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
“从一万米高空”看中国？
——《我看中国》【注释】唐兴：《我看中国：美国学者在中国西部的百姓生活札记》（寿国薇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注尾】的启示
余建军
美国人如何看中国，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自从中美两国在两百多年前开始交往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不但五花八门，而且变化很大。大致说来，从20世纪初至冷战结束，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经历了“朋友—敌人—朋友”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些美国人一方面看到了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把中国视为“威胁”；另一方面却又根据中国内部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预测中国将“崩溃”。
美国人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认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中国到底有多少副面孔？中国到底“是上海的摩天大楼，还是西部偏远的乡村？是都市里新的消费一代，还是为生计失学的少年？是浙东充满活力的‘世界工厂’，还是沈阳铁西落伍的车间？”【注释】《经济观察报》出品：《2004年的中国：崛起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注尾】 《我看中国》的作者唐兴（Daniel Burton Wright）正是带着这样一种疑惑，从1997年10月至1999年10月，以美国当代世界问题研究所中国研究员的身份，在中国贵州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证研究。【注释】美国当代世界问题研究所是一家非政府研究机构，成立于1925年。该所的主要宗旨是选派出杰出的国际问题学者到世界各地作为期两年的考察、研究，以增进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自1925年至今，该研究所已派出8位中国研究员。本书作者就是其中的第8位，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2位。【注尾】 他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很早以前就学会了警惕自己成为速成专家——那些一周游回来就做出种种权威性断言的人。” 他虽然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融入中国，但他依然觉得，这只是他“个人寻求加深对中国内地认识和理解的旅程的开始”。（第13页）
应该说，中美两国学者对“美国人的中国观”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帮助我们了解到美国人是如何看中国的，以及其中的原因和特点是什么。【注释】美国学术界最早研究“美国人的中国观”的代表作是Harold R.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J. Day Co.,1958)。此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较具影响力的有： Robert McClellan, The Heathen Chinese: A Study of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hina: 1890～1905 (Columbus,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T. Christopher Jespersen,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iam Watts, America, Asia, and the PostCold War World:Changing Perceptions (Washington,D.C.:Potomac Associates,1994);William Watts, Americans Look at Asia (Washington,D.C.:Henry Luce Foundation and Asia Society Washington Center, 1999);这个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是：CarolaMcGiffert ed., China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Imagination (Washington, D.C.: The CSIS Press, 2003)。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学者也着手这方面的研究，笔者接触到的这类论述主要有：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兼议‘精英舆论’》，载《美国研究》1989年第1期，第7－28页；袁明，范士明：《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安全）形象的认识》，载《美国研究》1995年第4期，第35~49页；王立新：《试论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18世纪~1950》，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第12~19页；李期铿、梅仁毅：《世纪之交美国人对自身、世界和中国的看法》，载《国际论坛》2001年第3期，第22~29页；李志东：《美国人看中国的军事力量与安全战略》，载《国际论坛》2001年第3期，第14~21页；刘卫东：《解读负面观念的由来：用学习进化理论解释美国的中国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43~47页；李宝俊，李存娜：《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1989~ 2001》，载《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4期，第22~37页。要更加具体了解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可以参见杨玉圣：《知己知彼的益举：评<中美长期对话 ，1986~2001>》”，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4~118页。【注尾】《我看中国》一书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深入中国贵州都匀县，以他实地的所见所闻，向读者展示了一位美国人学者眼中的中国。
一 从内部视角看中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拥有的不只是一副面孔，人们从不同角度看中国意味着将得到不同的印象。对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更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观。而且，由于中美两国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国媒体对中国的不充分报道等，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总是存在很大的偏差。虽然近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有了近距离的观察，但这毕竟是走马观花，还谈不上深入了解中国。一些美国人甚至仅凭一些统计数字或报道，臆想出一个“威胁”或“崩溃”的中国。
和许多美国人不同的是，《我看中国》的作者唐兴在试图了解和研究中国时，既没有给自己带上任何“有色眼镜”，也没有根据各种统计数字、报道或权威说法给中国一个定性结论，更没有远距离地去想象中国，而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深入中国内地，和中国各种人群密切接触，从诸多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中国。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复杂性、矛盾性和重要性需要深入的、审慎的思考”，而“在美国，我们犯有简单分析和笼统概括来判断中国的毛病”。（第7页）
唐兴敏锐地发现，仅仅关注上海、北京、广州等几个发达城市是不够的，中国的内地才是了解中国的最好地方。他建议人们在“慎重考虑中国，思考这个巨大的，正在演变的中国的挑战和机会时”，“必须发展这种北京、上海和广州以外的中国的能力”（第7页）。为此，他决定“从中国内地的角度寻求对中国的理解和智慧”（第202页）。应该说，这是研究中国的一个绝好视角，毕竟，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属于“内地”。观察中国不应该从遥远的外面往里或从“一万米的高空”往下，而应该深入到中国的内部。中国太大，太复杂，各个地区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如果仅仅看到上海、北京等几个城市的高速发展，而忽视广大内陆地区，是不可能看到真实完整的中国的。
唐兴最后选择了贵州省的都匀县作为他实证研究的对象。这是中国内地城市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县城。“都匀虽然是个城市，但是挑扁担的、赶马车的和骑自行车的、汽车一样普遍。星期天是赶场的日子，农民兄弟从乡下跋涉到都匀来卖他们的货物。公鸡啼鸣，主人牵着牛在街上走。”（第10 页）都匀不但具有许多内地城市的一般特点，而且它还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为唐兴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提供了机会。
唐兴希望通过集中研究都匀来了解整个中国的现实状况，他发现：“都匀对于了解中国内地的现状，包括省级、地区级的，以及往下深入黔南乡镇的现实、希望和挣扎提供了理想的出发点。”（第11页）他的考虑是：“如果我们要在中国进入21世纪时连点成线，勾画出一幅更清晰的中国画，我们需要了解的正是这些像都匀一样不知名的中国西南及其他内地城市。”（第13页）
在确定了都匀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后，接下来的是选取考察的切入点。唐兴的选择突显出了西方学者特有的理念和研究技巧。
《我看中国》整本书是围绕“人”而展开的，作者分别描写了在沿海地区打工的民工、在家乡附近城市干活的“苦力”、留在农村的庄稼人、乡下的放牛娃、山区里的侗族村民、陷入困境中的国营企业工人、职业技术学校里的学生和校长、贫困乡镇的基层领导、参与扶贫计划的赠与者和接受者、“希望计划”的发起人、负责旅游开发的县级领导、经常在贵阳高尔夫俱乐部里出现的富人等。这些群体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缩影，他们的生存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种种现实。在2003年的观察家年会上，《经济观察报》的主笔许知远曾经说道：“那些普通中国人的真实个体感受，才是对今日中国的最好描述，它比那些抽象的统计数字与夸张的媒体更能真实地反映这个国家与社会。”【注释】许知远：《先生们，让我们重新想象中国》，载《2004年的中国：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第5页。【注尾】 唐兴显然谙熟个中道理，他在和这些普通中国人的密切接触过程中，观察和思考了当代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农民工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和问题，中国城乡之间和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农村孩子的严重失学现象，少数民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保持传统和民族特色，中国农村的治理，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的教育状况，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贫富差距等等。作者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善于选取典型例子来表现某个群体特征，并且用自然朴实的语言和亲切熟悉的风格，在刻画细微处烘托出大背景和大特征。
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发现”问题上，而是对它们进行了严肃而理性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关于农民工问题，作者认为：“可以把民工看成是一根纤维使处于急速转型中的中国不至分化。民工一方面缓解了贫困地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把资金和技术转移到彼地。”（第50页） 他得出的结论是：“民工的前途无疑将是两方面的：他们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但同时也将依然构成威胁和挑战，特别是当严重的经济萧条来临时，这是中国不得不走的钢索。”（第53页）唐兴在农民工问题上的理性和包容，是观察中国的“另一种眼光”。（康晓光语）
二 从比较视角看中国
《我看中国》书中采用了完全非学术性的“包装”，无论是在语言的运用上，还是在报告题目的制定上，都突出一种纪实报道的特点。可以发现，在这些通俗化形式的背后，是学术研究所特有的强大力量。作者并不是简单地进行个人生存状况报道，而是通过巧妙的结构安排，将这些叙述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从而展现给读者一幅当代中国的立体画。那些长短不一的报告不但独立成篇，而且内在间具有很强的逻辑联系。在结构体系方面，它并不逊色于任何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
在“前言”中，作者首先用速写的方式描述了上海的繁华景象，适时地点出了本文的一个基本思想：“上海和中国沿海的将来将无法摆脱中国内地正在演变的现实。”（第5页）作者希望，那些关注中国的人们应该将眼光从中国繁华的一面转向落后的另一面。
在第一部分“聚焦贵州”中，作者采取的是历史比较视角，回顾了贵州地区的历史，使人们能够从时间维度了解当今的贵州。作者勾勒出了贵州近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从20世纪初的“混乱”到30~40年代的“战争”，从1949年后的“解放”到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再到70年代后期的“改革”。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为了“走近历史”，对历史有更加贴近的体验，徒步走过了一段长征路：“翻越五座大山，穿过一个山洞，一个峡谷，好几个城乡”。作者的目的不只是要亲历过去，更主要的是“去体会今天贵州北部居民的生活”，是为了发现“对内地深处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熔炉的这段长征的理解；对生息于共产主义摇篮，而今又深深卷入9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老一辈、新一代的认识。”（第30页）
第二、三和四部分是书的主体，作者不但比较了内地和沿海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比较了内地的庄稼人和城里人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指出：“中国最大的地区差距不在沿海和内地，而在城市和农村。劳动力的迁移相应也是如此。”（第57页）在每一部分里，作者又分别将外出打工的民工和不出远门的民工、留在农村的村民和基层领导、城里的国企工人和富人阶层进行了比较，从而使各报告间的联系紧密而有致。而在每一个报告中，作者同样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将被讨论的问题或置于历史时空中或镶嵌在社会大背景内，或深究其细微之变化。例如，为了探讨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作者选取了陈家三代年轻时期的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爷爷”所处的是“贫困、鸦片走私、军阀、盐商垄断和宗族冲突”的时代；“父亲”则经历的是“阶级斗争、公社化、大食堂、饥荒以及‘文化大革命’”；“儿子”是“家里第一个识字的”，并且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但他却属于“日益流动的一代”，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状况不得不去广东某建筑工地打工。这些报告组合在一起，就像一幅结构美丽、精致而又宏大的立体画卷，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中国尽现于读者面前。
作者的眼光是宏大的，他并没有局限于成为一个“录像机”或“文字记录者”。他更像是一把灵活的解剖刀：不但娴熟地指向了病痛之处，而且小心翼翼地珍惜和保护肌体中最具有活力的细胞和新鲜血液。他的目的不是要去证明权威结论，或者炫耀惊人发现，而是实实在在地深入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最里面，然后用学者特有的敏锐思维和观察方法去细细解剖中国，力图找出被“概念化”的中国背后最真实的面貌。
三 从人性视角看中国
美国人以何种心态看中国，这是影响美国人中国观的重要因素之一。唐兴没有像一些美国人那样，将自己置身于中国之外，或者以冷漠而自傲的旁观者身份对中国横加指责，或以恩人或圣人姿态对中国进行告诫，或者怀着愤怒的心情指责中国的种种不良行为，或者用恐惧的眼光揣测中国未来的邪恶企图。他从人性这个最朴素却是最普世的视角去观察和体验中国，亲身融入那些贫穷的底层人中间，用身心和热情去书写他眼中的中国。
当作者漫步在熙熙攘攘的上海外滩时，他具有一种令许多中国人汗颜的责任感。他质问道：有关中国内地落后的问题“想必早被（许多中国人）置之度外”了。他牵挂着落后的中国内地，即便是“漫步在这欢乐的海洋的时候，这个问题却挥之不去”。（第4页） 他疑惑的是，那些沉浸在欢乐之中的中国人“在想什么”。当他在寒冷的冬天和民工一起在大街上烤火的时候，他感慨道：“山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对于城里的民工而言，生活不仅仅是苦，还是卑贱和危险”；（第57页）他对那位为了供弟妹上学而放弃教师职位、去广东某建筑工地打工的小伙子感到“忧心忡忡”；他盛赞那些放牛娃是“关于贵州乡村生活的最佳解说员”；他真诚地希望那些侗族人还“应该有歌唱”；他怀念那位竭尽心力办私立学校的校长；他痛恨中国无处不在的腐败；他高呼：“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我可以了解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也可以了解我，彼此相知相交。”（第204页）
作者没有忌讳所谓的“价值中立”而表现得冷漠和过于超脱，相反，他在冷静和理性分析的文字间透露出的是深切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对人类苦难的真挚关怀。这样一些感情性的表述并不多，作者总是惜墨似地用准确的文字写出他的真情和感动。这丝毫没有损害本书的学术性或客观性，而是让这份报告洋溢着浓厚的人文色彩。读者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理性、冷静和严谨，还有真诚、同情和人文关怀，以及一份来自一个外国人的赤诚之心。如此，这本书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纯粹的学术价值，而是具备了更加深层次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在那些文字后面的不再是一个令人敬畏的高深学者，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诚如康晓光在本书“序言”中所言，这本书“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社会底层的贫苦民众的深切同情，深深地打动了我。”（7）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数年的美国商人在美国《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美国媒体、国会山及大街上的公众关于中国的印象和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事实出入很大，这使他感到非常担忧。美国媒体和政客只是描述了中国画面中的一个很小部分，而没有去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的变化和其他重要的现实情况。【注释】Michael Wenderoth, “Seeing the Real China,” Newsweek, 10/27/1997, Vol. 130, Issue 17, p.14.【注尾】 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对此也有同感，他认为，“现实中的中国已有了深刻的变化。可惜的是，美国大多数老百姓对此认识和理解的不够”。【注释】傅高义：《美国人看美国、中国与世界》，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123页。【注尾】 我们不希望美国人所看到是一个“美国的中国” （Americas China），【注释】AikraIriye, “North America,” History: Review of New Books, Spring 1997, Vol.25, Issue 3, p.107.【注尾】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唐兴这样的美国人，将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告诉更多的美国人，让他们看到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
唐兴在《我看中国》一书的最后这样写道：“中国需要继续欢迎和我一样的外国研究人员，允许他们来寻求彼此之间的理解，才符合大家共同的利益。”（第204页）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希望。
余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