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0年第3期
希望的历史，历史的希望
——读《中美关系史1949-1972》
熊志勇
拿到《中美关系史1949-1972》(陶文钊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已是一个多月之前的事情，由于工作繁忙，竟未能一口气把它读下来。但正因如此，给我留下更多的思考时间。
这本书洋洋40余万字，覆盖了本来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的20余年的中美关系。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美国政府却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认为非共产党国家现在不必要急于承认”。(见此书，第2页，下同)结果，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才把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周恩来总理握手。尽管这20多年间，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甚至连民间关系也罕见，但两国间的关系却并非空白，只不过充满了战争与冲突。1950年，美国介入朝鲜战争，随后中国人民则采取了抗美援朝的行动。这场战争持续了3年的时间，造成双方人力损失各几十万人(到底是多少？这么重要的问题本书未讲，查了其他几本中文书，只说美方损失39万人)。1954年和1958年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时，双方都已箭拔穹张，只不过由于都有意识地避免直接冲突，才没有出现直接交火的局面。60年代后半期的越南战争期间，虽然双方没有面对面地进行军事较量，但实际上美国飞机的轰炸已波及中国与越南的接壤地带。而中国的志愿部队也已进入越南，参加防空作战和后勤支援。若没有朝鲜战争的教训，很难讲两国不会交火。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执行“遏制”的对华政策，而中国采取了“反帝”的对美政策，因此两国在许多地方和许多领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对抗。
尽管这段历史是沉重的，但中美两国都没有放弃缓和的希望。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
上，中国主动要求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建立领事级的接触。1956年，中国邀请美国记者访华，可惜未成。1965年，美方也提出记者和医生的互访。从1955年开始，长达16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断断续续，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但它反映了两个敌对的政府仍希望保持联系的基本愿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62年这个会谈使台湾海峡双方以及与美国之间避免了一场冲突。到了60年代末，美国决策者明确地要改变对华政策，缓和两国的关系；中国的领导人也同样希望跟美方谈缓和问题。正由于这种希望的力量，把两国人民从70年代开始逐步带到了一起。
此书在记述和分析这段历史时较为深入，不放过一些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或不在意的事件和细节。例如书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英国等西方国家不顾美国的劝阻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美国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采取了“延缓审议”的态度，但英国认为“继续支持蒋介石正在给西方国家在亚洲带来不可言喻的损失”。(第96页)法国也基本上同意英国的意见。在禁运问题上，美国试图严加管制对华贸易，而英国却尽力“把一只脚留在中国门内”。(第100页)法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见，即使在东西方严重对抗的时期，美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也难于让其盟国绑在一起，因为各国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着眼于具体利益的分析，此书更明确地指出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内部意见都不一致。一些有关这次会议的中文书中只指出西方阵营的不一致，对东方阵营的不一致最多是一两句话带过，而此书的作者却逐一介绍了中国、越南和苏联三方的不同考虑。(第165页)苏联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出发，倾向于在印度支那达成和平协议；越南“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和越南的革命形势有足够的估计”，对解决印支问题抱有自己的期望；中国担心“美国可能的干涉及由此引发的中美军事冲突”，主张尽一切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书中还提到1964年，美国曾打算阻止中国发展核力量，但多数决策者认为这么作即使能够成功“也是代价高昂的”，因此放弃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世界各国，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虽然意识形态是重要的，但决策的关键还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从这个结论出发，我注意到此书中介绍的一个过去没有人谈过的情况，也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想。在1954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认为在印度支那“一个名义上的非共产主义的联合政府将最终把国家交给胡志明，而不会有任何由美国或英国替代法国的机会”。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不可能派自己的军队去印度支那作战。书中特别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美国如果派一名作战的士兵到印度支那，那就把美国的威信全部押上去了，不仅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威望，而是美国在全世界的威望。”因此，美国只能使用当地土生土长的军队，甚至使用当地的空军和海军来支持他们自己。(第160页)显然，美国当时并不想把事态扩大。美国政府的这种看法类似于40年代末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那时由于美国认为中共必定战胜蒋介石而终止了在中国的军事介入。这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非常顺利地解放全中国减少了障碍。由此我联想，既然美方对越南形势的判断如此，或许越共坚持下去，也有可能早日取得越南的统一。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虽然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了有关印度支那的协议，但并未能阻止美国以后对南越局势的干预。而且，即使美国对越南战争投入的力量大于朝鲜战争，但毕竟没有迈过可能导致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的界限。这说明，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再从全球的利益考虑，美国不一定会为了局部的利益而冒同中国开战的风险。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评判历史上的政策，因为对历史的分析必须考虑当时的环境和各种局限性。那种自以为比前人聪明的想法从来都是最愚蠢的。我作这种推断是想得到政治学意义上的总结，它对我们今后分析问题和决策或许会提供借鉴。
此书还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般研究人员认为六七十年代之交中国意欲同美国改善关系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对付苏联的威胁；二是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三是解决台湾统一问题。此书的作者认为还有另外一点，即中越关系发生变化。(第468页)这包括三点因素。一是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给中越关系带来不断的摩擦；二是苏联积极介入并对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使苏联对越南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作者在另一处指出：苏联对越南的军事和物资援助超过了中国，第423页)，而遭到中方的不满；三是中国坚决反对越南北方同美国举行和谈。这些原因拉开了中国同越南的距离，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作者对中越关系的这个论点确与其他关于中国外交的书不同，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另一个并不直接关系到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此书也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表述。一般中国外交史书中指出，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共建“长波电台”一事是企图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和驾驭中国，并把这件事同建立“联合舰队”联系起来，视作50年代末中苏两国交恶的发端。然而，此书的作者认为“在有关长波电台的磋商中形成的误解是严重的”，尽管是严重的，但性质还是误解，因为苏联方面是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抗衡美日军事同盟。(第431页)苏联方面提出负担建设费用的64%，然后共同使用，而中国方面认为这就涉及到电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问题，苏联的建议实际上是要求得到共同所有权，这妨碍了中国的主权。中国认为只有中方负担了全部建设费用，主权属中国，才可共同使用。在这个问题上，中方所坚持的原则并非只针对苏联。1972年初，在尼克松来中国访问之前，美方建议由于租用卫星的费用比较高，就由美方提供所需的通讯卫星，而中国在建设地面站方面提供协助。中国领导人则认为：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因此，中方要求由中国政府租用一颗卫星，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1958年的“长波电台”事件确是个误解。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把这个原则放到今天的现实生活来看，我们无疑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的国际合作，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军事和高技术的合作就根本无法展开。再如果我们把这件事联系到当时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我们就很难认为这仅仅是误解。此书提到在此事发生时，毛泽东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在谈话中历数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对中共的不信任、赫鲁晓夫执政后限制先进技术的转让、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看不起中国人等等。由此，我们还能认为这起事件只是个严重的误解吗？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出了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并没有共同结论的问题：从什么样的出发点去看待历史事件？
此书的作者无疑是要做到客观，而且的确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甚至在一些小问题上。如一般人都认为50年代中期南越的领导人吴庭艳是美国的走狗或“亲美”。然而此书的评语是“吴庭艳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第355页)作者为此给出了大量的例子，如吴拒绝美国要求他参加协商会议的建议，根本不打算履行日内瓦协议的任何规定，要求越南的完全独立等，由于他的立场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对他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上述两个结论显然大相径庭。哪个对哪个错，我没做过研究，不敢妄下判断。我认为，对吴的评价可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国人从古至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不知道)都爱使用“亲美”这个标签，这是给一个人作反面的定性，或批倒批臭最容易的方法。但对学者来说，我们显然有义务把这个词的定义和内含搞清楚，然后再来使用这个词。
此书还对中国60年代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50年代后期，受到中国国内‘大跃进’运动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左’的倾向”，并指出中国领导人在时代、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等问题上“越来越片面和绝对化”。(第461页)尽管人常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其他一些书除了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错误，往往避开或不认为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内政对外交有什么影响。因此，此书作者的观点向研究中国外交的人们提出了一个挑战。
对于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历史作了如此详尽的记载就在于此书的作者们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档案材料和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新成果，如美国外交档案，包括已刊印的和未刊印的，还有大量的回忆录和传记，以及一些纪实著作。但留下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老问题，也就是说，虽然书名是《中美关系史》，但读起来更像是美国对华政策史，只有个别章节例外。这不仅是作者们的无奈，也是所有这个领域研究者们的困惑。书中有关亚非会议和印度支那问题的章节内容又太细，读起来像是中国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出现这种不均衡现象的原因或许也是因为那种无奈。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人们也会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对待外界对待历史，归还历史与其真实面目的希望不会落空。
但是，书中个别地方的疏忽，如第16页正文最后一行“1950年25、27日”，几月？显然不能用客观原因来解释。希望在下一本中美关系史中不再看到这种遗憾。
书读完了，合上它，又看到书的封面。此书的中文名是《中美关系史》，而英文译名是PRC&USA(相当于中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这种差异显然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全书只把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当作问题来处理。希望有朝一日，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美国形成的特殊关系也能纳入中美关系史之中，使中美关系史能名符其实，是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历史，而不需作特别的解释。
熊志勇：外交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