开始复杂化。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美国逐步发展壮大，不断向西拓展，领土、州数和人口日益增加，开始具备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大国的雏形。门罗的两任演说空前地长。他总结成就，归功于美国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权利，各州和联邦和谐相处，美国代议制显示出优越性，是“一个足以达到社会契约所规定的任何目标的政府”。美国可以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依靠自身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条件实现繁荣富强。宣称美国已具有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的规模与能力。他再次强调在他国纷争中保持中立，但与此同时开始把国防提到日程，其任务是保护美国海上贸易，因此重点在发展海军和民兵。两年以后即提出有名的“门罗主义”。
由于新边疆的拓展和新移民的源源进入，在他以后的历届总统始终面临新加入的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以及新移民的教育和融入问题，所以仍然需要不断重复美国的基本信仰和自由制度，强调联邦的重要性。到杰克逊总统时，滥用官员任命权和选举中违规的弊端开始出现，在范布伦任内发生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经济大萧条，社会矛盾尖锐化而发生动乱，美国的制度经受考验。凡此种种，使美国历届政府需要在分散与集中、减税和增税中调整。面对新的矛盾，“改革”的必要性也提上日程。
威廉·哈里森总统是到那时为止最具改革思想的总统。他在位时间最短（只有32天），而就职演说最长。这篇演说是对美国宪法和民主制度最详尽的阐释，也是针对时弊的一个总结。其中有不少警句。他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保护个人自由权，一是限制政府权力。他强调人权神授（亦即天赋人权），“新闻自由是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堡垒”，“控制新闻舆论是最卑鄙的手段”。在政府权力方面，他详细而具体地规定了分立的三个部门各自的权限，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一是反对总统连任，因为“最容易孳生权欲的，莫过于长期身居高位的人”；二是不允许行政官员成为总统的驯服工具；三是总统不应有财权，主张财政部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针对当时党派斗争的弊病，提出“不宽容的党派主义是自由精神之大敌”。他认为只有制度不够，还要大力培养自由精神，指出历史上充满了以民主之名窃取权力的例子。此外，他注意到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现象，提出改革金属货币制度。
可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死因正是由于他在寒风中坚持发表长篇演说而得了肺炎。他的许多主张都未能付诸实施。在他以后，美国经过了许多改革，不断在集中与分散、增税与减税、政府权限与职责的大小中进行调整，但是哈里森所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对照当前美国的现状，颇能发人深思。这篇演说不大为人注意，但确实是至今还值得一读的重要文献。
由于疆土不断扩大，新加入的州的蓄奴问题与南方各州的矛盾日益突出，潜伏着分裂的危机。因此后几任总统都谈到维持联邦的重要性，同时对奴隶制采取妥协的态度。直到南北战争前夕的布坎南总统仍然反对取消奴隶制，保证维护蓄奴州的权利。
（三）从林肯到麦金莱，刚好到19世纪末。
这个时期最大事件当然是南北战争，而林肯的名字也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解放黑奴载入史册。不过林肯并非一开始就积极主张解放黑奴。他所关心的是维护国家完整，避免内战。在第一次演说中反复说明的就是反对分裂，并保证政府不首先使用武力。在奴隶问题上他不但承认南方蓄奴州保持奴隶制的权利，还表示逃亡到别的州的奴隶应该引渡，并认为这是合乎宪法的。他甚至表示接受国会通过的修宪案：“联邦政府永远不得干涉各州的内部制度， 包括对应服劳役者规定的制度”（也就是不得干涉奴隶制），不反对其成为永久的，不可撤销的规定。
所以，内战是南方分裂主义者挑起的。他们不但要维护在该地区已经存在的奴隶制，而且要加以扩大。另一方面，支持黑奴解放和反对奴隶制的舆论和运动也日益强大。林肯夹在这两股势力中间，妥协不成，被迫接受内战，解放黑奴的宣言是在战争爆发后第二年发表的。在第二任演说中，他说谁也没有预料冲突的根源（奴隶制）会随着冲突本身而消除，甚至提前消除，这是天意。
以后的一个时期在美国历史上称“重建”（reconstruction）时期。几届政府主要任务是医治战争的创伤，实现南北和解，恢复建设，落实黑人权利。这个时期一方面百废待兴，新的问题丛生；另一方面，扫除了发展的障碍，大大解放生产力，拓边的任务基本完成，又无外来威胁，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工业化突飞猛进，社会财富激增，到19世纪80年代已经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列。总统演说的特点是多谈具体问题，诸如还债、征税、改革币制、提高关税、平衡预算、发展外贸，等等。由于黑人的解放以及新疆土的新移民激增，提高公民素质、扫盲、普及教育问题提上日程。也就是在这一考虑或借口下，开始限制移民，《排华法》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在经济急剧增长的同时，各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也凸现出来。社会不公正、两极分化、滥用职权和任人唯亲等种种弊端以及劳资冲突都出现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政府对资本采取适当的限制的必要性开始提上日程，导致在本杰明·哈里森（威廉·哈里森之孙）任内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另一方面，维护企业家利益，反对向劳工让步的保守意见也很强烈（如克利夫兰）。这一形势使20世纪初上台的总统面临艰巨的社会改革任务。
（四）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
20世纪开初的20年兴起了强劲的改良思潮，史称“进步主义运动”，开启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渐进改良的模式。老罗斯福于1901年上任，美国刚好走到十字路口。一方面空前地繁荣富强，证明了制度的优越；另一方面所有资本主义的弊病、罪恶和矛盾考验着这个制度的存续。老罗斯福第一任的就职演说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方面。
他最典型地表达了美国对自己繁荣强大的信心，而且深信自己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优于世界任何国家，为上帝所赐。同时点出了在巨大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他称之为“与工业中心巨大财富积累密不可分的烦恼与焦虑”（主要指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实验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幸福，而且关系到人类的幸福，倘若我们失败了，全世界自由自治政府的基础就会动摇”。本着这一理念，他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他演说最短，实施的改革却意义十分重大，开始了政府介入劳资冲突的仲裁，而且大胆地抑富助贫，把自己汇入了“进步主义”的潮流。从他开始，政府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提上日程，通过一系列的法案，遏制资本的恶性膨胀，保护劳工的权益，实际上逐步超越政府对经济的“不干涉主义”，为日后小罗斯福的“新政”作了铺垫。
当然在这期间也有摇摆和曲折：塔夫脱和威尔逊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威尔逊的讲话中充满理想主义，谴责工业化过程中各种谋私利和不公正现象，称之为“恶”，强调“公正、只有公正，才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他提出了多方面的改革措施，资源保护、环境卫生、食品卫生都提上了日程。而接下来的哈定、柯立芝和胡佛又批评政府干预过多，强调“企业活动是物质生活的根本保障”，“不容许发生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这种在改革中来回摆动的模式也形成了美国政治的常规。
小罗斯福受命于危难之际，破例连任三次，应属空前绝后。他完成了两个历史性的转折：一是在内政上改变了政府职能的观念，把“无匮乏之虞”列入了“新四大自由”，也就是从此人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属于政府的责任，在观念上修正了传统的“自由权利”的含义，丰富了平等的内涵——不论是劳资之间还是种族之间的平等。二是在国际关系上彻底摆脱孤立主义。
罗斯福上任于经济大萧条之时，需要打气，需要强调精神的力量。他第一任演说的名言是：“我们惟一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他也强调社会公正，说不能满足于对旧制度进行修补，而是“要用社会公正的新材料在原有基础上建立更持久的结构”。他还有一句名言是：“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富裕者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是否使贫困者丰衣足食”。但是他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不同，而是巧妙地把道德与利益结合起来，说自私自利不仅不道德，而且不利于经济效益。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罗斯福政府挽救了美国资本主义，从而也挽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他执政期间建立了一种美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欧洲各种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以后沿着这个方向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开战”达到顶峰。后来又向另一方向（姑称其为“右”）摆动，但是社会保障的原则已经确立，摆动也只能在一定的框架内，再回到纯粹放任自流经济已不可能。
在外交上，小罗斯福完成了从彻底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转折。在这之前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有少量海外扩张，其关注点始终是内政，捎带涉及美洲大陆。历届美国总统的讲话中对外事务的分量很轻，凡有涉及，总是强调对外界纠纷保持中立。哈里森开始关注拉美，召开了第一届泛美会议，成立泛美联盟。麦金莱开始向美洲以外扩张，提出要“抓住任何机会去扩大自由的领域”，在他任内进行了西班牙战争，取得菲律宾，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势力开始达到亚洲。但还不是积极介入世界事务。威尔逊时被迫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提出美国不能对战争置身局外，并且首次提出“世界公民”的概念。他本人是“国际主义”者，但是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国内孤立主义还占上风，这是他设计的“国际联盟”没有在国会通过，也没有得到公众认可的最本质的原因。直到胡佛总统上任，还重申“没有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控制他国的人民的欲望”，“美国的制度是对帝国主义的否定”，并重新肯定不参加国际联盟及类似组织，以免提前做出承诺。
到小罗斯福说服并率领美国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理论上“国际主义”开始占上风，实践上确立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彻底摆脱了华盛顿告别演说中不卷入欧洲纠纷的遗训，成为全球无处不在的力量。罗斯福最后一任就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酣，胜利在望。他总结以高昂的代价换取的教训是：认识到我们不可能独享和平，必须作为人类而生活，而不是作为鸵鸟，或是圈养的狗，要学会做世界公民。他吸取威尔逊“国联”失败的教训，成功地发起、设计并伙同盟国实现了联合国。开始“以天下为己任”。
（五）从杜鲁门至克林顿。
杜鲁门是在罗斯福死于任上，以副总统身份继任的，所以实际上，这一阶段也可以从罗斯福后期算起。罗斯福当时的设想是与苏联和英国合作领导世界，并与苏联划分了势力范围，还没有以苏为敌。可以说到那时为止，美国没有明确的敌人。
杜鲁门执政时，冷战开始，并愈演愈烈。从此美国自觉地承当起“自由世界”领导的“天命”，也是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敌人，那就是“共产主义”，具体体现就是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杜鲁门的就职演说以很大篇幅把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作对比，说这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威胁到自由国家为世界复兴和持久和平所作的努力。于是反共、保卫自由、保卫和平和保卫美国安全都联系在一起，开始了长达近40年的与苏联的对峙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包括军备竞赛。此后差不多每一任总统的演说中都要谴责共产主义。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关系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的命运都与美国有关，美国有责任帮助他们”。美国对外的负担日重，预算日益膨胀，特别是军费有增无已，财政赤字逐年增加。在与苏联争夺中有强硬、有缓和，有扩张，有收缩，在理念上有重硬实力和重软实力之别。这方面已有许多论述，不必赘言。总之就美国而言，不可能再恢复“小政府”，“与世无争”的姿态也一去不复返。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维尔总统的就职演说中首先提出：“科学似乎在准备赐给我们一个最后的礼物——从这个星球上消灭全人类的力量。”这是指核武器。核战争没有赢家，适足以毁灭人类，这一比较清醒的认识始终约束着美苏双方的领导人，所以在军备竞赛的同时，裁军谈判不断，美国打了几场局部战争，但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没有发展到热战。
另一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任演说及其所代表的对外政策转变。尼克松如果没有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他第二任期内适逢美国建国200周年，所以他的演说充满回顾与展望的豪言壮语。撇开这些华丽的辞藻，有几段话是体现其实质性的政策和成就的：关于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为世界各国建立一种新颖的、更加持久的关系模式奠定了基础”。“1972年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走向世界持久和平的坦道上取得最巨大进展的年头，而为人民永志铭记”。这是尼克松最得意之笔，也的确是他带有突破性的成就。另一点是他强调美国为维护和平而发挥作用的“局限性”，“我们尊重各国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力。我们也承认各国保卫自己的未来的责任”。他明确承认“各国政府体制存在这巨大差异，但世界人民却可以成为朋友”。这几句话貌似平常，实际代表了他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实现战略收缩，不再到处干涉，并愿意接受不同制度和平共处。不论尼克松本人品格如何，在当时能审时度势，及时做出收缩的战略决策是显示了一定的魄力和眼光的。
里根上台后在内政上有一次大幅度的右摆，到克林顿又摆回来。他们的讲话明显地代表两种理念。里根所代表的保守派实际是要对罗斯福“新政”以来的政策进行反攻倒算，他第一任讲话中提出改革税制，减少政府的作用：“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所在”。要缩减联邦机构的规模和权力。第二任讲话总结改革的成绩，肯定把联邦政府的权交回州政府，使经济摆脱政府的控制的做法，并进一步冻结明年政府开支计划。“把联邦政府寅吃卯粮的行为定为违宪”。
克林顿一上台就列举不平等现象、医疗费用问题、恐怖犯罪活动问题等等。强调“变革”，提出要“结束这个僵持停顿、放任自流的时代”，并明确继承罗斯福的精神，要把美国成为罗斯福称之为进行“大胆而持久试验”的地方。在第二任演说中更进一步针对里根关于政府就是问题所在的提法说：“政府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人民才是答案。政府不企图解决所有问题，但足够强大，能赋予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政府应该多做事，而不是少做事”。但是在实践中，二者在政策上的不同并不如言辞的差别那么大。里根不可能从实质上改变已经形成的政府对福利的责任，克林顿一开始就提出的医疗改革，历经两任，尽管作了许多妥协，还是没有实现。
在国际上，里根政府对苏强硬政策众所周知，还提出了“星球大战”。应该说，这是冷战的最后高潮，也是回光返照。布什就职时，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已经出台，他因而宣称“独裁者的时代已经过去，极权主义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要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
比尔·克林顿上任时刚好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所谓“后冷战时期”的开始。他第一任演说中开宗明义说：“冷战结束。感谢美国人民用坚定和牺牲战胜了经济萧条、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现在主要问题是国内经济，要“开创一个美国复兴的新时代。”但是本文不从这里分为另一阶段，因为从美国的内政外交而言，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原来人们期待的和平时期没有出现，美国的预算也没有实现“和平红利”，即大幅度减少军费用于国内建设。当时有论者甚至认为美国可能回归内向，孤立主义抬头。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克林顿也没有这个意思。他同时指出，世界因旧怨新仇而更不稳定，美国面临新的挑战，不会退缩不前，并举出波斯湾、索马里等，号召美国人民做出新的奉献。美国的对外负担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减少。他在第二任内提出，20世纪已经是美国世纪，21世纪美国必须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力军，“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将领导一个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这种豪言壮语并不新鲜，而在实践中，对外干涉和用兵尚未突破以前的模式。
（六）从小布什开始新阶段？
有理由认为，从小布什总统开始，美国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九一一事件与新保守派理念结合的产物。
小布什第一任的演说还没有超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届总统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任的讲话，实际是对他在第一任期间的实践的追认。大意是：九一一使美国看出自己不堪一击，其根源是世界各地的仇恨和专政，“我们这片土地的自由能否延续，取决于自由在别的土地上的胜利”，“美国的利益和我们的基本信仰现在合而为一”。过去的总统讲这一类话只是传播信念，现在则是“国家安全的迫切要求和时代的召唤”。为此，“美国的政策就是……以终结全世界的暴政为终极目标”，并且在必要时用武力。消灭暴政是几代人的任务，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推脱责任。这篇讲话最大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把推行民主和保卫美国的安全直接联系起来，以消灭专制制度为政策目标，而且可以使用武力。
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和民主并不新鲜，“自由不可分”之类的话也说过多次。但是以前，这是作为一种理想，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提出的。在冷战时期，言行都有一定分寸。杜鲁门也谈到保卫自由与安全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含义是守势的，是认为对方要发动世界革命。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从美国角度论，都是一种防守，是对方先突破防线（即有条约划定或默认的势力范围分界线）；苏联出兵匈牙利和捷克，美国只是谴责，没有行动，因为那是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越南停战的结果是北越统一南越，美国也只好接受，尼克松适时地实现了战略收缩。而且历任总统都表示尊重联合国。克林顿任内的科索沃战争第一次绕过联合国，不过还是以“北约”的名义，同时与以前几次干涉一样，是当地各方先打起来，美国才进去，打的旗号是人道主义，拯救种族灭绝，而不是保卫美国。
根据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义的逻辑，保卫美国安全＝反恐＝反专制制度＝改变其他国家的制度，包括使用武力。“干涉内政”根本不是障碍，因为他国的内政与美国的安全密切攸关。按此逻辑就不存在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问题。凡是美国认为不民主的国家，总是美国心腹之患。当然，宣布一种原则是一回事，实际上能走多远又是一回事。内外都有各种牵制的力量。外部世界尽管现在还形不成“多极”，但足以使美国还有所顾忌，不能完全为所欲为。最重要的是欧洲的态度。布什讲话中有一句话值得玩味：“离间自由国家是自由的敌人们的主要目标。自由国家共同努力推动民主，将是战胜敌人的序曲”。既然是以制度划线，与欧洲国家的矛盾无论如何是民主国家之间的事，所以推到外人“离间”身上，这是“内外有别”。
就国内而言，美国政治的常规是钟摆左右摆动，到一定程度，还会摆回来。但是发生了九一一之后，美国一般人的心态也有所改变，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本土的不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小罗斯福说服美国人摆脱孤立主义参战，是说邻居着火，如果不救，可能殃及自己；而现在是自家着火，在这种情况下，钟摆是否还会摆回来，美国自我纠正机制是否还有足够的活力，是一个问题。反过来，这种对外部威胁的恐惧和决策者的进攻态势，是否可能使美国内部的民主传统和自由精神发生异化，改变一代美国人的心态？果真如此，小布什就真的代表美国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由此走下去，美国本身将伊于胡底，把世界引向何方，也与我们大家的安全祸福有不可忽视的关系。这一切，现在还言之过早，须静观事态的发展。
以上只是举其大者。本文仅限于就总统演说作评论，决不可能囊括美国整个历史的演变。有些历史上重大的宣言也不一定都在就职演说中。对于阶段的分法，以及历届总统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当然只是一家之言。
二
每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不但是美国的大事，而且举世瞩目，成为全世界媒体追踪报道，分析、猜测的热点题目。谁当美国总统真的关系那么重大？总统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一些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总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回顾美国43位总统的历史，总的说来，应该是“时势造英雄”。美国的制度决定了个人的权力和作用有限。所以不止一位总统遭暗杀或猝死在任上，或被迫辞职，由缺乏经验和准备的副总统仓促接任，并没有对政策发生重大影响。威尔逊总统学识、思想不凡，并有世界眼光，但因时机未成熟，“国联”得不到美国多数人的支持；他的继任哈定，就个人而言，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的总统之一，却成功举办了对美国、对国际关系都有重大意义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就以当前的小布什而言，更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九一一，他第一次当选的合法性都会有争议，更不可能有足以连任的支持率。
美国历史上有几位起里程碑作用的总统。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的说法：“华盛顿的任务是创立和熔铸一个国家；林肯是维护这个国家，使它避免从内部发生分裂”；而他自己的任务则是“挽救这个国家及其制度，使它避免因外部因素而瓦解”。就客观的历史事实而言，确如他所说。但是进一步分析个人的作用，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造时势”的是乔治·华盛顿。他不但是美国历史上，而且是世界历史上不平凡的伟大人物。华盛顿的个人思想和品德对奠定美国建国和发展的模式的确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人物，其不寻常之处在于：
首先， 对权位的淡泊。这是发自内心的，既不像后世美国和西方政治人物那样公开争位，也不像东方传统政治家那样以退为进，或暗中较劲。他要求归隐田园是真心喜爱这种生活，而不是失意的选择。这不是说他“大公无私”，毫无私欲，只是他的个人欲望是从田园生活中得到满足，而不是从权位中得到满足。
其次，真诚。这是从波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中，或是血腥的暴力厮杀中产生的领袖人物极罕见的品格。少年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流传甚广，不论是事实还是附会，至少华盛顿本人的诚实为人所公认。例如这种故事决不会被附会到尼克松或其他后世的美国总统身上。他的就职演说因此朴实、真诚、可信。政治领导人在公开演说中进行道德说教，把政治主张涂上道德的色彩，这是司空见惯之事。不过华盛顿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美德与幸福，责任与利益，诚实宽厚的政策与社会繁荣人民幸福都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却让人信服，感到他的诚恳。包括他虔诚的宗教信仰都是真诚的，不是用来取悦老百姓的。
第三，除去个人品格外，最核心的是他的政治信仰。许多美国历史学家说，以他当时的威望，产生个人崇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真诚地信仰民主政治，把宪法视为至高无上，从而避免了集权（哪怕是相对的）的诱惑。他当然有充分的自信，但并没有“舍我其谁”的想法，而是真诚地相信别人一样能把美国治理好。这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国家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最高领袖。
由于以上特点，华盛顿两次当总统都没有对手，整个过程没有需要击败任何政敌。他的连任是迫于大家一致的挽留。而他坚决功成身退，毫不恋权，彻底不再干政，也为美国政治打下极好的基础。如果说，美国独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应该说，有华盛顿这样的开国元勋是美国人的幸运。
一般说来，开国之初，尚未完全定型，总统个人的取向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继华盛顿之后以个人的坚定信念发挥了深远影响的是另一位开国元勋杰斐逊，那就是坚持新闻自由。尽管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具体实施到什么程度，当时并无定规，在执政者中对新闻自由也有不同态度。杰斐逊在许多著述中倡导新闻自由不余遗力，并把它视为民主的基石。对他的信仰的严峻的考验是他上台伊始，面临政敌利用报纸对他大肆攻击和诽谤，包括人身攻击的时候。他的工作备受干扰，精神很痛苦。当时有些州现存的法律是可以用来以诽谤罪对报纸加以惩罚的。但是他决心不这样做，而是仍然坚持“公平而充分地进行实验……（证明）不倚仗权势的自由讨论是否就不足以传播和捍卫真理？”他在第一任内进行了这一实验，在第二任就职时宣称这一实验已经做过，结果证明“真理与理性已经守住阵地以对抗错误的意见和事实，那么受制于真理的新闻界也就不需要其他法律约束”。杰斐逊作为总统，在被新闻界的诽谤攻击困扰中坚持住了新闻自由的原则，没有落入“叶公好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处于杰斐逊的地位，对法律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利用权力对新闻进行某种程度的压制或限制，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他和许多政治人物一样，在台下和台上立场不一，抵挡不住这一用权的诱惑，那么美国新闻自由的根基可能没有这样坚实，至少实现的道路将会更加曲折。作为美国立国初期的奠基者之一，他坚持新闻自由的意义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它对美国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而且，正如他所说，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有意义。
林肯总统当然也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如马克思所说，“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但是他更多是“时势造英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精彩的评论：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 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注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5卷，第586~587页。
【注尾】
林肯以解放黑奴载入史册，但是他和几届前任一样，主要关心的是国家不分裂，而对奴隶制诸多妥协。是形势把他推向了南北战争，而后发表那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所以他说，战争的结果把战争的根源－奴隶制消灭了，这是天意。战后他威望极高，但是在连任不到一年，局势未稳，百废待兴时突遭暗杀，这一震惊全国的事故却没有妨碍国家沿着既定道路重建，反过来也说明时势胜于个人，同时说明美国的制度是法治，不是人治。
小罗斯福自己认为堪与华盛顿与林肯并列，他的举措也的确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在他身上，可以说是“时势”与“英雄”的辩证关系。在内政方面，罗斯福本人的思想、政策以及手腕起的作用更大。不过大部分改革的理念不是他首创的，至少从20世纪初老罗斯福已经启动，历经几届政府的推进，到他手里集大成。而且，只有在那样的危机的形势下，他才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和机会，足以克服阻力，完成重大的转折；不过他本人对平等、公正的政治理念，善于集思广益兼收并蓄的作风，以及高超的政治运作策略还是有不同寻常之处，并非任何人在他的位子上都能成就这样重大的改革。在对外关系上，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世界性的使命已“历史地”落到美国身上。从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三巨头的频繁的外交谈判记录看，后两位的才具、眼光、外交手腕决不亚于罗斯福，甚至还要鲜明、果敢。但是由于美国此时的超强实力，战后安排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美国，英、苏对此也无异议，美国总统不论外交才能如何，天生处于优越地位。以后历届总统更是如此，与个人才具关系较少。
个人的道德品质与政绩不一定成正比。例如杰米·卡特，在美国总统中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对平等、人权、和平、道德都真诚地信奉。他强调精神价值，“不是靠武器，而是凭借反映最珍贵的价值观的国际政策，建立永久的和平”。 作为美国总统，他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在就职演说中提出“谦卑”“怜悯”的原则的，并且明确表示“决不能恃强欺弱”。在实践中，他的“人权外交”相对说来，较少双重标准。正因为如此，他在伊朗问题上坚持自由主义原则，不肯支持亲美的巴列维国王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结果更反动而仇美的霍梅尼上台，使美国在中东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据点，当然是他始料未及的。他最后败于伊朗人质问题。也有美国人批评他不适当地把解救人质作为高于一切的中心任务，而忽视了其他重要问题。这在政治上也许不一定明智，却是出于真诚的人道主义。他卸任以后几次公开反对美国对外用兵，热心进行和平斡旋，更加证明这一点。但是“时势”不在他那一边。
当政的总统及其政治幕僚代表哪一派思潮，至少在其任内对政局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美国经常“自由派”与“保守派”轮流执政，政策也随之左右摆动。但是，把代表某一派的候选人选上台，一般情况下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政治气氛中某一种思潮占上风，或是客观形势需要，如当前的小布什。这，还是时势造英雄。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