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
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国的援助政策
【注释】国内史学界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研究起步于崔丕先生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2000）一书。它以NSC5514号文件为中心研究了美国对韩政策与对日政策的关系，为本文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外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大致以两部著作为代表。一部是丹顿·斯顿·麦克唐纳的《从解放到自立时代的美韩关系》（1992），它以美国原档文件为主要依据，较系统地叙述了1945—1965年的美韩经济关系，但极少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料集的性质；另一部是日本学者李钟元的《东亚冷战与韩美日关系》（1996）。该书采用了以美韩关系为纵轴、以美日韩关系为横轴的研究方法，而且利用了上述提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进行了总体上的研究。缺憾之处在于其对该领域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细致程度不够。因此，以NSC5514、NSC6018/1号文件为中心，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尚属必要。
本文写作得到东北师范大学崔丕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注尾】
梁志
〔内容提要〕NSC5514、NSC6018/1号文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它们包含了该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则。本文以上述两个文件为中心，参照相关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考察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形成背景和内容，并从不同的角度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特点、影响作一考察。
关键词：美国外交/艾森豪威尔政府/韩国/援助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主要体现在NSC170/1、NSC5514、NSC5702/2、NSC5817、NSC5907、NSC6018/1等几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韩政策文件中。其中，以NSC5514与NSC6018/1号文件最具代表性，它们规定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则。将上述两个文件置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对日政策的大背景下，参照杜鲁门政府、肯尼迪政府对韩援助政策进行对照研究，有助于揭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
【注释】冷战时代，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亚洲”与“远东”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其范围大体等同于地理学中的东亚地区。【注尾】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之机，正值朝鲜战争僵持之时，结束朝鲜战争成为该政府的主要外交目标。经过交战双方的不懈努力，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然而，美国最高决策者认为：“朝鲜停战尚未表明共产党中国已经放弃了它的基本目的或以武力获取这些目的的企图。共产党只不过将停战作为削弱和分裂自由世界的手段。侵略的危险依然存在，尤其在东南亚。”【注释】NSC154/1, FRUS, 1952-1954, Vol.15, Korea, pp.1341-1342.【注尾】无独有偶，1953年10月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过去两年里东西方冲突最活跃的地区是远东。“在今后两年之内，西方在该地区的地位不可能有重大改善”，而且还“存在着严重恶化的可能”。依据以上认识，共和党政府着力加强了对远东的援助。1953年，美国对远东的援助占援助总额的14%。第二年，该比例上升至32%。这一切说明，与杜鲁门政府相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后大大提高了东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注释】蔡佳禾：《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注尾】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艾森豪威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防务，此间体现出来的一大特征是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1953年10月30日，新的有关国家安全政策的NSC162/2号文件获得通过，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地区中心主义的提出——美国应该鼓励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义务，主要指提供地面部队对付苏联的局部侵略。为此，必须将某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在美国的指导下，建立包括一定数量的国家或地区在内的地区性同盟体系。【注释】NSC162/2, FRUS, 1952-1954, Vol.2,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pp.591-593.【注尾】在东亚，主要表现为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其目的是遏制美国的主要敌人——中国。
50年代初期，杜鲁门政府东亚遏制战略的主要目标由苏联转向中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基本上继承了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衣钵。1953年11月6日，第一份有关对华政策的NSC166/1号文件出台。它认为，“美国远东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对付由于强大而充满敌意的共产党中国以及中苏联盟引起的力量结构的改变”。为此，“目前美国要以除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削弱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相对实力地位”。【注释】NSC166/1, FRUS, 1952-1954, Vol.14, The China Area, pp.279, 281.【注尾】1954年，以日内瓦会议为契机，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了对亚洲政策的重新评估。结果，12月21日NSC5429/5号文件获得通过。【注释】NSC5429/5, FRUS, 1952-1954, Vol.12, East Asia—Pacific Area, pp.1063-1068.【注尾】引人注目的是，在遏制中国的大图景下，美国政府勾勒出了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它与NSC5429号系列文件相生相伴。其主要内容是：支持、鼓励“建立一个包括菲律宾、日本、中华民国和韩国在内的西太平洋集体防务体系，使之最终与东南亚条约组织、澳新美条约组织联系起来。”【注释】NSC5429/5, FRUS, 1952-1954, Vol.12, East Asia—Pacific Area, p.1066.【注尾】不久，随着美国对日、韩政策的调整，西太平洋防务协定的内部分工被确定下来。
早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就一直要求日本重整军备，目的是恢复远东军事力量平衡，减轻美国为日本防务驻扎军队的负担。【注释】FRUS, 1952-1954, Vol.14, Japan, p.1290.【注尾】1954年3月，福龙丸事件引发了战后日美关系的第一次危机，推动美国重新审查对日政策。【注释】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307页。【注尾】4月7日，作为对日政策重审结果的NSC5516/1号文件问世,它表明美国正式接受日本“渐增军备”的发展方针，将对日政策的重点调整至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注释】NSC5516/1, 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p.59-60.【注尾】此后，重整军备问题不再是美日关系中争执不休的重要问题。可是，防卫日本、“恢复远东军事力量平衡”的任务又由谁来承担呢？在美国东亚政策整体性原则的指导下，该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韩国与台湾的身上，其副产品之一是美国重新界定对韩军事援助的目的。
1954年，随着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的签订、执行，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政治会议失败，以及美国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对日渐增军备的原则，新的对韩政策由胎动走向成熟。最后，1955年2月25日，NSC5514号文件出台。与母体NSC170/1号文件相比，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彻底地否定了以往提出并加以宣传的“中立化统一”的政策；第二，扩展美国对韩军事援助的范围，增强对韩军事援助的力度；第三，扩大了对韩经济援助的目标，确定韩国军事力量发展优先于经济力量发展的原则；第四，提出西太平洋集体防务协定构想。【注释】NSC5514, 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p.43-44，47.【注尾】至此，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中的内部分工具体地定位为日本的经济，韩、台的军事，菲律宾的政治。至1960年夭折为止，作为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构想之一，它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对韩援助政策。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国的援助政策
（一）《共同安全防卫协定》的签订与NSC170/1号文件
1953年3月末，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决定恢复板门店谈判。【注释】FRUS, 1952-1954, Vol.15, Korea, pp.818-819,824. 【注尾】也正是从这时起，李承晚开始强烈地反对按现状停战。6月，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赴韩国与李承晚进行有关停战协定的讨论。【注释】FRUS, 1952-1954, Vol.15, Korea, pp.1237-1238.【注尾】经过艰苦的协商，7月9日，双方大体上达成了协议：美方准备与韩国签署《共同安全防卫协定》；支持韩国扩大陆、海、空三军；为韩国提供经济援助。韩国回报以遵守联合国司令部与中朝签订的停战协定；将韩国军队继续置于联合国司令部控制之下。【注释】FRUS, 1952-1954, Vol.15, Korea, pp.1312-1314, 1326-1329, 1357-1359.【注尾】根据协议，8月份双方草签了《共同安全防卫协定》。【注释】FRUS, 1952-1954, Vol.15, Korea, pp.1489-1490.【注尾】
1953年6月8日，美国代表联合国一方就战俘问题与中朝达成协议，停战协定的签订指日可待。【注释】FRUS, 1952-1954, Vol.15, Korea, p.1151.【注尾】于是，自11月起，美国开始考虑对韩长期政策。11月1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NSC170/1号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韩长期政策的性质。在“政策目标”方面，长期目标是以和平手段获得朝鲜统一。当前首要的任务是保持韩国的实力地位；防止韩国被共产党颠覆或推翻，同时阻止李承晚在朝鲜半岛重启战端。从此，“中立化统一”的原则在美国对韩政策的长期目标中消失，蜕变为“行动方针”中与共产党谈判的立场。“行动方针”分为两部分：一是防止共产党或韩国重新使朝鲜半岛燃起战火；二是加强韩国的实力地位。有关后者的主要措施包括：批准与韩国的《共同安全防卫条约》；实施正在扩大的对韩经援计划，以恢复1949-1950年的生活水平。当前该计划的实施应重点强调那些“有助于很快提高韩国生活水平和不断提高生产水平的部门”，最终使韩国经济能够在最低外援的情况下得以支撑。【注释】NSC170/1, FRUS, 1952-1954, Vol.15, Korea, pp.1620-1624.【注尾】这种“短期行为”说明从一开始美国就不十分重视韩国的经济发展，以后美国对韩政策转向加强军援力度、军事发展优先也由此产生了可能性。
1954年11月17日，美韩交换了《共同安全防卫协定》的批准书，使该条约正式生效。同时，双方签署了一份关于对韩军事、经济援助水平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规定：1955年财政年度，美国计划给予韩国7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美国愿意支持总数为72万人的韩国军队，至1955年末帮助韩国组建10个预备役师，并提出了进一步扩充韩军与实现韩军现代化的计划。【注释】FRUS, 1952-1954, Vol.15, Korea, pp.1944, 1953; 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13.【注尾】由此可见，自1955年财政年度起，美国开始对韩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而且，《共同安全防卫协定》的生效及共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又将支持庞大的韩军、实现韩军现代化与美国对韩军事援助牢牢地捆在一起，艾森豪威尔政府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军援负担，终难卸下。1955年NSC5514号文件问世以后，该趋势进一步加强。
（二）NSC5514号文件的出台与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的转变
1954年12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调整委员会提出了NSC170/1号文件的第二个进程报告。其中，美国对朝鲜半岛形势的估计发生了重要变化。它认为,在1954年11月17日的美韩谅解备忘录中李承晚已正式保证任何时候不单独对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共产党当前的军事部署和态度并未表明他们有重新挑起冲突的企图”。最后它得出结论：冲突再起的危险已经下降；朝鲜半岛的统一前景目前还很渺茫。所以，“当前的美国对韩政策应首先强调努力获得韩国的实力地位”。【注释】FRUS, 1952-1954, Vol.15, Korea, pp.1948,1950-1951.【注尾】以上对朝鲜半岛形势的再估计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对韩政策的重审。
1955年2月25日，作为对韩政策指导方针的NSC5514号文件出台，3月10日获得通过。该文件包括目标和行动方针两部分。目标分为长期目标和当前目标。长期目标：统一的朝鲜具有自立的经济和自由、独立的代议制政府；对美国及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友好；由国际协议确保其主权与领土的统一；朝鲜军队足以保证内部安全并能够抵制外国的袭击。当前目标：“协助韩国使之能为太平洋地区的自由世界力量做出实质性贡献”；“阻止共产党通过颠覆或侵略获得更多的朝鲜领土”；“发展韩国军队使其足以保证内部安全并能够防卫韩国领土免受大国以外的袭击”。与NSC170/1号文件的政策目标相比，上述目标有两处重要改变。一是NSC170/1号文件的长期目标只强调统一后的朝鲜对美国友好，而NSC5514号文件的长期目标却强调统一后的朝鲜既要对美国友好，又要对其他的自由世界国家友好。这反映了美国欲把韩美双边关系扩大至韩国与整个自由世界的多边关系，从而使韩国真正成为自由世界一员的思想。该思想是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出现后在美国对韩长期政策目标中的反映。二是与NSC170/1号文件相比，NSC5514号文件提高了对韩国防务力量的要求。后者把NSC170/1号文件规定的韩国防务力量发展的长期目标变为当前目标，将长期防务力量要求扩展为防卫一切外国对朝鲜的袭击，并加入了“为太平洋地区自由世界力量做出实质性贡献”一款，因而扩大了对韩军事援助的范围，加强了对韩军事援助的力度。【注释】NSC5514, 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p.43-44.【注尾】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NSC5514号文件规定了五个方面的行动方针：关于停战协定；阻止或对付韩国重新挑起冲突；对再次挑起战争的共产党予以反击；加强韩国的实力地位；寻求与共产党达成满意的协议。由于日内瓦政治会议失败以及在美国决策者眼中朝鲜半岛冲突再起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因此前三个方面的行动方针新意不多，后两个方面的行动方针则变化颇大。美国准备从四个方向加强韩国的实力地位，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发展同自由世界国家的关系。经济上，继续通过扩大经援计划来加强韩国的经济。具体目标有三：恢复1949-1950年的生活水平；在不破坏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尽快提高投资额，重点加强那些能很快提高生产水平的部门；“使韩国能够承担更大份额的军费开支”。这最后一个目标是美国提高对韩防务力量要求的必然产物。从此，韩国军事力量发展优先于经济力量发展的原则确立下来。在发展同自由世界国家的关系上，提出了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美国对韩政策进一步被纳入美国东亚政策的轨道。对韩行动方针变化较大的另一个方面是“寻求与共产党达成满意的协议”。它规定了美国对于朝鲜统一的立场：“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按当地人口比例选出国民议会代表，建立亲美的、独立的代议制政府，在其领导下完成朝鲜统一”。至此，“中立化统一”的原则被抛到九霄云外。【注释】NSC5514, 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p.44-48.【注尾】
综上所述，NSC5514号文件的形成表明，在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与美国逐渐接受日本渐增军备的大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放弃了“中立化统一”的方案，提高了对韩国防务力量的要求。与之相应的是，韩国军事力量发展优先于经济力量发展的原则被确定下来，反映到援助政策上为对韩军事援助优先于经济援助，或者说将经济援助中的相当一部分作为防务支持(Defense Support)用于保持并发展韩国的军事力量。直至1960年，上述政策方针才出现根本性转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NSC5514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长期政策的确立，而NSC170/1号文件只是美国对韩政策由临时状态转入长期状态的中间环节，原因是它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与防止朝鲜半岛冲突再起联系在一起。
虽然NSC5514号文件确立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美国对韩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并非意味着此间美国对韩政策一成不变，表现在有关对韩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上即是NSC5514号文件、NSC5702/2号文件、NSC5817号文件与NSC5907号文件的依次更替。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以来，在经济上一直奉行“大平衡”的思想。上文提及的NSC162/2号文件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问题是：对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在此过程中，避免严重损害美国经济或削弱美国的基本价值、基本制度。”换言之，“维持健全的、强大的、不断增长的美国经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注释】NSC162/2, FRUS, 1952-1954, Vol.2,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pp.578,582.【注尾】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消灭财政赤字、维持收支平衡成为该政府的首要任务。50年代中期以后，巨额的外援开支与美国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凸显，“大平衡”的原则渐渐地难以为继。【注释】李钟元：《东亚冷战与韩美日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 第219页。【注尾】勿庸置疑，每年吞噬掉10亿美元美国援助的韩国对此难辞其咎。【注释】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p.217-218.【注尾】事实上，如果原定的对韩军事、经济建设计划继续下去，50年代后半期每年将耗费美国6.5-9亿美元，其中仅维持现有韩军一项就无限期地要求美国每年以6.5亿美元左右作为开销。【注释】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p.281-282.【注尾】于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考虑裁减韩国军队。
1957年8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NSC5702/2号文件，以取代NSC5514号文件。文件认为，“除非美国继续给予韩国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支持，否则最终共产党集团将可能成功地控制整个朝鲜”。但是，减少韩国对美援的依赖、使韩国在迈向经济自立的过程中取得更大的进步也相当重要。为了加强韩国的实力，军事上，1958年财政年度间，现驻韩美军仍旧驻韩，同时实现驻韩美军现代化(这时尚未决定是否装备“两用武器”【注释】在功用上既可以作为常规武器，又可以作为原子武器的一类武器。本文主要指762毫米火箭发射器与280毫米炮，它们既可以发射常规弹头，又可以发射核弹头。【注尾】)。在此期间，与韩国协商削减韩国现役军队，至少削减四个现役师，并尽可能少增加预备役师，回报以韩军部分现代化。同时，“在充分考虑敌人的情况、初步削减韩军的影响以及美国全球军援计划水平的前提下，计划在长时间内进一步逐渐地削减韩军”；政治上，主要是推进韩国民主进程与促使西太平洋防务协定的产生；经济上，开宗明义的一条即是“向韩国提供有助于支持韩国军队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在继续支持韩国军队的同时，逐渐加大有利于发展的财政投入”。上述规定表明，虽然美国正在努力削减韩军，但对韩政策中军事力量发展优先、军事援助优先的原则并未改变。【注释】NSC5702/2, 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p.492-494.【注尾】
1957年年中，美国开始与韩国谈判裁减韩军的问题。【注释】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p.455-457.【注尾】经过反复的较量，1958年2月，双方达成协议：在驻韩美军现代化(包括装备原子弹)及韩军部分现代化(主要加强陆军和空军)的条件下，韩国答应至1958年末将美国支持韩军的最高数额由72万降至63万(由于韩军实数只有69万人，因此实际裁军6万人)，即由20个现役师削减至18个现役师，海、空军也有相应的削减。11月19日，李承晚正式同意根据上述协议修改共同谅解备忘录。【注释】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438-439,505-507.【注尾】这样，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期内，美国实现了对韩国军队的第一次削减。然而，它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958年，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北朝鲜。可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坚持认为，中国军队撤出北朝鲜并未改变朝鲜半岛的军事战略形势，共产党再次侵略韩国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驻韩美军不应撤出韩国，韩军也不能再进一步削减。【注释】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471-474.【注尾】此后至1959年，军方也一直认为现在的韩军数量是能够保卫韩国安全的最低水平，国务院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大体同意上述意见，财政部、预算局的削军建议被湮没在一片反对声中。【注释】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561-565.【注尾】而且，从1958年末修改国家安全法危机开始，韩国陷入政治混乱之中。【注释】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508-509.【注尾】一直到1960年韩国总统大选，美国关注的焦点始终是恢复韩国的民主秩序及保证总统大选的公正、自由，继续削减韩军一事暂时被搁置起来。体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中为1958年8月11日的NSC5817号文件，它规定：“计划在1958年财政年度间尽可能地进一步逐渐削减韩军。但这样的计划要考虑到国际形势、敌人的情况、最初削减韩军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驻韩美军现代化以及美国全球军事援助的整体水平等因素。”【注释】NSC5817,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487.【注尾】在上述诸多条件的限制下，再加上“尽可能地” 这一措词，美国对削减韩军所持的不坚决态度早已跃然纸上。及至1959年6月25日NSC5907号文件被审议通过时，美国决策者干脆将“削减韩军”一款删除，只是模糊地在脚注中规定：至1959年末，美国会一直协助韩国支持63万人的军队。【注释】NSC5907,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575.【注尾】与此同时，上述两个文件保留了NSC5702/2号文件中有关驻韩美军继续驻扎韩国及韩美军现代化的规定，在加强韩国实力地位的政治条款(含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和经济条款上，也与NSC5702/2号文件相一致。【注释】NSC5817,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486-488; NSC5907,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575-576.【注尾】也就是说，韩国军事力量发展优先或者军援优先的原则被继承下来。直到NSC6018/1号文件形成，该原则才开始得以转变。
（三）NSC6018/1号文件与美国对韩援助政策
第二任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韩国政治混乱、经济停滞，最终促成了1960年美国对韩政策的重审。1958年11月，韩国政府将新的国家安全法呈递给国民议会，反对党民主党以其破坏出版自由、阻碍反对党发展为由予以否决，国家安全法危机由此产生。【注释】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508-509.【注尾】12月24日，自由党强行使新的国家安全法获得通过，民主党对此强烈抗议。 【注释】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520,541.【注尾】二者僵持不下，危机愈演愈烈。这种政治混乱一直持续到1960年4月李承晚下台。此外，由于美国对韩经济援助的数额明显下降以及李承晚政府将经济发展视为次要目标等原因，韩国1958-1961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3%。【注释】Gerald L. Curtis, Sungjoo Han, The U.S.:South Korean Alliance (D.C. Heath and Company, 1983), pp.187,189.【注尾】更令美国人担忧的是，此时的北朝鲜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态势。【注释】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p.287-288;1953-1961年北朝鲜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另见JongChun Back, Probe for Korean Reunification Conflict and Security (Seoul Computer Press, 1988), pp.89-90.【注尾】1958年2月初，金日成提出和平统一建议，呼吁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这次“和平攻势”至少持续了半年多。【注释】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436-437.【注尾】一时间，韩国的独立地位似乎真的变得岌岌可危。
面对以上情况以及始终难以摆脱的对韩援助重负，美国政府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1959年1月30日-2月15日，由德雷珀(Draper)率领的负责研究美国军援计划的总统委员会远东分委会访问了日本、韩国与台湾。其结论是：“应该制订并实施韩国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当韩国军队实现现代化时，以后备役师代替部分现役师”。【注释】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543.【注尾】1960年8月，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在给美国驻韩大使的备忘录中认为：“看起来，韩国的基本问题是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问题”。如果美国不能消除目前韩国广泛存在的社会分裂、革命及颠覆危险并使韩国达到“经济起飞阶段”，共产党就会乘机利用这次机会。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相当困难，原因是美国一向在对外事务中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自给自足、自助自决的原则，况且韩国人民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优越感相当强烈。鉴于以上情况，美国应该适当地降低其在韩国的作用。【注释】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682-683.【注尾】以上建议或看法成为1960年美国对韩政策重审的又一推动力。
1960年11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提出新的“美国对韩政策”文件草案，编序为NSC6018。经过12月8日、12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两次讨论修改，成为NSC6018/1号文件，1961年1月18日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它主要包括两部分：目标与主要政策指针。“目标”部分依旧分为长期目标与暂定目标。长期目标具体界定了自由、独立的代议制政府的含义，即“对公众愿望做出有效反应并能有效地处理社会问题”，其他的未变。暂定目标更加强调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自立与韩国政府自身的责任，即使韩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韩国政府，其政策、制度及建设性的行动计划能不断地促进国家统一和进步，满足公众愿望，减少腐败，体现个人自由、社会公正等自由世界思想”；不断地取得“有益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经济进步”，“从而减少对外部军事、经济援助的依赖，最终获得经济自立”。【注释】NSC6018/1,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700-701(按NSC6018/1号文件与NSC6018号文件一致之处引用NSC6018号文件).【注尾】由是观之，艾森豪威尔政府此时已经认识到了李承晚政府倒台与韩国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留给它的经验教训，因而在对韩政策目标中更加突出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进步，以往过分强调韩国军事发展、对韩军事援助的思想正在发生转变。
“主要政策指针”部分囊括十方面内容：国内政治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改革与发展计划、国际关系、联合国代表权、保卫韩国、韩国军队、统一、北朝鲜，以及美韩关系。它具体而微地规定了对韩政策的行动方针，去其粗末，可以从四个角度来概括其新意所在。
第一，重视韩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鼓励韩国进行诸多方面的改革，强调韩国政府要对其自身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文件认为，“要向韩国领导人强调：无论其面临的短期问题是什么，韩国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的长期生存能力取决于他们如何满足韩国人民对社会进步和个人尊严的渴望。”具体地说，美国应“促使韩国领导人和民众理解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想，并将其作为实现韩国人民物质、精神愿望的有效基础”，进而防止独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中立主义对韩国的侵蚀。与此同时，“鼓励、协助韩国领导人制定并完成有利于全体韩国人民的经济、劳工、军事、教育和文化计划”，“力求保证这些计划符合自由世界的原则及目的，但要按韩国人的想法设计执行”。【注释】NSC6018/1,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701-703.【注尾】
第二，鼓励韩国努力获得经济自立，有计划地发展韩国经济，逐渐减少美国对韩经援中的赠予部分，代之以长期贷款，从而减轻美国的对韩经济援助负担。文件规定：美国应“鼓励韩国努力获得最终的经济自立”。为此，协助韩国立即制定并实施能够“建立起合理的经济、财政基础”、“推动经济进步与经济稳定”的计划和政策，“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私人资金参与韩国的经济发展”，“逐渐减少美国对韩经援计划中的赠予部分”。【注释】NSC6018/1,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702.【注尾】
第三，放弃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降低对韩国防务力量的要求，重新确定韩国军队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一条中，文件仍强调“要促使韩国与日本、与菲律宾、越南、台湾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但1955年以来一直存在的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却消失了。而且，美国还决定将韩国的防务与在远东的美国和其他自由世界国家的军事力量联系起来。文件认为，应该“在韩国驻扎足够的美军及其支持力量，以确保通过联合国司令部与韩国军队、在远东的美国及其他自由世界国家的军事力量一起立即有效地抵制任何共产党对韩国的侵略”。同时，“促使韩国军事领导人充分理解韩国军队在国民生活中的应有作用，包括：政治中立；支持文官政府；支持韩国政府在军队中消除腐败的计划；在不影响其基本军事任务的前提下，将军队的技术和人力用于发展规划，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注释】NSC6018/1,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703,705.【注尾】
第四，促使美韩关系向平等的方向发展。文件规定，美国应“以一种平等的伙伴精神指导美韩关系与美国在韩行动，凡涉及相互利益的事情要与韩国政府协商”。为此，“在保证美国对韩政策能够正确执行的条件下，将美国在韩组织机构的人员和设施的规模、行动范围及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注释】NSC6018/1,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707.【注尾】这项规定是韩国民族主义上升的必然结果。
总之，NSC6018/1号文件的问世表明，1957年以后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其任期即将结束之时，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韩国的政治民主、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上。其中，将美国的经援计划建立在韩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以及利用韩国军队促进韩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思想充分说明美国已不再像以往那样过分强调韩国军事力量发展或对韩军事援助。与此同时，该文件十分重视韩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四者应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它主张韩国政府对自身发展应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的作用主要是“建议”、“指导”和“鼓励”，两国关系也因此开始向平等的伙伴关系转变。但此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从韩国军事力量发展优先与对韩军事援助优先的原则上彻底地“后退”。NSC6018/1号文件仍然认为，美国应该继续为韩国提供“有利于支持韩国军队、支持韩国努力获得经济进步并最终达到经济自立的经济、技术援助”。【注释】NSC6018/1,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702.【注尾】而且，在削减韩国军队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依然不十分坚决。上述文件主张，“在与美国政策目标相一致的前提下，根据韩国政府可能提出的关于削减韩国军队的建议与其达成协议”。【注释】NSC6018/1,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p.705，713.【注尾】这样，美国政府便把削减韩国军队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韩国政府。从这个角度讲，NSC6018/1号文件仅仅表明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放弃对韩军援优先原则的趋势，而非实际意义上的彻底转变。
三、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特点及影响
（一）与杜鲁门、肯尼迪政府在对韩援助政策上的区别与联系
与杜鲁门政府的对韩援助政策相比较，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韩援助政策具有三方面特点。首先，从总体上看，杜鲁门政府的对韩援助政策具有有限性与临时性，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韩援助政策更多地体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1947年美苏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失败后，美国开始考虑对韩援助政策。1949年3月的NSC8/2号文件详细地规定了对韩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事宜，表现出某种长期政策的特征。【注释】崔丕: 前引书，第200-205页。【注尾】但由于军方和国务院在对韩政策上的分歧没有彻底弥合，再加上一年多以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原有的援助计划难以付诸实施，对韩援助政策的有限性与临时性随之延续下来。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美韩签订了《共同安全防卫协定》。不久，NSC170/1号文件出台，对韩援助政策趋于稳定。至NSC5514号文件问世，美国对韩援助政策中军援优先的原则得以确立。至艾森豪威尔政府末期，该原则仍然有效。其次，在军事、经济援助的构成上，1950年以前，杜鲁门政府内部在对韩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军方认为，朝鲜对美国来说军事战略意义不大，应该撤出驻韩美军；国务院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朝鲜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美国要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促进韩国自立。二者相结合，导致此时的美国对韩援助主要服务于政治与经济目的，经援重于军援。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人力资源有限，再加上战事很快呈现出持续胶着状态，发展当地军事力量成为当务之急。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韩国军队很快由10万扩展到60万。因此，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韩援助大体上以军援为主。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立即致力于结束朝鲜战争，为了得到李承晚对签订并遵守停战协定的支持，美国允诺将韩国军队由16个师提高到20个师。于是，杜鲁门政府临时性的对韩军援优先的原则被继承下来。1955年，在“遏制中国”的大背景下，NSC5514号文件确立了韩国军事力量发展优先于经济力量发展的原则，对韩军事援助优先成为其副产品，一直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末期始终未变。再次，两届政府对韩经济援助的目的不同。“美国军事占领期间，南朝鲜经济崩溃导致其急需救济援助”。【注释】Gerald L.Curtis, Sungjoo Han, op.cit., p.185.【注尾】1945-1949年，“美国政府对占领区的援助和救济”计划对韩拨款6.5亿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粮食。【注释】Donald Stone Macdonald, U.S.Korean Relations From Liberation to Self reliance (Westview Press, 1992), p.229; Gerald L.Curtis, Sungjoo Han, op.cit., p.185.【注尾】“1950年，南朝鲜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注释】Gerald L.Curtis, Sungjoo Han, op.cit., p.185.【注尾】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一次使它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无奈，美国对韩经济援助“再次强调防止疾病和骚乱”。【注释】Donald Stone Macdonald ,op.cit., p.248.【注尾】总之，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对韩经济援助主要是为了维持韩国人民的生计与韩国最基本的经济活动，防止韩国经济在重建之前彻底崩溃。1953年7月17日，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了关于加强韩国经济的NSC156/1号文件。文件规定，在满意的停战协定签订后，对韩经援的目的转向恢复1949-1950年的生活水平及经济重建。【注释】NSC156/1, FRUS, 1952-1954, Vol.15, Korea, p.1386.【注尾】1957年，美国完成了上述任务，对韩经援的目标转向扶植韩国经济走向自立。由此可见，在杜鲁门政府对韩经济援助的基础上，恢复、发展韩国经济，最终使韩国经济走向自立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经济援助的主要目标。概言之，具有有限性与临时性特征的杜鲁门政府的对韩援助政策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确立准备了条件，其中，朝鲜战争的爆发与遏制中国政策的长期化、制度化是两届政府对韩援助政策区别与联系的主要动因。
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韩援助政策还对其继任者肯尼迪政府的对韩援助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1年1月，充满活力的约翰·F·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上任伊始，他即提出了新的外援政策，指导思想上一改过去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援助只重军援和短期“冷战”目标的状况，更多地着眼于长期的开发工作。【注释】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第435页。【注尾】在援助类型上，努力实现由军援为主向经援为主、由赠予援助向长期贷款的转换。【注释】FRUS, 1961-1963, Vol.22, Korea, pp.445-446,533.【注尾】在援助对象上，出于反对古巴革命，改善美国在拉美的形象等目的，肯尼迪政府通过“争取进步联盟”向拉美地区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此后美援的主要接受地区由东亚转向了拉美。具体到对韩政策，肯尼迪政府认为，与韩国再次被侵略的可能性相比，因为其内部弱点而被颠覆的可能性更大。换言之，韩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政治纷争、经济停滞与社会不安，这些使它在面临共产党颠覆时变得更加脆弱。【注释】FRUS, 1961-1963, Vol.22, Korea, pp.474,553.【注尾】基于以上认识，6月1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第2430号文件(NSC Action No.2430)出台，取代了NSC6018/1号文件。它认为，美国在韩国的经济目标是“扭转目前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建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特定目标”。至此，美国对韩经济援助与韩国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相结合的原则得以确立，对韩经济目标不再是以往模糊的经济稳定或经济自立，而是特定的经济增长率。文件还规定，“需指示美国军事人员鼓励并支持韩国军队更多地参与‘国家公共设施建设计划’与其他适合的公共事业工程”。【注释】FRUS, 1961-1963, Vol.22, Korea, pp.484-485.【注尾】由此可见，肯尼迪政府的对韩政策特别是对韩援助政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NSC6018/1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即充分重视韩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美国的经援计划以韩国长期经济发展为目标；将韩国军队用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该政府完成了由韩国军事力量发展优先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的转变，过分强调对韩军事援助的现象得以扭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NSC6018/1号文件为肯尼迪政府新的对韩政策准备了基本框架。
（二）在东亚政策中的地位及其转变的限度
美国对韩政策是美国东亚政策的一个子系统，所以作为美国对韩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韩援助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它在东亚的主要敌人，“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的首要目的。如前所述，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前夕，美国政府认为，“朝鲜停战并未表明共产党中国已经放弃了其基本目的或以武力获取这些目的的企图”，停战只是共产党“削弱、分裂自由世界的一种策略”。【注释】NSC154/1, FRUS, 1952-1954,Vol.15, Korea, pp.1341-1342.【注尾】以此为依据，美国将韩国军队扩大到20个师。为了使韩国军队成为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后备力量，有效地“遏制中国”，1955年美国确立了对韩军事力量发展优先、军援优先的原则。虽然1956年以后美国急欲减轻对韩援助负担并实际削减韩国军队两个师，但军援优先的原则始终有效。1958年，中国军队撤出北朝鲜。可是美国决策者坚持认为该举动并未改变朝鲜半岛的军事战略形势，这使进一步削减韩军难上加难。【注释】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472.【注尾】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大大地提高了盟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地位。1953年10月出台的有关国家安全政策的NSC162/2号文件认为，“如果没有盟国的支持，即使美国付出再高的代价也无法满足自身防务要求”。盟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为美国提供海外军事基地；使其武装力量、经济资源在冷战中从属于美国一方；密切配合美国的冷战战略，尤其在使用原子弹方面。【注释】NSC162/2, FRUS, 1952-1954, Vol.2,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pp.583-584.【注尾】与前面提及的“大平衡”战略相联系，同时也是为了取得盟国的理解与支持，美国非常重视盟国经济的健全发展与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基于此，1954年美国缓和了对苏东的贸易管制。在某种程度上，该政策调整确实推动了西方国家与苏联贸易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中国是一个军事侵略国，所以对共产党中国的经济防卫政策不同于对苏联集团其他国家”，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中的“中国差别”问题由此产生，提高美国亚洲盟国生活水平的问题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一届任期内一直议而未决。【注释】崔丕: 前引书，第336-339页。【注尾】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加强了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援助。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已经由军事进攻转向政治、经济渗透。【注释】FRUS, 1955-1957, Vol.10, Mutual Security and Foreign Aid, pp.28-30.【注尾】于是，美国适应性地将对苏冷战的重点调整至争夺不发达地区。1957年5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有关国家安全基本政策的NSC5707/8号文件。鉴于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该文件强调在对苏斗争中美国要更多地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为了“支持、鼓励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文件决定将对盟国援助政策中的“军事援助优先”转变为“经济援助优先”，通过经济开发援助来加强盟国的实力地位。【注释】NSC5707/8, FRUS, 1955-1957, Vol.19,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pp.513-516.【注尾】上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957年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巴统成员国放弃东西方贸易管制中的“中国差别”政策 ，并引发了美国转变对韩援助政策的探索。
简言之，1956年美国开始考虑裁减韩军，将节余的军事援助用于促进韩国经济发展。但最终在驻韩美军现代化、韩军部分现代化的前提下只削减韩军两个师，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军费节余（此过程前已述及，此不赘述）。结果，一直到1960年末、1961年初NSC6018/1号文件出台美国对韩军援优先的总原则才开始出现松动。也就是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期内，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由“军事援助优先”向“经济援助优先”的转变并未实现。
（三）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影响
1953-1960年，韩国一直接受着美国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受援国之一。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1956年韩国基本上完成了重建任务。这期间，不算防卫支持援助和其他非军事援助，至1957年财政年度，美国对韩经援已达10亿美元。【注释】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294.【注尾】可以说，“主要来自于美国的空前的对韩经济援助推动了韩国的重建进程”。【注释】Gerald L.Curtis, Sungjoo Han, op.cit., p.187.【注尾】1957年，韩国经济转入发展期。可是，1958-1961年韩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3%。其中，美国对韩经济援助自1957年以后趋于下降是一个重要原因——1958年为3.213亿美元，1959年为2.222亿美元，1960年为2.454亿美元。【注释】Gerald L.Curtis, Sungjoo Han, op.cit., p.189.【注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艾森豪威尔第二届政府时期，韩国军队在美国军援的支持下实现了相对现代化。此间，美国“以现代化的原则组织、管理、指挥韩国军队。因此，韩国的服役人员和军官能够学到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技术(包括运输、通讯、建筑等方面)，……”，这在以后韩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注释】Gerald L.Curtis, Sungjoo Han, op.cit., pp.188,191.【注尾】1961年11月，朴正熙访美。韩美达成了在不影响军队基本责任的前提下，将韩国军队用于韩国经济发展的共识。【注释】FRUS, 1961-1963, Vol.22, Korea, p.533.【注尾】
如前所述，美国对韩援助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反过来，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对美国东亚政策也有反作用。朝鲜战争期间，韩国军队由10万猛增至60万。停战协定签定前，美国又答应援助韩国进一步扩充韩军，由16个师（60万人）增加至20个师（72万人）。在此期间，台湾的军事力量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53年，台湾总兵力已达50万。【注释】FRUS, 1952-1954, Vol.14, The China Area, p.325.【注尾】毫无疑义，韩国和台湾所拥有的庞大的军队是1954年确立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的前提条件。美国之所以能够接受日本渐增军备，部分地也是由于美国对韩、台的军援已使它们的军队具备了防卫日本的能力，即韩国、台湾充足的军事力量使西太平洋防务协定内部具有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正是该协定的价值所在。而且，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美国一直援助韩国发展并保持60几万人的军队，对韩军事、经济援助成为美国沉重的、但又不可推卸的负担，韩国的经济发展也因此举步维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国极力推动日韩关系正常化，以求通过日韩经济关系的恢复及日本对韩援助来减轻美国对韩援助负担、促进韩国经济发展。然而，事与愿违，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国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反倒促成了韩国国际关系的单一化。50年代末以前，李承晚一直亲自掌管外交，他对对外关系扩展不感兴趣，情愿将韩国的对外关系集中于美国，特别是影响美国提供更多的援助并减少美国的干涉。【注释】Donald Stone Macdonald ,op.cit., p.111.【注尾】抑或是说，美国对韩援助使日韩关系正常化在经济上不具有十分的紧迫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韩援助成为李承晚统治时期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夭折、日韩关系未实现正常化的原因之一。【注释】宋成有、李寒梅等人所著的《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认为，1952-1960年日韩复交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在于：当时两国国民感情上的严重隔阂；两国首脑人物互不信任，怀有敌对情绪；彼此间缺乏密切的经济联系（50-60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美国和东南亚，韩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主要借助于美国的援助，而不是日本，两国之间缺乏必要的发展彼此经济关系的愿望）。笔者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尤其是第三个原因，它与本文的想法不谋而合，详见该书第297-298页。【注尾】1961年5月，韩国发生军事政变，朴正熙上台，他一改李承晚政府不重视韩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将韩国的主要任务调整至在保持军事力量的同时发展经济。可是，如前所述，此时美国对韩经援在日益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将目光转向经济高速发展的近邻日本”。为了寻求日本的援助，促进日韩商贸关系，韩国开始积极推动日韩关系正常化。1961年11月，朴正熙访日，并与日本首相池田举行会谈。【注释】宋成有、李寒梅：前引书，第298-300页。【注尾】这次会谈是日韩关系走向正常化的里程碑。【注释】Donald Stone Macdonald ,op.cit., p.133.【注尾】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国大量的援助对日韩关系正常化客观上产生的一定的障碍作用以及韩国迫切需要日本经济援助对日韩关系正常化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总之，美国对韩援助政策既推动了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的产生，使美国更加急于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又导致了西太平洋防务协定构想的夭折，使韩日关系正常化在李承晚统治时期难于实现。
此外，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对美国的全球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1956年9月，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97次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美国整体海外支出与收支平衡状况日益严重的问题。其中，财政部长汉弗莱认为“美国必须立即想办法将海外支出削减10亿美元”，在他看来，“削减的办法是先决定美国有能力承担的海外支出的准确数额，然后再根据该数额调整个别地区的计划”。对此，艾森豪威尔提出异议。他说，“韩国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它能够帮助我们决定在全球支出方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是想从解决个别地区的问题入手来削减10亿美元的海外支出。最后，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占了上风，他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份报告，确定今后两年符合美国在韩利益的美、韩军的最低水平。【注释】FRUS, 1955-1957, Vol.23, Korea, pp.312-314.【注尾】10月份参联会提出了该报告，结论是：在美军现代化、韩军部分现代化的前提下削减韩军四个师。经过与韩国“艰苦卓绝”的谈判，最终只裁减了两个师，整个削减10亿美元海外支出的“实验”宣告失败。由是观之，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国的战略地位明显提高，对韩援助成为美国对外援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美国对韩军事力量发展优先或军事援助优先的原则不变，美国对外援助的实质性削减就不易实现。
梁志:山东烟台师范学院马列部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