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张建新

   

   

    〔内容提要〕70年代以来,因受年度性双赤字困扰及美国产业向后工业化过渡,美国贸易政策理念在国内产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走向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政策。80年代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发展为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美日半导体和美欧商用航空器争端这两个案例说明,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介入可以改变战略性博弈的结果。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帮助本国企业实现利润转移,而且可以创造“外部经济”,从而增加国家经济福利。90年代,克林顿政府以战略性贸易理论作为指导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实行“出口能动主义”战略。尽管未能消除贸易赤字,但美国出口能力大幅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经济恢复国际竞争力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美国经济/ 贸易政策/自由贸易/公平贸易

   

    自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颠覆重商主义理论以来,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视自由贸易为国际贸易理论之圭臬,认为自由贸易优于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然而,在国际贸易史上,保护主义比自由贸易更有影响力,“完全没有贸易壁垒或者只有极少壁垒的‘自由的’贸易根本不曾出现过”。【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85页。【注尾】

    美国历史上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也集中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这两种传统的贸易政策意识形态上。随着80年代美国贸易赤字的恶化,两种新型的贸易政策——公平贸易(fair trade)和战略性贸易(strategic trade)出现在美国国会的政策辩论中,并成为美国法律。 【注释】Stanley D.Nollen & Dennis P.Quinn, “Free Trade, Fair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in the U.S.Congress,1987-1988,”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3, Summer, 1994, p.491.【注尾】

    顾名思义,“公平贸易”指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不公平对待,主要表现为美国在战后对欧共体、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开放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却对美国实行市场保护,因而美国自视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注释】实际上并无证据表明世界贸易在七八十年代变得更不公平,或者对美国更不公平。也无证据表明美国的贸易行为较他们的贸易伙伴更公平。【注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来越注重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外国产业政策对美国的冲击,实际上放弃了1934年以来一直奉行的传统互惠主义,其政策理念滑向了所谓“公平贸易”轨道,东京回合(Tokyo round)谈判的一个重要核心就是公平贸易行动主义。它达成了关于倾销、补贴、政府采购、海关估价以及进口许可证签证程序方面的多项守则。进入80年代以来,美国不仅怀疑“不公平”贸易的普遍存在,也怀疑自身被欺骗了。结果,“诞生于70年代的美国公平贸易行动主义在80年代抬头,并日趋成熟”。【注释】马丁·弗尔德斯坦主编:《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53页。【注尾】美国国会责怪总统过分迁就贸易伙伴,并寻求在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制定法案,名曰“公平贸易”法案。“公平贸易”其实并不公平,其中包藏着保护主义,因此不少学者称之为新保护主义(new protectionism)。

    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表现为政府实行干预主义的出口鼓励政策,以帮助本国企业扩大出口、争夺市场份额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经济学家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即垄断)市场下,政府通过对国内“优选”产业实行出口补贴和市场保护,会在技术方面得到重要的回报或对经济的其他部门产生外溢效应。特别是对高科技产业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可以向其他部门产生重要的技术扩散,从而增加了国家的经济福利。战略性贸易政策反映了公司的贸易政策偏好或某个产业的政策需要,而只有当公司或产业与政府有联系时,其政策要求才是“战略性的”,它体现为如果外国不开放市场,国内产业就要求政府向外国竞争者关闭本国市场。【注释】Helen V. Milner & David B. Yoffie,“Between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A Theory of Corporate Trade Demand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3, No.2, Spring, 1989, p.251.【注尾】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战略性贸易理论都是一个政府和企业共谋的竞争模型。

    本文拟就美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所以从自由贸易立场后退,走向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的原因,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兴起、主要理论基础及其实践进行分析。

 

一、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兴起

 

    随着美国霸权衰落和冷战结束,西方各国的战略重心发生了变化,美国对把贸易政策作为对外政策的需求下降,霸权衰落导致自由贸易供给不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避免30年代霍利-斯穆特(Hawley Smutt)高关税导致的全球贸易战重演以及在国际上推行冷战政策的政治需要,美国利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资源在国际上扩张美国利益和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并创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关贸总协定(GATT)。它以多边主义、非歧视、对商品和要素流动的最小限制和私人控制为原则,客观上成为战后半个世纪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基石。由于连续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全球贸易壁垒已经大大降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口商品关税平均水平从40%左右下降到仅6%。全球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1913-1948年间,国际贸易量每年只增长0.5%,而1948-1973年间,其年增长率却达到7%。在整个战后时代,世界总收入中贸易的贡献从7%提高到21%。世界贸易额从1947年的570亿美元增加到90年代的6万亿美元。【注释】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第18页。【注尾】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贸易增长率快于世界经济增长率,据世行统计,在1985-1995年期间,世界贸易增长值超过全球总产值增长的两倍。【注释】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著:《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4页。【注尾】

    自由贸易之所以成为战后国际贸易的主导意识形态,首先在于它具有稳定的国际政治基础。冷战时期,美国及其盟国一般将政治安全合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联盟内潜在的经济冲突置于次要位置。它们对安全合作的重视,仿佛是一种“政治胶水”,使世界经济黏合在一起,有利于对重大经济分歧相互做出妥协。【注释】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第15页。【注尾】安全合作利益压倒了经济贸易利益,美国慷慨地对西方盟国开放国内市场,却并不要求盟国对等开放,单边贸易自由化成为美国拉拢西方盟国的“政治糖果”。“直到60年代末期,美国领导人还容忍着与欧洲和日本的非对称关系。尽管欧共体对美国存在着贸易扩散效应,美国仍然支持欧洲经济上的联合。美国对日本的壁垒已降低了,可日本对外国商品与投资加上了种种限制,美国对此也加以容忍。”【注释】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63页。【注尾】其次,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经济,欧洲重建一方面有利于增强盟国反对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另一方面又为推行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和建立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自由贸易促进要素流动和技术创新,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而“美国决策者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会带来民主化,民主国家采取的外交政策将与美国所设想的全球秩序相吻合。”【注释】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60页。【注尾】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盟国间的政治合作关系日渐松散,甚至暴露出瓦解的征兆。塞缪尔·享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对美国构成了“安全的威胁”。【注释】Samuel P. Huntington,“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Survival, Vol.33, No.1, Jan/Feb 1991,p.3.【注尾】盟国间紧密合作的政治基础的削弱为日、欧游离“美国中心”之外创造了条件,并在它们之间形成反向运动。从美国来说,苏共威胁的消失大大降低了盟国间政治合作的重要性,客观上削弱了美国为担任世界经济领袖而在经济和其他方面付出代价的能力和愿望。美国外交和经济政策抛掉了冷战时期的“利他”考虑,走向自我中心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政策。克林顿政府将国家经济利益置于外交政策的首位,宣称“先前的军事安全已完全被经济安全取代”。为扭转对日贸易长期逆差地位的劣势,美国不惜实施“积极的、有管理的贸易”,即“以结果为导向”的对日贸易政策,表明美国不仅放弃了多边主义,也修正了冷战时期单纯强调盟国间政治合作优先性的一贯态度。

    从日本和欧洲来看,也急于改弦易辙,它们“已不大情愿跟随美国的领导,对美国不顾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越发不能忍受,并且更为强调实现本国的目标”。【注释】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第15页。【注尾】1985年签订普拉策协定和日元大幅度升值后,日本政、商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亚太近邻地区,日本学者小岛清等提出了著名的“雁形模式”理论,显示出日本经济政策的独立倾向和自主意识。欧洲在法德经济联盟的领导下,抓住冷战结束的历史性机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仅解决了“德国在欧洲太大,欧洲在世界又太小”的安全悖论,而且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美欧日形成了世界经济的“三极”地带。总之,美国霸权衰落,日本和欧洲崛起等一系列事态导致霸权国不愿也无力继续提供诸如自由贸易之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与此同时,难以消除的巨额贸易赤字制约了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由于美国不愿退回到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克林顿政府滑向了所谓“出口能动主义”(export initiativism)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1971年,美国对外贸易出现27亿美元赤字,这是20世纪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1981年里根总统开始实行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政策时,国内经济问题便是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双赤字(doubledeficit)恶化,美国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当年贸易逆差达300多亿美元,1987年更高达1520亿美元。此后每届美国总统总要面对一个年度性的贸易赤字,2000年美国贸易逆差平均每天超过1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4.4%。【注释】Joseph Quinlan & Marc Chandler,“The U.S. Trade Deficit: A Dangerous Obsession,”Foreign Affairs, Vol.80, No.3, May/June 2001,  p.87.【注尾】尤其是90年代美国对日贸易逆差逐年攀升,1990年为445亿美元,1995年激增至629亿美元,占当年1871亿美元总逆差的33.6%。【注释】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International Munetary Fund,1996),  p.445.【注尾】在财政和贸易双赤字恶化的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就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它从国内舆论和利益集团得到的政治支持大为减弱,许多美国选民反对自由贸易和海外投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要么实行保护主义,要么改弦更张。而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代价高昂,如果对美国汽车和电视产业实行保护政策,每减少一个工作机会,消费者每年要付58000美元代价。【注释】William Cline, Trade Policy in the 1980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83),  p.10.【注尾】保护还会降低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因素促使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实行以“市场准入”和“扩大出口”为核心的贸易政策,并频繁地动用“301”、“特别301”(special 301)和“超级301”(super 301)等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的制裁措施。

    第三,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进程加快,也导致了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自从遭受第一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冲击后,美国的产业结构开始从资源密集型结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结构转变。这期间,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以高技术服务为主的商业服务贸易顺差迅速增长,但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下不断扩大的货物贸易自由化给美国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一些保守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传统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是由美国本身和其他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所造成的。里根总统致力于实行“里根经济学”(Reagoneconomics),在国际上对实行国家主导型经济政策的国家采取对抗性的经济政策,对日本和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迫使它们降低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介入程度。【注释】王新奎等:《中国:发展中国家与WTO》,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4-5页。【注尾】克林顿总统则致力于打开日本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国内市场,实施“结果导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

    此外,日本和欧共体国家通过政府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国引发了一场美国是否应该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示报复的争论。欧共体对农产品的长期补贴政策,也使美国考虑运用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促进农产品出口;而日本、韩国的汽车和家电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美国一些经济学家也鼓励政府采取对抗性的贸易政策,在政府保护下发展一些支柱产业同日本和欧共体竞争。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古典贸易理论滥觞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absolute advantage,1776),中间经过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论”(relative advantage)的修正,由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factor endowment)将其推向极致。古典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的,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租”(rent)【注释】经济学上所说的“租”是指超过正常收益的超额利润。通常所说的企业“利润”是指使企业继续留在一个产业内所需要的平均利润,当企业收益低于平均利润率时,它就会转向其他行业,当企业收益大大超过正常利润率时,就称为“租”。【注尾】非常少,因而经济中不存在“战略性”部门,各国按照本国的比较优势配置资源,国际贸易反映了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交换关系,一个国家的贸易收益并不以他国的贸易损失为代价,自由贸易不是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就曾假定“即使其他国家继续充当贸易保护主义者,在国内实行自由贸易仍然是英国次优的政策选择。”【注释】Helen V. Milner and David B.Yoffie,“Between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A Theory of Corporate Trade Demand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3, No.2, Spring, 1989, p. 243.【注尾】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首先,北-北贸易压倒了传统的南-北贸易模式。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际贸易仍然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南-北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50%以上,是国际贸易的主导形式。从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贸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表现为北-北贸易迅速上升,南-北贸易不断下降。发达国家间制成品出口贸易占其总制成品的比重从1975年的66.9%上升到1992年的74.4%,提高了7个百分点,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则从26.4%下降到21.3%,下降了5个百分点。其次,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即一个国家既出口又进口某种产品。例如,1996年,欧盟、北美及日本的汽车出口占世界汽车出口的88.8%,而汽车进口在世界汽车进口中占79%。【注释】张汉林、刘光溪:《经济全球化:世贸组织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26、40页。【注尾】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多数产业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间进行的,具有垄断的“自由贸易”的特征。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说,“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注释】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7页。【注尾】

    70年代产业组织学发展起来,越来越普遍的寡头竞争问题备受关注。经济学家们发现,由众多小企业之间展开的“原子状”竞争已经难以看到,而少数几家大型企业之间的“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却很普遍。例如,大型客机市场基本上由“波音”(Boeing)和“空中客车”(Airbus)两家寡头航空公司所垄断,每一方都有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做出战略性的行动,以图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被称为“战略性贸易”的新贸易理论。

    新理论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从而使国际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这一假定条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产业领域存在着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这个理论有力地挑战了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报酬不变的传统观点。由于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在一些产业,资本和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率,因而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如果政府能够识别出这些战略性部门,就有可能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地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注释】“外部经济”又称为“外溢”(spillover)或“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指一些个人或厂商从其他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厂商那里获得的收益。比如某一领域产生的知识扩散到其他厂商和部门。【注尾】或大量“租”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政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因而被视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活动。

    美国学者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模型。一个是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和巴巴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提出的“利润转移论”(profit transition),另一个是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国内市场保护论”。

    布兰德、斯潘塞为学科发展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注释】James A .Brander & Barbara J. Spencer,“ 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and Potential Entr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4, 1981, p.371.【注尾】。他们提出的“利润转移论”几乎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代名词。【注释】Klaus Stegemann,“Policy Rivalry among Industrial State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Model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3, No.1, (Winter)1989 , p.75.【注尾】这个理论证明,政府运用补贴来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可以使利润从国外厂商转移给国内厂商。在双寡头竞争模型中,根据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给定你的策略,我的策略是我最好的策略;给定我的策略,你的策略也是你最好的策略。”【注释】谢识予:《纳什均衡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页。【注尾】每个厂商都会意识到自己的利润部分地依赖于竞争对手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双方的博弈被称为“战略性博弈”(strategic game)。

    在战略性博弈中,(1)一方威慑对方减产,以便它能扩大收益。在竞争均势下,政府运用补贴的能力和意愿将会极大地改变博弈结果;(2)一方通过提高生产率,不断降低成本。在这种情形下,成本较低的企业将实行生产扩张,占有更多市场份额,竞争对手不得不削减产量,损失一部分市场份额,竞争结果是达到新的“古尔诺均衡”(Corno equilibrium)【注释】“古尔诺均衡”是指在竞争对手的产量水平给定的情况下,当每个厂商通过选择自己的产量水平实现利润最大化时,均衡就会达到。此处是说竞争将使产量和价格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注尾】。然而,降低成本是很困难的,政府的作用是实行出口补贴(或生产补贴)以帮助厂商节约成本。这是出口补贴政策的第一种效应。由于成本补贴使竞争对手相信国内厂商将扩大生产,因而竞争对手的最佳反应是削减产量,这又使国内厂商获得额外利润。这种效应有时被称为“战略性”效应,因为它的存在是由厂商们所参与的战略性博弈的性质决定的。【注释】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第36-44页。【注尾】它意味着国内厂商的利润增加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即厂商的受益超过纳税人的损失。

    克鲁格曼的“国内市场保护论”(Local market protection)认为,如果保护国内市场能使本国产业相对外国竞争对手在“学习曲线”(study curve)上下降得更快,那么该国就能够通过国内市场保护获得利益。【注释】Klaus Stegemann,“Policy Rivalry among Industrial States,” p.75.【注尾】在各国贸易政策实践中,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政策历来甚于出口鼓励政策。保护政策的古典版本是由汉弥尔顿提出并经李斯特(List)发展和完善的“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理论。1984年克鲁格曼提出了“新市场保护论”。在规模经济情况下,随着总产量上升,额外的或“边际”成本递减。“如果本国市场对外国厂商是关闭的,本国厂商通常会增加其在国内市场上的产出,由于随产出的上升边际成本下降,国内厂商会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扩大国外的市场份额并从中获利。”此外,“干中学”(study in doing)【注释】“干中学”在经济学中是指一个厂商生产得越多,它便会更有效地从事进一步的生产,厂商在它的“学习曲线”上向下移动。【注尾】在结构上也与边际成本递减类似,在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上,本国厂商生产得更多,比外国竞争者学习得更快,这会使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能更成功地参与竞争并获得更高的利润。【注释】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第45-47页。【注尾】

    当然,成功地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首先取决于政府智库能否“优选”一批战略性产业或部门,而“优选”的关键又取决于选优标准。克鲁格曼提出了确认战略性产业的两个标准:一是看这个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回报率是否特别高;二是看该部门是否存在着“外部经济”,由于外溢(spillover)是没有市场价格的,实际上很难对外溢进行评估。【注释】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第24页。【注尾】譬如,几乎不能算出某企业的研发活动对其他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外溢。

    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还取决于竞争对手的反应。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典型的零和博弈策略,一国所得正好是他国所失。因为市场上的“租”是一定的,当一国政府通过其政策(如出口补贴)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租”时,它国企业的“租”相应减少。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我们确信某些部门确实存在大量的“租”,那么就有可能通过贸易政策使本国获得更多的租,一国可以他国的利益损失为代价,通过保护和补贴政策增加本国租的份额,提高其国民经济福利。“外部经济”也是这样,假设人们知道某些高技术部门或其他经济部门存在着“外部经济”,一国就可以用市场保护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扶持这些部门的发展,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福利,这都是以他国利益损失为代价的。

    正因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是零和博弈,只有在其他国家不做出反应时,才能实现国际利润的转移。实践中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可能招致贸易伙伴的强烈报复,导致贸易战。或者迫使其贸易伙伴采取同样的战略性行动,结果是高关税壁垒。在多个国家进行战略博弈活动时,有三种可能结局:(1)一个国家保护本国市场并使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获得优势,并将其转化为该国的国家优势,而竞争对手则无所作为;(2)所有国家都试图通过保护帮助本国厂商,结果没有一个厂商在出口市场取得优势,所有国家都以竞争不足和高成本结束;(3)各国都同意不使用保护政策。【注释】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第52页。【注尾】

    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存在着缺陷,其政策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发展是美国转向非合作的干预主义贸易政策的主要原因。“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和分析的发展,削弱了学术界普遍称颂的自由贸易政策有百利无一害的传统认识。它提供了一条更为实用的方法,即在理论上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但并不是毫无条件的自由贸易。【注释】马丁·弗尔德斯坦主编:《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第558页。【注尾】

    国际贸易实践中也不乏战略性贸易实例。美国半导体工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日本以关闭国内市场相威胁,除非日本厂商购买更多的美国芯片。美国商用航空器制造商也寻求类似战略以反击它的欧洲竞争对手“空中客车”。由于这些新的战略性要求迎合了在国际贸易中主导美国政府的公平原则,它们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保护主义更大。【注释】Helen V. Milner & David B. Yoffie,“Between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p.240.【注尾】

 

三、贸易争端和贸易政策的战略性博弈

 

    由于国际收支失衡、贸易赤字惊现,80年代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峰期。德斯特勒(Destler)等学者认为,80年代传统自由贸易者抵制保护主义的力量削弱了,因为不满于美国贸易形势并对美国实施限制措施以报复外国贸易壁垒的观点表示同情。【注释】KishoreGawande & Wendy L. Hansen,“Retaliation, Bargaining, and the Pursuit of ‘Free and Fair’Tra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 1, Winter 1999, p.120.【注尾】1988年国会通过的“综合贸易既竞争力法”给自由贸易政策划上了休止符,是战后美国自由贸易政策向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国会在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基础上增加了“超级301”和“特别301”条款,使得美国政府能够采取更大的单边行动和报复行动以迫使外国开放市场。

    70年代中期开始延续至80年代的几个典型的贸易争端系由战略性贸易政策引起,结果还以战略性贸易政策而结束。其中,美日半导体争端和美欧商用航空器(business aircrafts)争端是最典型的。

    1.美日在半导体产业里的战略性博弈

    半导体工业始于1959年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IC)的发明,起初该产业的进入成本相对较低,产品周期相对较长,企业规模适中,“学习效果”显著,集成电路容量每增加1倍,成本下降30-40%。由于这些特点,即使最小的半导体公司也设立了国际销售机构,平均出口占全部产量的20%。【注释】Helen Milner, Resisting the Protectionist Temp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1986), p.347.【注尾】美国政府则以巨额军事合同支持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因此,美国半导体产业在70年代中期无条件地支持自由贸易。

    也正是从70年代中期起,半导体产业中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产品创新减慢而竞争加剧,技术越来越复杂,资本投入越来越高,企业的“沉没成本”陡然增加。从1975-1985年间,生产成本增加了10-20倍。其次,1971年美国发明“动态随机内存芯片”(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DRAM)后,能否研发大容量内存芯片成为半导体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第三,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实施了有效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在半导体领域迅速崛起。为了在信息技术领域赶上美国,日本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在1976年开始了一个为期4年的“更大规模集成”(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VLSI)项目,其核心内容是政府供给或协调公共产品,如R&D基金、技术教育、生产和产品目标、价格控制,以及国内市场准入限制等等。在资本和R&D费用上,日本开始超过美国。【注释】Helen V.Milner & David B.Yoffie,“Between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pp.252-253.【注尾】

    “更大规模集成”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截止1979年底,日本的16K内存占有43%的美国市场份额;1981年,他们向美国市场提供了70%的64K内存;1984和1985年,他们控制了256K内存市场的90%,并把美国公司完全挤出市场。日本对内存和其他商用芯片市场的统治地位对美国企业造成巨大压力。除了小公司继续生产特定型号的芯片外,生产商用芯片的大公司损失惨重,不得不停止制造内存芯片。日本的成功使它在1985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半导体市场(35%),仅稍稍落后于美国(38%)。到1987年,日本市场达到49%,超过美国的39%。同时,1985年,日本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增加到17%,而美国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十年内一直徘徊在10%左右,尽管美国公司增加了市场开发费用。【注释】Helen V.Milner & David B.Yoffie,“Between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p.254.【注尾】日本在半导体产业里的巨大成功得益于政府的战略性扶持政策,“该政策主要包括两部分:封闭市场和对通用研究项目的金融资助”。【注释】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第155页。【注尾】

    1985年,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依据1974年贸易法提出“301”申请,起诉日本的不公平贸易政策,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公司进行报复,除非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得到基本改善。这份申请指控日本公司为了占有市场份额,以低于成本的掠夺性价格销售产品,而本国市场却对外国产品关闭。SIA“301”申请有两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保证美国在90年代初占有日本市场20%的份额,这也是“新互惠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以政治决定的“成效导向”标准替代市场决定的“规则导向”标准,即不以事前竞争法规而以事后自己最终的实际出口量来决定外国市场的开放程度;【注释】J. N. Bhagwati,“U.S.Trade Policy at Crossroad,”The World Economy, Vol. 12, No.4, 1989, pp.67-69.转引自盛斌:《世界经济转变中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第34页。【注尾】二是促使日本停止在美国市场和第三国市场上倾销内存产品的行为。“它想要美国政府威胁制裁日本的倾销和不公平贸易实践,达到迫使日本开放市场之目的”。【注释】Helen V. Milner & David B. Yoffie,“Between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p.255.【注尾】为了增加美国对日贸易谈判筹码,英特尔等公司还单独起诉日本在美国市场上倾销可擦除只读存贮器(EPROM),声称如果日本不停止倾销和实行日本市场的自由化,他们就要求政府对其征收反倾销税,或者要求单独实行配额。由此可见,美国厂商已不单纯要求实行贸易保护,而是要求政府采取战略性行动。1987年4月,美国政府对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消费品和办公用品征收100%的关税,到1988年底,由于在打开日本市场方面没有取得进展,美国仍然对大约价值1.65亿美元的日本产品征收100%的关税。

    2.美欧在商用航空器领域的战略性博弈

    无论怎样看,商用航空器工业都是地地道道的战略性产业。它具备构成战略性产业的基本特点,即不完全竞争(即垄断)、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和学习曲线等。70年代中期,商用航空器工业已经相当成熟和高度集中,全世界只有4家重要的商用飞机制造商:美国的波音、麦道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后来退出商用航空器市场),以及欧洲的“空中客车”。大型商用飞机的生产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制定全球战略和大批出口订单,而沉没成本又极为高昂,市场上实际上只能容纳两家大型商用飞机制造公司竞争,因此,大型商用航空器市场的典型特征是不完全竞争。

    70年代,美国航空业一直无条件地支持自由贸易。波音公司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它反对进口限制,或者“任何对自由贸易的束缚”。波音关注空中客车的竞争,但它并不寻求贸易救济,而仅仅维持其要求研发援助、税收信托、进出口银行更大力度的出口信贷等传统政策。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大变化:首先,在80年代,推出一架新型的大型民用飞机需要耗资50亿美元,这比麦道公司的总值还要多。最少需要售出400架飞机才能收回成本。其次,飞机制造的经济学发生了变化,市场上需要宽体支线飞机。由于所有公司都争相生产同型飞机,使竞争结构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所有公司都相互侵入了对方的领地。在这个阶段,特别是空中客车变成了一个入侵者,从而引起美国与欧共体之间长期的贸易摩擦。

    空中客车由法国和西德政府在1970年建立,后来发展成为欧洲九国合伙经营。九国政府大量补贴“空中客车”的研发经费,提供出口信贷,并在制造过程的其他方面提供帮助。这些战略性政策帮助空中客车在市场中竞争,并取得巨大成功。受政府补贴的“空中客车”制造商将它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从70年代初的3%提高到1979年的30%,到80年代中期,空中客车已能直接挑战波音和麦道公司。【注释】Helen V.Milner and David B.Yoffie,“Between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pp.256-257.【注尾】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商用航空业就从无条件的自由贸易立场转向战略性贸易政策。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公司就对“空中客车”报怨有加,矛头所向自然是欧洲的出口补贴政策。波音和麦道都呼吁停止“掠夺性的出口信贷战争”。80年代,波音指责欧共体国家为了“空中客车”利益而实行政治干预,不惜代价低价销售等。例如,承诺为伊朗建造核电站以换取伊朗订单,或向顾客施加政治压力以迫使其购买“空中客车”飞机。1987年,美国和欧洲在关贸总协定会议上举行谈判,波音公司官员声称,只有欧洲消除所有补贴,停止在飞机销售中使用政治压力,迫使“空中客车”建立能够收回成本的价格,会谈才会取得成功。谈判失败后,波音公司威胁要提起“301”申请以及向“空中客车”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麦道公司也加强了游说活动,它要求美国政府迫使“空中客车”撤消生产A340新型飞机的计划。【注释】Paul Lewis,“Airbus group acts to mollify U.S.,”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1985.【注尾】1985年秋,里根总统将欧洲支持“空中客车”列入不公平贸易名单。麦道公司起初想与空中客车建立合资企业,以避免在MD-11和A340之间竞争。计划流产后,麦道公司加快了它对空中客车的起诉申请,宣称空中客车接受补贴而偷走了买主。【注释】“Airbus Soars on American Anger,”Sunday Times, February 8, 1987.【注尾】1987年,美国谈判官员威胁要动用美国贸易法“301条款”阻止欧洲飞机出口。麦道公司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一旦1987年7月关贸总协定谈判失败,美国政府就有必要采取行动“铲平运动场”。【注释】Helen V. Milner and David B. Yoffie,“Between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p.261.【注尾】结果,正如美日半导体争端一样,美国和欧洲在商用航空器领域的贸易争端也是以欧洲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开始,以美国政府威胁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相报复而结束。

 

四、克林顿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把“在国内外重建美国经济领导地位”作为新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并宣称“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依赖开辟新的国外市场和扩大世界贸易量”。战略性贸易理论成为指导克林顿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克林顿总统在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提出,“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努力创造未来的高薪就业机会,那是我们所有的竞争者正在做的事情。”民主党智囊团进步政策研究所则说得更加露骨:“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应当像我们战时的军事、工业、外交努力都一齐为胜利而奋斗那样,充分地加以协调,把目标指向竞争力的‘底线’。作为利用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的一切源泉的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利用“301条款”这样的工具,来力求达到刺激全球经济增长和使外国壁垒减少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而在对抗性不强的战略未能及时产生效果的地方,我们应当愿意使用制裁。……近年来大多数主要市场的开放,诸如电信、超级电子计算机和卫星市场的开放,都是在威胁下才办到的。”【注释】威尔·马歇尔、马丁·施拉姆主编:《克林顿变革方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33-134页。【注尾】

    为此,克林顿政府借鉴其他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确定了六大重点出口产业。“国家出口战略”(national export strategy)于1993年9月启动,其指导原则为:商业优先;加强联邦各部门合作并扩大美国贸易代表(USTR)权力以促进出口;加强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紧密合作等。其目的是增强美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包括放宽出口管制、建立出口援助中心、政府为企业出口提供信息,以及政府为出口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务等。在机构设置上,前任布什总统设立了“贸易促进与合作委员会”(TPCC),统筹出口策略,加强美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克林顿总统又建立了“外销推展中心”(Advocacy Center),提供资讯及加强国际间之联系。【注释】钱士安:《美国贸易政策史:1765-1997》,《美欧季刊》(台北),1997年第12卷第2期,第62页。【注尾】

    在美国《1996年贸易政策议程和1995年总统关于贸易协定方案的年度报告》中,克林顿总统明确了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四个基本目标:打开外国市场、坚持“平等竞技”、为美国公司和工人实行激进的贸易促进战略、将贸易政策与全球经济战略相结合。【注释】F. Buelens,“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ll the US Open Door Trade Strategy Continue?”Intereconomics,Vol.32, Jan/Feb 1997, p. 47.【注尾】这个被称为“新门户开放”的战略是继他第一任期“出口能动主义”的延续。

    为推动美国工业出口,克林顿政府打出了“公平贸易”的旗帜。在保持美国市场开放的同时,按照对等原则,贸易伙伴也要向美国开放市场,使外国市场具有同美国市场一样的开放性。如果贸易伙伴不实行对等开放,美国政府就可能将其列入“不公平贸易”名单或观察名单,实行单边主义的贸易报复或制裁。美国贸易法中的贸易报复和制裁工具有:(1)“301条款”、“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2)反倾销(antidumping duty)、反补贴税(countervailing duty);(3)有秩序销售安排(如自动出口限制和自动进口扩大);(4)单边标准和治外法权,即以美国国内法作为评判“公平”之标准。此外,在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未能奏效时,就转向多轨(multitrack)方式,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导下,双边主义(bilateralism)、地区主义(regionalism)、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多边主义(pluralism)等都成为多边主义政策的重要补充。

    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出口优先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克林顿在1995年《总统经济报告》中说,“本届政府在国际贸易政策上取得了比战后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好的成果,协定改变了未来贸易的蓝图。”【注释】盛斌:《世界经济转变中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第36页。【注尾】单是与日本就签订了20多个协议,美国对日出口大幅度增加,制成品出口在发达国家中制成品总额中的比例由80年代中期的14%提高到1993年的18%。【注释】程正军:《浅评克林顿经济学及其对美国经济的作用》,《美加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第18页。【注尾】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00年出口部门将支撑近1600万个就业机会,其就业回报率将比平均水平高出30%。【注释】J.E.Garten,“Is American Abandoning Multilateral Trade?”Foreign Affairs, Nov/Dec. 1995, p.52.【注尾】这期间,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美国取得迅猛发展,美国在电信、半导体、汽车等高科技领域恢复了劳动生产率的领先地位,创造了所谓“新经济”神话。伦敦《经济学家》称之为“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扩张”。【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第2页。【注尾】 随着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恢复国际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国内产业集团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需求有所减少,美国以全球经济霸主的身份逐渐增加了自由贸易的全球供给。

   

    张建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