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
超越国家利益
——探寻对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知觉性解释
【注释】本文在撰写过程中，Richard Baum先生、 Deborah Larson女士和王缉思先生提出了宝贵的批评与建议，特此致谢！ 所有的错误概由作者负责。【注尾】
王栋
〔内容提要〕在过去十年里， 中美关系历尽波折。一个困扰许多观察家的问题是：究竟中美关系可以用系统性变量加以解释，亦或它只是一系列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随机性结果？本文力图超越现实主义观或曰“国家利益”取向对中美关系的解释，以期为理解中美关系提供一个知觉性的解释。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本文归纳出了数个分析性假设。通过对中美在1995-1996年间台海危机时战略互动的个案例研究，作者对这些假设进行了验证，从而发现了导致危机不断升级的错误知觉的数个可能来源。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尝试归纳出一个解释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家利益/现实主义/知觉性解释/台海危机/1995-1996
在过去十年中，中美关系历经波折。中美之间每年关于人权和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争论、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以及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事件似乎为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作了最好的注解。 一个困扰许多中美关系的观察家的问题是：是否可以用一组系统性变量来解释中美关系的变化，抑或中美关系的变化只是非决定性力量相作用而产生的随机性结果？
其实，国际关系中国家的行为可以用系统性变量来解释，因而我们有可能理解中美关系变化的机制。新现实主义者诸如肯尼思·沃尔兹认为类似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所谓外交政策“理论”并不存在。【注释】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注尾】尽管如此，国际关系学者仍热衷于探寻这一“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对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个案研究进一步阐释，寻找对90年代中美关系的系统解释时必须考虑一个新的变量，即知觉（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我认为将知觉这一变量整合到一个系统性框架中将有助于更加细致地理解中美关系变迁的机制。
一、“国家利益”取向：解释中美关系的现实主义观点
中美两国学者都同意中国是一个在冷战后国际体系经历剧烈变迁时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些变迁构成了人们据以理解中美两国行为的背景。中国能否顺利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抑或中国将成为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仍是一个美国学术界极具争议的问题。
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在中国学术和决策圈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现实主义者经常使用“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注释】阎学通在国内第一部研究中国国家利益的专著中提出，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必须以“科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国内对国家利益概念的讨论，请参见Yong Deng,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54, June 1998， pp.308-329.【注尾】譬如，陈德民在一篇典型的反映现实主义观点的文章中将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归纳为“周期性运动”。他认为，“90年代的中美关系既不是合作为主导的关系，也不是冲突和对抗为主导的关系。中美间合作与冲突并存，一定范围内的关系改善与关系倒退相伴。中美关系发展不断作‘周期’性运动......”【注释】陈德民：《90年代中美关系探析》，《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期，第12-15页。【注尾】在发表于1995年第1期《美国研究》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中，北京大学贾庆国教授提出了“有限冲突与合作”的模型来解释中美关系。他认为旧有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忽略了两国政府及两国领导人的角色，而新的“有限冲突与合作”的分析框架则弥补了这一缺陷。贾教授认为中美两国之间既存在着巨大的相互重叠的利益,又有众多互相冲突的利益，并且两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由此中美关系既存在着合作的领域，又有冲突的地方，但无论合作还是冲突都在有限的程度之内。【注释】贾庆国：《重新认识中美关系》，《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注尾】这一分析框架呼应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在1992年初提出的观点。他认为，鉴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使两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出现了相互冲突和重叠的利益，美国政府应当对中国采取“非敌非友”的政策。【注释】Harry Harding, “Neither Friend Nor Foe: A New China Policy for the Nineties,” The Brookings Review, Spring 1992, pp.7-12.【注尾】
这种“有限冲突和有限合作”论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即中美两国在诸如经济合作、维护东亚地区稳定、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和国际恐怖活动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但中美两国也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诸如社会制度、国家主权、干涉“内政”、美国“霸权主义”，以及中国试图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与国际新秩序”的要求。因此，由于两国利益时而重叠时而冲突，“合作”与“危机”便成了中美关系的经常性的主题。这种观点似乎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很好的解释。但当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时，缺陷便清楚地显露出来。
持“国家利益”观者在解释中美关系的变化时考虑到了国内政治因素。【注释】例如，贾庆国教授指出，两国不同的政治力量，出于不同的政治需求，采取各自的政治姿态和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贾庆国：前引文。【注尾】然而，问题是他们的论点与其对国家利益概念的依赖是不一致的。国家利益究竟是不断变化的，还是相对稳定的呢？根据国家利益流派的观点，国家利益可以“科学的”甚至“量化的”方式来界定。但中美两国在1999年初的国家利益与半年前相比有所不同吗? 如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那么如何解释在那半年期间中美关系的倒退? 国家利益论者试图引入 “国内政治”作为因变量来回答这一疑问。【注释】陈德民：前引文。【注尾】然而，这却偏离了他们原有的推理逻辑。因为如果是不同利益集团，党派政治（partisan politics）和选举政治（electoral politics）的综合作用导致中美关系的波动，那么就应该是“国内政治”而不是“国家利益”构成主要的解释变量。有学者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提出“三个主要的变量群”（即国内政治，决策环境，以及精英的世界观）的相互作用塑造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观点，【注释】David Shambaugh，“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1996, pp.180-209.【注尾】其中“精英的世界观”这一变量群便包含了知觉性(perceptual)分析的部分元素。但是沈大伟的分析框架的问题在于只从一国（中国）的视角剖析一国（中国）的外交政策，而并未将这些变量群用于解释中美关系的变化。而且沈大伟并未回答“精英的世界观”和“国内政治”是如何受知觉（perception）的影响的这样一个问题。这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也阐明了另一个需要进一步系统研究的领域：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s）和国内政治变量相互作用所扮演的角色。
二、知觉及错误知觉：一种知觉性的解释
虽然有一些学者指出了知觉及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但绝大多数的研究并未将知觉纳入一个系统性的框架。沈大伟指出，“现有领导层世界观中的一些可操作性元素对其如何解释国际事件和他国行为产生影响，相应地，这也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反应与活动构成了限制性条件。”【注释】David Shambaugh，op.cit.【注尾】但是，他并未充分探讨知觉与其他关键性变量相互作用时所扮演的角色。同样，贾庆国教授也指出“在有限的冲突与有限的合作之间，中美两国领导人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和根据这些判断所采取的政策对两国关系的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注释】贾庆国：前引文， 第47页。【注尾】但他并未进一步研究两国领导人所扮演的具体角色，以及他们的判断（基于信念、知觉或理性分析与选择）是如何影响双边关系的。
幸运的是，国际政治学中认知学派（cognitive school）【注释】随着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的兴起，传统的历史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受到挑战。行为主义（Behaviorism） 借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由“观察个人或动物等有机体在外界刺激下或既定环境中的表现和反应”开始，进而将其引申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认知学派（cognitive school）已成为国际政治学中代表行为主义的重要分支，其研究领域涵盖知觉（perception）、外交政策决策研究、威慑理论（coercive diplomacy）、吓阻理论（deterrence theory）、战争与危机的案例研究、领导人个性研究，等等。其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76）; Alexander L. Georg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等等。有关行为主义的介绍，可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三章第二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注尾】的著名学者，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理论空白。在名为《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经典著作中，杰维斯将知觉作为理解外交决策和国家行为的因变量而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认知学派的分析框架中，决策者被视为具有人类普遍存在的认知局限（cognitive limitation）的个人。由于这些局限性，外交决策者可能误解对手的意图和行为。正如杰维斯指出：“起作用的变量比我们所宣称要更多，”【注释】Robert Jervis，op.cit.【注尾】而知觉也并非唯一的解释变量。相反，外交政策的结果是由一组国内政治变量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国际政治变量的互动决定的。
杰维斯的研究归纳出了许多可验证性的分析性假设，对我们研究外交政策颇具启发意义：
第一，杰维斯认为：“一个常见的错误性知觉是认为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是集中化的（centralized）、有计划的和协调的，尽管事实通常并非如此。”【注释】Robert Jervis, op.cit., p. 319.【注尾】根据这一假设，决策者倾向于将一组事件的发生视为有计划的而不是偶然的,并且通常习惯将其他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通常是国家与政府）看作是单一的（unitary）。
第二，行为体经常会过高估计其影响力或作为目标的重要性。“当对方的行为与其期望一致时，行为体会高估其政策对结果所产生影响的程度……当对方的行为与其期望不相符时,行为体很可能认为这些行为由对方的内部根源导出的,而非对其自身行为的一种反应。”【注释】Robert Jervis, op.cit , p.343.【注尾】因此，当受到对方行为的伤害或威胁时，决策者易于夸大这一行为作为对方内部力量产物的程度，并且认为这一行为是出于伤害他们的目的。【注释】Ibid., p. 349.【注尾】
第三，期望和惧怕塑造着知觉，行为体所感知到的经常是他们（潜意识里）所希望感知到的东西，这意味着他们经常会陷入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的认知陷阱。【注释】Ibid., p. 356.【注尾】因而决策者经常对安全威胁极为敏感。如果一种特定结果的好处非常巨大，或者其成功的概率渺茫时，决策者便易于高估这种可能性。
第四，认知不和谐理论（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认为，认知不和谐会驱使行为者尝试减少不和谐的程度和试图取得认知和谐的均衡。当与经验认知不和谐的信息出现时，行为者会积极的避免增加这种不和谐的情形的发生，或者过滤掉有关信息，从而使认知保持和谐的均衡状态。由认知不和谐理论，我们可以导出行为体一般会试图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并且，决策者潜意识里会在他们已经取得的东西上附加更多的价值，努力减少他们所做出的牺牲。【注释】Ibid., pp. 382, 406.黛博拉·魏尔奇·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曾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对冷战起源作出独树一帜的解释。在她典范性的著作中，拉森对有关认知态度转变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作了精炼的总结，包括认知不和谐理论、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自我知觉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和图解理论（schema theory）。参见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注尾】基于认知不和谐理论，我们可以推出以下假设：行为者（国家），特别是当经历危机之时，倾向于忽略或过滤掉来自对手善意的信号。因为这些信号与行为者关于对手的固有认知是不一致的。根据认知不和谐理论，行为者会通过调整或过滤对外部信息的接受与解释来维持认知的和谐状态，因为在行为者（国家）的经验信息中对手是富有敌意的，而当对手释放善意信号时行为者接收的信息便出现了认知不和谐的状态。为了保持认知和谐的状态，行为者（国家）调整对外部信息的解释，譬如认为对手释放善意的信号只是一种欺骗性的手段而已。
通过应用由罗伯特·杰维斯、黛博拉·拉森等学者所发展出来的知觉性分析框架，我们得以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采取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而许多事件在这个新角度的考察下也变得清晰起来。知觉性分析框架的应用使得我们得以发展理解中美关系机制的新解释。
中国一些人习惯将美国视为一个单一的行为体（a unitary actor）。他们常常将美国政府视为其必须打交道的唯一决策者。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当中美之间有关人权、西藏，以及台湾等问题的冲突发生时，中国方面总是毫不犹豫的谴责美国试图“干涉”中国内政，并且指责美国企图通过支持藏独和台独势力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官方声明、领导人的讲话，甚至学术文章中见到这种指控。虽然这种反复出现的“错误指控”部分可以归因于中国一些人的意识形态因素（ideological biases），【注释】许多有关中国对国际关系视角的研究注意到中国现实主义者观察国际关系的方式。基若德·陈 （Gerald Chan）在其研究中国观察国际关系视角的专著中得出结论道，国家是中国决策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基本的分析单位。诸如主权，权力，国家利益，战争与和平，以及冲突与合作等常用的概念都以国家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桑德斯（Saunders）也指出现实主义是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国际关系的视角，而现实主义理论则可以解释相当部分中国外交政策行为。见Gerald Chan,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America Watcher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61, pp.41-65, March 2000.【注尾】但是应用认知心理学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知觉所扮演的角色。杰维斯对从这一假设所能推出的含义保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单一性和有计划性的假定（the assumption of unity and planning）有可能得出相对精确的预测。不过，尽管如此，提出如下观点仍是合理的：认识到这一知觉的根源将有助于减少国际关系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误解与错误计算。具体来说，对这一知觉的修正（例如通过获取更多信息或修正单一性和有计划性的假定）或许有助于中国决策者和学者进行对美国意图更为复杂和精确的分析，从而制定（或提供）更有效的政策（政策建议）。【注释】虽然一些中国学者对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府有着更为复杂的理解，但他们并非总是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具有影响。当两国间矛盾上升或危机出现时，他们的观点就进一步受到限制。【注尾】
第二个假设也可以通过在过去十年中发生的事件加以检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深深怀疑美国企图遏制削弱中国，乃至颠覆中国政权。在通常的对美友好言论的背后，中国媒体经常毫不客气地谴责美国在国际关系以及中美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特别是当两国间矛盾上升时尤为如此。这种“爱恨”情结突出的表现在一方面中国人对美国先进的经济和法律制度心存敬意和仰慕之情，另一方面却由于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经历而对美国怀有敌意。民族主义情绪在公众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兴起是另一个我们分析中美关系时需要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以说不》，一本由一群热血青年在90年代中期写就的充满反美言论的书一度成为中国的畅销书。【注释】这本书曾由香港明镜出版社重印。乔边、张臧强、宋强等编著：《中国可以说不》，香港·明镜出版社，1996年版。【注尾】《中国青年报》1995年在美国政府发给“台湾总统”李登辉赴美签证之后进行了题为《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调查。结果显示，87.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2%的受访者则说他们对美国的感觉最不好。【注释】周琪：《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现状：共同利益与争执》，《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注尾】有趣的是，在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注释】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注尾】一书在美出版后，迅速被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事实上，一些中国人认为这本书便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证据之一。
这里，知觉性的观点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对美国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包括决策者和公众）的新的理解。作为在中美关系中相对弱小的行为者，每当美国的行为伤害或者威胁到本身时，中国便易于夸大美国的行为是其内部有机力量产物和以损害中国为目的的程度。这种知觉在如下例子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在1995-1996台海危机时美国政府反复向中方保证美国无意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或支持台湾独立，但中方并不相信美国的这种“表态”。在某种程度上，美方对台湾问题的复杂的权衡被中方简化为蓄意支持台湾独立。这一假设也有助于我们分析中国在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之后的反应。不仅青年学生通过游行示威表达愤怒的情绪，强硬的评论也在中国的报章上纷纷出现。一种典型的阴谋论得到许多中国人的认同。这种观点坚称北约的轰炸是一个非常险恶的阴谋。 其主要论点如下：首先，由于被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的“反霸”立场和反对北约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所激怒，美国试图“教训”中国；第二，更为可怕的是，轰炸的阴谋是为了破坏中国的稳定和引发中国的内乱，美国可以从中坐收渔人之利。这种观点虽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但却是在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中也是非常流行的观点。在这一指控背后的假定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将中国视为对手，并企图在中国国力强大到足以挑战美国之前击倒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之所以许多中国人有这种知觉是因为他们过高估计了中国的潜在影响和重要性。他们相信中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是美国力图击败的主要对手。但问题是这种论点很难从现有的信息渠道得到实质性的证据，因而只能仅限于猜测而已。正如美国《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孟慕杰指出的，直到1995年中期以前，中国远不是美国外交政策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注释】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329.【注尾】而且当我们对美国可能有的其他选择略加考察时，这种情绪性指控的缺陷便变得明显起来了，因为这种“阴谋”远非最有效的办法。
杰维斯注意到“一厢情愿”可能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无论是试验性或自然性的场景设计都未能支持“一厢情愿”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论点。【注释】Robert Jervis, op.cit.,p.380.【注尾】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许多中国一些人毋宁习惯于将美国视为“傲慢”和“鲁莽”的霸权主义国家，而不是将美国作为一个复杂的客体，从其国内政治、社会制度，以及政治哲学等方面进行精细和复杂的考察。
三、归因理论和高峰会议
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认为鲜明的、具体的和第一手的信息比抽象的理论性材料更能对外交政策判断的形成产生影响。【注释】Deborah Larson, op.cit., pp.38-39.【注尾】因而高峰会议与国事访问便给了领导人通过个人接触获取印象的机会。而通常这些印象被赋予相当的重要性。正如拉森书中的例子显示，罗斯福对战后美苏合作前景乐观的部分可归因于他在德黑兰会议上与斯大林面对面会谈所得来的印象。【注释】Deborah Larson, p.39.【注尾】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过去的十年中举行了八次左右的高峰会议。我们可以预期他们从这些“个人”接触中获取的印象会对对方及其国家的看法都产生影响。
1992年7月在纽约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克林顿宣称要把美国建成一个“不屈服于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的国度。而同年10月在洛杉矶国际事务理事会（Los Angeles World Affairs Council）发表的演讲中，克林顿猛烈抨击当时的布什总统“和在天安门屠杀自由的人照常做生意”。【注释】James Mann, “Clintons Tough China Talk Keeps Diplomats Guessing,”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6, 1992, H 3.【注尾】克林顿1993年1月入主白宫时，他对中国仍然保持与竞选时一致的看法。当他决定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并附加条件时说道：“我认为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所坚信的东西，也为那个国家人民所受的待遇而坚持住。”【注释】James Mann, About Face, p.276.【注尾】然而，事隔五年，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他称赞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是一个“有着超凡智慧”和“充沛精力”的人，是“一个具有远见”并且“能够预见不同于现状的未来”的人。【注释】见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7月3日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转引自Peter H. Koehn & Joseph Y.S. Cheng eds., The Outlook for USChina Relations Following the 1997-1998 Summits: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40.【注尾】显然，这时克林顿对中国领导人有了比其就任初期抽象的贬低标签更为“人性化”的印象。与江泽民主席数年来的个人接触可能已经改变了克林顿对中国领导人的刻板印象。
从中国角度方面来看，国家主席江泽民与克林顿总统的“个人”接触也有助于掌握美国的意图。自从1993年11月在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上与克林顿第一次会面以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开始在国内提出对美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而在下面的案例研究中我将阐明，有理由相信江泽民与克林顿于1995年10月在联合国的会面使中国方面相信如果解放军在即将到来的台湾“总统选举”时“教训”台湾，美国将不会进一步介入。
四、关于台海危机的个案研究
1995至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有助于阐明知觉性视角如何使我们得以理解中美关系的微妙之处。在这个案例研究中，通过应用知觉性分析框架，笔者将阐释错误知觉是如何导致危机的升级，以及知觉因素如何与其他变量一起帮助我们理解两国间的互动的。
（一）美国决定发给李登辉赴美签证的决策
美国核发李登辉赴美签证的决定是一个众多复杂因素作用下的政策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克林顿总统本人的情感与考虑、美国国内政治角力（来自国会的压力），以及官僚程序和错误沟通，等等。要理解这一政策结果，我们必须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有所体会。不幸的是，对中国而言，这种复杂性经常是难以理解的。
克林顿对台湾有着正面的甚至颇为亲切的感情。克林顿于阿肯色州州长任内曾四次访台，受到国宾级的礼遇，并且亲眼目睹这个岛屿上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注释】John W. Garver,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67. 也可参见James Mann, About Face, p.274.【注尾】我们可以推断当克林顿权衡是否给予签证的决定时对台湾或许怀有同情。但是，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我们并不清楚这种个人情感在多大程度上对如此敏感而富有争议的外交决策产生了影响。不过，我们知道仅仅据此一年多前，当李登辉于1994年5月“出访”中南美洲时过境美国夏威夷时，美国国务院出于对中国反应的担心，曾拒绝让李氏在火奴鲁鲁停留过夜。【注释】James Mann，About Face，pp.315-320.【注尾】
如此看来，这一决策结果或许可以从美国国内政治方面得到更好的解释。1994年夏，克林顿政府下令重新审查美国对台政策。这一政策调整的后果是克林顿政府不仅重新确认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同时也表明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以及禁止台湾“总统”以除过境停留之外的任何形式访问美国。【注释】Ibid., pp.319-320.【注尾】此后台湾开始积极游说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试图扭转克林顿政府的对台政策。台湾的游说活动似乎奏效。1995年初，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公开宣称应该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并且准许台湾“总统”访美。金里奇宣称：“坦率的说，台湾应该受到尊敬的对待...... 它当然应当受到尊敬。”【注释】Ibid., p.320.【注尾】当时，支持李登辉访美的情绪正在不断的增长。1995年5月初，美国众议院以398票对0票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敦促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对康乃尔进行“私人”访问。紧接着一周后，参议院又以97票对1票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同时，美国媒体舆论也逐渐开始倾向台湾。【注释】James Mann，About Face, p.322.【注尾】由于在国内政策的制定上仍需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配合，最终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对政治现实屈服。
这一出乎克林顿政府意料的政策结果是因为克林顿政府忽视了国会山上的变化，而等到被迫试图扭转颓势时却为时已晚。同时由于缺乏准备，克林顿政府并未充分意识到有必要提醒中国领导人关于李登辉访美的可能性。
中国曾多次警告：李登辉如若访美将被视为美国与台湾关系非官方性质的重大改变，从而严重危及中美关系的基础。在1995年4月17日联合国的一次会面中，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对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保证美国国务院不会给予李登辉赴美签证。虽然克里斯托弗也向钱其琛提到，来自国会的不断增长的压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他试图多次在“国会强调政府的立场”，但是“未能说服任何人”。【注释】John W. Garver, Face Off, p.69.【注尾】克里斯托弗认为这些话是对钱其琛的预警,即克林顿政府可能顶不住压力。不幸的是，在中国人听来，这番话并没有克里斯托弗所期望的那些微妙含义。钱其琛后来对美国客人说：“美方曾向我保证不会给李登辉签证。你可以想象当美方发给签证之后，我的心里是怎样想的，别人又是怎样看我的。”【注释】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9，1995, p.3.【注尾】中国人被背叛的感觉、挫折感和愤怒在随后外交部的抗议中表露无遗：“当美国政府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这些评论的声音就几乎消失了。在这样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上食言，难道美国政府毫不在意其国际信誉吗？”【注释】China Daily, May 24，1995, p.4.【注尾】
（二）导弹危机和美国的反应：一场一触即发的军事对峙
美国国务院试图保持李登辉访问的低调和非官方性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调此次访问纯属私人和非官方的性质，而且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是在中国人眼里这些举动毫无意义。即使有一些持温和观点的人试图认真考虑来自美方的这些信息，但面对强烈反弹时恐怕亦无法如愿。另外，诚如杰维斯指出的，在危机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善意对方很难解释或相信，因为不仅事关重大利益，而且怀疑和害怕受骗的心理更是容易使强硬观点在政策争论中占上风。
中国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1992年对台F-16军售清楚显示美国对台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并且由于中国在当时以及随后对李登辉1994年东南亚的“度假”外交未能施以强硬反应，美国的这一政策变化愈加升级。于是，北京开始对美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首先宣布停止中美军事对话与交流。1995年5月26日，中国宣布“推迟”既定的国防部长迟浩田的访美行程。紧接着，暂停与美国的一系列谈判，取消美国军事和外交官员的访华行程。6月16日，外交部宣布召回驻美大使李道豫回国“述职”。华盛顿试图减少北京事实上从大使级降低中美关系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强调“我们继续寻求与一个强大、稳定、开放和繁荣的正在整合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责任感的一员的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关系。”并且宣称克林顿总统颁发李登辉赴美签证的决定“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华政策。”【注释】Garver, Face Off, p.73.【注尾】当然，中国再一次置之不理。
北京决定对台湾施以“颜色”是出乎克林顿政府预料的。7月19日，解放军宣布将在台湾以北的东海海域进行为期一周的军事演习，包括实弹演习和导弹试射。随着四枚M-9导弹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在台湾以北东海海域试射，台湾的股票市值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内暴跌33%。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在一个月内支持“台独”的人口比例下降了7个百分点。【注释】James Mann, About Face, pp.328-329.【注尾】
军事演习主要意在威慑台湾。有趣的是，美国的反应并不激烈。相反，美国政府继续低调处理台湾问题，希冀“搁置对此问题的争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如孟慕杰指出的，1995年夏季的事件将中美关系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中国第一次成为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而在此前的两年半中，克林顿的外交班子的注意力被俄罗斯、波斯尼亚、索马里和海地所占据。【注释】Iibd., p.329.【注尾】
长期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关注台湾的安全并且强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在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再次确认”其“利益在于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注释】关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有关单边声明，参见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92), pp. 373-390.【注尾】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本身并未包含类似声明，但当时由美国一条单边声明宣称：“美国有信心认为台湾人民面对着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的利益仍然在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且我们期望台湾问题会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1982年的《联合公报》称美国“理解和感谢”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美国国会随后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则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与台湾关系法》第二部分b款第六条称美国将保持“抵制任何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及社会或经济制度的武力企图或其他形式的威胁”的能力。【注释】Garver, Face Off, p.77.【注尾】不过，值得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认为《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单方面通过的国内法，有悖中美之间达成的具有更高约束力的双边协议。并且中国倾向于将《与台湾关系法》解释为即使在美军撤离台湾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仍然试图插手台湾的证据。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美国对台意图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阶段便已存在的种种分歧，中国很难完全相信美国的“善意”。相反，中国有太多的理由印证其怀疑，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到民族主义情绪，等等。
然而，在美国自身看来，美国对台政策是清晰的和前后一致的。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认为中国领导人肯定对美国的立场（对台湾安全的关注）有相当的了解。因此美国没有必要反复重申其立场。特别是在1995年中的紧张气氛下，这样的行为只会具有挑衅性。直至半年以后的1995年12月16日，美国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群才驶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国对中国大陆对台实施军演威慑之后的第一个军事动作。由于显而易见的时间上的滞后效应，中国方面忽视了这个信号的严重性，并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台军事威慑程度。
在此我们或许有必要对导致此后更为严重的危机的事件重新作一检视。克林顿政府并不想让李登辉访美一事危及中美关系。美国政府的立场在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副国务卿肯特·魏德曼（Kent Wiedemann）1995年8月3日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就克林顿政府的对台政策作证时表露无遗。魏德曼称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因为如此一来“台湾人民所取得的经济和政治进步将被置于危险的境地。”魏德曼并称美国主要的和唯一的关切便是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魏德曼警告说，美国“对三个（联合）公报的坚持取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当谈到解放军的军事演习时，魏德曼则说“我们不认为中国（大陆）对台湾构成即将到来的军事威胁。事实上，我们认为台湾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安全的境地。”【注释】“Taiwa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estimony by Kent Wiedeman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August 3, 1995.【注尾】
美国采取一系列外交努力试图修补中美关系。虽然克林顿政府没有答应中国“严正承诺”不允许李登辉及其他台湾高级领导人将来访美的要求，但是确实做出了一些让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让步。1995年8月1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亚太经合组织年会上向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递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亲笔信。在这封内容从未公开的信中，克林顿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做了一系列的承诺：首先美国反对台湾独立；其次，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再次，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注释】James Mann, About Face, p.330.【注尾】随后在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将这些承诺以所谓“三不”的形式提出。
当然中国实际上比美国更希望修补中美关系。1995年8月底，中国政府宣布驻美大使李道豫将返回华盛顿，同时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将出席9月在珍珠港举行的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仪式。【注释】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1995, p. A8.【注尾】9月底中国接受尚慕杰（James Sasser）为美国驻华大使。然而，华盛顿并没有对北京禁止将来台湾领导人再次访美的要求让步，克林顿也没有承认（affirmation）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大使级关系，军事交流和高层谈判在1995年8、9月间都逐渐恢复。
当1995年5月之后中国开始着手修补中美关系时，克林顿政府似乎松了一口气，美国并没有料到中国的下一步动作。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在10月中旬对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安全和军事考虑》的报告时，表示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企图支配或威胁周边国家的观点。
随后便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1995年10月24日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高峰会晤。在此次会谈中，双方都有意对台湾问题保持低调。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包括知识产权、中国“入世”和核不扩散等在内的一系列广泛问题。对于台湾问题，克林顿重申其8月1日致江泽民信中的关切，同时表示“尊重”北京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克林顿似乎并没有向江泽民强调美国的利益在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注释】Garver, Face Off, p.85.【注尾】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这次高峰会晤对中国领导人决定进一步于1996年初举行军事演习的决策的影响程度。不过，据一些香港的消息来源报道，在江泽民结束与克林顿的会晤返回国内不久中国旋即做出了这项决策。因此，可以假设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利用此次高峰会晤作为探测美国意图和底线的途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这里便存在着两个层次的错误：第一，从美国方面来说，克林顿政府误认为中国必定不会冒损及经济发展的危险进行冒险的军事行动，而且误认为中国必定对美国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相当清楚。知觉性理论的解释认为一个行为者会假定（assume）对方了解自己的意图，从而高估自己对于对方的影响。克林顿政府认为中国不会牺牲中美经贸关系便高估了美国对于中国的影响；而误以为中国了解美国的立场则属于典型的“一厢情愿”的错误。不幸的是，美国的这个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错误知觉与中国的误判。第二，从中国方面来说也存在着类似的知觉错误。中国认为美国应当了解中国的真实意图。通过军队的有限部署，中国已经发出了解放军无意对台发动真正军事攻击的信号。更为重要的是，通过1995年中的高层互动，特别是江泽民与克林顿的会晤，中国领导人推断当中国大陆“教训”台湾时美国会袖手旁观。在这种知觉下，1995年“尼米兹”号航母驶经台湾海峡的含义被忽视了。
1996年3月8日至15日，解放军开始了第一波的演习。3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威廉· 佩里发出警告：“独立”号航母战斗群已经被派遣到距离台湾“几百英里”之内的海域。【注释】Department of Defense News Briefing, Secretary William J. Perry, March 8, 1996, http://www.pentagon.mil.【注尾】然而尽管美国开始军事部署，3月9日，新华社宣布第二波解放军军事演习将于3月12日至20日之间举行。3月11日， 五角大楼宣布由“尼米兹”号率领的第二个航母战斗群已奉命驶往台湾外海加入“独立”号。美国派遣第二个航母战斗群，不仅表明美国不确定中国的意图，同时也包含着美国更为严重的关切。事后，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接受《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孟慕杰的采访时解释道：“我们并不希望事态升级。我们曾考虑只派遣一艘航母，但是觉得这个信号不够强烈。于是我们决定派遣两艘航母靠近台湾海域。我们认为这是足够强烈的信号。”【注释】Mann, About Face, p.36.【注尾】据报道，中国分析家对美国部署航母的举措颇为吃惊，因为这与其预测恰恰相反。【注释】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America Watcher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p.60.【注尾】中国似乎被美国对1995年7、8月间导弹试射的低调反应所误导。在中国占主导的观点是美国会置身事外或者至少不会很坚决的介入。中国的分析家认为美国领导人应当能够从情报中推断中国大陆的意图仅限于影响台湾领导人和民众的心理。中国大陆的宣传与实际军事能力之间的差距应该足以表明解放军无意真正攻台。因此，当美国在中国大陆试图教训台湾时选择介入时，中国方面有被背叛的感觉，吃惊与担心美国是否倒向台湾的焦虑交织在一起。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部署航母群“极不明智”，并且警告美国“小心不要给台湾发送错误的信息。”如果台湾当局将美国部署航母解释成美国“鼓动和支持”台独，情势将变得“极为危险”。【注释】XinHua News Agency, October 24, 1995 (trans. In FBIS, PRC, 27 October 1995, p.1).【注尾】有趣的是，事实上中国外交部的语调甚为和缓,不同于中国官方媒体的强硬言辞，这显然是试图让不断升级的对峙降温。
（三）案例分析：知觉性假设的验证
我们可以看到错误知觉贯穿台海危机，一如国际关系史上其他的许多危机一样。那么这些错误知觉是如何产生的？知觉性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解释。前面提出的知觉性假设可以通过此案例加以验证。
首先，中国方面未能理解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未能预见到其他选项的可能性。正如杰维斯所指出的那种常见的错误知觉，中国一些分析家将美国视为单一性行为者，在很大程度上，将美国政府等同于美国，于是没能理解国会在影响外交决策中的角色。这也许是许多中国分析家和研究者的看法。【注释】在国内的国际关系学术刊物上有时我们可以读到高质量的有关美国政治的分析性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这些作者表现出了对美国的制度、利益集团、媒体和国会对政策结果的影响的非常好的理解。但是在许多学者的理解中，美国总统需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任何决策负责。【注尾】因此当克林顿政府迫于国会压力而发给李登辉赴美签证时，中国人被激怒了，因为这恰好与他们长期以来对美国支持台独的怀疑相符合。其逻辑是，如果美国无意支持台独，那么为何美国政府要发给李登辉签证呢？
第二，正如杰维斯所指出的，行为者倾向于过高估计他们对客体的影响。当中国认为美国有意挑衅时，实际上夸大了美方行为是其内部力量的产物以及这些行为目的是伤害中国的程度。许多中国人被美国的行为激怒，并且认为美国的行为是蓄意削弱中华民族。但是如孟慕杰所指出的，在1995年台海危机之前，中国不是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然而中国却认为美国致力于遏制中国，因此很容易便夸大克林顿政府行为的象征意义。对中国而言，美国所谓的“和平解决的利益”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回想起来，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当时并无意改变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在中国看来，美国“不顾中方的一再劝告、交涉，公然允许李登辉访美”之举，是为台独撑腰打气。
第三，还有所谓的“一厢情愿”。中国假定美国会了解到解放军演习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意在“教训”台湾。而美国则相信中国清楚知道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真正利益，因而对1995年的导弹演习反应温和。不过，当解放军在1996年3月重新开始军事演习时，美国开始捉摸不定中国的真实意图：来自香港的强硬言辞只是北京对台北心理战的一部分，抑或它们也是测试美国干涉意愿和决心的探风球？从克里斯托弗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的谈话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感使美国决定派遣两艘航母，以避免局势失控。而当美国派遣航母战斗群时，中国则视为美国有意“向中方炫耀武力”。这些误解促进了危机的升级。
第四，正如前面所谈到的，江泽民与克林顿1995年10月的会晤有可能误导了中方对美国的真实意图和利益所在的理解。在一场强调合作与改善双边关系的高峰会晤中，由于美国总统克林顿没有针对“美国和平解决的利益”发出清楚而坚定的警告，这便使中国产生了一旦中国继续对台有所行动美国不会干涉的印象。
五、结论：构建知觉性分析框架
本文重新审视过去十年的中美关系，以期为理解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知觉性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国家利益”分析框架对中美关系的分析的缺陷是过于静态的描述，“国家利益”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观点过于大而化之，它不能解释中美关系一些突然的波动。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微观的理论框架，可以解释基于杰维斯、拉森及其他学者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不同于在中美关系研究中占主导性的“现实主义”观点的新的分析框架。本文表明，在应用知觉性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些有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的理解和解释。更为重要的是，由此的一个衍生观点是错误知觉有可能使国家间关系突破“国家利益”限定的范围而走向全面的冲突或错觉性的合作（illusory cooperation）。前者是国家间处于战争状态，譬如很多研究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对美国宣战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那么如何解释日本的这一决策呢？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激发了许多的研究，其中比较富有新意的一种解释是日本的决策结果是领导人错误知觉的产物。错觉性合作的例子有1997-1998年间中美试图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努力。但是随后两国关系的起伏使许多决策者和研究者推论道，受“国家利益”所限，中美关系之间不可能结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但是两国关系也不会坏到哪里去。这种观点似乎又回到了“国家利益”观的位置上。但为什么会出现试图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的错觉性合作呢？对于这样一个微观层面上的问题，“国家利益”观显然无法作出满意的回答。错误知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假设。【注释】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但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展开讨论。对这个问题尚没有正式研究观点出现，但在和一些学者的非正式讨论中，笔者发现主要的解释集中于克林顿政府的错误知觉。因为当时中国正致力于和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欧盟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出于担心中国的战略意图在国际格局变迁中占据主导，美国开始主动提出和中国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注尾】如果我们接受“国家利益”界定国家关系基本面的假定的话，那么知觉性的动态分析框架认为错误知觉有可能使国家间关系突破“国家利益”限定的范围而走向全面的冲突或错觉性的合作。
有人或许会问，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双方决策者能够通过从对方获取更多信息克服其认知失败（cognition failure）？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由于太多的其他变量诸如民族主义和国内政治等和知觉这一变量紧紧交互作用在一起，仅仅修正错误知觉并不足以防止“危机”的升级。
因此我的论点是，注意知觉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当它们独自作用时，而是当它们在一个有着其他国内政治性变量的系统中相互作用时——将加深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理解。不同于“国家利益”取向的观点，笔者也期望随着对观察国际政治的知觉性透镜变得更加熟悉，我们得以认识到知觉与其他国内变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并且为我们的后代创造更为稳定的中美关系。
王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