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的里程碑
——评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注释】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秦亚青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注尾】
郭树勇
2002年10月，北大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罗伯特·O.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下称《批判》）【注释】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注尾】，显示出其独到的学术关怀和人文精神。《批判》汇集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领袖人物的精粹，虽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但它极具前沿性，其思想深度、学术取向和价值关怀至今仍没有被超越。近20年来，每当学者们意欲穷究国际政治学之本真，洞察国际政治发展之逻辑时，人们还是不能绕过《批判》。《批判》率直、深刻与思辨的光芒，影响了几代学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的里程碑。本文借《批判》成书之际，试图对本书的设计、著者情况和主要哲学理念作一介绍，并略析《批判》的学术特点与理论意义。
一、《批判》的全书设计与著者介绍
《批判》的全书设计是，全书共11章。基本情况是，将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沃尔茨，1979年）的最精彩4章（即《规律与理论》、《简化理论与体系理论》、《政治结构》和《无政府秩序与均势》）原封不动地收录进来，陈述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理念；然后先后从1979年至1986年间发表的对新现实主义最有影响的批评文章中遴选出有代表性的4篇，分别是《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走向新现实主义综合》（约翰·O. 拉格，1983年）、《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基欧汉，1983年）、《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罗伯特·O. 科克斯，1981年）、《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理查德· K. 阿什利，1984年）。最后的两篇是对4篇批评文章的反批评，分别是新现实主义同情者罗伯特·G.吉尔平的《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及沃尔茨本人的回应性文章《反思〈国际政治理论〉：对我的批评者的答复》。基欧汉的另一篇重要文章《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世界政治研究》作为《批判》的第1章以总揽全书并为各章作适当的导引。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隆重推出。
该书主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克大学教授基欧汉。他出生于1941年，24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师从社会学家阿隆的学生霍夫曼，先后在斯沃斯摩尔学院（1966年）、斯坦福大学（1973年）、布兰代斯大学（1981年）、哈佛大学（1985年）、杜克大学（1996年）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跨国主义、多边主义、复合相互依赖，以及国际制度等；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年）、《霸权之后》（1984年）、《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1986）、《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1989年）。基欧汉在美国主流学术界有着广泛的活动力和影响力，曾于1988年就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
沃尔茨是美国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荣誉教授。他生于1924年，1954年获得奥比多林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入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斯沃斯摩尔学院（1957年）、布兰代斯大学（1966年）和加州大学（1971年）任教，1994年退休。沃尔茨受到涂尔干、波普尔等人思想的影响，是集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于大成的学者，其研究重点是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代表作有：《人、国家与战争》（1959年）、《对外政策与民主政治》（1967年）和《国际政治理论》，其中《国际政治理论》与《人、国家与战争》被认为是美国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最重要的教学参考书，而《国际政治理论》也被认为是当代国际关系学界引用次数最多的理论著作。【注释】Iver B. Neumann and Ole Waever, e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66.【注尾】他于1990年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论文《核武器神话与政治现实》，荣获“海因茨·尤劳”（Heinz Eulau）奖。
拉格是与亚历山大·温特齐名的主流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1944年出生在奥地利，1967年移民美国，1974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1978年至1987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1987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学教授，兼任加州大学全球冲突合作研究所所长。1991年入哥伦比亚大学任现职至今。拉格学术背景多元，但他的制度研究、体制转换研究、国际治理研究、国际权威研究使他最终成为自由主义色彩很浓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重要论文有《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走向新现实主义综合》（1983）、《国际结构与国际转换》（1989年）、《领土性及超越：质疑国际关系的现代性》（1993年）、《现实主义的错误前提》（1995年）等，其中以前者最有代表性。1995年以来，他出版了专著《建构世界政治》和《赢得和平：新时代的美国与世界秩序》等。
科克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代表，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十分推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葛兰西、卢卡奇特别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等哲学家们的理论很感兴趣。曾作过国际劳工署总干事助理，参与或领导过许多与劳工有关的活动与组织。研究重点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组织。1981年发表了经典之作《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对新现实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被认为是第三次论战中理论影响最重要的几个人物之一，有人把他称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批判理论的开创者。【注释】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注尾】在此基础上，科克斯于1987年发表了《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创造历史的社会力量》，1996年出版了文集《世界秩序研究方法》。
阿什利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又称激进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际关系杂志《国际研究季刊》兼职编辑。阿什利早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7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MIT）哲学博士。1981年起任现职至今。其主要兴趣是对国际组织、国际政治经济学及权力、主权等进行批判性重读。他是第一个将哈贝马斯学说引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早期论文有《政治现实主义和人类旨趣》（1981年），专著有《战争与和平的政治经济学》（1981年）。80年代中期后，他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发表了许多“异类”文章，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是1984年发表的《新现实主义的贫困》，把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推向了一个高潮。其他论著有《地缘政治空间的地缘政治学：迈向国际政治学的批判社会理论》（1987年）、《解构主权国家：对无政府状态问题的双重解读》（1988年）、《用流放者语言说话：国际研究中的另类》、《关于霸权的话语霸权：现代世界政治中的知识、权力和反叛》和《现实主义之后》等。1985年获国际研究协会的“卡尔·多伊奇奖”。
吉尔平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艾森豪威尔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兼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副主席。1930年出生，50年代就读于佛蒙特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当过海军军官，1960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获哲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作过博士后，1962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大国关系、欧亚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曾是福特政府的总统技术与经济事务咨询小组成员（member of president group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及中美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成员。著有《美国科学家与核武器政策》（1962年）、《战争与世界政治中的变革》（1981年）、《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87年）和《全球政治经济学：新国际经济秩序》（2001年）等著作，其中以《战争与世界政治中的变革》影响最大。
二、批判与反批判的国际政治哲学
（ 一 ）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哲学观
沃尔茨信奉实证主义， “国际政治的实质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恒定性，国际政治的类型交互更替，国际政治的事件永无休止地重复发生”，国际政治理论的任务在于解释这种持续性和重复现象，即规律性。（《批判》，49至50页）。他认为，为了寻找规律，有必要对各种有关因素进行分离、抽象、归并和理想化，从而揭示出对国际现象具有普遍因果关系的因素。这种因素就是结构，“结构不但改变了行为体的行为，而且影响了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同时由于“结构不是由结构内活跃着的所有行为体来界定的，而是由主要行为体来界定的”，故只需研究国家且有实质性影响的大国（第53页，第80至81页）。
沃尔茨坚持体系主义和结构主义。“一个好的国际政治理论一定是个体系理论”。（13页）他认为简化理论只研究国家层次或次国家层次上的要素或要素组合，而建立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必须成功地发起一场其他学者所呼吁的哥白尼式革命，”把学术界盛行的简化理论转向体系理论。（53页）“体系是由一个结构和多个互动单位组成的”（65页），结构决定了行为的结果。将国际政治视为由结构构成的系统，是新现实主义区别政治现实主义的最重要内容。
沃尔茨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高度简约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模型”。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界定政治结构，“一是结构排序或结构组织的原则，二是单位的分异及其具体功能，三是单位之间的能力分配”。（74页）国际政治结构相对于国内政治结构的重要特点是，结构的组织原则是无政府的，“国家的功能是相似的”，都追求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因此，决定国际结构变化的可分析性因素，主要是国家实力的对比差异，也就是各个大国之间在军事力量、综合国力之间的差异结构。
此外，沃尔茨还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沃尔茨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出发假定，“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从最低程度上讲，国家要维持自身的生存，从最高程度上讲，国家追求普世性的主导地位”（106页），国际政治中产生均势，正如市场经济中产生平均价格一样，是自然而成的现象。总之，沃尔茨奉行了物质主义的本体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以及个体主义的方法论。
（二）批判精神引导下的理论批判
基欧汉等人倡议重估新现实主义的一切价值。“由于世界政治与我们的价值观念均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即使是一个久经考验的理论，也没有人能够保证它能够在未来依然适用。” “任何使用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者，都必须具有质疑精神。确实如此，愈是严肃地对待基本原理，批判性分析的任务就愈显重要。”（2至5页）
基欧汉主要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集中批判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首先，新现实主义假定国家是最主要的行为体。但在基欧汉看来，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已经成为重要的、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的非国家行为体；其次，新现实主义假定国家是理性的统一整体。基欧汉赞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观念，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非对称等外部性影响，国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在追求国家利益上遵循的是满意原则，而非最优原则；第三，新现实主义假定国家权力是同质的。可是“世界政治中影响行为的权力资源，其价值取决于追求的目标。权力资源非常适合于实现某种目标，在用于其他目标时，它就没有那么有效了。这么一来，随着问题领域的不同，权力资源的有效性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将新现实主义加以改造，使新的研究计划“比起结构现实主义能够区分出类型更多的权力资源。它将不那么愿意重申世界政治中的正统真理，而更喜欢说明规则与制度格局的变化。它对国际制度的关注，将促进我们深刻地理解和平变迁的进程”。（180至181页）
约翰·拉格的批判锋芒直指沃尔茨的“理论模型”结构概念。他认为，沃尔茨理论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提供一个方法来解释甚至描述这个千年的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环境变迁：从中世纪国际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的转换。”（131页）这是因为，沃尔茨接受了社会哲学家涂尔干关于机械社会里个体具有相似性的观念，认为无政府社会是机械社会，国际政治中国家具有相似功能，故而将政治结构的第二个部分即单位分异忽略了。这完全是误读。沃尔茨只借鉴了涂尔干有关“社会事实”的观点（结构支配个体），但略去了涂尔干关于“交往力度”（dynamic density）这个同样重要的概念。涂尔干认为，“社会规模上的扩大和交往力度的增加，深刻地影响着集体存在（结构）的根本状况”，从而改变“社会事实”。涂尔干通过“交往力度”这个术语来理解社会交往的量、度和多样性。拉格认为，沃尔茨忽略了“交往力度”，将“体系变化的最终来源视为外生的了”，未能创立出一种“发生性模型”的变迁理论，“结果是，沃尔茨的社会理论只含有再生产的逻辑，却没有转换的逻辑。”（140至143页） 科克斯借鉴法兰克福学派领袖M·霍克海默关于批判理论的哲学论断，提出了 “问题解决理论” （problem-solving theory）和“批判理论”的理论分类。“理论总是服务于一定的人和一定的目标的”，（190页）“批判理论与世界的主导秩序保持距离，并追问这种秩序是如何形成的”。问题解决理论则不然，是“服务于符合既定秩序的国家、部门或阶级的特殊利益的理论”。“从意识形态上讲，新现实主义看起来像一门服务于大国管理国际体系目标的科学”（231页）。“人们既不能在超越历史时代的任何普遍有效的意义上谈论‘规律’，也不能外在于历史或先于历史来谈论结构”（227页）。科克斯还认为，批判理论最有前途的形式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发掘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辩证法、帝国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等四方面的思想，对生产组织、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个活动领域进行历史结构分析，提出了有别于新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变化与世界秩序生成模型。
阿什利从批判社会理念、后现代哲学和实践哲学出发，攻击“新现实主义本身是个‘谬误的太阳系仪’，是一个糅合了国家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学说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的混合体”，“这种理论将已存秩序视为自然秩序，对政治话语加以限制，否定或轻视时间和地点变化的重要性，将关注统治高于关注所有实践，赞成某个社会力量不受责任限制的假定，从而剥夺了政治交往中那些使社会学习和创造性变化成为可能的实际能力。这是一个旨在使世界政治理性化的意识形态，它将这个全球范围的极权主义计划进行预测、合法化并指明了方向”（235页）。为了步出新现实主义的误区，阿什利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其要义是，行为体的权力和地位，不是取决于权力强制之下的服从，而是取决于共同体对它的自愿承认。这种模型重点分析世界公共政治机制的再生产和转换、均势机制、世界资源管理和意识形态合法化实践以及现代全球霸权秩序等。
（三）对批判的反批判
吉尔平和沃尔茨理论回击的要点包括：（1）简化原则是必要的。一个有效的国际政治理论只能利用几个最主要的变量，做出理论假定，希望建立一个大而全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一体化的理论，将所有的变量如实践、历史、话语等都包括进去，这高估了社会理论的能力；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国家的其他功能，以及国家与政治家的实践省略掉，并非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便于理论构建。（2）“交往力度”和“制度环境”主要是单位层次的进程而非体系结构，而“从体系交往力度的角度进行的思考，既不会代替单位层次的分析，也不会终结对因果关系的研究”（314页）。不应该向结构堆积变量，因为结构的简约定义便于“使人们设计出一个只拥有少数几个变量的说明性理论体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政治中的连续性（301页）。（3）国家中心主义是正确的。“社会实在的本质是群体”，国际政治群体最常见的形式是民族国家，国际冲突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具有主导性和本质性。新现实主义考虑到民族国家有可能在未来被其他政治形式所代替，但“预言民族国家正在死亡为时尚早”。相反，全球化需要国家加强功能以保护国家价值和民族经济利益。将国家假定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并非要把国家神圣化，而是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等等。
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的学术特点
首先，《批判》是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引用次数最多的少数著作之一。它堪与《国家间政治》、《国际政治理论》和《权力与相互依赖》同日而语。不同的是，前者基本反映了一个时期的学术全景，后者主要限于某个学派的一家之言；前者追求“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批判精神，后者力主“先破后立，以立为主”的建设旨趣。如果说，摩根索、沃尔茨、基欧汉等人运用自身独特的智慧与学识，力图创建各自的知识体系，以一枝独秀来展现理论魅力的话，那么，《批判》则凝聚了基欧汉、沃尔茨等大师级学者们的集体智慧与学识，成功地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用满园春色吸引读者进入了佳境，从另一种意义上推动了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
其次，《批判》是当代国际政治学术大师们的思辨荟萃。其中，沃尔茨的《国际政治理论》与摩根索的《国际间政治》一样，代表了现实主义的权威思想。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理论》，体现出《权力与相互依赖》与《霸权之后》的思想根基。拉格的《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与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称得上建构主义迄今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性文本，其中的国际制度变迁、国际权威与国际治理、国际政治制度化等思想，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前沿问题。阿什利的《新现实主义的贫困》，是美国权威国际政治杂志《国际组织》在80、90年代刊登的唯一的后现代主义论文。科克斯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学者沿着葛兰西学派的方向，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国际政治所取得的公认的杰出成果……如此多的学派、精英，围绕如此集中的主题，汇集出如此多的传世之作，这在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是罕见的，这也是这个论文集虽已成书近20载，但目前仍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必读经典之原因所在。
第三，《批判》抓住了具有永久意义的核心问题。20年来，《批判》“那个时代的许多具体问题目前不复存在了。……然而，这本论文集中所重点讨论的根本性问题依旧如故。”（基欧汉语）权力与利益能否实现最大化，合作是相对获益还是绝对获益？依然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互诋牾的话题；权力与利益的本质是物质建构还是观念建构？则是新兴的建构主义挑战主流学派之处。社会力量与国家行动的关系，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研究的强项。国际制度是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研究起点，只不过前者偏重新制度主义的理念，后者固守旧制度主义的信条。世界政治变化的动力，是物质对比的变化，是观念变迁？是外交实践，还是战争与革命？这些令康德、马克思等政治哲学家们曾经头疼的问题，并不因卡尔、摩根索、沃尔茨、基欧汉、拉格、科克斯等人的精彩讨论而终结。这些基本问题，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最近研究中均又有新的探索，但探索的路线和原则却大多滥觞于《批判》那个时代的文本。
第四，《批判》具有一般研究不及的形而上魅力。撰写者们从国际政治具体问题研究中“脱身”出来，探讨关涉国际关系之本源的哲理性问题，这在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多研究问题、少研究主义”备受推崇的大背景下，尤显出形而上的独特魅力。一流的论战，是思想之辩、哲学之辩；而只有思想和哲学之辩，才能恒久。沃尔茨、基欧汉、吉尔平、拉格、科克斯、阿什利都是当代自成一派的大师级学者，他们都在追求自身理论体系的纯粹性和完整性，每一个人拥有独特而深厚的哲学素养和学术背景：沃尔茨的科学哲学，基欧汉的功利主义哲学，吉尔平的政治经济学，拉格的社会哲学，科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阿什利的后现代哲学。他们的研究往往有别于通常性的实证研究，而常常要超出经验进入抽象的甚至先验的领地，至少也要将课题置于较为广阔的世界历史或科学史的大背景中，而当他们准备论战之时，就自然容易伸入形而上领域。这个领域也只有一流学者才有实力涉足。一旦富有自由辩论精神的思想精英涉足这个区域，就会有石破天惊的发现，就会把一些遮掩多年的“真相”告诉读者，就有可能动摇长期自以为然的基本信念，引发思想革命。
四、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的里程碑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是理论批评史。自1919年国际关系学正式进入社会科学学科以来，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至少发生了三次思想革命【注释】有不少西方学者借用库思的“范式”一词，用“范式转换”对三次大论战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种分析在讨论第三次论战是否为“范式内论战”时，遇到了难题。而且，范式一词本身很模糊，有21种含义。因此，我们暂且用“思想革命”替代它。有关范式的讨论，见Ken Booth & Steve Sm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4-17.【注尾】，第一次思想革命与第一次“大论战”基本吻合，我们不妨称之为“现实主义革命”。 “现实主义革命”最著名的发韧者，一般认为是E·H·卡尔。这次革命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各个领域，但主要是认识论领域，革命的对象是理想主义，焦点是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的还是合作的，权力与道义孰为根本？第二次思想革命与第二次“大论战”在时间上和内容上大体一致，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科学行为主义向传统主义发起。这次革命主要围绕着是否应该和在何种程度上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故又称国际关系的“方法论革命”。
自70年代中后期，受马克思、尼采、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理论的影响，理论界已经不满足于在认识论、方法论等领域进行讨论，而是要刨根问底，集中追问“我是谁”、“国际关系的本体是什么”这个多多少少遮掩了半个多世纪的理论问题。【注释】“国际关系是何种存在”在1919年之前已有讨论，第一次“大论战”也涉及过“世界的最高存在”，但基本上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讨论的。【注尾】 一场远比认识论和方法论革命更为复杂和根本的第三次思想革命，随着《国际政治理论》的出版而展开了。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缺失，成为诸子百家的攻讦焦点。这或可被称为“本体论革命”。它在时间上，与有些学者眼中的第三次大论战相重合，也与有些学者所说的第四次大论战相一致。【注释】第三次“大论战”有人认为是“范式内论战”，即“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 有人认为是“现实主义、相互依赖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有人认为，还有第四次“大论战”，即像基欧汉所说的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间的论战。有关文献可参见秦亚青：《译者前言》，载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新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6-15页。国外文献可参见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2-23; Iver B. Neumann & Ole Waever, e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pp.7-29; Y.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3, 1989, pp.235-254; R. Little & M. Smith, ed., Globalism versus Realism: International Ralationss Third Debat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A. Lijphar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reat Debates and Lesser Deb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8, No.1, 1974, pp.11-21.【注尾】1993年，戴维·A.鲍德温教授主编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当代论战》，开篇第一句话就是：“1986年，罗伯特·O.基欧汉主编了命名为《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的论文集……”，并认为他的书是《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的续集。在他看来，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是从“新－新”论战开始的。【注释】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注尾】可以说，《批判》是这次思想革命（前期）的历史见证者和总结者，也是后来论战的开启者。
《批判》所收集的多数论文，或深或浅、有意无意地触及本体论的论战，其中以阿什利、拉格和科克斯的文章最为明显。他们反对只从主要国家的实力分配来认识国际结构；反对忽略国际关系中的“交往力度”，从而无法准确把握中世纪国际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以及现代国际体系向后现代国际体系的制度性转换；反对只重视结构层次，而不关注进程层次，对于国际组织、国际规范、国际制度与信息力、跨国运动等非权力性因素关注不够；指责沃尔茨完全排除了从社会力量尤其是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力量的国际联合等角度研究世界秩序的可能性；提出了要重视权力合法性的国际政治研究，不但要从物质角度，更要从文化制度、合法性或国际服从角度研究霸权问题；提出了要从社会变化和制度变迁的领域加强国际政治的动态研究和结构研究；提出了要把国际政治视为一种实践力的产物，树立一种实践本体的观念；指出在肯定物质力量本体的同时，也把话语、知识和文化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存在……也许并非《批判》的所有作者们，在本意上“动摇”新现实主义本体论的根基，有的只是在稍稍涉及本体论的地方批评它（如基欧汉的新自由主义），但客观上这次论战却揭开了非主流学派持久地批判新现实主义的序幕。回观之，《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世界政治体制的继承与转换》、《世界政治理论》都代表了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第三次思想革命的最高水准。
《批判》出版之后，原来批判新现实主义的松散阵营一分为三，本体论“革命”向不同方向发展。首先，新自由主义逐渐与新现实主义合流，上升为主流理论。它虽提升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的实体地位，但认为“任何制度的规则都将大致反映了制度所覆盖绝大多数成员的相对实力地位。”【注释】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December 1988, p.386.【注尾】 承认制度对物质的从属性，故未能将本体论的“革命”贯彻到底。其次，阿什利的后现代主义坚持彻底的批判态度和后结构主义立场，继续用历史实践本体论和观念本体论来解构一切主流学派，成为一种激进的建构主义，是一种“不断革命论”。第三，拉格和后来的温特，希望有条件地接受一部分现代性的成果，用结构主义改造观念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以图发展出某种中庸型的建构主义，这是一种革命加改良的方向。
目前这次“革命”正以持续、系统、集中的形式，促使国际关系理论界进行第三次也许是最大的理论反思。《批判》成为了第三次思想革命的记录者和宣言书，也是第三次“大论战”和第四次“大论战”的分水岭。可以说，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合流之后的国际关系理论批评界，其关注点主要不在“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之类的技术性概念对立上，而在于本体论“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学理论战前景。人们尚不能确定，第四次论战主要是建构主义内部不断革命论与改良革命论之间的论战，还是建构主义作为整体继续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论战，【注释】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69至73页、第81至85页。【注尾】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本体论的“革命”给目前和今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重新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
郭树勇：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