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
简评《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
何欣
正如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突然变成一个最响亮的词，时代的最强音，并进入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中。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时需要，在短短十来年间，现代化研究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注释】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2页。【注尾】因此，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史学论著近年来出版了很多，又加之“当前中国现代化时期出现的是‘美国热’”。 所以，关于中美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美国现代化道路的论著，也相当引人注目，如李庆余教授等著《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洪朝辉博士著《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等。张少华博士的这本《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北京大学出版社），正适应了史学发展与现代化研究的新潮流，跳出了史学界一些学者“从政争、党争、民主与专制的角度” 来研究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框框，另辟蹊径，从现代化理论的新视角来研究问题。
（一）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在后记中写道，“现代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不仅要求我们补修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课程，阅读大量晦涩难懂的英文原著，而且要求我们改变以往习惯的思维定式，另起炉灶，探索新路。” 很显然，作者并非资深的美国史专家，然而却能很客观、不带偏见地论述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美国早期现代化道路，发人深省，将读者引入理性的审视，实事求是地探索美国的崛起历程。这是本书的最大优点。
而这本书在客观再现美国现代化道路时，并未过多地注重为取得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而忽视历史进步的成果。作者写道：“我们过去的通病之一是，不顾美国的国情，脱离美国的具体历史条件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生搬硬套时时事事倾心于揭露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对内压迫、如何对外扩张与掠夺，却很少注意‘从历史和环境的脉络中’把握和评价美国。往往连某件事的来龙去脉或者某个人的生平都还说不太清楚，就急于‘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这块‘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这个‘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应该说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处理得不好的。再比如，我们习惯于用欧洲的阶级斗争模式来套美国历史上的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其实也未必是严肃的。在美国历史上，政治一步步民主化，经济从近代的起飞到现代高速发展，促进了合众国的进步与发展，这两大线索事实上始终是主旋律。美国人民创造了美国的历史，促进了合众国的进步与发展，单倘以‘阶级斗争为线索’来总括，恐怕很难说是恰如其分的。美国并不‘例外’，也不可能‘例外’，但美国历史终究有自己的特色。千篇一律的阶级斗争观远不能反映丰富多彩的美国历史的真实面貌。相对而言，广泛、深刻的社会改革或许更能从主体上有助于解释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成长。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对于跨世纪的中国学人而言，应当是责无旁贷的。”【注释】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288页。【注尾】
作者指出，“经济发展与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是现代化进程中密切关联的两大主题，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的两大任务，美国独立后出现的‘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殖民地国家民族经济的形成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进程而言，北美独立后在经济重组和国家建构中出现困境是再所难免的，这一危机成为促使北美寻求国家发展道路的契机，使独立前南北经济中出现的自主发展趋势进一步增强，国家的建构也在加速进行。”（第38页）作者承担起了这份“责无旁贷”的责任，“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二）
本书论述的角度和观点都很新颖。作者在考察了大量中外学者对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评价后，克服“抑汉扬杰”的倾向，系统论述了自己的观点。罗荣渠先生在序言中提到访问美国所获的深刻印象，“君不见汉密尔顿只有一尊简朴的塑像竖立在华尔街头，而在华盛顿辉煌的廊柱形纪念馆中却供奉着杰斐逊高大的巨型雕塑，俨然是一位尊神”。 虽然“杰斐逊是美国政治传统树立的最大偶像”， 作者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时，对汉密尔顿进行重新评价。
书中写道：“就是在美国建国的前辈中，具有汉密尔顿上述思想的人也不多见，这与其年龄及个人素质有关。汉密尔顿在独立革命领导人中是最年轻和最富才干的。”“汉密尔顿思维敏锐、处事果断、雷厉风行”；“务实而注重效率”“他年轻气盛，敢于提出一些有创见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他对金融业、银行业的推进，对国内交通和市场的注重，对加强国防和建立海军的强调，都突破了当时一般政治家的成见。他注重物质利益、注重实效、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的风格，在当时政治家中也独树一帜。”“尽管他难免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美国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汉密尔顿的上述言行应该说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带有历史进步性。”（参见第51页、52页、53页、75页）。
除了对汉密尔顿历史功绩的重新定位，作者还描写了汉密尔顿的人格魅力。“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汉密尔顿一直是杰斐逊的死对头，但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恰恰是他助了杰斐逊一臂之力。由于两位共和党候选人杰斐逊和伯尔都是７４票，必须在两者中选一人任总统，许多联邦党人害怕杰斐逊当选，主张投伯尔的票，但汉密尔顿却极力说服他们投杰斐逊的票。1800年１２月，他在给古·莫里斯的信中解释道：‘假如世界上我必须痛恨一个人的话，此人便是杰斐逊，但是公众的利益必须高于个人恩怨。’他认为，伯尔是一个言而无信和没有原则的个人野心家，如让他当选，便意味着对英开战，推翻联邦财政制度和建立‘雅各宾制度’。而杰斐逊虽然是思想偏激，注重原则而脱离实际，但却是一个行动谨慎的人，不会对联邦党人的政策轻易做彻底的改变，这是他选择杰斐逊任总统的原因。事实证实了汉密尔顿的敏锐观察和非凡的判断力。”（第143页）
作者还驳斥了简单地将汉密尔顿归为“重商主义的传人”的观点，具体阐述了其经济观点与重商主义的不同之处。“首先，他虽然认为‘商业繁荣是国家财富最有效和丰富的来源’，‘应成为联邦政府的主要目标’，但却不认为商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其次，他虽然特别强调发展工商业，但同时也不否认农业的重要性，并不像柯尔培尔那样为发展工商业一味牺牲农业利益。最后，他特别重视发展机器制造业对国家富强的长远作用，主张以商业促进制造业和整个国家经济，最终使美国成为与英国并驾齐驱的制造大国。显然，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下，汉密尔顿已经超越了重商主义的经济观。”（第51页）
（三）
作者时时把中国与美国进行对比，试图以此了解美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进程以及美国人民是如何一步步拓荒而创建自己的天地的。
作者认为，不应简单地把美国的崛起归之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暴发户”。“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活动组成的历史长河，就可以发现：虽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明确的目的，但在千百年的整体上却表现出某种盲目性。历史的规律就深藏在这种盲目性之中。揭示这种盲目性并让更多的人认识它，这就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良心。”【注释】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作者的话。【注尾】“了解美国，必须有宽厚的心态。这个国度的一切都显得异常丰富，这个民族的个性也显得异常独特。如果有过多的来自文化差异的取向，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美国。对某一个人得出某种不够客观的评价，是对他人人格的不尊重；对一个国家作出不够客观的评价，则是对一个民族的不尊重，对历史的不尊重。尤其是对美国这样一个当今世界第一强国，误解或者曲解对于我们同美国人的交流和相互学习都是极为不利的。”【注释】黄明哲等：《梦想与尘世：20世纪美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4页。【注尾】
“我们古老的农业文明大国为什么在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历史时期中丧失机遇，一步步落后下来的。” 我们不能再“倚老卖老”了。“人们不应该嘲笑这个民族在文化传统上的欠缺，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浅薄’自有它清澈透明的好处，美国人敢于在所有的新事物方面进行尝试，开诚布公、相互学习”。
作者认为，诚然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的精华，但也决不能走入另一个极端。我们还是应该冷静理智地探索我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自从中国在异质文化冲击下失落了自己的天朝传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艰苦的历程，最后才达到朦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认识。在这一思想的螺旋式升进中，中心问题是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什么是‘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国情’？到底也没有很好解决。要么是鼓吹中国事事不如人，而唯洋是崇；要么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而盲目排外。前者导致思想浮游无根，产生精神失重现象；后者导致封闭性自满，甚或盲目自大。研究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思潮，既要看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的严重不足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认识不深不透、盲目崇洋的一面；既要看到健康发展的因素，也要看到病态发展的因素。只要认真总结历史的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有积极的意义。”【注释】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379页。【注尾】以史为鉴，可免重蹈覆辙。
我想，这可能是本书价值之所在。它不仅讲述历史，而且引导人们去思考、比较、学习和探索。
何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