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中美长期对话”综述

 

卢宁

 

  2005年9月27日至9月28日,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行了第19次“中美长期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凯特林基金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党校、国防大学、上海美国学会等单位的20余位中美学者与会。

  开幕式上,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主席戴维·马修斯(David Mathews)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顾国良分别致辞,回顾了过去20年来“中美长期对话”对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互相了解所做的工作。与会者主要围绕四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状况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论述了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独霸并不冲突的看法。他指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崛起从未阻挡过美国的强大,双方有智慧也有办法和平共处。理由有四方面:首先,中国没有对美国的“机制霸权”构成挑战;其次,中国没有挑战美国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人民币并没有挑战美元;第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中国处于守势;最后,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根本无法与冷战时代的苏联军力相比。除了台湾问题以外,导致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热点并不多。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蓝普顿(David M. Lampton )认为,只有了解美国人如何看待自身,才能理解他们如何看待世界和看待中国。他认为,虽然大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是正确的,但他们对美国遇到的许多问题感到担忧。最近进行的一些民意调查突出地反映出美国民众对现实以及自身形象的种种忧虑。蓝普顿认为,这种困境使美国希望加强与大国,包括与中国的协调与合作。这就为中国寻求稳定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他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才是正常状态的中美关系。他认为佐利克的讲话为现行的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逻辑基础。总的来讲,无论在地区层次还是全球层次,中美之间现在确实有许多共同的利益。

  戴维·马修斯认为,最重要的是中美双方要认识到可能导致冲突的热点在哪里,从而谨慎地处理这类热点问题。美国政府视中国为利害关系人的看法说明,美国视中国为竞争者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有利于中国抓住机会成为美国的盟友。

  (二)中美两国的相互形象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陈生洛于2005年8、9月间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83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大学生对于全球性问题和中美双边关系问题看法比较一致,认为中国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也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关于中美双边关系,大学生普遍认为,中国没有把美国排挤出亚洲的战略意图,因此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域对中国构成了全方位的威胁,其中最大、最直接、最具体的威胁是美国对“台独”势力的纵容和支持。期望美国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是不现实的,中国唯一的应对办法是使自己强大起来。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陈生洛认为是源于中国大学生与美国民众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有较大差距。大学生普遍认为中华民族遵循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崇尚和平,无意谋求海外扩张。

  王缉思指出,陈生洛的调查结果有一定的代表性,造成普通中国人与普通美国人之间存在认识上的距离的原因是双方观察对方的角度不同。中国人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待美国,所以他们认为搞好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壮大中国的力量,而不注重改善中国在美国的形象。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使命是推广民主,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必然使中美关系更好。王缉思则认为,美国人的假设是不正确的,中国民主化之后未必能与美国关系密切。

  李晓岗与中国《环球时报》合作,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五个城市的居民进行了有关中美关系的问卷调查。在受访者中,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稳定收入的人占有大多数。结果显示,这部分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比较正面。合计起来,约有82.5%的人至少赞赏美国社会的一个方面。但是,他们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则是复杂的。一方面,70.9%的人对目前的中美关系满意或者非常满意,希望中国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台湾问题将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中美两国发生军事冲突。台湾问题成为唯一可能导致中国人反美的因素。调查结果还显示,中国民众了解美国的主要途径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只有很少比例的人说他们对美国的认识来自于美国人的直接交往。

  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国际事务部主任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Saunders)认为,对于中美双方对对方形象的考察,要注意区分普通民众与政府从业人员之间的不同。他指出,凯特林基金会这5年来的调查表明,普通美国民众认为中美关系是共产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他们对中国政府性质的判断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另一方面,美国民众热切希望能够与中国人进行直接交往。美国民众现在最关心中国强大以后对美国产生的影响。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政策研究院副主任金·唐宁(Kimberly Downing)指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复杂的。他们从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态发展的角度看待外部世界。她从经济安全、经济机会、政府权力和国家安全四个方面论述了普通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和关切。

  美国凯特林基金会总干事陶美心(Maxine Thomas)简要地叙述了2001年9月到2002年10月间凯特林基金会在美国举办“中国论坛”的情况。2002年夏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论坛讨论显示,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中美两国对人权的理解不同:美国人是从民权的角度看待人权问题,而中国人则是从生存权和经济权利角度看待人权。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无论中国存在什么样的人权问题,都应该由中国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按照美国的方式解决问题。

  美国麦耶公司首席执行官汉克·麦耶(Hendrik Meijer)指出,过去5、6年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分为两种:一种看法来自美国的制造商。他们普遍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感到焦虑,力图维持进口配额制,尽量减少或者延缓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数量的增长。另一种看法来自普通的美国民众。大部分人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中美贸易虽然不平衡,但并非不公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一点与陈生洛所揭示的中国大学生的观点不谋而合。麦耶指出,普通美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应该归功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

  (三)当前中美关系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前景

  前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国防部前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军力随之提高,将使中美关系中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双方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而如何避免出现这样一种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景,是中美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中美之间加强军事人员间的交流,增进理解,建立互信。中国加大军费开支等方面的透明度,以免美国方面夸大中国军力的增长。

  王缉思认为,中美关系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双方对对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角色怀有疑虑。解决之道是,中方应该使美国认识到,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则应承认美国是合法的亚太地区大国。另外,在亚太地区,中日关系紧张将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干扰。关于中美关系的前景,王缉思指出,在全球层面上,中美两国可以加强合作,在地区层面上,双方应该避免沉湎于用传统的权力政治的逻辑思考问题,而是要更多地关注双方都有现实利益需要协调的问题。总之,中美关系不会有大的改善,但是中美两国完全有能力把握现在的机会,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刘建飞认为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但缺乏战略互信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五个因素可能构成中美安全关系的障碍:反恐战争的进度、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台湾问题、民族主义思潮等。他认为,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的因素是:中美关系合作领域广泛,冲突将导致两败俱伤;历史经验昭示中美两国战略家不要重演大国冲突与对抗的悲剧;中美两国之间没有领土争端;世界格局多极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倪峰认为,中美关系的现状是双方的利益与分歧并存。他将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分为四个方面。他认为,现阶段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分歧较多,在意识形态、台湾问题方面则相对较为平静。这些问题均在中美两国政府可控制的范围内,中美关系正在良性轨道上前进。

  国防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系副教授徐辉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是一对相互依存、复杂而成熟的关系。他把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归结为四类:一类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问题;第二类是中美两国对第三国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不同;第三类是双方国内政治的掣肘;第四类是双方在安全观上两难选择。他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使中美关系避免重蹈大国冲突的悲剧。

  (四)中美经贸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王孜弘论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具体状况,他指出,中国对美顺差并不是中国追求的结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并未只使中国获利。中国向美国大量出口,所得顺差收入用于大量购买美元计价资产,主要是美国债券,实际上等于中国对美国投资。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王孜弘认为,由于中国廉价和高效的劳动力,在过去几年,大量来自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将自己的公司和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同时也把对美国的贸易赤字带到了中国。因此,不论是中国汇率体制的调整,还是人民币币值的重估,都不会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有重大影响。对于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方法,王孜弘认为,中国一方面在逐步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将增加进口技术的需求,为美国提供更多出口中国的机会。

  汉克·麦耶指出,现阶段的中美经贸关系基本上是平衡的,长远来讲它将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全球化进程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制造”不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制造”那样可怕。“中国制造”已经成为美国人保持其生活水准所必需的东西。

  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丁幸豪指出,美国不应夸大中国的能源需求,从而造成能源争端。李晓岗持同样观点,认为美国把中国的能源问题政治化无助于双方在能源问题上的合作。蓝普顿建议中美联手促进全球各国在开发新能源上合作,以缓解能源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