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战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论析
赵怀普
欧洲一体化是在战后欧洲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个历史进程。美国作为一个非欧洲的但是却在欧洲拥有重大利益的国家，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始终是影响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战后美国关于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总结其特点及演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其今后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战争的后果，使欧洲丧失了其占据数百年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优势地位，在逐渐形成的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宰的雅尔塔格局下，欧洲各国统统沦为二等或三等的国家，并普遍陷入经济凋敝、政治危机、社会动乱等诸多困难之中。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以及来自东方(苏联)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和西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西欧各国强烈地感到，只有通过联合各国的力量，在欧洲实现历史性变革，欧洲才有出路，才能够复兴和繁荣;只有联合一致并同美国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够对付“共产主义威胁”;也只有通过实行联合将德国控制在一个联合体中，才能够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从而保障欧洲的安全。正是在这种共识的推动下，欧洲联合的思想在战后初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颇有声势的运动。从1948年5月海牙“欧洲大会”的召开，到次年8月英、法等十国成立属官方性质的“欧洲委员会”，欧洲联合逐步从民间运动发展成为政府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目的。
面对欧洲联合的这一新形势，西方霸主美国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由不明确到明确支持的转变过程。在战争刚结束的1945至1946年，由于美苏关系尚未完全破裂，美对苏强硬政策还在酝酿之中，美不愿公开支持西欧联合，以免引起苏联的过激反应。但是，随着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笼和美苏冷战的爆发，欧洲联合很快被纳入到美对苏遏制的全球战略之中。以同年6月“马歇尔计划”的发表为标志，美国开始公开支持欧洲(西欧)实行经济政治联合。马歇尔在其哈佛大学演说中宣称，美国希望欧洲国家之间建立起全面形式的合作，只要它们(在美国帮助下)主动联合起草一个欧洲复兴计划，并且只要该计划切合实际，美国愿意对之提供支持。【注释】US Department of State，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1941-49 （Washington，1950），pp.1268-1269.【注尾】美国期望其援欧计划能有助于使西欧建立起超国家的经济政治合作。然而，由于英国的阻挠，1948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常设机构)只被赋予普通的政府间组织的结构。1950年5月“舒曼计划”的发表，标志着欧洲联合从政府间合作发展进入一体化阶段。对此，美国持积极支持与鼓励的态度。该计划一发表，杜鲁门总统便表示欢迎“这一建设性的具有政治家远见的行为”，舒曼计划“为在法德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并为欧洲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注释】US Department of State，Bulletin，29 May 1950，p. 828.【注尾】与此同时，美国积极支持煤钢联营六国建立欧洲防务集团。1953年12月，杜勒斯国务卿甚至威胁说:如果欧洲防务集团建立不起来，“将导致一个对美国基本政策的痛苦的重新评价”。【注释】FRUS，1952-4: V.1，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14 Dec. 1953，pp.842-843.【注尾】其隐含的意思是，美国将可能从欧洲撤军。不过，这一威胁最终未化为实际行动，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后，驻欧美军并未撤走。在经历了防务集团计划失败的挫折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1957年重新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是年3月25日，六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订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统称为“罗马条约”。对于这两个共同体的建立，美国的态度虽不像在防务集团问题上表现得那样强烈，但无疑也是支持的。1957年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一个法国代表团说，“共同市场(EEC)建成的那一天，将是自由世界历史上最美好的日子之一，甚至比赢得战争的胜利都更加美好。”【注释】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ervice， 1992， 0440， meeting EisenhowerFrench delegation，probably 26 Feb. 1957.【注尾】他在另一个场合甚至表示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欧洲合众国的诞生”。【注释】FRUS，1955-57: IV，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EisenhowerEtzel，6 Feb. 1957，p. 517.【注尾】
总之，美国在战后欧洲一体化之初期阶段对促进其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注释】吉林厄姆这样描写美国对欧洲煤钢联营的建立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煤钢谈判将不可能取得进展，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的重要干预才使得谈判免于完全崩溃。”见John Gillingham， “From Morgenthau Plan to Schuman Plan: Americ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urope，” in Jeffery M. Diefendorf， Axel Frohn， and HermannJosef Rupipier eds.，American Polic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 Germany，1945-1955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1993），p.132.【注尾】它通过经济援助和施加政治压力等手段，帮助西欧建立了一系列的区域性合作机构，并且在1958年成为第一个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正由于此种缘故，欧共体委员会首任主席哈尔斯坦在1958年1月1日的就职演说中对美国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有格言说，美国人是最好的欧洲人，这话的确不错。”【注释】转引自Reginald Dale，“Marshall to Maastricht: USEuropean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Europe，June，1995，p.12.【注尾】
但必须强调指出，美国人首先是最好的美国人。这一时期华盛顿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主要是其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对苏联和德国实行“双重遏制”是促成其奉行该政策的主要动机。马歇尔计划虽未公开针对任何国家，但实际上遏制苏联构成了其出笼的最重要的背景。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是明显针对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1年宣称:“如果欧洲国家组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那将给北约带来巨大的好处。”【注释】US Department of State，Bulletin，30 July 1951，p.164.【注尾】显然，在华盛顿看来，推动西欧联合是组织对苏遏制的最有效的办法。美国同时也期望欧洲一体化能有助于使东欧获得“解放”，其根据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将逐渐对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产生吸引力，从而促使它们摆脱苏联的控制，最终，东欧将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获得“解放”。艾森豪威尔认为，“一旦西欧形成一个坚固的力量整体，将最终把苏联的卫星国吸引过来，那样，对和平的威胁将会消失。”【注释】FRUS，1955-7: IV， Editorial Note(Remarks by Eisenhower)， p. 349.【注尾】
此外，美国还试图通过欧洲一体化将西德纳入并限制在一个西欧联合体中，此所谓对德国的遏制。这层考虑在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表现得特别强烈，并且与遏制苏联的动机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美国特别担心西德经不住苏联有关允许德国统一的诱惑而倒向苏联，或者走向中立。因此，将西德纳入西方体系并限制在一个联合体当中成为美国的一项重要政策。美国希望藉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消除欧洲不稳定的根源(正是欧洲的不稳定导致了本世纪美国两次卷入欧洲战争)，同时利用西德加强西欧抗衡苏联的能力。1949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使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如果同意给予西德在西方世界内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若要避免德国民族主义复活就必须这样做)，一体化是除了允许它完全独立(这在当时显然不可能)之外的唯一选择。从此种意义上讲，通过一体化的方式将西德对平等地位的要求与美国及欧洲遏制西德的需要结合起来，可能是促成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最深层的原因。
二
然而，从60年代开始，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美国继续在总体上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1962年7月4日，肯尼迪总统在其著名的“相互依赖”演说中指出:“我们不把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视作对手，而是视为我们的一个伙伴，帮助它发展壮大是我们17年来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注释】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ohn F. Kennedy，1962，p.538.【注尾】即使在戴高乐总统向美国的领导地位发出挑战期间，美国的这一立场也未改变。1966年5月3日，约翰逊总统表示，美国认为，“促进西欧的统一不仅是(美国)所希望的，我们还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过去的每一个教训和对未来的每一个展望都表明，西欧国家只有日益紧密地联合起来，才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注释】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Lyndon B. Johnson，1966，p.477.【注尾】但另一方面，面对本国经济出现的严重收支不平衡的状况以及戴高乐向美国的欧洲霸权发出的强烈挑战，华盛顿也开始强调维护其经济利益以及它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如果说此前这一地位是被假定或毋庸置疑的话)。约翰逊在同一篇演说中指出:“我们依然坚信，一个一体化的大西洋防务，是构筑西欧统一的第一需要，而不是西欧统一之后的结果，而且，这样一个大西洋防务，也仍是扩展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消除同东方之间分歧的第一需要。”【注释】Ibid.【注尾】总之，进入60年代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促使华盛顿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其结果使得它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有条件性变得突出起来，即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必须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内进行。换句话说，欧洲一体化不能脱离同美国的合作。
此后的各届美国政府均坚持这一立场。1973年，基辛格国务卿在其著名的“欧洲年”演说中称，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没有什么比我们支持欧洲统一更加一致的了。他表示，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大西洋结构，“我们将继续支持欧洲的统一。”【注释】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4 May 1973，pp.595-598.【注尾】但与此同时，他和尼克松总统“对欧洲一体化给美国以及大西洋盟友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带来的问题表示关注”。【注释】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ichard M. Nixon，1973，p.222.【注尾】与尼克松政府有所不同，卡特总统同意给予欧共体“无限制的支持”。1978年，卡特成为首位访问欧共体总部布鲁塞尔的美国总统，他还表示欢迎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参加一年一度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里根上台后，一方面表示支持欧洲一体化，例如，他在1982年3月24日就罗马条约签订25周年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让我清楚地重申本届政府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我们不把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视为对手，而是视为我们的伙伴。”但他同时强调，自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更加强大和更加统一的欧洲已经崛起，欧洲因而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自由世界的责任。【注释】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onald Reagan，1982，p.374.【注尾】实际上，在里根当政的八年中，由于美欧间频频爆发严重的经济争端，他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多少显得有些言不由衷。布什政府上台时，正值欧洲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一个特殊时期。面对欧共体内经济政治一体化步伐的明显加快和东欧形势的急速发展，它不得不对里根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作出调整。1989年政府内部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欧共体内加速的政治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美国对这一进程的反对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可能会适得其反。”【注释】John Peterson，Europe and America in the 1990s: The Prospects for Partnership （Aldershot: Elgar， 1993），p.48.【注尾】这一结论无疑对美政策调整具有影响，但布什政府同时有更为重要的政治上的考虑，它尤其认识到一个一体化的西欧可在结束欧洲大陆的分裂以及稳定东欧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布什宣称:“我们认为，欧洲的统一和强大就意味着美国的强大——一个重新崛起的西欧是一块经济磁铁，它把东欧同自由国家共同体吸得更近。”【注释】Speech at Boston University on 21 May 1989，in Axel Krause，Inside the New Europe (Harper Collins，1991)，p.294.【注尾】当然，布什也认为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洲将有助于加强对统一后的德国的控制，并能更多地分担美国的负担。总之，与里根政府相比，布什政府更多地强调美欧总体上的政治合作，而多少有些淡化双方在经济领域里的争端。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布什政府忽视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它同艾森豪威尔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一样，希望通过关贸总协定内的谈判促使美国产品更容易地进入欧共体市场。为了对欧共体施加压力，布什宣称，“我们不会在农业方面作出单方面的裁减。”【注释】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George Bush，1989，p.437.【注尾】另外，他还对正在建设中的欧共体内部市场有可能变成一个“欧洲堡垒”的前景表示担忧。同样，布什政府也坚定地维护美国以及北约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每当它感到欧洲的行为有可能对美国的利益和地位构成威胁时，便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所谓的“多宾斯信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注释】1991年2月21日，布什政府中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多宾斯通过美国驻欧洲国家大使馆致函各西欧政府，称美国对欧洲发展其安全和防务特性的努力表示关注。【注尾】1991年11月，布什更是公开表示，美国认为其在欧洲“防务和事务”中的作用不应因欧洲联盟的缘故而成为多余，他还警告西欧说，“如果你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防务，那么今天就应该告诉我们。”【注释】Beatrice Heuser，Transatlantic Relations: Sharing Ideals and Cost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6），pp.96-97.【注尾】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战后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原因和动机，除了前面提到的对苏、德进行“双重遏制”这一主要考虑外，期望通过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欧洲以减轻战后美国为遏制苏联而承受的沉重负担以及通过一体化在欧洲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注释】美国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联邦主义、民主和开放的市场。莫内认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最大的希望是美国的联邦经验能在欧洲大陆得以实践。见: Jean Monnet，Memoirs，（London，1978），pp.279-389.【注尾】也是促成华盛顿坚持这一政策的重要原因。此外，战后西欧国家自身不断朝日益紧密的一体化迈进也推动了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在所有这些原因和动机中，对苏、德的“双重遏制”由于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安全利益，因而显得尤其重要。相比之下，期望通过欧洲一体化来减轻美国的负担以及在欧洲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则反映了美国较长期的利益，在重要性上似乎不及对苏、德“双重遏制”的这一相对而言的短期动机。但从6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的收支不平衡状况日趋严重和戴高乐向美国的欧洲霸权发出挑战，这一考虑显得日益重要，而在冷战结束以后更加如此。但总的来说，是上述所有动机和原因的综合，促成了战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持久的支持。基辛格在70年代写道：“只有建立起一个联邦的欧洲，才能够消除欧洲的战争，形成对苏联有效的抗衡，将德国永久不可分地同西方拴在一起，并且与我们一起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和义务。”【注释】Henry A. 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 (Boston，1982)，pp.143-148.【注尾】他的这番议论可谓是对美国缘何要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一个较全面的解答。
三
冷战结束于布什政府时期，但冷战后美国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则主要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形成的。
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杜鲁门政府对待欧洲联合的态度相似，克林顿政府在上台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也不明朗。不过，杜鲁门政府的犹豫不决主要是因为顾虑苏联的反应，而克林顿政府对欧态度不明朗则主要与它优先关注国内问题及经济事务有关。实际上，克林顿正是靠许诺上台后优先考虑国内问题而得以入主白宫的(布什承认他之所以在大选中落败是因为过多地强调对外事务)，其对外政策的重点也集中在对美国经济有着直接影响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只是到了1994年1月，即上台整整一年后，克林顿总统才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声明，宣称他的政府支持欧洲联盟及其发展更加强大的共同机构，美国不仅鼓励欧洲搞经货联盟，它原则上也赞同欧盟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使西欧联盟发挥更加有力的作用。【注释】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William J. Clinton，1994，p.20.【注尾】同年7月，克林顿进一步阐明他对欧洲全面一体化的支持，他说:“展望21世纪，我相信，一个统一在民主、自由市场和共同安全下的欧洲，在维护繁荣与和平方面，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注释】Speech in Berlin on 13 July 1994，in Anthony Laurence Gardner，A New Era in USEU Relations?(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p.1.【注尾】至此，克林顿政府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终趋明朗，并且显得相当积极。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认为，克林顿政府是近30年来“最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美国政府。【注释】参见Clifford Hackett，Cautious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Union Arrives (Westport，Conn.: Praeger，1995)，p.190, n.6.【注尾】
克林顿政府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突出表现在它同意欧洲可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其安全和防务特性。军事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受种种条件的制约，该领域的一体化长期以来未能取得进展。只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欧共体内外形势的变化，建立欧洲共同防务问题才被真正提上日程(50年代初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美国压力的结果)。对此，布什政府虽很不情愿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予以接受。1990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原则上接受了“欧洲防务特性”的概念，之后，这一概念又在1991年哥本哈根及罗马北约会议上得到进一步重申。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尽管在维护北约及美国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同战后历届美国政府保持了总体上的一致，但显然愿意在欧洲共同防务问题上走得更远一些。克林顿称其政府对于“法德之间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有可能建立起更大程度的欧洲安全合作的前景并不感到恐慌和忧虑”。【注释】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William J. Clinton，1994，p.20.【注尾】1994年1月布鲁塞尔北约首脑会议公报的第四点内容指出，联盟成员国“充分支持发展一个欧洲安全和防务特性——这一特性的形成将加强大西洋联盟中的欧洲支柱，与此同时也会加强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联系，并使欧洲联盟能够为它们共同的安全和防务承担更大的责任。大西洋联盟和欧洲联盟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这次首脑会议还原则上采纳了美国提出的关于在北约内建立一支“统一联合特遣部队”(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s)的建议。经过两年时间的艰苦谈判，有关该计划的具体安排最终在1996年6月举行的柏林北约首脑会议上获得批准。所谓“统一联合特遣部队”，是指由北约内一些(或全体)成员国联合组成一支特遣部队，负责执行甚至是北约防区以外的使命，在执行使命过程中可使用北约的设施。根据这种安排，西欧联盟的部队有可能在美国部队不想参加的情况下独自采取行动，并且可以使用北约的资产，如指挥和控制系统，甚至有可能使用北约成员国的军事资产，如美国的间谍卫星和长途运输机。
克林顿政府对欧洲进一步的一体化的支持首先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客观上使华盛顿减轻了对欧洲一体化形式的关注，尽管它继续强调任何形式的欧洲一体化仍必须在大西洋框架内进行。当然，克林顿政府也期望一个更加强大的欧盟能够稳定东欧形势并“有助于锁定(在这些国家里的)民主和市场改革”。同时，这样一个欧盟也将有助于减轻战后美国所承受的负担。克林顿政府笃信，如果美国做的少一些，欧洲就自然要多做一些。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它一开始将寻求前南地区危机解决方案的这种既花钱又费力的工作交给欧洲人去做。这一态度在1994年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至于克林顿政府在欧洲安全和防务特性问题上表现出的灵活性，一方面反映出美国的政策由布什时期的冷战条件下一味强调北约的传统作用转变到克林顿时期在维护北约核心地位的同时鼓励欧洲为其自身的防务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同时也反映出它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策略，即以接受欧洲发展其安全和防务特性换取这只能在北约总体框架内进行的原则，其目的乃是以退为进以阻止欧盟和西欧联盟获得更大的独立。
这表明，即使是“亲欧的”克林顿政府在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上也毫无例外是有限度的。确保北约及美国在西方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是美国的重要利益。克林顿总统的首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第一原则是，北约现在是、将来也依然是美国在欧洲保持联系的基础以及大西洋安全的核心。”【注释】USIS， Christophers Speech， 1 Dec. 1994，p.6.【注尾】美国主张北约实行东扩，也是考虑到这有助于加强它在欧洲的影响：将要加入欧盟的一些中东欧国家在它们入盟前先纳入美国控制的北约(今年3月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已被正式接纳加入北约组织)。【注释】Madeleine Albright，“Enlarging NATO: Why Bigger is Better，”The Economist，15 Feb.1997，p.20.【注尾】而所谓“统一联合特遣部队”的安排实质上更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及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同时意味着对欧洲建立独立的安全与防务的梦想是一个打击(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因为美国通过北约理事会可对任何这样的联合特遣部队拥有否决权。最近，美国推动北约首次对其防区以外的一个主权国家南斯拉夫实施军事打击，也显然有进一步扩大北约势力范围乃至由北约垄断整个欧洲安全事务的考虑，这一趋势的发展有可能使“统一联合特遣部队”计划面临被搁置的危险。当然，最能明显反映出克林顿政府对欧洲一体化承诺的有限性的是，尽管它鼓励欧洲为其自身的防务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却明确反对西欧联盟和欧盟合并，因为，这易于导致欧洲“合伙”或“结伙”反对美国。
克林顿政府同时也强调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它坚持东欧市场要对美国开放，不能由西欧独占。【注释】Tom Buerkle，“U.S. Tells EU it Wants Eastern Europe Kept Ope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6 Apr.1995， p.11.【注尾】它对欧盟国家同其前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签订特惠贸易协议表示强烈不满与反对(最近围绕香蕉贸易争端险些在欧美间引发一场新的贸易战)，并要求欧盟因接纳奥、芬、瑞(典)三国入盟而给予美国贸易补偿。此外，美国与欧盟在农业、激素牛肉、音像制品、电信、金融服务和军火销售等领域也存在严重争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6年美国颁布的关于对同古巴以及同伊朗和利比亚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包括欧洲公司)实施制裁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严重激化了美欧间的经济矛盾，由此引起的双方在政治及外交上的纠纷至今未能得到解决。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虽然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最终取得成功，但美、欧都变得比以往更加内向，至少更加关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美国方面，克林顿政府虽主张公平贸易，但事实上却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最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对此公开作出批评，认为这一贸易政策是不明智的，他“对美国近年来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明显减弱感到担忧”。【注释】《人民日报》，1999 年4月18日。【注尾】而欧洲由于经济衰退同样面临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所有这些情况无疑为双方能否严格实施所达成的贸易自由化打上了问号。
不过，总体上讲，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欧关系较冷战结束之初有所改善。这一方面是同克林顿政府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1992年底开始欧洲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之初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曾试图通过建立自己的独立身份以摆脱美国的影响与控制。1991年，欧共体轮值主席、卢森堡外交大臣普斯曾得意地宣称:“这是一个欧洲人的时刻，而不是美国人的时刻。”【注释】引自Financial Times，July 1，1991.【注尾】但随后发生的一切给欧洲人浇了一盆冷水：前南地区的战争和民族主义的复活、俄罗斯未来前途的不稳定、东欧改革的波荡起伏以及马约批准遇到的困难使他们认识到，冷战后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仍离不开美国在欧洲的继续存在；美国的存在不仅是防止残存的俄罗斯威胁的战略保证，同时也是制约统一后的德国以防止其单干以及避免使欧洲重新陷入传统的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冲突和内部纷争的重要保证。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欧洲人决定继续保持并加强同美国的联盟关系(尽管仍主张这一联盟关系应更加均衡和平等)。法国重新靠拢北约以及欧盟主动倡议并最终于1995年12月同美国签署美国-欧盟联合行动计划《新跨大西洋议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注释】关于该联合行动计划，详见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Office of Public Communications，The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Joint U.S.European Union Action Plan，Washington，D.C.，3 December 1995.【注尾】就说明了这一点。
四
纵观战后美国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可发现如下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政策的连续性，即战后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始终在总体上支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二是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有条件性，即美国所支持的一个一体化的欧洲必须融入更广泛的大西洋框架之中，通过在该框架内的“合作”，美国期望能继续保持其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鉴于二者所共同具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今后一个时期的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将可能继续体现出此双重特征。华盛顿仍将在总体上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只要欧洲的努力不影响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但所谓“只要”毕竟是一种假设，现实的情况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压力不断增大的结果，必将导致美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有条件性更加突出，直至引起这一政策产生变化。
其实，上述双重特征在战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中从来就不是平衡发展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战后初期美苏冷战最紧张之时，美国为加强对苏联的遏制而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相形之下，对欧洲联合进行限制的一面表现得不突出，这当然也同当时西欧在经济和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有关。进入60年代后，美国虽继续在总体上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同时，由于自身经济力量下降和西欧(尤其是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向美国的领导地位发出挑战，它也开始明确强调欧洲一体化必须在大西洋框架内进行，不能够脱离同美国的合作。对欧洲一体化进行限制的一面逐渐显现出来并且在以后变得日趋突出。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动摇了大西洋联盟的基础，同时使战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所严重依赖的一个外部条件不复存在。虽然此后美国继续延续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支持(克林顿政府甚至同意了欧洲发展某种程度的军事一体化)，但不能否认的是，它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矛盾的不断加剧。
首先是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它谋求继续保持其西方领袖地位之间的矛盾。这其实是战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中所固有的一个矛盾，只不过在冷战结束后变得进一步突出和加剧罢了。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其对付苏联的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主动承受了较多的甚至是过多的负担，并因此确立了其西方盟主地位。冷战的结束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没有了与前敌国苏联之间你死我活的全球斗争，美国开始有选择性地和带有矛盾情感地参与世界政治，它不再愿意承受过多的、不合比例的负担。促使包括欧洲在内的传统盟友分担其为维护西方繁荣和安全而承受的负担，已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对欧政策上，除了鼓励欧洲为其自身的安全和防务承担更多的责任外，华盛顿还期望欧洲与美国合作以共同对付欧洲以外地区的威胁和挑战。近年来美国政界、学术界一些人提出的关于建立冷战后新型美欧伙伴关系的主张，就是向欧洲发出的一个强烈信息。【注释】David C. Gompert and F. Stephen Larrabee， eds.，“America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RAND 19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注尾】在提出这一主张的人看来，既然欧洲现在有了安全和力量，它就应当同美国建立一种新型伙伴关系以共同对付冷战后全球范围内的危机和挑战。他们尤其强调，促进北美、欧洲、东亚之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安全、确保东欧及其他新兴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改革的成功，以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防止核扩散，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也是欧洲的利益，因此双方应实行合作以共同对付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总之，美国认为冷战后其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及美欧关系必须建立在对美国的经济及安全利益有一个现实的估价的基础之上，任何其它的因素，如双方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对冷战时期特殊关系的怀念，都不足以继续支撑双方之间的合作。正如基辛格所说:“如果在下个世纪还会有一个欧美特殊关系的话，它必须超越对过去往事的回忆而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注释】A Speech given by Kissinger at a conference called “Britain and the World ”，London，March 29，1995.【注尾】
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美国既要求欧洲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和分担更多的负担，同时又想继续保持其对欧洲的领导地位。根据新型美欧伙伴关系倡导者们的设计，美国仍将继续在这种伙伴关系中起领导作用，他们甚至提出这样的主张，即欧盟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应通知美国并同美国进行磋商，称“这样做或许会令欧盟成员国及欧盟机构感到尴尬，但对于建立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来说却是根本重要的”。【注释】David C. Gompert and F. Stephen Larrabee，eds.，“America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注尾】不少战略分析家则认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应扮演的角色是领导者，而不是伙伴，他们对于鼓励欧洲参与处理欧洲以外的国际安全问题持矛盾的态度，担心这样一种伙伴关系会使美国的政策过于受限制，而如果欧洲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的影响。的确，美国当前的防务政策表明，它并不想让欧洲在处理欧洲以外地区的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自海湾战争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中东保持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其目的就是使自己能够在必要时单独采取行动，比如近年来它多次对伊拉克实施的空中打击。同时，美国也谋求获得欧洲事务的主导权，1995年它介入波黑问题的解决以及最近推动北约干预科索沃危机，就明显带有这方面的意图。为了维护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有些人还建议政府应分别同欧洲主要国家打交道，必要时甚至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其实，这一策略在战后美国对欧政策中从来就不乏实际的运用)。当然，从欧洲的情况看，美国加强对它的防范也并非毫无根据。冷战的结束使欧洲人隐约看到了最终走出美国阴影、进而恢复欧洲世界大国地位的前景。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在1991年说:“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并同美国保持一种伙伴关系的话，那我们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我将以欧洲人施展雄伟报负的程度来对他们作出判断。”【注释】Charles Grant，Delors: Inside the House that Jacques Built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Pub.，1994)，p.186.【注尾】同年底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通过，表明了欧洲的雄心。虽然后来形势的发展使欧洲人建设一个强大的欧洲联盟的信心受挫，但他们并未就此放弃努力。事实上，近年来欧盟一体化已经取得不少进展，其中尤以今年初货币联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启动最具重要意义。可以设想，随着今后欧盟的力量进一步强大，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必将面临严重挑战，因为摆脱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原本就是促成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基本动因之一。据此，美国对欧盟的发展感到担心是符合逻辑的。然而，其可悲之处在于，它深陷于既要支持欧洲的一体化以使之能更多地分担美国的负担同时又要防止欧洲过于强大以维护自身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一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正是造成今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存在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在上述矛盾之中还夹杂着另一对矛盾，即美国对欧洲承担更大责任的过高期望与后者缺乏意愿和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冷战后美国将促使欧洲分担其负担作为其对欧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它不仅鼓励欧洲为其自身的防务和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希望欧洲同其合作以共同对付全球范围内的危机和挑战。但现实的情况是，欧洲在进行这种合作方面存在许多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首要的问题是缺乏意愿。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的战略文化与美国的不同。美国因拥有广泛的全球利益，其战略文化建立在执行被认可的军事干预、危机时期在海外进行大规模前沿军事部署以及维持美国领导的基础之上。而欧洲的战略文化则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基于历史经验而形成的。今天，仍有不少欧洲国家在许多方面比美国更具有国际性，但这种国际性经常而且主要表现在经济和商业领域，在这一领域欧洲可扮演一个有效的全球角色，无论是作为单个的国家，还是通过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然而，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毕竟使欧洲国家在战略上变得内向，同时一些欧洲国家也因为海外殖民遗产的缘故而对在海外使用武力持矛盾的态度。历史的教训似乎使许多欧洲国家认识到，追求地缘政治利益以及通过使用军事力量来达到政治目的是徒劳的，在它们看来，欧洲已习惯了做一个“平民大国”，并认为在它们同美国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分工，即欧洲在“软力量”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美国在“硬力量”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其次，与美国具有全球战略观不同，欧盟作为一支地区力量，其战略观也是地区性的。冷战后，欧洲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虽不反对同美国进行密切的合作，【注释】冷战结束后，欧洲在对于如何处理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看法，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外，另一种看法认为，欧洲在冷战后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自己的独立身份，并摆脱美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对欧洲的控制，而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则对欧洲一体化及欧洲的独立与强大构成了威胁，尽管这种威胁不一定是恶意的。这种看法虽也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但不占主导地位。【注尾】但许多持此种看法的人同时认为，只有当欧洲建立起充分的自信并且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时才能够同美国进行密切合作。也就是说，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完成之前，欧洲将不会为同美国合作作好准备，因而也不会作出相关的承诺。其基本的原则是，一体化优先于对外承担责任。不少人担心现在同美国进行合作有可能使欧洲脱离其当前的一体化轨道。有鉴于此，大多数欧洲国家会首先把美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明确而持久的支持视作它们同美国进行密切合作的前提，没有这种承诺，至少会有一些欧洲国家将对美国的合作建议作出消极的解释，乃至把它视为美国企图破坏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阴谋。最后，欧洲在同美国合作方面也存在能力上的不足。目前的欧盟本质上仍是一个民族主权国家联合体(尽管带有一定程度的超国家性质)，其运作仍更多地依靠政府间机制，而非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等超国家机制。欧盟虽试图建立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将难以真正建立起这种共同政策。加之欧盟内部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在防务问题上)多年来存在分歧，欧盟显然将难以在安全方面成为美国的一个有效的对话伙伴，这无疑会制约双方安全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仍集中于本土防御(只有英、法两国保有一定的海外军事干预力量以保卫其海外利益)以及冷战后各国军事预算普遍减少，也将对欧洲同美国的安全合作形成制约。
美国要求合作的期望与欧洲合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从另一个方面给美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带来了压力。美国抱怨欧洲尚未完全认识到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及面临的威胁，担心欧盟今后继续纠缠于内部的一体化事务和只顾欧洲大陆本身的安全与稳定，而把它在其他地区的利益交给美国去保护。当然，美国已不会再让欧洲继续(像冷战时期那样)免费搭乘它的“安全大蓬车”了。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继续对冷战后欧洲的安全保持承诺是以欧洲支持并配合美国为条件的。如前所述，虽然美国原则上同意它可以将其国有资产交给欧盟使用以执行它本身不想参加的军事行动，但现实中，它将不会签一张“空头支票”给欧盟，也无意使北约成为一个免费的“出借图书馆”。遵照一般的游戏规则，华盛顿将期望以它的“慷慨”换回些什么可资补偿的东西，比如欧洲同意使用北约的军事力量执行在欧洲以外(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使命等等。据此，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尽管美国欢迎欧洲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如果欧洲不愿意或不能够配合美国以对付联盟以外地区的危机，它还会继续给予欧洲以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吗?换一个角度讲，如果欧洲不能够充分认识到其所担负的新的安全角色的含义以及它对大西洋关系的正常运转所承担的责任，它将有可能失去华盛顿对其一体化努力的支持。
综合上述分析，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看法，即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中存在的双重矛盾之进一步突出和加剧将使这一政策今后的发展带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欧盟一体化近年来在深化和扩大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特别是今年初欧洲单一货币的成功启动及其有可能在欧盟成员国间促进更大程度的政治一体化的前景，已经引起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忧虑，包括政界人士在内的许多人担心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最终会使欧盟成为美国的一个真正的全球竞争对手。布热津斯基呼吁采取措施以弱化欧盟，尤其要防止出现一个在政治上实行一体化的可在地缘政治重要性上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欧洲。【注释】参见William Wallace and Jan Zielonka，“Misunderstanding Europe,”Foreign Affairs，Volume 77， No.6, 1998，p.67.【注尾】更有一些评论家对欧洲一体化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公开发出警告，称实行单一货币后的欧洲将会成为一个保护主义的经济集团，这不仅会引发大西洋两岸“头碰头”的经济对抗，而且有可能导致国际冲突。【注释】Martin Feldstein，“EMU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Foreign Affairs，Volume76，No.5，p.68.【注尾】所有这些情况表明，战后美国在支持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一个基本假设——即使是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洲仍将会继续同美国进行密切的合作——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值得怀疑。今后，随着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华盛顿将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其可能给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及美国的经济利益带来的后果，其结果将有可能使它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发生变化。
总之，不能够将今后美国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欧洲一体化视作当然。战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情况表明，美国主要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而支持欧洲一体化，其根本利益并不是使欧洲真正发展成为平等的伙伴。事实上，美国从未在任何时候考虑寻求一个真正与美国平等的欧洲，而双方之间也从未真正有过均衡的关系。孤立主义时期的美国因其自身的虚弱而惧怕欧洲联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力量鼎盛时选择支持欧洲一体化，但当60年代其实力趋于衰落后，它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也随之变弱。尽管当前的克林顿政府宣称支持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洲并主张美国和欧盟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建立伙伴关系，但在欧洲人看来，美国真正要欧洲做的是为它的霸权付款。【注释】参见William Wallace and Jan Zielonka，“Misunderstanding Europe,”Foreign Affairs，Volume 77，No.6, 1998，p.67.【注尾】归根结底，冷战的结束使美欧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协调起来更加困难。一个拥有单一货币的强大的欧盟的崛起，已令美国感到越来越不好对付。如果说冷战期间美国凭借其军事政治领导地位能相对容易地将欧洲一体化束缚在大西洋框架之中的话，那么，在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大大减少的今天，欧盟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将有可能冲破传统的大西洋框架的限制。这一前景自然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并力图要避免的。
正是为了防止这一情况发生，美国在声称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同时，已经有意识地加大了对欧洲一体化的限制，它试图通过强化北约在欧洲安全及政治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进一步加固和拓宽大西洋框架的“篱笆”。近年来北约的改造(包括职能的扩大和成员国的增加)就明显包含有美国这方面的意图。近期爆发的科索沃危机更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加强其在欧洲的领导地位的机会。北约对科索沃危机进行军事干预，导致危机升级，并使俄罗斯的态度趋于强硬，这正中美国下怀。欧洲在整合经济、金融，试图走出美国阴影的路上，将再次面临俄军事威胁的阴影。美国将藉此加强对北约的控制，维护其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同时，如果对南战争旷日持久，大量难民将涌入德、意、奥诸国，欧元区经济将承受不住而陷入衰退，从而导致欧元在正式流通之前就“胎死腹中”。诚然，现在就据此作出美国将否定其对欧洲一体化政策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美欧间密切的经济、政治及安全联系毕竟使双方在协调矛盾和分歧方面仍有余地。但可以预见的是，今后美国通过进一步加强北约的政治及安全职能以制约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趋势，这一趋势将给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总体政策及美欧关系带来何种影响和后果，值得关注。
赵怀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