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5年第4期
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
何奇松
〔内容提要〕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进行了重组，一方面组建了巨大的国防承包商，另一方面走军民一体化道路，并在武器装备上进行国际合作，以构建新的国防工业体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国防生产能力过剩，也是美国希望保持军事技术优势、美国国家安全观的改变和军事转型的需要，以及新军事变革的需要。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也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它在保持美国科技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为保持美国一超独霸地位提供条件，扩大大型国防公司对国家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安全困境。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战略 后冷战时代 国防工业 重组
一、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的改革和调整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为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和以应对各类战争和军事行动而进行“军事转型”，非常注重国防工业，提出了“重新设计国防”的口号，并对国防工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
（一） 国防工业合并，打造武器装备生产的巨无霸
首先，以防务产品为主的公司收购大中型公司的较小的防务部门、以防务为主的大公司收购其次要的防务业务。如：洛拉尔（Loral）公司收购了福特公司的空间部门、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联邦系统部门，以及优利系统公司（Unisys）的防务系统。通用动力公司把其空间系统出售给了马丁·马丽埃塔公司，而把其战术飞机商务出售给了洛克希德公司。雷声公司（Raytheon）收购了休斯（Hughes）公司的防务电子业务，也收购了德州设备公司（Texas Instrument）的防务部门。洛克希德公司收购了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在德州的军用飞机生产部门（Fort Worth）。罗克韦尔把航空航天部门合并到了波音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Grumman）收购了威斯汀豪斯（Westinghouse）公司的防务电讯业务。
在经历了最初的收缩和退出次要防务产品领域的调整后，美国国防工业形成了实力相当、各有优势的超大型承包商。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国防工业开始“强强联手”。波音和麦道公司合并成为航空工业的巨无霸，2000年的销售额达589亿美元。1995年洛克希德公司与马丁·玛丽塔（Martin Marietta）公司合并组成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并于1996年收购洛拉尔的防务电子业务。【注释】美国国防工业的合并情况，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年鉴1999：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页。【注尾】
美国国防工业的合并情况
武器制造商 |
1990年合同承包商数目 |
1998年合同承包商数目 |
2000年合同承包商数目 |
战术导弹 |
13 |
4 |
3 |
战略导弹 |
3 |
2 |
2 |
水面舰只 |
8 |
5 |
3 |
鱼雷 |
3 |
2 |
2 |
固定翼飞机 |
8 |
3 |
3 |
旋转翼飞机 |
4 |
3 |
3 |
履带战斗车辆 |
3 |
2 |
2 |
战术轮式车辆 |
6 |
4 |
3 |
军用卫星 |
8 |
5 |
— |
非回收性的发射工具 |
6 |
2 |
— |
资料来源：
1. Derrick J. Neal & Trevor Taylor, “Globalization in the Defence Industry: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digm for US and European Defence Firm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Being Global Players,”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12, No.4., 2001, p.342.
2．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03：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87页。
小布什上台后，国防工业的合并力度更大。最主要的发生在海军武器载台方面。海军船舶载台制造商也通过收购大型船舶公司，形成了两家最大船舶制造商，即诺斯罗普—格鲁曼和通用动力公司。建造过美国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和第一艘“北极星”级核导弹潜艇“罗伯特·李”号的新港纽斯（Newport News），在2001年11月并入诺·格公司。原属于李顿集团（Litton）的、建造美国全部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半数“神盾”护卫舰和半数“神盾”驱逐舰的英格尔（Ingalls）也在2001年并入诺·格公司。主要建造海军后勤船只的雅芳戴尔（Avondale）也成为诺·格旗下一员。主要建造“佩里”级护卫舰、半数“神盾”护卫舰和半数“神盾”驱逐舰的、实力与英格尔旗鼓相当的巴斯钢铁厂（Bath Ironworks）合并到了通用动力公司。通用动力公司也收购了位于西部的主要建造海军后勤船只的国家钢铁和造船公司（NASSCO），该公司还收购了电船公司（Electric Boat）。海军武器系统则主要由波音、雷声、洛·马公司等提供。当然，小布什政府时期国防工业的合并并不仅限于此，如2002年诺-格公司收购作为导弹防御的一个主要承包商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TRW），合并后的诺-格公司年销售额大约260~270亿美元，其中140150亿美元将来自军火销售。【注释】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03：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注尾】
部件供应商也随后跟进，进行合并扩大规模。目前在美国国防部防务产品供应领域有许多2000万~7500万美元的分市场，只能同时容下不超过2个竞争者。美国防部也支持小型防务供应商的并购。同时，主要承包商的（巨）大型化也迫使不少供应商随之发生相应变化。1999年12月，联信与霍尼韦尔完成合并，组建新霍尼韦尔公司，这是继巨型国防主承包商合并后的纯粹的供应商之间的合并。
美国国防工业的合兼并一浪高过一浪，兼并规模越来越大，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防工业兼并一般在数亿美元以内，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防工业兼并成交额在数十亿美元乃至上百亿美元之间，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收购洛拉尔（Loral）近100亿，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公司达133亿美元。从1993年到1997年，美国国防工业的合并、收购达700亿美元。【注释】Murray Weidenbaum, “The U.S. Defense Industry after the Cold War,” Orbis, Summer 1997, p.594.【注尾】 2000年美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并购的金额是190亿美元，2001年头10个月的并购额为90亿美元，2002年的并购额再度飙升——“仅在国防方面将超过13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在其送交给国会的有关2002年度的工业能力的报告中说，到2001年为止，将1980年的51家分散的防务业务单位合并到“四家大的防务重点公司”。【注释】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 2003：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第472页、475页。【注尾】
为支持布什政府的军事转型，布什政府表示，希望将来陆军的装备由一家公司生产，本世纪初，美国飞机制造业将进一步合并为一家。政府希望以此造就美国的克虏伯【注释】Harry G. Summer, Jr., “Operation, Procurement, and Industrial Base,” Orbis, Spring 1997, p.207.【注尾】。
美国巨型防务国防公司在反恐战争中发了横财。根据2001年11月《财富》杂志的报道，在过去1年中，诸如通用动力公司、洛-马公司等美国主要防务承包商的军事合同份额上升了20%~40%，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如通用动力公司的股票在10年来上涨了600%以上。【注释】Andy Serwer, “In War and Peace, General Dynamics Is Walls Streets Favorite Defense Contractor,” Fortune, Vol. 144, no.9, November 12, 2001, p.143.【注尾】 美国出兵伊拉克以后，美国主要防务承包商的合同金额和利润也扶摇直上，从美国2003年、2004年的防务预算及两个财年的追加预算中可以窥见一斑。“新战争意味着新合同”，防务承包商彼此心照不宣。
（二） 大型国防公司兼并科技公司，武器制造商变成“系统集成商”
国防工业的收购合并热潮，导致美国国防工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即这些大型国防公司在“武器制造商”基础上变成了“系统集成商”，生产用于战场的高技术的武器装备系统网络。
现代战争依靠高度联合的军队执行战斗任务，这种方式改变了军事技术研发上的单一、纵向的思路，技术创新不再是全面使用崭新技术，而是将成熟技术系统化和集成化，并以此改造现有武器装备或集成为一种武器系统。这就是技术的“横向一体化”，或称之为“横向技术一体化”。“横向技术一体化”，主要利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从横向上对现有武器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或改进，使其具备通用性、联动性，从而更便于从传感器到射手之间、各武器系统之间、各作战单位之间的信息流动，大幅度地提高所有武器装备和作战系统的整体作战效能。横向技术一体化被称为装备建设史上的一次革命。
资料显示，用信息技术改造现有武器，比研制具有同等能力的全新武器，可节省1/3到1/2的经费，并可以节省一半研制时间。美国国防工业的合并重组，正是利用高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不同军火生产厂家生产的武器进行高技术的改造和整合，使武器成为系统中的一个节点，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武器的潜能，极大地提高武器装备的整体效能。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旧战舰通过信息技术改造后在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美国正着力改造2000多辆M1坦克进行识别系统、管理系统、观测系统等，使其升级为M1A2坦克。该型坦克在伊拉克战争中也崭露头脚。
美军的这些成就主要得益于大型国防企业兼并高技术公司，使它们由“武器制造商”变成了“系统集成商”。据2004年《华盛顿邮报》报道，过去3年，美国巨型防务承包商已吞并了大约180家高技术公司。【注释】Washington Post, May 27, 2003.【注尾】 例如，主要制造坦克的通用动力公司，收购了设计传输保密信息计算机网络的“创新公司”，制造“爱国者”导弹的雷声公司，计划将所有信息技术合并成为一个年收入达6.5亿美元的机构。其软件可使五角大楼能在保密网络上同其他机构分享信息的“集成数据公司”，专门为美国情报界管理信息网络的“赢得公司”，等等，都被以防务为主的大承包商收购、兼并。
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使传统武器旧貌换新颜。“国防合并和收购机构”新闻出版公司出版商麦鲁特强说,“20至30年前，飞机是一件武器，舰船也是一件武器。现在这两样武器仅仅是网络上的节点。网络已成为一种主要武器”，两年前，人们不可能让10家大军火商去关注收入较少的小公司。“现在，无论公司多么小，只要它拥有高新技术，就会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通用动力公司信息系统部副总裁达尔伯格说：“通用动力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重视信息技术，开始用最新技术装备其生产的坦克、潜艇和战舰。目前美国陆军已停止订购新坦克，而是花费几百万美元改进其现有武器，使其具有更多的数字能力。美国国防部的新重点是使战场空间数字化。”【注释】转引自《科技日报》2003年6月3日。也可参见人民网2003年6月3日。【注尾】
美国打算实施的“横向技术一体化”，第一步就是为现有武器装备配备数字化通讯设备、第二代红外雷达、敌我识别系统、全球定位系统（GPS），从而在这些武器装备之间初步建立起“横向信息流动管理”，第二步是使各级部队的指挥控制实现数字化联网。由于美国政府的努力，以及国防科技工业之间整合，美军目标的很大一部分在伊拉克战争中实现了。
（三） 推行寓军于民、军民一体化，构建国防工业新体系
冷战时期，西方主要国家在军民两用技术上取得的成就还是比较缓慢的。在新军事变革下，西方大国感到要想维持一个庞大独立的国防工业越来越困难，国防建设的经济承受力日益受到重视，同时由于现代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上广泛应用，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互通性不断增强，军民两用技术相互转化更加容易，军民两种资源互用成为一大趋势。为适应这种需求，美国率先提出了“重新设计国防”的口号和“军民一体化（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的改革思想。在美国看来，军民一体化就是将“国防科技工业基础”（DTIB）和“民用科技工业基础”合并成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注释】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军民一体化的潜力报告》，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1995年。【注尾】 美国推行寓军于民、军民一体化包括三个步骤：扩大采购民品；使研发、制造、维修和服务一体化；把军民一体化的改革与做法重点放在那些军民实行分离的国防工业基础上。这三个步骤紧密相连，共同推进军民一体化。
为实现这个目标，美国采用多种措施保证实施。首先，1993年美国成立了跨部门的“国防技术转轨委员会”，成为推行军民一体化改革的专门指导、协调机构。该机构由国防研究计划局的国防科学委员会主席担任领导，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天航空局、能源部和运输部派员参加而组成，作为推行国防技术转轨和寓军于民的协调机构。
其次，开放军用技术市场，实行军转民。美国政府认为随着全球化迅猛发展，军用技术扩散成为必然趋势，较之以往会更快地应用于民用。为适应这种趋势，美国政府表示开放军用技术市场，把军用技术最大限度地运用到民用上，比如美国向轻工业转移了航天复合材料。在美国看来，现代武器装备系统是复杂的，关键性技术特别是系统集成技术是防止武器技术扩散的“保险箱”。前国防部长佩里认为美国在高新技术上的优势不在部件，而在于系统上。只要不泄露系统的关键技术，军用技术可用于任何民用领域。
第三，提高军民产品标准的通用化水平。军民产品的标准不同是阻碍民品进入军事领域的一大障碍，民用与军用之间存在的复杂技术壁垒，转化并非易事。前国防部长佩里在1994年下令，今后国防部的所有计划只要有可能都用民用标准取代军用标准。同年，国会通过了一项采购民品法案，扩大了军方对民品采购的范围。为此美国从采办上着手，要求在采办过程中采用必要的商业惯例、规范和标准，剔除传统的国防采购惯例、规范和标准，鼓励主要承包商在重大武器系统研发、生产中大量采用低成本的军民两用零部件，国防部对民用供应商给予资助。伊拉克战争中，仅国防部在硅谷采购的民品达250亿美元。
第四，注重民转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用、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纯军用技术已经很少，这为民转军提供了条件，许多民用技术只需要很少的经费就能达到军用系统的80%或100%的性能。2003年4月美国《商业周刊》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防部一承包商研发了单兵数字化系统，重达80磅，造价9万美元，后来研究人员买来美国英特尔（Intel）公司的芯片等民用产品对系统加以改造，该系统重量下降到25磅，造价降到1万美元。国防部签发的所需军事相关技术与商务部的技术标准有80%的重叠，民用技术完全能满足国防部需要，国防部的国防科学局（Defense Science Board）认为民用技术进入军用领域的障碍可以减少60~75%。针对国防部不采购民用产品的情况，拉姆斯菲尔德认为这无异于前苏联的垄断采购模式，要求大力改变这种状况。【注释】Ivan Eland, “Can the Pentagon Be Run Like A Business?” Issu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ring 2002, pp.79~84.【注尾】 在伊拉克战争中，国防部大量采用民用技术，比如，以科技动画著称的硅谷绘图公司（SGI），把伊拉克大城市、沙漠的地形，以立体绘图的方式模拟得栩栩如生，为美军在直升机低空飞行、美国大兵城市巷战提供了清晰的地形图；再如科技卫星芯片（SAVI）准确跟踪国防部高达4万个集装箱的运送，使得美军后勤补给做到了“可视化”，保证了美军后勤适时、适量、适地补给，节省了资源。而上次海湾战争没有实施“可视化”后勤补给，造成了美军20亿美元的物资损失。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民用公司在战场上忙碌着，这些公司及其雇员，被称为“五角大楼的私人军队”。【注释】Nelson D. Schwartz, “The Pentagons Private Army,” Fortune, March 17, 2003, pp.100~108.【注尾】
（四）加强国防科技的国际合作
美国的国家战略一向重视军事联盟战略。在美国看来，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单凭自身力量对付有些力不从心，与盟友的合作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由于当今世界经济、科技的全球化，使科技在国际间转移加快，为武器装备发展走国际化道路提供了条件；由于高技术武器装备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研发费用极为昂贵，仅靠一国之力和科技水平有点吃力；与盟友联合作战时，由于武器装备的信息系统存在着不兼容性问题，给联合行动及后勤保障带来了压力，误伤时有发生。美国感到有必要在盟国之间进行军事技术的合作与交流，而且把国防科技的国际合作看成是现实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在国防科技上的国际合作主要在盟国内进行，如北约国家。
美国国防部不仅支持国防企业兼并盟国的国防工业，而且也赞同盟国兼并本国的国防工业，如2000年9月，英国宇航公司（BAe）以5.1亿美元收购了洛·马公司的控制业务。五角大楼成为该公司比英国国防部还重要的主顾，该公司是五角大楼的5大承包商之一，其北美分公司的销售额超过40亿美元，在美国拥有2.2万名雇员。【注释】Andrew D. James, “Comparing European Response to Defense Industry Globalization,”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18, No.2, 2002, pp.128~129.【注尾】 其次，美国邀请盟国参与武器系统的研发，例如，美军在联合攻击机（JSF）上请英国、丹麦、荷兰等国参加，共同解决技术难题，达到武器系统的兼容，做到统一后勤补给。【注释】当然，这种尖端武器的军事技术合作仅限于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的国家，而那些对其不太友好的盟友美国则加以排斥。如美国在开发联合攻击战斗机（JSF）上，让法德靠边站。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极为关键和核心的技术，美国一般是“单干”，拒绝国际合作。如果另外一些国家联合研究的关键技术挑战美国在该领域的优势，美国不但不给予技术合作，反而从中作梗。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美国极力反对欧洲和中国合作进行的“伽利略计划”上，因为该计划严重地挑战了美国在全球定位系统的优势。【注尾】 再次，进行以“交换技术”为主的合作方式，即以技术换技术，其基础是“等价交换”，合作方从交换中得到的东西与自身的贡献大体相等。
美国为加强国防科技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防部成立了“军备合作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协调国防科技合作事宜，加强合作计划组织领导，确立合作领域。根据需要，美国确定的五个国际合作领域为：地面侦察、军民两用技术、飞机和地面武器用的作战识别技术、战区导弹防御、计算机辅助采办和后勤。
二、美国国防工业重组的原因
（一）处理冷战“遗产”即过剩的国防生产能力的需要
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打了一场长达40多年、耗资超过13万亿美元的“战争”【注释】安·马库森等主编：《武装未来》（殷雄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注尾】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建造了庞大的国防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几乎完全脱离商业民用市场，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国防工业几乎不是自由市场竞争的基地，而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即使私人开办的国防工业也遵从于国防部的采购政策和繁琐的条例。” 【注释】Ivan Eland, “Can the Pentagon Be Run Like A Business?”Issu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ring 2002, p.79.【注尾】 美国依靠这个庞大的国防工业，维持了美国治下的和平。1989~1991年，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苏联的解体，美国的安全政策、国防部署和国防工业结构赖以维系的基础不复存在。国防开支和武器采购急剧下降（九一一后又大幅上升），国防生产能力明显过剩，国防工业大量裁减人员。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与防务相关的就业人数从1987年354.4万人，下降到1996年212.3万人，估计到2002年进一步下降到154.3人。【注释】D.J. Neal and T. Taylor, “Globalization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An Exploration of Paradigm for US and European Defense Firms and the Implication for Being Global Players,”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 12, no. 4., 2001. p.340.【注尾】
为适应冷战后的国家安全需要，美国不得不进行国防工业的重组，鼓励合并，缩小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而且政府为之保驾护航。同时希望国防工业实现军转民，利用先进的军事技术用来生产民用产品。为此克林顿政府发起了“技术再投资计划”，其目的就是帮助国防企业调整、参与竞争，最终目的就是扩大就业机会，提高美国的民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注释】安·马库森等主编：《武装未来》，第135页。【注尾】 美国的几个超大型国防公司，由于民用市场份额逐年增加，也不再单独依靠国防订单过活。【注释】Murray Weidenbaum,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U.S. Defense Industry,” Orbis, Fall 2003, p.700. 【注尾】 同时，冷战的教训使世界各国认识到，维持一个庞大的、独立于国民经济之外的国防工业是任何一个国家难以承受的，实行寓军于民、发展军民两用技术，走军民一体化的道路，能够更好地兼顾军用和民用发展的需要，便于从各领域吸收高新技术，发展现代化的装备，有利于减轻国家在维持国防工业方面的负担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缓解和平时期国防工业生产供需矛盾，提高战时国防工业生产动员和生存能力。总之，军民一体化模式不仅大幅度降低军品成本，缩短军品研制周期，而且可以在和平时期保持国防工业能力，保证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和平战转化能力。事实上，国防预算日益减少，民用工业正取代国防工业掌握了技术的领导权，这使国防部不得不对产业技术的政策进行调整，使之既能民用又能军用。现代高技术已经分不出是民用还是军用，具有明显地军民通用性特征。前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采用高技术公司的技术为军队服务，就是明显的例证。美国从中尝到了甜头，因此国防部大力改革国防采购体系，继续投资开发军民两用技术，而且“军民两用政策已经成为美国现行技术政策”。【注释】安·马库森等主编：《武装未来》，第276页。【注尾】
（二）保持美国军事技术优势的必然选择
美国凭借先进武器装备，在几次高技术战争中尝到了甜头。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其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要优于盟国0.5~1代，超出发展中国家1~2代，即保障美国武器装备技术领先发展中国家10~30年以上，从而保证美军装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绝对领先位置。
美国的目标就是谋求军事技术优势，打造一支军队，可以与不可预料的敌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进行战斗，并打败之。这个目标就是谋求“永久的军事优势”。在1992年老布什政府为1994~1999财年起草的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把一超独霸的现状带入可预见的将来。“我们首要的目标，就是防止一个新的竞争者重新出现在前苏联的领土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不能让这个新竞争者给（世界）秩序施加如同前苏联所施加的那样威胁。”【注释】Michael Klare, “Endless Military Superiority,” The Nation, July 15, 2002, p.12.【注尾】
克林顿政府为保持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特设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其职责就是运用科学技术满足国家安全需要。该机构的设立表明，美国把科学和工业基础看成是国家安全最大的资产，克林顿政府把军事优势、外交接触和经济成功视为美国安全的基础，好比三条腿的凳子，缺一不可。【注释】John H. Gibbo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IS Review, Vol.16, Winter/Spring 1996, pp.1~12.【注尾】
为竞选总统，小布什于1999年9月在再次重申老布什政府在1992年那份文件中的内容，赞同美国要永久保持军事优势。他说，美国要有足够的海空运输力量快速地把军队运输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依靠先进的侦察设备，不管是在黑夜还是白天都能侦知到敌人在何处，用先进的弹药杀死敌人。他强调：“我们的军队必须是机动的，具有致命的打击力，能快速部署，需要最少的后勤支持。我们必须在几天、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内把我们的军队投送到远距离地方。我们的军队必须能够通过各种手段识别目标，能用各种武器几乎同时击毁这些目标。”【注释】Michael Klare，“Endless Military Superiority,” The Nation, July 15, 2002., pp.12, 14.【注尾】 小布什上台后极力试图兑现在竞选演说中的承诺，表示不管敌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非国家主体，美国都必须击败它，强调美国的力量足够强大，可以阻止潜在敌人集结军力以获得超过或相等于美国的力量。
为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政府鼓励、支持国防工业重组，组建大型、超大型国防工业，以便它们把巨额资金和大量人力投入于武器装备的研发，为此政府放松了对垄断的限制，为国防工业兼并重组提供保护伞。同时美国政府推行寓军于民、军民一体化的政策，形成强大的国防工业技术基础，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提供技术支持，保证美国的军事技术优于盟国，使盟国无法挑战其军事技术优势。因此，克林顿政府极力推行国防工业重组的政策；大力推行单边主义、主张对敌实行“先发制人”打击的小布什政府加大了国防开支，依靠重组后的国防工业，加快科技成果向武器系统的转化，使科技优势转变为绝对的军力优势，谋求全球霸权。
（三）美国安全战略转变和军事转型的需要
冷战时期，美国本土安全处于核战的乌云笼罩下，但由于其拥有强大的核武器，使其对手前苏联不敢轻易扣动核扳机，美国的安全基本上处于恐怖的和平中。但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些非政府、国家实体的组织取代了明确的敌人，需要美国采取相应的军事战略手段来应付。事实上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来自于非对称威胁，即主要是恐怖主义和个人、极端民族主义，因为这些势力可以从“土豆比海军燃料照看得更好”的前苏联获得导弹、技术和专家。【注释】Murray Weidenbaum, “The US Defense Industry after the Cold War,” Orbis, Fall 1997, p.591.【注尾】“威慑”观念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深深地在国家决策者和民众脑海中打上了烙印，“成为最根本的本国安全目标的表述，甚至成为整个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作为一个已经被普遍理解和广泛接受的概念，它成为一个主要的手段来维持组织的凝聚力”。【注释】约翰·斯坦布鲁纳：《全球安全原则》（贾宗谊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3页。【注尾】 这种思维定势，导致了九一一前美国的军事战略还停留在威慑遏制上，认为主要的对手是现实的或潜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清楚地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敌人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国家安全观改变的情况下，军队要实行转型，能够先发制人地打击恐怖主义组织、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或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组织或国家。军队要从过去“基于威慑”（threat-based）战略转变到“基于能力”（capability-based）的战略。基于威慑战略，就是美国形成了一套非常精细的程序，以此来分析敌人的力量结构，战略、物质力量和武器系统，而后建造武器、准备和训练军队，与事先知道的敌人打仗。这种基于威胁战略很好地服务于美国沙漠风暴那样的军事行动，但无法应付低烈度的战争（如索马里行动）。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布什政府明确提出要建立基于能力的军队，能够执行全方位的军事行动，从核威慑、常规战争、到低烈度战斗、维和行动、人道主义干预和非战斗人员的撤离，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必须拥有快速执行这些行动的能力。军队转型除了军事编组、军事理论要发生变化外，需要国防工业来支撑。2002年，美国国防部负责工业政策的部门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为军事转型建立一个国防工业基础（DIB），其目标之一就是“确保2020年的作战装备是由一个能提供转型的、网络中心的武器系统的工业基础。”该部门的建议是将国防工业基础看成是由支持“作战转型”（战斗支援、利于投送、精确交战、本土和基地保护，以及作战空间一体化）的“基于作战能力”的各个部分组成，而不是由提供诸如飞机、坦克等作战平台或武器系统的部门组成。三军的采购将由上述五个符合“作战能力”的转型委员会主导。【注释】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03：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第487~488页。【注尾】
（四）新军事变革的需要
在高技术条件下，单一军种/兵种的作战日益消失，传统的军种分工趋于模糊，作战形式出现联合化。这种联合作战，依靠一支高度合成、灵活机动、高效精干的武装部队进行。网络化、信息化使各单元武器系统、各军兵种武器系统之间实现了实时的网络联系，因而各武器系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体化的武器系统，它奠定了联合作战的物质基础，也为现实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提供了保障。由于数字化的信息技术运用，武器装备系统具有了高度的信息连通能力，作战空间由陆战场、海战场扩大到陆、海、空、天、电等多维空间，作战方式由陆海空协同作战发展到陆海空天电一体化联合作战。一体化的联合作战基于“系统对系统的对抗”（ C4ISR），将战争力量作为一个整体，充分发挥整体作战效能。多军兵种、多领域、多种作战高度一体化的联合作战，对三军的武器装备系统之间的信息系统一致性/兼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是先进的武器装备，越需要信息之间的协调沟通。相互不兼容的信息系统往往给联合作战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甚至误伤自己。一国三军武器信息系统之间的一致性/兼容性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解决，但盟国之间实现武器装备系统的兼容性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正是由于此，在伊拉克战争中，几乎每天美英联军都有误伤事件发生。从减少后勤供应压力来说，也需要三军、盟国通用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具有通用性。这些都需要一国的国防工业进行整合，也需要国际合作。
三、美国国防工业重组的影响
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对美国乃至世界将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不容忽视。
（一）国防工业的重组必将提升美国的科技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为保证美国一超独霸的局面提供物质基础
从历史看，许多先进技术的发展，首先是在军事领域取得突破后，再向民用领域推广，任何国家都会把最先进的技术首先用在国防领域，许多尖端技术也是靠国防工业来维系的。美国深知其中的道理，在冷战时期大量投资于军事技术的研发，而且现在的投资国防科研的力度比过去还要大，如2003年美国国防预算高达3930亿美元，占全球总军费的36%，2004年的财年的预算已经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创历史新高，这无疑会提升美国的科技实力：美国国防开支占美国联邦政府科学技术研究预算的相当部分，是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动力和来源。根据统计，在80年代中期，国防部的投资大概占了联邦政府研究预算的60%，在信息科学研究投资中这个比例上升了90%。由于星球大战的实施，国防开支占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比例更为提高，到1988年时，比例为70%，国防部或与国防相关的工业拥有全美47%的航空工程师、30.3%的数学家、24.4%的工业和技术，以及28%的理科和工科毕业生，【注释】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崔保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注尾】 目前美国国防部参与的科学技术研究的费用更多，2004年8月，布什签署《200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使美国2005财年的军费支出达到4160亿美元（不包括用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重建的250亿美元），仅用于研发新武器的资金为700亿美元和用于反导系统的研发资金达100亿美元。
冷战结束后，多数国家大幅度调整国防政策，降低军费开支，与美国相比，欧盟各国削减军费的比例更大，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防务开销削减了20%多。【注释】Derrick J. Neal and Trevor Taylor, “Globalization in the Defence Industry: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digm for US and European Defence Firm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Being Global Players,”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12, no.4., 2001, p.345.【注尾】 削减国防预算的直接后果是降低了武器装备的研发和国防采购支出。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评估，2000年美国防务装备花费520亿美元，欧盟最大的防务装备国英国的装备开销为85亿美元，北约的所有欧洲国家的防务装备费用一共为293亿美元，同年美国的武器研发费用为337亿美元，北约的所有欧洲国家才92亿美元，研发费用的差距更明显。【注释】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y,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0~200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1.【注尾】 2003年美国的军费预算为393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欧洲还不及2%，美国在2003年研发经费增加了17%，装备费用增加15%。【注释】Economics, June 21, 2003.【注尾】
如前所述，美国防务工业承担了美国国防部和联邦科学技术研究的相当份额。美国防务公司为研制更先进的武器，竞相招募顶尖科学家、工程师从事先进武器系统及其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了竞标国防部的大宗武器合同，尤其是大型防务公司使出浑身招数，提高武器系统的性能，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争夺五角大楼的联合战斗攻击机（JSF）最能说明这一点。防务公司直接参与武器系统的研究无疑将促进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美国在许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
国防工业的重组大大推动了军用技术的民用化，并促进了军用民用互补。许多国防工业既从事军事生产又从事民用生产，越来越多的技术创新几乎同时出现在军用和民用领域，并在军品和民品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寓军于民、走军民一体化的方式，还培育了许多高新技术产业群和高技术产业带。 如“硅谷”是由国防部—大学—工业联盟催生出来，到1980年，它已经拥有3000家电子企业，26.4万名制造业工人，年销售额高达400亿美元。【注释】卡尔·艾伯特：《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王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3页。【注尾】 而今，从国防工业分流出来的高技术人才纷纷走进硅谷，为硅谷一带信息产业提供了大量的高级人才，高新技术源源不断地从这里产出。国防公司纷纷从这里采购它们所需要的技术装备美军。前述的在伊拉克战争中国防部与硅谷签订了250亿美元的合同订单，本身说明了美国国防工业重组的成功。类似的衍生结果是“硅原”（奥斯汀、达拉斯）、“硅沙漠”（新墨西哥州的菲尼克斯）、“硅山”（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等的出现。
正是由于美国军方、政府、产业界、学界的通力合作，军用、民用互补、通用，使美国在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遥遥占据着世界的头把交椅，由这些技术转化的产品（包括武器）在国际上有着巨大的竞争优势。所有这些都使美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强化了世界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也为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控制世界、称霸全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二）进一步加强军工复合体对国家政策决策的影响
1961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说，“强大的军事组织和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的结合是美国的新现象，其全面影响力——经济的、政治的、甚至心理的，在联邦政府的每个城市、每个州的议会及每个办公室，都能感觉到……我们的各级政府必须对这种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或无意而获得的不正常影响力提高警惕。”这虽然是40多年前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军工复合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在的军工复合体主要以军火承包商为主形成了与国防部、国会和大学、研究机构庞大网络。通过国防工业重组形成的（超）大型军火承包商如洛-马、波音等公司的实力大增，它们游说政府和国会的力量也就水涨船高。国防工业雇用了相当的人员，对美国的就业产生重大影响，承包商利用这些人发动“草根游说运动”向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保证他们做出的政策有利于军火承包商。“防务承包商不停地积极游说国会，它们与政府打交道的技术实际上就是它们核心竞争力之一。”【注释】Eugene Gholz and Harvey M. Sapolsky, “Restructuring the U.S. Defense Indust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3, Winter 1999/2000, p.16.【注尾】
重组的国防巨型承包商在国防预算和军费开支方面、在对外军售方面等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军火承包商在推动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军控政策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上，军工复合体在台前幕后起着穿针引线、推波助澜的作用。洛-马、波音、通用动力公司等不顾国际局势的变化，多次提出复活“星球大战计划”，要求政府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9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方案，使开发这一系统有了法律保障。九一一后，军工复合体利用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大肆宣扬导弹威胁，加紧开发和部署反导系统。代表军工复合体利益的布什政府中的“鹰派”人物，先是要退出《反导条约》，后又划拨资金开发和部署反导系统。美国的这一做法，很显然破坏了全球的军控努力，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注释】具体内容可参见张节根、沈丁立：《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第25-39页；张春燕:《美国军工综合体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49~52、78页。【注尾】
（三）进一步加剧武器和技术的扩散，导致美国的安全困境
曾有国防承包商说：“除非我们能向海外销售武器，否则我们的军火行业将无法生存”。【注释】汤水富：《美国军工企业：霸权急先锋》，《半月谈》，2001年第7期，第80页。【注尾】 美国往往利用军售作为外交手段促进与别国、地区的合作或在海外获得军事基地的手段，军售也是美国操纵地区力量平衡的手段。同时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增加美国在军火市场上的份额，国务院和商务部要求各自的官员帮助本国军火商在世界上推销其武器。五角大楼在美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里有6000名代表，超过了国务院在外国使馆工作的人员。【注释】Seymour Melman, “From Private to State Capitalism: How the Permanent War Economy Transformed the Institu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XXXI, no.2, June 1997, pp.314~315.【注尾】 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军火出口逐年增加。按2001年的价格计算，1998~2001年美国与发展中国家达成的军火转让协议达357亿美元，占世界武器转让协议总价值的40%；【注释】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24, no.10, October 2003, p. 4.【注尾】 据2004年美国国会研究局（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在2003年的武器销售为145亿美元，比2002年的武器销售136亿美元有所上升。【注释】Thom Shanker, “U.S. and Russian Still Dominate Arms Market, but World Total Falls,”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2004.【注尾】 近年来，美国军火出口一直占世界军火贸易的一半以上。美国军火的出口给世界造成动荡，也给美国的利益造成直接、间接的危害。据统计，当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的50多起地区冲突中，其中40多起冲突的重要武器供应国是美国。总部设在纽约的世界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巴尔干、斯里兰卡、印尼、菲律宾、苏丹和非洲地区发生的冲突中，美国武器起着支配的作用。”【注释】http://www.lianghui.org.cn/chinese/HIAW/53966.htm【注尾】
在军火交易激烈竞争下，美国出口武器到别国和地区，除了提供装备、培训人员外，还要达成补偿协议，即给买主以军用和民用技术补偿。这种补偿形式从个别现象变为国际武器交易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但是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这些武器和技术往往会扩散到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手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利用一些很容易获得的材料和技术制造出来。这些材料和技术的大多数都来源于美国。有些国家、地区购买武器就是为了提高本国、本地区的军事能力，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显然，这与美国的限制武器和技术扩散目标背道而驰。这是美国安全困境的一方面。
美国安全困境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一是武器费用研发昂贵，需要合作，二是为了协同作战，减少盟国之间误伤，有进行国际合作的必要，但这种合作，也会造成技术的泄漏。一些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或恐怖主义组织从美国盟国那里获得技术，据报道在利比亚一处核设施发现了限制出口的日本精密仪器。【注释】“Restricted Japanese Devices Founded in Libya Nuclear Facility,” http://www.japantimes.co.jp/cgi-bin/getarticle.pl5?nn20040909a3.htm【注尾】 美国担心与盟国的合作使技术进一步扩散到不确定的敌人手中，“军事方面对外国民用生产商的依赖，就像一个幽灵，深深地困扰着美国许多的军事战略家、国防分析家及国会议员”。【注释】安·马库森等主编：《武装未来》，第128页。【注尾】 在伊拉克战争中，因法国、德国拒绝与美国合作，同时担心军事合作带来的风险，美国众议院通过《购买美国货法案》，【注释】该法案原名为2004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因众议院要求绝大多数武器要由美国生产，故称为《购买美国货法案》（Buy American Act）。【注尾】 希望美军所有武器都由美国自己制造。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也会导致技术的扩散，给美国安全带来威胁。随着技术的发展，某些技术已经很难同纯商业技术区别开来，许多关键技术既可以用于民用领域，也可以用于军事领域，如先进复合材料、通讯设备和技术、高性能计算机等，这些军民两用技术很容易出口到别国和别的地区。对美国来说，这也是一种安全威胁。而且，如前所述，巨型承包商为了获得防务合同，极力主张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引起世界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也就把美国拖进了安全困境。
何奇松：华东理工大学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