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5年第4期
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本的意识形态外交
归泳涛
〔内容提要〕赖肖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日本研究的奠基人，并于1961至1966年间担任美国驻日大使。作为肯尼迪政府任命的一位学者大使，他针对当时日本舆论中的反美倾向，积极地在日本开展意识形态外交。本文首先回顾赖肖尔出任驻日大使的历史背景，然后从他建立与日本媒体的密切关系、恢复与日本反对派的接触，以及展开与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化论争等方面揭示其对日外交的实质。本文希望通过赖肖尔外交这个案例，反映冷战时期美国对其盟国所实施的意识形态外交，以丰富冷战史和美日关系史的研究。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战略 美日关系 赖肖尔
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1910~1990）是美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不仅与费正清一起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东亚研究的基础，而且还在1961年到1966年间出任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作为一个学者，早已为国际学术界熟知。他关于日本史的著作，至今仍是英语国家中学习日本历史的入门教材。他的《日本人》一书及其再版也已被译成中文。然而，关于赖肖尔担任驻日大使期间活动的研究却不多见。不论在美国还是日本，对赖肖尔外交的研究仅限于零星的论文和美日关系史中的简单介绍，而且，研究赖肖尔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保存在哈佛大学档案馆中的《赖肖尔文件》（Papers of 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也还没有被系统地利用过。在中文文献中，就更难找到关于赖肖尔外交的叙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赖肖尔作为一个学者，受命于美日关系的危机时刻，亲善大使的美好形象非常突出，这反而遮盖了他外交的本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赖肖尔的外交以意识形态攻势为特征，涉及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内部价值观的传播和渗透，这对美国人和日本人来说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鲜有人触及。
然而，在冷战结束十多年的今天，比起冷战中的人们来说，我们已经可以用一种更加客观的学术态度来看待冷战的历史。这也是“冷战史新研究”(New Cold War History) 在国际学术界方兴未艾的一个基本原因。而国际冷战史新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对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的重新认识。【注释】关于国际冷战史新研究，参见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3~22页。【注尾】 尽管国内学者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已有相当研究，【注释】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注尾】 但关于美国在冷战中对其盟国实施的意识形态外交却还很少论及。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取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本的意识形态外交这一主题，希望能再现一段鲜被人们叙述的冷战历史，以增进对冷战及美国对日外交的理解。本文在简单介绍赖肖尔出任大使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利用《赖肖尔文件》中的原始纪录，结合当时日本的报刊杂志资料，追溯赖肖尔的外交活动，从而揭示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了赖肖尔对日外交的目标，又如何成为他实现外交使命的重要手段。
一、赖肖尔出任驻日大使的背景
赖肖尔出任美国驻日大使的直接原因是1960年日本国内反对《美日新安保条约》的斗争（史称“安保斗争”）和1961年肯尼迪总统的上台。1960年夏天，美日两国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修订《美日安保条约》的协议，但这一新条约却遭到日本国内反对派的联合抵制。时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不顾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和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在社会党等反对党缺席的情况下强行推动该条约在国会通过。这种非民主的独裁行径激起了日本公众的强烈愤慨，成千上万人走上东京街头，反对岸信介政权和《美日新安保条约》。反对运动虽然没能阻止新安保条约通过并生效，但却迫使原定访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途取消访问，并使岸信介被迫下台。安保斗争震动了华盛顿的决策者。他们原以为明确规定了美国防卫日本义务的新条约比起旧条约是一大进步，一定会得到日本公众的欢迎，却没料到日本的反美力量如此强大。当时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二世认定“安保斗争”是日本国内外的共产主义势力阴谋策动所致。【注释】Michael Schaller, Alter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nce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54~158.【注尾】 而白宫的最初反应，也是把艾森豪威尔被迫取消访日归咎于“共产主义煽动分子领导下的一小撮有组织的少数派，在外部势力的操纵下用暴力阻止了这次友好访问”。【注释】A. Merriman Smith, A Presidents Odysse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61), p.222. 【注尾】 但这样的解释却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反对运动的构成相当复杂，其中大部分人并非共产主义信奉者，而实力相对弱小的日本共产党也无力组织起如此声势浩大的示威大军。华盛顿因而陷入迷惘，不知所措。正当此时，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赖肖尔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发生在东京的整个事件暴露了“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反对派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并主张迅速建立起美国与日本反对派各势力之间的“对话”。这篇题为《与日本之间中断的对话》的文章成为外交史上学者论文对现实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为数不多的事例。【注释】Edwin O. Reischauer, “The Broken Dialogue with Japan,” Foreign Affairs (Oct. 1960), pp.11~26.【注尾】
在赖肖尔看来，“安保斗争”的根源并不在于美国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在于美国和日本大众、特别是反对派之间存在的鸿沟。他指出，日本反对派的主要成分是社会党、工会、知识分子和学生，虽然他们中一部分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却决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共产主义分子，他们的主流不过是主张民主、和平及中立，也正因为此才得到广泛的大众支持。美国忽视他们甚至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才激起了他们的反美情绪。【注释】Ibid.【注尾】 应该说赖肖尔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击中了问题的要害。而美日之间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鸿沟”，追根溯源还是战后十几年美国的对日政策所致。
战后初期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以修改宪法、解散财阀、农地改革等一系列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为特征，其基本目标是把日本改造成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使其不再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东亚国际局势的巨变，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发生逆转。在美国的战略构想中，日本从一个需要彻底改造和削弱的敌国，一变而为亟需扶植的重要盟国。美国的占领政策也就随之转变为逐渐放宽对财阀的限制，压制劳工运动和左翼政党的发展。这一政策在外交上的结果就是导致对日单独媾和及《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而在内政上的后果则是造成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分裂。在占领初期发展起来的日本左翼革新势力曾对美国的自由主义政策抱有幻想，但随着占领政策的右转，他们眼中的美国形象也从引领日本走向民主道路的改革者转变成了要把日本拖入战争危险的军事帝国。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美国决策者用简单的敌我逻辑来看待日本国内的复杂形势，把政策的重点放在了扶持反共的保守政权之上，而把主张民主和平的左翼反对派视作“反美”、“亲共”的势力，其结果是疏远了日本反对派中很多本来对美国没有敌意的人，特别是恶化了美国自身在日本公众中的形象。与此同时，朝鲜战争进一步僵化了美国对东亚冷战的看法，很多美国决策者认定军事威胁是决定其东亚战略的核心因素，因而醉心于在东亚构建军事同盟，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共政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这种以军事手段为核心的政策导致美国把日本接受《美日安保条约》视为理所当然，从而忽视了已经在战后日本深深扎根的反对卷入任何军事对抗的和平主义和中立主义思潮。这就更加剧了美国同日本公众舆论之间的隔阂。
上述政策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反思和批评，而新总统肯尼迪的上台则标志着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调整。在肯尼迪看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过于强调军事领域的反共政策，从而忽视了美国在道义上与苏联的对抗。他在就职演说中重申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声称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失去其应有的使命感，并主张美国应该重新成为国际间对话的领导者。【注释】Timonthy P. Maga, John F. Kennedy and the New Pacific Community, 1961~1963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3~4.【注尾】 这种对冷战心理层面或者说意识形态层面的重视，与赖肖尔的主张不谋而合。赖肖尔早在他1955年出版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出在亚洲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是意识形态，并主张在亚洲打一场“思想战争”（war of ideas）。【注释】Edwin O. Reischauer, Wanted: An Asian Poli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pp.192, 216.【注尾】 肯尼迪的上台终于使赖肖尔有了用武之地。为了在世界各地开拓美国理想主义的“新边疆”（New Frontier），肯尼迪招揽了大批知识分子为政府海外事业出谋划策。一时间，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的教授们纷纷加盟华盛顿的决策核心，成为一批直接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冷战知识分子”。【注释】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4页。【注尾】 肯尼迪还委任了一批了解当地情况的新大使奔赴世界各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三位“学者大使”，即驻日大使赖肖尔，驻印度大使、哈佛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驻南斯拉夫大使、“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注释】“The New Ambassadors” (cover story), Time (Jan. 12, 1962), pp.14~19.【注尾】 因此，赖肖尔只是肯尼迪时代大批冷战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国际自由主义、传教士精神和反共主义的冷战思维，构成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赖肖尔的上述文章引起了美国国务院官员乃至肯尼迪总统的注意，这成为他受命出任美国驻日大使的直接原因。
二、构筑“对话”的舞台
赖肖尔即将出任新的驻日大使的消息传到日本，立刻赢得了各界的欢迎。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报道这一消息，并刊登社论，希望这位拥有日本人妻子【注释】赖肖尔的第二位妻子松方春，是日本明治元勋、前首相松方正义的孙女，她当时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但其日本贵族的血统仍然为赖肖尔的亲善形象增色不少。【注尾】、并能讲流利的日语的日本问题专家能够像他在《外交》杂志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倾听日本公众的不同意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注释】参见〔日〕《朝日新闻》社论，1961年3月16日；〔日〕《每日新闻》社论，1961年3月15日；〔日〕《读卖新闻》社论，1961年3月14日。【注尾】 各主要政党也纷纷发表评论，赞赏肯尼迪总统的任命，特别是主要反对党社会党也反应积极，希望赖肖尔能帮助美国人真正理解日本舆论的中立主义倾向。【注释】参见〔日〕《读卖新闻》1961年3月14日。【注尾】 可以说，除了日本共产党之外，几乎所有的党派都对赖肖尔出任大使寄予厚望，这自然为他恢复“中断的对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日本各界对赖肖尔的期待自然各不相同，但赖肖尔本人却早已为自己的“对话”使命确立了通盘打算。那就是，首先与日本的媒体建立起合作关系以便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然后与社会党、民社党、各大工会等左翼团体的领导人接触，软化他们的反美立场，同时与日本知识分子和广大学生展开讨论，向他们灌输美国式的价值观，最终达到巩固美日同盟思想基础的目的。
为了将上述战略付诸实施，赖肖尔首先着手建立一支高效率的“对话”队伍。他上任伊始，就从台北和慕尼黑召回了两个自己当年在哈佛时的学生——戴维·奥斯本（David Osburn） 和欧文·泽赫伦（Owen Zurhellen）， 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日语能力为大使馆效力。他还不顾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对，把因受麦卡锡主义冲击而久不得志的国务院资深日本问题专家约翰·埃默森（John Emmerson）请来担任副大使，全面负责政治方面的事务。此外，他为了加强同日本青年的交流，还先后让两位年轻的美国研究生来做他的个人助理，那就是欧内斯特·扬（Ernest Young）和乔治·帕卡德（ George Packard），这两人后来都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日本问题专家。这样，赖肖尔很快就聚齐起了一批能说日语、又了解日本文化的新人为大使馆工作。在由大使夫人举办的一个午餐会上，一位社会党女议员甚至高兴地说，自己一年前还在大使馆前参加反美示威，而现在却在大使馆里就餐并用日语交谈了。【注释】Edwin O. 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pp.226~227.【注尾】 不仅如此，赖肖尔还改革大使馆的机构设置，新增了文化公使一职，统管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简称USIA）在当地的全部工作。为了给文化公使这一职位找到合适的人选，赖肖尔费尽口舌，终于说服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当时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职的美国顶尖日本问题专家查尔斯·伯顿·法斯（Charles Burton Fahs） 来到东京协助他。这使得驻东京大使馆成为当时美国所有的大使馆中唯一设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公使职位的大使馆。【注释】Ibid., pp.172~173.【注尾】
在此基础上，赖肖尔便开始了他与日本媒体的接触。如上文所述，赖肖尔尚未赴任，就已经成了日本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不仅主要的报纸，而且更加大众化一些的周刊杂志也都对登载有关赖肖尔的文章和照片乐此不疲。比如，《周刊新潮》就用整整五个版面刊登了赖肖尔一家在美国的生活照。【注释】〔日〕《周刊新潮》，1961年3月20日，照片插页。【注尾】 另一家周刊《星期天每日》则颇为生动的描述了赖肖尔和他的妻子当年在东京的美丽爱情故事，把他们的婚姻说成是“一个日本式的美国绅士”和“一个美国式的日本淑女”之间的结合。【注释】〔日〕《星期天每日》，1961年4月2日，第30~31页。【注尾】 而当赖肖尔夫妇踏上日本国土后，他们的一举一动就都具有了新闻价值。他们的照片频频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而当时刚刚开始在日本普及的电视就更成了新大使展现他友好形象的最佳工具。日本广播协会（NHK）很快对赖肖尔进行了专访，并同时在电视和广播中播放。其他各家民间广播电视公司则联合录制了一套采访大使夫妇的专题节目，并同时在四家电视台连续两天播出，还有五家电台也播出了这一节目。【注释】参见〔日〕《读卖新闻》广播电视节目介绍，1961年3月18日、20日。【注尾】 这样，这位新大使和他的夫人就很快在日本传媒中建立了极好的形象。赖肖尔后来回忆道，我们被日本大众传媒和公众当成了“荧屏上的名人，流行音乐的明星，或者至少是正在访问中的外国皇室成员”。【注释】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p.190.【注尾】
但赖肖尔却远远不满足于这种表面上的风光，他积极地与日本媒体展开了深层次的接触。其主要手段就是和各大报纸、杂志、电视台和电台的高级编辑和记者们频繁会面。会面的形式包括举办新闻发布会、午餐会、晚宴，以及非正式的恳谈会。赖肖尔通常都会准备一个正式的发言稿提供给媒体公布，同时和记者们进行非公开的讨论，以期潜移默化地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他们，并培养相互间的信赖关系。他有时还亲自参加日本新闻协会的会议或者拜访主要报社，俨然成了日本新闻界的一员。不仅如此，他还借访问日本各都道府县的机会，与地方上主要媒体的代表们会面。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赖肖尔和他的前任、后任在媒体中出现的频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媒体所建立的不同寻常的关系。以《朝日新闻》为例，1961到1966年赖肖尔任大使期间，总共有261篇报道和他直接相关，其中1961年79篇，1962年13篇，1963年19篇，1964年55篇，1965年39篇，1966年56篇，平均每年的报道篇数是43.5篇。他的前任麦克阿瑟二世在1957到1961年任职期间，一共获得136篇与自己相关的报道，平均每年27.2篇。而1966到1969年间关于赖肖尔的后任约翰逊的报道则只有65篇，平均每年仅16.3篇。【注释】数据来源：〔日〕《朝日新闻记事总览》人名索引、昭和篇别册、战后I、II、III、IV册，东京·朝日新闻社1986、1987、1988年版。【注尾】 这些数字固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部，因为它们受到各个时期美日关系起伏不定及大使们个人风格的影响，但是它们至少说明，赖肖尔成功地在日本大众传媒中获得了显要的地位，这为他实施影响日本舆论的计划创造了前提条件。
赖肖尔另一个扩大和日本公众接触的手段就是访问日本的地方府县。他曾经决心在任期内走遍日本全部46个都道府县，虽然最后只访问了39个，但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访问内容当然包括各种参观和会见，但赖肖尔最重视的还是和地方媒体编辑及工会领导人的见面。以他1962年4月的名古屋访问为例，尽管当时日本各地正掀起反对美国恢复核试验的示威运动，但他却毅然决定维持原定的访问计划。在名古屋，他与爱知总评、爱知全劳【注释】“总评”即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全劳”即全日本劳动组合会议。这是日本最大的两个工会团体，前者属左派，是社会党的主要支持团体，后者属右派，是民社党的主要支持团体。这里指的是它们在爱知县的地方组织。【注尾】、电气劳联、全国汽车产业工会的领导人们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赖肖尔并不正面争论，而是循循善诱地使这些工会领导人承认，他们虽然反对美国搞核试验，但对苏联的核试验也同样反对。【注释】会谈纪录保存在Papers of 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Cambridge, Connecticut (以下简称Reischauer Papers)，Papers relating to ambassadorial years, box 2.【注尾】 赖肖尔的访问和会见自然被媒体大肆渲染，大使夫妇一同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他们访问中的照片成了地方报纸和杂志的重要内容，赖肖尔还拜访了日本最大的地方报社中部日本新闻社。【注释】参见〔日〕《中部日本新闻》， 1962年4月27日晚报。【注尾】 而赖肖尔本人也对媒体的报道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他特地要求美国驻名古屋领事馆撰写了有关访问的详细报告，其中包括每一家电视台、电台及主要报纸在哪一天什么时间对他访问的什么内容做了多大篇幅的报道，可谓面面俱到，用心良苦。【注释】具体报告保存在Reischauer Papers，Papers relating to ambassadorial years, box 2.【注尾】
三、与反对党及工会的接触
赖肖尔“对话”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他本人极力主张的与日本反对派的接触。赖肖尔刚刚在东京安顿下来，就开始了和社会党、民社党以及各大工会团体的会面。他首先会见的是社会党委员长河上丈太郎及国际局局长和田博雄。赖肖尔把这次见面当作是“中断的对话”得以恢复的象征，因为自从麦克阿瑟二世和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会见以吵架告终以来，美国高级官员和日本社会党领导人还从未见过面。尽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上相互对立，但赖肖尔仍总是乐意接受来自社会党的各种抗议和请愿。例如，1961年9月一个社会党代表团前往美国大使馆递交反对核试验的请愿书，按照惯例将由一个下级官员接待他们，但是赖肖尔不仅坚持亲自和他们见面，还以诚恳的态度和他们进行了交谈。他当时在家信【注释】赖肖尔在任大使的五年半时间里基本上坚持每个星期给美国的家人写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上一周的主要活动及当时的心情和感想，因此与其说是家信，不如说是他有意识地写下的外交官日记。【注尾】 中写道，“我希望一步一步地和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把改变他们的亲苏立场作为长远的目标。”【注释】Reischauer Papers, family correspondence, Sep. 4, 1961.【注尾】 赖肖尔在他的整个大使任期中都坚持了这一做法。实际上，当时日本左翼的反核运动确实处于分裂状态，以社会党为首的势力同时反对美国和苏联的核试验，而以共产党为首的势力则尽力袒护苏联，只反对美国。赖肖尔无疑对这一状况了然于胸，故而从来不放弃引导社会党反对苏联核试验的机会。
赖肖尔和社会党的接触总体上气氛和谐，特别是与以和田博雄为代表的较为温和的社会党人建立了很深的私人友谊。但在当时社会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占上风的不是温和派而是激进派。这一情况大大限制了赖肖尔的“对话”空间，他甚至不得不承认和田博雄是“社会党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和他平心静气地理性地讨论问题的人”。【注释】Ibid., Dec. 4, 1965.【注尾】
除社会党之外，赖肖尔还与民社党建立起联系。1962年秋天，他首次与民社党领导人西尾广末和曾祢益会面并促膝交谈。谈话中，赖肖尔试探着询问他们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民社党是否可能和一部分政见接近的保守派人士合作，但得到的答复却令他失望。对方当即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并声称他们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因而和保守派有本质的区别。【注释】〔日〕《赖肖尔大使日录》（入江昭监修），东京·讲谈社，1995年版，1962年10月5日，第107页。【注尾】 尽管如此，赖肖尔还是以很积极的态度坚持和民社党领导人会面，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很多政治主张和他们接近。【注释】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p.183.【注尾】 实际上，赖肖尔对民社党的未来寄予厚望。在他看来，这个政党不仅对美国态度温和，而且最有可能削弱有反美倾向的社会党的选民基础。赖肖尔希望该党将来能取代社会党成为日本最大的、而又温和的反对党。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如赖肖尔所愿，民社党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从未发展成主要的反对党，并最终在日本政坛消失。
在与社会党、民社党接触的同时，赖肖尔还致力于和工会领导人的对话。如上文所述，他常常利用到日本各地访问的机会，和当地的工会领导人会谈。第一次这样的会谈安排在1962年2月他访问大阪和奈良的时候，当时他和14位工会代表共进午餐，而大使夫人则和工会的女性领导人们在一起。赖肖尔对此非常满意，并决定在以后每次地方访问中继续这一做法。【注释】〔日〕《赖肖尔大使日录》，1962年1月14日，第63页。【注尾】 这些对话的主要对象是总评和全劳的代表，因为他们不仅是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支持者，而且是反美示威游行的主要组织者。赖肖尔对势力最大的总评尤为关注。尽管这个组织较为激进并时常拒绝参加和赖肖尔的会谈，但赖肖尔与其接触的热情却从未消减。例如，1964年10月他邀请了两位总评领导人喝下午茶，而当时工会团体正在组织反对美国核动力潜艇进入日本港口的示威运动。赖肖尔在会见后写道，“正是这些人，将指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来反对我们的核潜艇，但实际上我们不仅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而且仿佛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人。”【注释】Reischauer Papers, family correspondence, Oct. 24, 1964.【注尾】 事实上，在当时反对美国核动力潜艇进入日本港口的运动中，总评和社会党都表现得相当克制，示威和集会的规模虽然很大，但总的来说比较平静，没有出现像1960年安保斗争那样的危险局面。尽管事情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日本反对派从1960年的暴力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不再和极左势力合作，而当时日本又刚刚举办完东京奥运会，举国沉浸在民族复兴的热烈气氛中，反对派也不便采取激烈的行动，但赖肖尔与工会领导人的频繁接触和沟通，为事件的平稳运行创造了有利的氛围。
赖肖尔的另一项针对日本工会的外交，是促成美日工会团体之间的交流。他曾在1961年11月美日贸易与经济联合委员会开会之际，在大使馆安排美国劳动部长阿瑟·戈尔德贝格（Arthur Goldberg）分别与新产别、中立劳连【注释】“新产别”：全国产业别劳动组合连合；“中立劳连”：中立劳动组合连络会议（专有名词的汉字仍采用日文的写法）。【注尾】、总评和全劳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会谈内容涉及工资、进口限制、核试验、美军基地等多个方面。《朝日新闻》用头版报道了会谈的详细进程，并作了如下评论，“尽管会谈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了解了日本工会团体在工会运动、工资条件和日美贸易等问题上的立场。……戈尔德贝格部长还对日本的劳动状况表示了极大兴趣，这为促进今后美日工会团体之间的交流开了一个好头。”【注释】参见〔日〕《朝日新闻》，1961年11月15日晚报。【注尾】 实际上，美日之间工会团体的交流确实在赖肖尔任职期间有了很大发展，以至被日本左翼批判为“招待外交”。1962年，访问美国的日本工会代表增加到12个代表团、71名成员，其中包括来自总评系的国铁、炭劳、全递、全电通、铁钢劳连，以及很多地方工会组织的代表。而1963年、1964年和1965年访问外国的日本工会领导人分别达到158、397和235人。【注释】〔日〕青山一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者AFL·CIO干部》（下），载《前卫》，1963年6月号，第49~55页。【注尾】
1962年初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访日，标志着赖肖尔与日本反对派对话的高潮。尽管这次访问的主角不是赖肖尔，但他无疑是整个访问的总导演。访问的大量时间被用在与反对派、工会和学生代表的会见上，这使日本公众觉得这位年轻的司法部长确有诚意了解日本的民意。小肯尼迪还接受了朝日、每日、产经、东京等各家主要报纸和日本广播协会、富士电视台的采访，并访问了读卖新闻社，与主要媒体的编辑们进行了圆桌会谈。这些活动不仅使小肯尼迪成为那几天日本最重要的新闻人物，而且也赢得了媒体的一致好评。各大报纸纷纷发表社论，称赞他的访问成果。《读卖新闻》的社论甚至写道，“罗伯特·肯尼迪以他不知疲倦的旺盛精力，向共产主义者们显示了自由主义的青春和活力。……这次新的友好外交在宣传肯尼迪的‘新边疆’精神方面，比一百万份小册子都还有效得多。”【注释】参见《读卖新闻》，1962年2月10日。【注尾】 赖肖尔则把这位司法部长说成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有实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并写道，“他平静低沉的声音给日本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与很多美国人高傲而带有进攻性的调子形成了鲜明对照。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加强了美国在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注释】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pp.234~236.【注尾】
赖肖尔与日本反对党及工会的“对话”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对此问题作数量或程度上的准确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心理层面。但从美国对日认识的角度看，这种对话至少改变了美国过去把日本反对派当作共产主义敌人的错误看法，改善了美国在日本舆论中的形象。
总体上来，赖肖尔和日本反对派接触的目标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纠正其前任的错误，重建与日本反对派的交流和沟通。第二个层次是试图通过劝说来改变日本反对派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赖肖尔无疑成功达到了第一个层次的目的，因为不管是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十分重视他“对话”外交的价值。当赖肖尔把那些在街头指挥反美示威的人们请到大使馆里做客、并和他们坦诚交谈的时候，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公众的反美情绪。赖肖尔的这种做法从一个角度反映出，美国能够在美日同盟出现危机时，改变策略，运用“软权力”缓解它和日本公众之间存在的矛盾。
但在第二个层次的目的上，赖肖尔取得的成果有限。不管是社会党、民社党还是总评都没有改变他们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赖肖尔靠一介大使之力要想在短短几年中改变日本反对派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不过正如上文所述，赖肖尔的这种“攻心战”也确实让日本左翼感到了威胁。更重要的是，赖肖尔的“对话”不是停留在上述这些会谈和交流的形式上，他以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的身份，直接参与到日本知识界的公开讨论中，并通过重新评价近代日本挑起了与日本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
四、与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化论争
赖肖尔作为战后美国头号日本问题专家，早已闻名于日本知识界，这为他开展与日本知识分子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前提条件。他和丸山真男、川岛武宜等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有着良好的私交，并和很多日本学者保持着通信联系。在他访问日本各地的时候，除了与反对党和工会领导人见面外，还常常和当地的学者举行讨论会，而且一般都要访问当地的大学并发表演讲。这些讨论和演讲的内容往往不是美日关系等政治问题，而是有关日本历史的学术问题。但正像下文将要论述的那样，赖肖尔的真正用意不在学术，而在政治。
分析赖肖尔和日本知识分子之间论争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看他发表在日本各种综合杂志上的文章及日本知识分子对它们的回应。日本的综合杂志一般都由著名的学者、评论家和政治家撰稿，其论点既建立在一定的学术理论基础上，又直接指向重要的现实问题，因而对日本的舆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赖肖尔任大使期间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可以和任何一个日本学者媲美。他的这些文章几乎都是日文，其形式或是和日本学者的对话纪录，或是在日本大学的演讲，或是他本人精心写作、并由翻译专家修饰过的论文。在内容方面，可以说始终是围绕日本近代化这个核心问题。【注释】有关“modernization”一词的翻译，中国一般使用“现代化”，日本一般使用“近代化”，本文在探讨日本历史学语境中的问题时，采用日语的翻译方法，而在其他情况下则采用中文的翻译方法。【注尾】
赖肖尔的主要论点是，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化总体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应当成为欠发达国家学习的样板。他以一篇与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中山伊知郎的对谈文章开始了“近代化论攻势”。他在对谈中称，日本的民主主义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并改造的结果，而在本质上它植根于日本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他回顾明治以后70年的历史，指出日本经历了典型的民主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取得了欧洲用几个世纪才获得的成果。在他看来，日本民主主义在1930年代以后的挫折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欧洲诸国也有同样的经验，令人惊讶的反而应当是日本仅用70年时间就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那样强大的民主传统。
当时，在日本国内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战前的日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主义，是战后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给日本带去了民主。基于这种看法，不少人认为战后的改革仍不彻底，离民主的理想还很远，因此当务之急是继续推动日本的民主化。而赖肖尔的意见正好与之相反，他认为近代化是一个渐进的、内生的自然进化过程，日本的近代化已经成果卓著，不必操之过急。当把目光从历史转向现实时，赖肖尔进一步提出了日本近代化模式的示范意义。他指出，战后欠发达国家都希望以比日本更快的速度实现近代化，结果收效甚微，这正说明了近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以西欧近代化为原型的日本模式。日本是唯一实现了西欧式近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因此日本模式而不是中国模式，应当成为亚洲国家的楷模。【注释】〔日〕赖肖尔、中山伊知郎：《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评价》，载《中央公论》1961年9月号，第84~97页。【注尾】
在把日本奉为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唯一范例后，赖肖尔又进而从学术角度对日本与中国近代化速度的差异作了比较分析。他得出结论说，日本封建制度所包含的多样性是导致两国近代化速度迥异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类似的封建多样性也存在于前近代的西欧社会。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近代化理论中的重要假设，即日本和西欧共有的封建制度的某些特性，是促进近代化的重要因素。【注释】〔日〕赖肖尔：《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载《中央公论》1963年3月号，第60~70页。【注尾】 这一假设暗示着，日本是一个更类似于西欧的国家，而并非亚洲国家中的一员。
赖肖尔对日本知识界的挑战还不止于对近代日本的重新评价上，他进而从理论上提出了有关近代化的新历史观。1962年3月10日，他在仙台举行的日本第十届民间广播年会上，作了题为《近代史的新看法》的著名讲演，该讲演通过电视在全国转播，并随后登载到颇有影响的《朝日杂志》上。赖肖尔在这次讲演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他对近代史的基本看法，即政治的极化现象。他指出，近代史上的基本对立并不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制度方面的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而应当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对抗独裁。【注释】〔日〕赖肖尔：《注视近代史》，载《朝日杂志》1962年6月10日，转引自赖肖尔：《近代史的新看法》，东京·原书房，1964年版，第7~61页。【注尾】 赖肖尔还在另外的文章中对“近代化”的定义作了明确的交代。在他看来，近代化最明显的要素，是机械化、科学的方法和进步的理念，也就是说近代化的核心在于技术层面。他说，“从一个技术层次到下一个技术层次的进步是近代化的根本过程，也是文明发展的基本法则。”【注释】〔日〕赖肖尔：《关于近代化》，载《文艺春秋》1963年9月号，第104~108页。【注尾】
以上这些关于近代化的论点构成了赖肖尔与日本知识分子和学生对话的主题。他在日本的绝大多数演讲都是反复推销这一套理论。不难看出，赖肖尔所谓的“近代史的新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时美国的冷战战略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实际上，他的论点直接依托于战后支配美国学界的现代化理论，而现代化理论又正是当时美国的冷战战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核心内容。【注释】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注尾】 赖肖尔正是将这一理论当作他“思想的战争”的最好武器，并为自己的政治使命做好了战略上的设计。综观赖肖尔的基本论点，不论是强调日本前近代与西欧的相似性，还是主张日本民主的内发性和渐进性，都与美国把日本作为其亚洲冷战的战略据点密切相关。既然日本本来就应该而且事实上走的是与西欧相似的历史道路，那么日本与美国结盟、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也就顺理成章了。
赖肖尔在他的家信中也毫不讳言他在日本知识界挑起近代化论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他在信中谈到自己发表的两篇关于近代化的文章时这样写道：“19世纪这个题目并非纯粹的历史，因为这两篇文章都是我发起的针对马克思主义史观的长期攻势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我们在这里最根本的敌人。”【注释】Reischauer Papers, family correspondence, Jan.27, 1963.【注尾】 他还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所抛出的各种关于日本历史的观念通常都会激起很多反驳和批评，但这些观念确实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日本历史的一般解释，我发现我的很多论点正在逐渐地被接受、引用和复述。无论如何我真的认为在过去的三年半中，我为动摇马克思主义对日本历史的整个解释并促使学者们用新的更有用的方法看问题尽了力。”【注释】Ibid., Aug.9, 1964.【注尾】
赖肖尔的近代化论攻势究竟引起了日本知识界怎样的反应？他是否的确撼动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并说服了日本学者接受他的观点？为了尽可能阐明这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将日本知识分子的反应分成三类，即近代主义者的反应、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应，以及现实主义者的反应。这一简略的分法当然不能囊括日本知识界的全貌，却有助于看清当时主要的思想潮流。【注释】日本知识分子对赖肖尔近代化论攻势的反应内容丰富，笔者限于篇幅，只在这里举其纲要，关于其详细内容将另外撰文阐述。【注尾】
首先来看近代主义者。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和赖肖尔接近，同样信奉自由民主制，并把近代西方作为现代化的原点。【注释】关于战后日本近代主义的定义，参见〔日〕平石直昭：《近代主义的登场》，载天川晃、五十岚武士编：《战后日本史和现代的课题》，东京·筑地书馆，1996年版，第58~60页。【注尾】 但他们却在如何评价近代日本这个问题上，与赖肖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例如，明治大学的中村雄二郎在和赖肖尔的对谈中指出，近代化有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明治时期日本的近代化不是真正的近代化，因为当时的日本在主观层面上还没有实现民主化。可以看出，近代主义者和赖肖尔对近代化的定义持有不同的意见。前者关注近代社会的内在变化，主张“精神革命”，后者则认为近代化的实质是物质的、技术的进步。【注释】〔日〕赖肖尔、中村雄二郎：《怎样看近代化》，载《现代之眼》1964年5月号，第48~52页。【注尾】 这种差别在思想家鹤见俊辅对赖肖尔的质疑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鹤见俊辅对战前日本做了如下评价，“从昭和六年到昭和20年，数量意义上的民主通过合法的程序把日本拖入了一场没有取胜希望甚至只从利益上看也不值得打的战争。”“换句话说，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是在很自然的民主过程中产生的。”这一犀利的观点使赖肖尔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当时的日本民主仍很虚弱，但坚持说近代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主要责任不在民主制本身，而在其他因素。【注释】〔日〕赖肖尔等：《日本的民主主义：过去、现在、将来》，载《日美论坛》1963年6月号，第17~25页。【注尾】 很明显，赖肖尔竭力把民主排除在近代化的定义之外，其直接的目的就是故意忽视日本近代化失败的一面，以强调其成功的一面。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主义者和赖肖尔的争论决不仅限于理论层面，而是直接指向现实问题。在近代主义者看来，日本的“精神革命”尚未完成，战后的民主改革被美国的冷战政策打断了，所以才会有岸信介这样的战时内阁成员重新执掌日本的政权。因此，日本的当务之急是继续推动民主改革的彻底进行。【注释】关于近代主义者“精神革命”的主张，参见〔日〕平石直昭：《作为理念的近代西方》，载《战后思想和社会认识》（中村政则等编），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53~86页。【注尾】 而在赖肖尔看来，日本应该告别“战后”，并作为欠发达国家近代化的楷模在世界上发挥新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赖肖尔所谓新历史观的冷战内涵。
尽管赖肖尔的近代化论披着学术讨论的外衣，但其明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立即遭到了左翼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在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赖肖尔的理论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而已。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在《文化评论》上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赖肖尔的日本近代化论，并认为这是在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作注解。他指出，赖肖尔赞美日本近代化和民主主义的目的是鼓励欠发达国家学习日本模式而不要学习中国革命，是要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推动世界的近代化。【注释】〔日〕藏原惟人：《赖肖尔的哲学和美国的‘和平战略’》，载《文化评论》1964年1月号，第1~26页。【注尾】 赖肖尔希望日本扮演新的国际角色的主张同样受到批判。在《历史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赖肖尔的目的被认为是企图分化日本反对安保条约的势力，切断他们和亚洲人民的连带感。【注释】〔日〕伊藤康子：《赖肖尔历史观的批判：作为创造民众的历史学的前提》，载《历史评论》1964年9月号，第1~17页。【注尾】 总之，马克思主义者是最清醒地认识到赖肖尔近代化论的意识形态本质的，他们不断提醒左翼要注意渗透到日本知识界的这条“肯尼迪—赖肖尔路线”。
事实上，在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中确实出现了一条“肯尼迪—赖肖尔路线”，那就是现实主义者们对赖肖尔理论的支持。其代表人物首推东京大学教授林健太郎。他在和赖肖尔的对谈中称，“赖肖尔对日本的历史学或者说一般思想界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因为在日本特别是在战后，认为日本的近代非常落后野蛮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最近贬低明治以后的日本、把明治维新看成是导致日本走向战败的根源的看法已经看不到了。现在的一般认识是，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无论如何近代社会是在明治时期产生的，今天的民主主义基础也是从那时成长起来的。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已经在这一点上改变了先前的看法。”【注释】〔日〕赖肖尔、林健太郎：《近代史的新看法》，载《自由》1963年3月号，第42~53页。【注尾】 另一位著名学者猪木正道也参加了和赖肖尔的讨论，并对明治维新作了类似的评价。他说，“‘明治’的世界史意义在于，从欧洲看来位于远东的日本，参加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中，作为一个非白人的、非基督教的国家，完全是第一次而且是在令人惊诧的短时间内，成功地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的近代化。”尽管他认为“明治”的黑暗面不能被忽视，但是仍然认为光明的一面是具有压倒性的，而黑暗的一面是次要的。【注释】〔日〕猪木正道：《‘明治’的世界史意义》，载《文艺春秋》1965年1月号，第79~84页。【注尾】
林健太郎和猪木正道代表的决不只是一两个人的意见，事实上，一股重新评价近代日本的潮流确实从赖肖尔就任大使的那一年起在日本论坛上迅速兴起。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从1961年6月开始发起了对日本近代化问题的讨论，邀请中山伊知郎、尾高邦雄、蜡山政道、松本重治等知名学者撰稿。该杂志还从1961年6月到12月连续六期登载了题为《近代日本》的系列文章，并从1962年起连续12个月刊登了连载文章《明治维新的再评价》，而且明确表示这是对赖肖尔提出的近代化问题的回应。【注释】参见〔日〕桑原武夫、竹内好、羽仁五郎、松岛荣一：《明治维新的意义》，载《中央公论》1962年1月，第175页。【注尾】 尽管这些文章的观点各异，但一个总的趋势是强调近代日本光明的一面。这一趋势也出现在其他重要的综合杂志中。《文艺春秋》刊登了由著名评论家福田恒存撰写的六篇关于日本近代化的连载文章，其中第一篇起了个颇具煽动性的题目——《所谓赖肖尔攻势》。福田在文中赞扬了赖肖尔的近代日本观和实用主义方法论，认为这是对左翼历史观的沉重打击。【注释】〔日〕福田恒存：《所谓赖肖尔攻势》，载《文艺春秋》1963年10月号，第70~80页。【注尾】
这种重新评价近代日本的倾向标志着战后日本论坛上一股新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 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近代化论的力量恰恰在于正在席卷当前日本的工业化和近代化浪潮。”【注释】〔日〕杉田正夫、津田道夫、田沼肇、清水慎三：《近代化论和马克思主义》，载《现代之眼》1964年5月号，第63页。【注尾】 像中村雄二郎那样的近代主义者也同样承认，代表高速工业化的那些经济指标确实是理解战前和战后日本历史的最直接的客观标准，这与赖肖尔的理论最相符合。【注释】〔日〕中村雄二郎：《对这20年的一个决算：战后思想和近代化问题》，载《中央公论》1965年2月号，第88~89页。【注尾】 事实上，安保斗争后人们对政治关心的下降及19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确实标志着日本从“政治的季节”转移到了“经济的季节”，这种情况无疑加强了赖肖尔理论的吸引力。当时，池田勇人首相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一时间，“日本大国论”、“国家利益论”、“民族意识论”等主张在舆论中兴起。
与此同时，新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在论坛上崭露头角。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高坂正尧，发表了两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题目分别是《现实主义者的和平论》和《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在后一篇文章中，高坂正尧引用了赖肖尔对日本和中国近代化的比较研究，来证明日本在本质上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因而摆在日本面前的唯一道路是彻底完成“脱亚”的过程从而发展成一个“远西国家”（Far Western Country）。【注释】〔日〕高坂正尧：《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载《中央公论》1964年9月号，第53、58页。【注尾】 在现实主义者们看来，效法美国的现代化道路并和美国结盟是日本自然而又理性的选择。
从当时日本总的思想背景来看，赖肖尔的近代化论攻势正好和评价战后民主及重新评价明治维新的潮流相吻合。赖肖尔对日本近代化的赞扬迎合了当时日本正在兴起的新的民族主义潮流，他关于近代化的定义不仅强调了欧美模式的普遍性，也与当时日本高速经济增长的客观实际相一致。这成为他的近代化论攻势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在这场争论中崛起的现实主义者逐渐代替左翼知识分子占据了日本舆论的主流。尽管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是舆论变化的根源，但赖肖尔在战后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期，闯入日本论坛，并成为近代化论的先锋，其历史角色不容忽视。
五、结论
赖肖尔出任美国驻日大使的时期具有双重的历史含义。一是美日同盟面临整个冷战时期最严重的危机；二是日本正在走向其战后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赖肖尔的对日外交也就自然有着双重的使命。他一方面要运用新的手段实施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以维护美日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引导日本扮演美国所期望的新的国际角色。意识形态在赖肖尔的上述外交使命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植根于美国现代化理论的日本近代化论，是赖肖尔推行“对话”外交的最重要武器，而主张把日本作为现代化的样板、引导第三世界国家走西方式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理论本身，也为美国设计出了日本在冷战中的国际地位。正如上文所述，不管是赖肖尔的日本近代化论，还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都是当时美国意识形态在其对外政策中的集中表现。【注释】关于现代化理论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参见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注尾】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既为赖肖尔提供了手段，也为他设定了目标，对他的整个对日外交起到了指导作用。
这种对日本的意识形态外交，当然以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为出发点，集中体现了美国在冷战中的战略目标，对此应当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但另一方面，赖肖尔的外交确实反映了美国在冷战中巩固其同盟体系的能力。尽管美日之间存在诸多分歧和对立，但美国在同盟出现危机时，及时调整了策略，用温和的说服工作去平衡其不受欢迎的军事政策，这不能不说是美国“软权力”的一次充分运用。正像约瑟夫·奈所说言，美国运用软权力把其他国家拉入到一个持续了60年的同盟体系中，而冷战也是凭借软权力和硬权力并用的遏制战略获得胜利的。【注释】Joseph S. Nye, Jr.,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 2004, p.16.【注尾】
值得一提的是，赖肖尔并非职业外交家，美国政府也未对他在日本的所作所为下详细的指令，但他所设想并实施的外交却和美国对日本的总体设计相一致。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根基，在于现代化理论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并得到美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的自觉认同。这使人看到了美国软权力所具备的国内基础。【注释】关于美国软权力的国内意识形态基础，参见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7~29页。【注尾】 同时，美国对日本的意识形态攻势，虽然没有在短期内达到其全部的目标，但从长期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和日本国内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这为美日同盟的长久存在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意识形态决不是美国对日外交的唯一重要方面，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外交同样塑造了美日同盟的内涵和外延。本文只是希望通过赖肖尔外交这个具体案例，揭示冷战的意识形态层面，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仅发生在两大阵营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同一阵营的盟国之间，不仅以敌我论战的形式出现，而且也以同盟对话的形式出现。正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塑造了一代美国人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看法，使赖肖尔这样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起了“现代化传教士”同时也是“冷战斗士”的使命。
归泳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