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后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布什政府推行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外交政策以及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引发了国内学人对“霸权”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本期“专题研讨”中的多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霸权”问题进行了探讨。

王缉思教授在阐明中美两国对“霸权”一词的不同理解、并对“霸权地位”和“霸权主义”等概念作出界定与区分后指出，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美国国内民主是这套简单划一的价值观的制度基础，而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民主外延的扩大，使这套价值观有了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权力制衡、决策机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存在的自我约束、自我反省因素，又为美国霸权主义走向狂热制定了边界。

　　张胜军副教授以全球化为背景，对伊拉克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新型的全球化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际法体制；这场战争体现出的全球结构冲突，将使美国的世界霸权遭遇更大的合法性危机。郭学堂博士对“霸权周期论”及其在21世纪初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20多年来的国际格局稳定是与美国“独霸”分不开的；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给美国霸权增加了新内容，也对霸权稳定论提出了新挑战。潘忠岐博士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续发展彰显了实力与国家安全的背离，国际多边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的对峙成了决定未来大国关系走向和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矛盾。丁幸豪教授和邓凡女士认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却面临困境，美国的软实力明显削弱。他们进而提出了“孤独的霸权能走多远”的疑问。

　　在本期专论中，唐小松、王义桅博士探讨了美国公共外交问题，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一度被打入冷宫的美国公共外交在“9·11”事件后重新得宠，旨在解决“世界为何仇恨美国”的问题。但布什政府的第一轮公共外交却不断受挫，忽视跨文化因素是其原因之一。王晓德教授分析了“美国化”的起源、基本内涵，以及全球“美国化”的历史演变。他认为，“美国化”给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它带来的不是全球文化发展的单一化或同质化，而是促进受冲击的国家通过加强对“美国化”的回答来更加适应社会现代性的需要。张光博士在史料分析基础上，对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不寻求第三次连任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探讨。

　　在本刊新辟“回应·对话”栏目中，任东来教授的文章阐发了他读本刊2003年第2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感想，进而提出了“负责任的全球公民”的思想。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的人文关怀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们感谢这些给予本刊一贯支持与帮助的读者和作者们，我们也希望藉此栏目的开辟，倾听更多的读者对我们的工作和本刊文章的批评与建议，促进读者与编者间的互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