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0年第3期

   

   

通向自由和繁荣之路

 

——读《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

 

 

赵梅

    还是在本世纪80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对“帝国主义论”印象深刻。其实,对此耳熟能详的不仅是我,这是在课堂上、书本里被机械地重复了多少遍的理论。但是,到了本世纪末,资本主义非但没有走向腐朽、灭亡,反而由于它所具有的良性自我调节机制、以及信息革命的出现而有了新的发展。而曾经令无数进步青年和知识精英向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由于自身的僵硬而在70年后解体,易帜后的俄罗斯至今仍未走出困境。“全球化”时代,全世界的无产者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工人阶级无祖国”的联合,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和一体化。这是为什么?

    的确,刚刚逝去的20世纪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深入探究这些问题,不仅对整个人类的新世纪意义深远,更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极为紧迫的当下意义。正是基于此,近年来一些学人开始了对过去的历史总结和对新世纪的展望。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由资中筠主编,资中筠、陈乐民、冯绍雷、刘靖华合作撰写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下卷,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3月第一版)正是这样一部鉴往知来的著作,洋洋70万字,是对“即将逝去的这个复杂纷纭的世纪的反思”。(前言,第2页)

 

 

    这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文明史著作,时间跨度100年,从19世纪留给人类社会的问题谈起,分别讲述了美国、欧洲,以及俄罗斯在一个世纪里不同的发展道路,探讨了对20世纪起重大作用的思潮及其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同时,这也是一部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新时期”的一些主要特征、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及其主要的理论,如均势、地缘政治、相互依赖、博弈、文明冲突,以及民主和平理论。作者没有拘泥于对历史事件、社会思潮,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单纯叙述,而是站在这些碎片之上,“由果求因,希望能从社会发展的既成事实中找出一些规律来,不求面面俱到。”(前言,第2页)

    全书共分四部分,本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资中筠撰写了前言、绪论和第一部“二十世纪——美国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陈乐民撰写第二部“欧洲——分与合,衰落与中兴”和后记部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冯绍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靖华分别撰写本书的第三、四部,即“俄罗斯:东西方结合部的文明”和“一个世纪的政治逻辑。”

    作者用社会发展的两大动力说为理论架构,探讨了以苏联和美国为代表的发展道路及其兴与衰的原因。作者认为,综观20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即求发展和求平等。 “前者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飞猛进,后者导致改良和革命。” (第3页)换句话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条件,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以成功和失败主要不在政权在谁手中,或是疆土的扩大和缩小,也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这人类的两大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进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否则反是。”(绪论,第4页)虽然,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几千年前就已开始,但那种激烈竞争,不进则退,速度就是革命,扩张为本能的发展方式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对平等的要求更非自古有之,只有到了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才把追求平等提到日程,成为革命的动力。

    19世纪末,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本主义困境的出现,即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学进步、物质生产以空前的加速度前进的同时,贫富不均等社会矛盾也在急剧尖锐化。于是,从19世纪中叶,各种企图解决矛盾的学说和方案开始出现并不断完善,其中最为惊世骇俗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生物进化论的出现。斯宾塞把达尔文“适者生存”运用于人类社会,由此而形成了以强调生存竞争为核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以后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来,主张消灭不平等。这两种学说在20世纪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实验,影响了亿万人的命运。

    本书最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美国和苏联模式的两种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总结了人类文明在20世纪所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和所经历的失败的教训,指出新世纪里人类生活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怎样才能顺应历史潮流,成为自由、民主、繁荣的国度。

 

 

    对20世纪的美国,作者援引列宁在1912年说过的一句话进行概括,那就是“拯救了资本主义”。

    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经历了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19世纪最后20年,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大财团开始形成,同时贫富不均等各种矛盾也随之凸现出来,加上美国所特有的种族问题,资本主义欧洲的困境在美国也开始出现。但美国是如何度过这100年,成功地完成了“拯救”呢?

    一个国家的发展既是物质层面的(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硬件”),也是精神层面的(包括思想、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软件”)。关于美国发展的客观因素,如“地大物博”、“得天独厚”,以及科技领先等,论者已很多。本书所要探讨的,恰恰是最为国内研究所忽略的美国发展的“软环境”,即它的人文传统。

    通常,人们关于美国的印象主要是两种,一是美国历史短,没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二是美国是暴发户,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作者不赞成这种关于美国物质文明昌盛和精神文明贫弱之说,认为这从理论上说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和富强。” (正文,第7页)作者则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美国的发展有着深厚的精神资源——对自由和人文传统的珍视。

     就精神资源而言,美国的一切都来自欧洲,是欧洲文明的继承者,美国文明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它却创造性地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作者认为,欧洲的学说林林总总,美国独取自由主义,并使之在北美这块得天独厚的沃土上,不仅生根开花,而且结出比它的故乡更丰硕的果实。美国的社会发展有两条线索:自由主义统摄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改良主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得到公开、全面的阐述,并与实践相结合,渗透到一般美国人的意识中。它强调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重视机会、权利的均等而不顾结果的不平等。如果只沿着这条线发展下去,必然使美国变成弱肉强食的国家。但美国的发展还存在另外一条主线——改良主义,即同情弱势群体,倾向平等和实行福利政策,主张有限的政府干预。20世纪的美国一直在这两端之间摆动、调整,实行渐进的改良,使社会朝着公正平等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了暴力和无序的政权更替,也避免了“与传统思想决裂”的过程。因此,美国能够在原有的政体和人文传统的框架内不断更新。这便是美国在20世纪得以兴的秘诀。而改良主义所以能够成功,有赖于美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整个20世纪,美国社会批判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但是,美国的两条发展线索所围绕的主轴则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美国的平等不是不要自由和效率的平等,而是自由优先兼顾平等,在保障基本人权平等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在结果的分配上照顾社会的弱势群体。

    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思潮的核心在于反对特权,主张平等,同情弱势群体。而在美国,除了其终极目标外,大部分与实际问题相联系的主张,已陆续为各届政府所主持的改良政策所吸收。而林肯时代的废除奴隶制、60年代的种族平等的宪法保障和经济上“反托拉斯法”,使美国在社会公正和平等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特别是从罗斯福“新政”始,美国政府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传统的反抗力量都纳入了体制内,一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一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这是与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很不相同的。(11页)

    作者认为,美国确实存在相当长远的精神传统和丰富的思想资源,简言之就是基督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而美国人又非常珍视自己的传统。自由主义源自欧洲,但在美国发展出了自己的特点,包含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强调自由和公平。它在美国深入人心,成为美国人的共同信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假如可以称作美利坚民族的话)的胶合剂,”(正文,第8页)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就是宪政民主制。

    美国相对于欧洲来说,的确是年轻的“新大陆”,但是作为宪政代议制共和国,美国的资格最老,美国独立革命比法国大革命早13年。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摒弃了“人治”,选择了“法治”, 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华盛顿出于对代议制和宪政的坚定信念,功成身退,从而建立了健全的领导人更替制度,使美国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其他一些国家经常遇到的纠缠不休的接班人问题,为美国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便是“新大陆”的“新”之所在。

     基督教精神对美国人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社会中倡导合作,在贫富悬殊中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的浊浪的净化剂”(第7页)。基督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支撑,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早已做过经典的论述。

    作者还以福特、卡内基、洛克菲勒三个基金会为例,分析了基金会在教育、文化、科学,社会改良,种族问题,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贡献。认为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各种基金会,介于在上的政府与在下的各种类型的社会自治团体和抗议活动的中间,是美国渐进改良中的重要部分,其影响遍及全世界。

    在谈到美国的对外行为时,作者认为它“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表面上看,其国际行为与“源自于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内部的民主制度和渐进的改良精神”并无必然联系。但是,仔细分析,这两种行为也有一致的一面,“正因为这些国家对内有一套足以使其富强的思想和制度,才有资格在国际上称霸。”(绪论,第22页)

    综观20世纪美国的发展,无论是在冷战前的动荡之时,还是在冷战时期,无论是旧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现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的每一个阶段的精华(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都被宽容的美国所吸收并得到了创造性的实践。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就是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活的例证。如果套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说,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兴盛的主要原因,就是其自由制度经过不断的自我改良来降低交易成本,达到社会整体效益(不只是经济)的最大化。

    三

    用“旧”大陆来形容20世纪的欧洲,是作者从托克维尔那里得到的启示。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完成对美国9个月的考察之后,对欧洲的旧制度体会至深,写下了他的名篇《旧制度与大革命》。那时,美国的惊人发展速度还没有把欧洲抛在后面。但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学生”明显地超过“先生”了。

    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主要的制度、思潮都来自欧洲。但发源于欧洲的理想在本地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却先在美国这块新的土地上创造性的实现了。历史包袱太重,是欧洲最根本的弱点。君主制虽然在英国早已是“虚君”,但贵族体制的等级意识仍时有体现。法国的集权式工业化的观念历来比较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重较大。德国更是在君主集权制下实现的工业化。此外,西欧是马克思主义的母体,这些工业化国家,都有很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情结。“总之,历史上形成的机制、习惯和意识,在相比之下,便不像美国一切从‘零’开始,不必考虑在欧洲‘母体’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规范’。”(正文,313页) 在欧洲,伯恩施坦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被启蒙理性丰富起来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改造欧洲的实验。这种实验在资本主义的体制内已经进行了整整一百年,至今仍在进行。总体说来,产生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是欧洲发展的主线,“欧洲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到了高科技时代,并且使得当前所流行的人文价值体系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些都是沿着自由主义的路线发展过来的。苏联的解体宣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彻底失败。东欧巨变后,在总体文明走向上(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在向西欧靠拢。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丧失了生命力。“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就有理论上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思想便有存在的理由。”(第319页)

    在20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三件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一体化”。而“把这三件大事放在一起来考察,可以看出20世纪的欧洲的特点。这一百年有如一个‘大实验室’,几个主要的政治理论都在本世纪的欧洲进行了或继续进行着实验。这是欧洲以外的世界各大洲所没有的现象。”(第316页)

    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既是一个国家追求独立和发展的强大的精神资源,又是导致种族仇恨乃至战争的罪魁。民族主义的极端形态种族主义和对外扩张的野心相结合,所导致的就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它带来的纯粹是灾难。虽然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纳粹式的种族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的局部动荡,最主要的观念根源,除了意识形态的对抗之外,就是种族主义;正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从联合国的建立开始,世界便有了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核心价值的超国家超民族的国际规范。同时,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也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

    在此大背景下,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开始了,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作者认为这一大欧洲的设想之所以具有历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人们发现,至少相当多的欧洲人会首先感觉到:发展水平接近的欧洲国家之间组成一个市场是十分自然的事,是非常重要的事。”(334页)但它还远不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因为欧洲本身构不成一个实在的整体。而且即使在“欧洲联盟”的15国中,发展也不平衡。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民族主义就会阻碍着“联盟”目标的实现。

 

 

    “东西方结合部”是本书对俄罗斯及有70年历史的苏联特征的概括,其内涵一方面是地理位置层面的,即地跨欧亚大陆;另一方面是文明层面的,即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错、混杂。作者认为,“结合部文明”是理解俄罗斯以及苏联在20世纪演变和发展的关键。

    与美国人相比,俄罗斯是一个多难的民族。作者从“东正教”、“王权与资本主义”、“泛斯拉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遗产”和“村社精神”六个方面对俄罗斯的历史传统进行了回顾,解释了20世纪初俄国发生超“常规”革命和苏联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可以说,1917年,群众所追求建立的理想政治模式,就是这种非常不同于西方议会制模式的带有村社烙印的苏维埃制度。”“也正是在这里,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与深受村社影响的工农兵群众找到了结合点。”(下卷,第29,30页)

    回顾20世纪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最大的成就在于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化、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普及。这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胜法西斯德国、并在战后与美国抗衡的基础。但是,70年的发展非但没有使苏联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发展水平,反而以人们未曾预料的方式,随着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红旗在1991年末的降下而彻底宣告失败。    在对其原因的分析上,作者也是从发展和平等两条主线进行的。首先从平等方面看,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最有吸引力之处。但是,30年代苏联工人阶级的“农民化”和当时的政治文化却导致在体制内部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其特权渗透到政治、经济,乃至日常消费品的享有等各个方面;其次从发展的角度看,苏联在成立之初,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现了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借助这种经济制度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上恢复了经济。但是,冷战时期苏联为了维护与美国抗衡的霸权,所付出的代价极为巨大:僵化的体制和分配制度无法刺激劳动生产率,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在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甚至生命的同时,又禁锢了人们的思考和创新。仅以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例:19世纪的俄罗斯,知识界人文荟萃,思想非常活跃,不仅出现了众多世界级的精神巨人,并且贡献出了“intellegentsia"这个有特定含义的词,用以指那些除了发挥知识载体和传播功能外,还承担起思考人类终极关怀的社会批评者责任的知识分子。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以激进的面目出现在政治和文化舞台,但在1918年书报检查制度及其以后的全面高压下,批判和创造的精神被扼杀,幸存的知识分子沦为附庸。“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情况在苏联或者没有实现,或者发生了异化。”(绪论,上卷,第13页)这种被异化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违背了人类“求发展”、“求平等”这两个主题,这就是“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

 

 

    这是一部纵论世界大事的书,但作者的终极关怀还是落脚在中国。“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须臾没有离开过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以及它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我们是把世界经验作为自己的参照来看待的。”(下卷,后记,第363页)

    在本书的后记“全球化与中国”中,作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能否给人类带来和平和福利,“取决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蛮横的霸权主义这两种力量能否得到有效的抑制,也取决于全球范围内发展和和平等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此外,人类如何以自律的精神驾驭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也是重大课题。”(绪论,上卷,第26页)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何以自处?作者在回顾了20世纪这一百年间中国思想界所走过的曲折里程后,得出结论认为,必须不受任何干扰,坚定不移地走20年前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中国才有出路。“这句话不是官腔,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本书作者们审世界之时,度中国之势得出的切身感受。”(绪论,上卷,第27页)

    学者著书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沉乎于考据或纯粹的理论思维,它对现实大多采取超然的立场;另一种则是有着强烈的价值关怀,这种学术来自于现实中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一般来讲,带有深厚的现实关怀和批判意识的学者更倾向于第二种学问。《冷眼向洋》当属后一种学问,它所探求的是人类生活的发展方向,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现实真诚的关怀。

    曾和一位学界泰斗谈及本书,他说:“如果想要研究美国,研究国际问题,看这一本书就足够了。”此话显然有些夸张,但却道出了此书的价值:这的确是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在当今学界一些人大谈哈贝·马斯、昆德拉、科斯,以及国外其他一些令人眼花缭乱而又高深莫测的理论的时候,《冷眼向洋》因其清醒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而显得分外厚重和平实。

 

    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