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历史渊源》  王明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全书约21万字。

    本书考察了自1790年联邦政府建立初期至1913年《联邦储备法》颁布,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形成与确立的历史过程,时间跨度114年。作者认为,作为工业化形成、完成与发展的产物,1914年确立的美国联邦体系是一种有别于西方诸国的具有美国特色的中央体系。“本书的目的即是试图尽可能客观地对美国货币银行发展史作一重新诠释。”

  全书分为绪论、4个章节和结语6个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本书将联邦体系形成的过程分为早期中央银行时期、自由银行时期、国民银行时期和联邦储备体系酝酿和确立时期。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联邦储备体系产生的历史渊源进行分析。绪论中,作者首先阐述了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方法和国内外的研究动态。第一章“公平和效率的较量”,评述了汉密尔顿主义者与杰斐逊主义者有关美国第一银行、第二银行的建立的争论;第二章“两种思想传统的调和与对抗”,分析了美国早期两种货币银行观的矛盾在19世纪末货币体系的发展和变革;第三章“时代的召唤”和第四章“大妥协”着重讨论了19世纪末货币银行体系争论对联邦储备体系形成的深远影响。在结语部分,作者提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尝试”。(王宇博 供稿)

 

 

Paul Starobin, “The Angry American”, Atlantic Monthly, Vol. 293, No. 1. January / February 2004.

  作者认为,愤怒是一个健康而警觉的社会标志,而且他指出,美国政治及选举中愈演愈烈的党派纷争是我们或许可以更多地加以利用的一件好事。公众对于为了降低劳动工资的支出而把美国的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感到愤怒,这将导致一些跨国公司提高海外员工工资标准。目前,引发美国社会一致对外情绪的自由派的愤怒与日俱增,但是作者指出,“除非他们能放弃讽刺挖苦的嗜好,否则当今的自由派不可能推广他们的诉求”。卫道士及保守主义者的愤怒最糟的一面是他们常常对某些团体抱有成见,而这种愤怒最好的方面则是,“他们要求对由现代世俗主义的自由派所贸然提出的许多问题,进行严格的道德上的审查。”这篇文章是《大西洋月刊》一年一度的评论国情咨文的系列文章之一。

Charlie Cook, “Kerry’s Veep Choice Could Alter the Targets,” National Journal, Vol.36, No.19, May 8, 2004, pp.1444~1446.

  库克指出,在美国现代史上,2004年是历次总统大选中各州竞选定位最明确、举行得最早的一次。2004年的大选似乎将像2000年大选一样,两组候选人的得票数十分接近。双方的竞选广告几乎都选在相同的州。

 

Peter H. Stone, “The Passion of The Religious Conservatives,” National Journal, Vol.36, No.18, May 1, 2004, pp.1352~1353.

  斯通论述了宗教广播公司和各种福音派基督教组织参与大选投票的计划。在基督教广播站、音乐节、互联网、教堂活动和一辆18个轮子的卡车上,都将为新选民的登记提供公共服务信息。布什总统的政治智囊卡尔·罗夫相信,由于400 万保守的基督教徒没有投票,布什在2000年选举中失去了大量的选票。而今,堕胎问题和有关禁止同性恋婚姻的修宪问题可能使不投票的社会保守主义者参与投票。

 

  “Patriot Act Attacked,” National Law Journal, Vol.26, No.34, April 26, 2004, pp.19~21.

  最近,几位著名的法律专家就《爱国者法》及其对公民自由的影响举行圆桌会议进行讨论。这些法律专家包括司法部的法官、要求公民自由的团体及其他法律专家。在此次圆桌会议上,专家们就颇具争议的《爱国者法》第215款的是非曲直进行了辩论。该条款授权安全部门可以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调查中搜查商业档案。此次会议讨论反恐战争对法律的影响,其中包括在反恐调查中使用证据的标准及释法。

 

Nikolas K. Gvosdev, “Competing For Power,” National Interest, No.74, Special Supplement, Winter 2003/04, pp.3~6.

  作者是《国家利益》杂志的执行编辑和尼克松中心战略研究部高级研究员。他指出,在未来几年里,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者将在两件必需做的事情上花费大量的精力:一是保持世界“安全”,二是使世界正常“运转”。因为,至少对一代美国人而言,美国要想促进全球安全,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安抚全球各个巴尔干化的地区(即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地区),然后成立这些地区的合作性组织。他又指出,全球各地对石油资源的需求——特别是中国、韩国、印度的石油需求量的增长,对美国为保障自己的石油供应而演变其他国家的种种努力将产生影响,因为石油供应国越来越可以把美国需要的资源卖给其他需求国。

 

James K. Wither, “British Bulldog Or Bush’s Poodl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Iraq War”, Parameters, Vol. 33, No. 4, Winter 2003~2004, pp.67~82.

  作者全面地回顾了历史上的英美特殊关系。他指出,布莱尔与布什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使英国得以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政策的重要原因。两国的领导人都认为,萨达姆政权对两国构成了威胁,而且消除这个威胁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作者认为,未来,英国不仅仍将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伙伴,而且英美特殊关系也将继续保持下去。

 

Irving Louis Horowitz, “PostWar Iraq: The Cult of Dictatorship Vs.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Society, Vol. 40, No.5, July/August 2003, pp.9~19.

  作者把伊拉克战争看作是前现代体制与现代民主的对抗。他认为,在伊拉克方面,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地不利于他们,伊拉克人还是被告知最终的胜利属于他们,人们被号召起来,全民动员,把敌人赶出伊拉克。在联军方面,战争就是缩短战斗的时间,区分民用和军用目标,通过政权的更迭而非永久的占领,使被击败的对手重建正常秩序。联军的期望是使伊拉克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并成为该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效法的典范。

 

Jason Burke, “Think Again: Al Qaeda,” Foreign Policy, No. 142, May/June 2004, pp.18~26.

  伯克指出,尽管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要么被抓要么被杀,其训练营也被摧毁,但是它对于其支持者仍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一个组织。他认为,非常不幸的是,西方没有赢得反恐的宣传战——即使本·拉登已经被永久地消灭了,也不能阻止基地组织招募新人。他还指出,即使是沙特——基地组织所倡导的反西方的瓦哈比主义的发源地,改变了其导致瓦哈比主义产生的政策,西方也无法遏制住这股思潮。他指出,巴以冲突的解决不会终结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威胁,尽管他相信,基地组织恐怖活动的目标不是摧毁西方,而是重建鼎盛时期的伊斯兰帝国。

 

Ray Takeyh, “Uncle Sam In The Arab Street: Mideast Democracy And American Interests,” National Interest, No. 75, Spring 2004, pp.45~51.

  作者指出,九一一之后,长期以来美国靠支持中东地区的独裁政权以推进其战略目标的政策,“现在看来似乎是幼稚的,甚至是鲁莽的。”支持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革是美国的现行政策。然而,作者警告说,一个更民主的中东不一定必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指出,通过平息国内极度反美的舆论,许多专制的阿拉伯政权已经符合美国的短期目标。如果约旦和埃及这两个已经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国家,建立起积极回应国内舆论反应的政权,那么,本来已经断断续续的巴以和平进程就将停顿下来。作者指出,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赞赏美国的价值和文化,但是他们力图摆脱西方大国最新一轮塑造中东地区政治秩序的影响力。他说,关于推进民主的争论“需要超越其肤浅的参数,应该更清楚地了解它的代价和收益。”

 

Matthew Levitt, “Untangling The Terror Web: Identifying And Counteracting The Phenomenon Of Crossover Between Terrorist Groups,” SAIS Review, Vol.24, No.1, Winter/Spring 2004, pp.33~48.

  作者指出,政府官员、媒体和公众都有一个误解,即认为可以把恐怖分子分门别类地归为某个集团,诸如基地组织、哈马斯或者圣战组织。而他认为,把恐怖组织割裂成一个个集团的观念,使反恐战争的方法漏洞百出。他解释说,对这些组织的一个更精确的描述是,它是一张把各集团连结在一起的松散的关系网。这个网络不是一个可定义的组织性或者指令性的结构,而是一个由成员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连锁的后勤支援集团的矩阵。他指出,如果仍然把精力集中在基地组织身上,而不是放在包含各种恐怖集团的复杂网络上,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就无法进行反恐战争。

 

Allen Barra, “Popular Culture,” American Heritage, Vol.55, No.2, May 2004, pp.26~28.

  为了迎接2004年12月即将到来的创刊50周年纪念日,《美国遗产》杂志邀请5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各自评选出他们心目中20世纪下半叶美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10个进展。在2004年第5期里,影评人、历史学家兼文化评论家艾伦·巴拉列出了他认为是处在变革的最前线或者最能体现变革精神的艺术家及作家的名单。他们是:影星詹姆斯·迪安,爵士乐作曲家迈尔斯·戴维斯, 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影评人波林·凯尔,摇滚乐歌星巴迪·霍利,流行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歌唱家弗兰克· 西纳特拉,电视喜剧演员厄尼· 科瓦克斯,作家诺曼·梅勒,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以及非裔活动家马尔科姆·埃克斯。 (卢宁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