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9年第4期
杜威对美国资本主义出路的探索
孙有中
约翰·杜威是世界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与此同时，他也是他所处时代美国著名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从“大萧条”到“新政”，他曾积极参与或领导这一时期美国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运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严肃而深刻的哲人，他对自己亲眼目睹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进行了长期系统而深刻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我们认识本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富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本文试图依据史料和原著，系统考察杜威对美国资本主义出路的探索，剖析20-40年代美国社会转型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本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发展的文化根源。
一、改良资本主义
（一）“改良资本主义有可能延续下去”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已日益尖锐。1929年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总爆发，更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来。在美国，“大萧条”对资本主义的打击尤其沉重。危机初期，面对日益严重的失业、饥饿、社会冲突与混乱，胡佛政府显得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正现实而紧迫地摆在人们面前。
对于经济危机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美国知识界讨论着几种可能的趋势。第一种趋势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提出的“批量生产”。福特认为批量生产有四大优点：其一，降低价格，因而有利于消费者并扩大产品的使用范围；其二，提高工资，因而不仅可以鼓舞士气，而且可以使工人成为消费者，从而扩大产品市场；其三，缩减工作时间；其四，提高利润。这样，通过大批量生产，高工资，低物价，资本主义的问题就解决了。第二种趋势是卡弗（T.N. Carver）教授提出的“经济革命”。卡弗认为，美国正经历一场经济革命，它将消除劳工和资本家之间的差别。一方面，资本家将不再仅仅依靠资本的回报而生活，他们也必须从事这样那样的工作，成为劳动者；另一方面，工人们的积蓄在迅速增长，他们可以投资购买股票，而且劳工银行也在增加，这样劳工也可以成为资本家了，并可以分享对公司的控制权。第三种趋势是欧文·D·扬（Owen D. Young）提出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的分离”。扬认为，当所有权和经营管理合一时，资本家必然惟利是图。但当前的趋势是，一方面，所有权被众多持股者分散；另一方面，管理越来越专业化，要求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专家来承担。这个管理层拿的还是工资，但它关心的就不只是所有者的利益，而且还会重视产品质量、公司形象、工人福利与社会责任。此外还有人主张行业俱乐部、“社会化联合资本主义”，等等。【注释】John Dewey, “Ethics,”LW (LW for 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 Vol., 7, pp.422-426.【注尾】当然，苏联的道路也是激进左派津津乐道的。
在纷纭众说之中，这一时期杜威的立场基本上是倾向于改良的。首先，他断定“自由放任”的极端个人主义在今天的情形下已“不能再容忍”。【注释】Ibid., Vol., 7, p.477.【注尾】“以正义而不是利润为目的”的国家的“最高权威”必须加强。【注释】Ibid., Vol.7, p.478.【注尾】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他指出：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两者之间了，其一是改良资本主义（modified capitalism），在这里，体现于我们政治和教育制度中的民主原则将得到强化，而且自由、效率与正义将被尽可能纳入其中；其二是与之相对的更为激进的措施，如俄国和意大利正在试验的。【注释】Ibid.【注尾】
两者之中，杜威无疑宁愿选择前者。同时，他认为当前问题的两难处境还在于政治、宗教和教育生活领域里日益普及的平等原则与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原则之间的矛盾。
杜威进一步分析指出，走俄国或法西斯的道路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国人“不愿意服从一个唯一的主人的控制”。【注释】Ibid.【注尾】俄国唯一的主人是一个经济阶级，意大利唯一的主人是一个民族主义团体。在美国，经济系统的主人和政治系统的主人是分离的。经济领袖通过市场竞争挑选，政治领袖就看他们争取公众赞同的能力了。他还特别补充道：“当控制权这样分开而不是集中在一只手上时，公众利益可能要安全些。”【注释】John Dewey, “Ethics,”LW，Vol.7, p.479.【注尾】
杜威预言：“在最近的将来，改良资本主义有可能延续下去，这样推测可能是安全的。”【注释】Ibid.【注尾】他的理由有四点。其一，无论西欧还是美国，少数人控制了大量的国民财富，并因此支配了与他们的财富而不是人数相当的权力。其二，在美国，农业虽然是收入最低的行业，但农场主大量投资土地，必然维护私有财产权，这正是现存制度的根本之一。其三，产业工人是最倾向于变革的。在欧洲，这个阶级一直倾向于社会主义，但反对暴力，主张通过合法手段。而美国劳联强烈反对社会主义。美国产业工人宁愿让资本家赚钱，他们则指望分享不断增加的收入份额，也不愿让他们自己或让国家接管全部经济，从而“冒把事情搞糟的风险”。最后，美国有一个庞大而自由的公共教育体制，为人们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平等机会。这也可能是美国经济社会主义无所作为的主要原因。【注释】Ibid., Vol.7, pp.479-480.【注尾】
当然，改良主义始终是杜威的一个坚定信念。他相信社会如同有机体一样处于不断“生长”的过程中，这“生长”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相信每一种社会情形都是特殊的，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无论这情形当前的好坏，它总是可以改善的。人们应该做的是鼓励用智慧来分析当前的具体的障碍，探索有效的解决办法，并致力于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改善现状。
既然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延续下去，那么，对于杜威来说，“尤为重要的就是考虑怎样至少部分地医治它的最严重的肆虐、浪费与不公正”。
（二）资本主义的工程师
杜威把当前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大略归纳为五类：（1）提高生产与降低浪费的问题；（2）就业保障问题；（3）改善工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的工作条件问题；（4）提高消费者的智慧和鉴赏力以及消遣层次的问题；(5)公平分配的问题。他肯定美国政府采取的某些措施已经取得进展，如对工厂的立法，稳定金融的措施，征收所得税以及对公用设施的管理等。但他同时指出这些还很不够，并从这五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对策。
第一，提高生产与降低浪费。首先，提高生产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水力、蒸气与电力技术方面的改进将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利润动机也是朝向这个目标的。但“技术问题”在这里应该是广义的，它应该包括“人的因素”。【注释】John Dewey, “Ethics,”LWLW，Vol.7, p.481.【注尾】因为工人是否愿意合作来提高生产，这部分取决于他们能够从合作所创造的利润中分享多少。把人的因素纳入管理技术中考虑，就会促进更加公平的分配。可见，杜威很早就注意到了当代管理学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其次，防止浪费。从方法上看，这也是一个技术问题。电力照明、蒸气发电以及交通方式的改进，都大大节省了能源和资金，并有利于降低成本和物价，扩大市场。“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程师并不总是自由的。是否容许他节省，取决于节省还是浪费的利润更大。”【注释】Ibid., Vol.7, p.482.【注尾】对于自然资源，尤其如此。因此，政府必须插手干涉。
第二，就业保障。资本主义“工程师”另一个无可奈何的领域就是失业问题。杜威认为，“工程师”在这方面的无能与他的利润动机无直接关系，因为工商业的周期性萧条还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开的谜，这也是他无法控制的。每逢萧条，“美国计划”就是把问题推给慈善组织，推给无足够积蓄的失业者以及老、弱、病、残者本人，结果便导致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急遽恶化，如大量的犯罪、疾病与严重的道德败坏。杜威指出：“在科学家和工程师找到防止失业及其造成的浪费之前，唯一可行的补救办法就是社会保险或者由国家推行的某种形式的大规模的公共计划。”
第三，改善工作条件。在这方面，杜威承认已经有了很多改善，但还不够。他极力主张通过联邦和州的立法，来防止工厂使用童工。他认为，这一努力在美国刚刚起步，对进一步的改善应有信心。另外，他还主张实行某种形式的公共医疗保险，为低收入者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
第四，提高消费者的鉴赏力以及商品的层次。杜威认为，如果第一类问题主要是工程师的问题，第二、三类问题主要是政府的问题，那么，第四类问题主要是教育的问题。利润动机在汽车行业行之有效，在这里就行不通了。例如，城市住房建设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完全不考虑留给孩子们玩耍的空地和成年人消遣的空间。再如，劣质食品也是一个不可完全信赖利润动机的问题。而且，仅靠立法也不可能消除所有的坑蒙拐骗。这就需要教育，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接受教育。特别是在艺术、文学与娱乐领域，教育是提高层次的唯一途径。立法可以防止某些形式的商业性低级趣味，但无法保证人们有更健康的品味。
第五，公平分配。关于分配原则，杜威归纳出四种。其一，按实际劳动分配。杜威认为这在一个简单社会还行得通，在复杂的工业社会已无法实行。其二，自由竞争，不择手段。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杜威对由此造成的两极分化深恶痛绝。其三，平均分配。杜威认为这照顾了一种形式的平等，但没有考虑到人们的能力有差异，贡献有大小。其四，以“公共利益”和“共同财富”为根本准则。“它关心的是社会的美好状况是怎样的，什么样的生活标准是一个美好社会所必需的或者有利于实现美好社会。”这一原则坚持给每个人提供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不仅使他免于饥饿，而且有可能获得“现代文明的必需品和某些享受”。杜威所赞同的正是这第四种原则。他把美国的公共教育视为一个范例。【注释】John Dewey, “Ethics,”LW，Vol.7, pp.454-457.【注尾】
可见，杜威并不主张平均分配，但也反对贫富过分不均。如果绝大多数人只能勉强维生，富人的消费又有限，那时产品也就没有市场了。在这个问题上，杜威赞同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但他也认为高工资不是唯一的办法，社会还必须通过公共机构发展公共事业，如教育、图书馆、公园，等等。有人认为公共事业会限制人们的私人进取心和独立自助能力，杜威回答道：“另一方面，更大的可能是，向所有的人敞开大门，让他们接受教育，让他们了解生活中更美好的东西，这将利大于弊。”【注释】Ibid., Vol.7, p.487.【注尾】社会到底应该给个人提供多大程度的帮助，这是美国学术界至今还争论不休的问题。
从上述五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危机初期，杜威虽然也严厉抨击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但他主要是以一个“工程师”或者说资本主义改革“总设计师”的眼光和身分来心平气和地发言的。他肯定美国资本主义将延续下去，他所要做的就是客观、冷静地观察它的病症，诊断它的病因。而且，从他所开出的药方来看，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高明的医生。美国资本主义如他所料的活下来了，而且通过“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按他所设想的方式克服了他所指出的这几种主要病症后，度过了危险期。
二、经济社会化
从美国社会特殊的传统与现状着想，杜威相信“改良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但对于小打小敲的“改良”，他又始终心存疑虑和不满。他并不满足于只是让资本主义活过来。
（一）寻求社会化的努力
1930年3月，即“大萧条”的第5个月，杜威发表《资本社会主义，还是公共社会主义？》一文。文中他分析了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他当时关于经济危机的对策。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利用政府机构加强公众对于经济的干预和控制。第二，让政府与工、商业肩负起社会责任。他预言：
我们将走向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随便我们愿意把他称作什么，也无论在他实现了时被称作什么。经济决定论是事实而不只是理论。但一种是盲目的、混乱的、无计划的决定论，源于为牟利而经营的商业活动；另一种是有社会计划、有秩序的发展，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与选择就在于是要一个公共社会主义，还是要一个资本社会主义。【注释】John Dewey, “Ethics,”LW，Vol.5, p.95.【注尾】
在这里，问题的实质已经成为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他所希望的当然是“公共社会主义”。
杜威认为，“在人类生活中，经济组织的最终目的乃是确保人们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以实现个人能力有秩序的表达并满足人们在非经济领域的需要。”物质生产本身并不是目的。“求知、审美以及伴侣生活之价值的解放”【注释】John Dewey, “Ethics,”LW，Vol.5, p.598.【注尾】，或者说“创造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联合的自由人”，【注释】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LW, Vol.11, p.62.【注尾】这才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手段。从前，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得不把大部分甚至全部精力用于从事单调乏味的物质生产。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人类的生产力已经能够确保所有人的物质生活，而且使人们的双手和大脑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就为人们从事更高级的创造性活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是，到目前为止，现存的经济制度不是在努力缩小而是试图“加强和扩大”上述两种活动之间的分离。杜威认为这就是当时美国日益恶化的社会混乱与矛盾的根源。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生产力的社会化”，【注释】Dewey, “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New Society,”LW, Vol.13, p.320.【注尾】或曰“管制物质与机械力量”，或曰“经济力量的有组织的社会控制”，或曰“提供物质安全与富裕的社会化经济”。【注释】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LW, Vol.11, p.62.【注尾】他认为，早期自由主义提倡通过个人自由、独立的经济竞争来实现社会福祉，今天应该倒过来，这就是，通过经济社会化来确保个人物质安全从而实现个人自由发展之目的。【注释】Ibid., Vol.11, p.63.【注尾】
那么，“社会化经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
1933年3月，杜威与尼布（Reinhold Niebuhr）就资本主义的前途问题展开论辩。尼布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灭亡”，“它应该灭亡”。【注释】Ibid., Vol.11, pp.62-63.【注尾】他批评杜威对资本主义存有天真的幻想。针对尼布的批评，杜威明确表示自己与尼布对美国社会的未来有着共同的设想：
我愿意看到政治被用于促成一个真正合作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人通过社会本身的经济组织而不是通过任何强加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尽可能直接地控制工业与金融；同时工作不仅为安全、娱乐与文化发展的机会提供保障，而且确保参与控制，从而直接促进人格的精神与道德实现。【注释】Reinhold Niebuhr,“After Capitalism — What?” LW, Vol.9, p.399.【注尾】
显然，这个意义上的美国社会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因为这里没有资本家，也没有财产占有，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而同时，他又不愿接受“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称号，因为国家在这里似乎不再重要，工人们只是通过“社会本身的经济组织”进行一种合作性的自我管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只有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和谐的道德生活。不管杜威承不承认，这已很接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了。杜威对未来社会的具体形式并不十分关心，他相信任何这样的预测都是危险的。他在反驳尼布时指出：“我认为，任何一种观点，如果它更多的是关心‘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如何，而不是致力于发现在资本主义当前的危机中需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做，这种观点必然含混不清，尽管它声称必须坚持‘现实主义’”。【注释】Dewey,“Unity and Progress,” LW, Vol.9, p.72.【注尾】杜威全部社会思想的重心显然是“需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做”。
6个月后，杜威在《常识》杂志上发表《迫在眉睫：一个新的激进党》，呼吁在现存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组建一个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第三党，并提出了具体的经济社会化方案。他要求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关键部门纳入社会化的范围，把土地、银行、生产和分配的一切权力夺过来交给人民，但人民将以什么样的具体组织形式来行使他们的“控制”，杜威没有说明。他只在宣言的一处暗示他更愿意看到生产、交换与流通的“民众化”（popularization）而不是“国有化”（nationalization）。【注释】Dewey, “Unity and Progress,”LW, Vol.9, p.73.【注尾】考虑到他一贯的主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控制”不是由国家全权代表人民来执行。也就是说，他并不赞成“国营”，但相信有必要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实行“社会控制”。
杜威关于组建一个“坚强、团结而激进的新党”的计划并没有实现，但他为实现全面“社会化”经济所作的努力并没有停止。1934年,杜威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提出了地租社会化的设想。他的方案基于两点认识：首先，土地乃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本，对土地的社会化，就是对全部“生产本源”的社会化，对具有社会作用的机会的社会化。如果这种机会被剥夺，社会一方面将拥有“游手好闲者和寄生虫”，另一方面将拥有大批听命于机会占有者的“处于农奴状态”的群众。其次，罗斯福的“新政”所涉及的都是些枝节如清除贫民窟、房屋开发、失业救济，等等。这些措施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根本的东西未变，结果“无一例外地因为机会的私人垄断而妥协，大打折扣，甚至无果而终”。【注释】Dewey,“Imperative Need: A New Radical Party,” LW, Vol.9, p.78.【注尾】杜威反问道：“为什么不深入问题的根本，通过土地的社会化给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呢？”杜威预言：“更大规模的社会化计划势不可挡。”【注释】Ibid.【注尾】
1935年3月，杜威提出了一套通向社会化经济的更为大胆的方案，他要求修改美国的整个税收制度。我们知道，杜威主张经济社会化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公平分配。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杜威认为现行的税收制度却倒行逆施。他指出：“积累的利润为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寻求投资，这是美国财富与收入集中的一个基本原因，也是造成生产与消费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之间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注释】Dewey,“Taxation as a Step to Socialization,” LW, Vol.11, p.265.【注尾】。杜威认为这构成了对美国的“以几何基数增长的危险”。因此，他主张对高收入、财产、公债收入、公司利润与盈余以及土地所得等征收高额税,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充足的教育、娱乐、医疗与文化保障计划。”【注释】Ibid.【注尾】。杜威认为，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美国应当向苏联学习。
（二）对社会化的反思
30年代后期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杜威。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党羽控制了意大利，希特勒的纳粹势力支配了德国。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支持弗朗哥在西班牙建立独裁政府；1936年至1937年初，斯大林审判托罗茨基；1937年，德、意、日结成“轴心”，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并随后吞并捷克。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杜威进一步思考国家对个人有可能造成的严重威胁，他同时也开始反思前一段时期提出的激进的“社会化”主张。
1939年，杜威出版了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自由与文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经济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杜威在书中提出了两个有关“社会化”的重要问题：其一，怎样实现社会化？其二，社会化之后怎么办？
先看第一个问题。对于当前经济的性质，当时美国知识界中的“左”派基本上一致认为，现代工业的“集体性”要求对工业本身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也具有“集体性”，也就是“社会化”，最终导致取消来自于租金、利息和股息的私人收入。杜威也认为：“在美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总的趋势是加强对私人工业和金融的公共控制,这是毋庸置疑的。”【注释】Dewey,“Freedom and Culture,” LW, Vol.13, p.107.【注尾】但“这一变革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吗？”【注释】Dewey,“Freedom and Culture,” LW, Vol.13, p.113.【注尾】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可以而且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另一派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都必须抛弃，而且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杜威自然是与民主派站在一起的，主张通过民主的、教育的方式实现“和平过渡”。“革命”派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责问杜威：假如自由的探讨因最终危及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压制时，怎么办？例如，在一个专制国家，人民是否有必要在为时太晚之前诉诸武力来保卫自由讨论的权利？如果是这样，“这种用于防御的武力是否与智慧的方法对立，或者它现在变成了实行这一方法的工具或前提”？【注释】Quoted in Dykhuizen,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p.294.【注尾】这些问题在《自由与文化》出版后日益尖锐地向杜威提了出来。而杜威的回答始终不能令反对者满意。因为对于杜威来说，不仅作为目的的民主，而且作为手段的民主，都已成为一种信念。他写道：
民主基于这样的信仰：即使每一个人的需要和目的或结果彼此各异，友好合作——这和在运动中一样，可能包括对立与竞争——的习惯本身就是人生的无价之宝。以武力和暴力作为解决手段的环境将产生而且必然产生冲突，把每一个这样的冲突尽可能置入讨论与智慧的环境中，这样做就是把那些与我们持不同——甚至极端不同——意见的人当做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而且作为朋友。对于和平所持有的真正民主的信念就是相信分歧、争论、冲突有可能以合作的方式加以引导，从中双方通过给对方提供表达的机会而各有教益；而不是通过强制来战胜对方——通过嘲笑、侮辱、威胁等心理手段而实行的压制在使用暴力这一意义上并不亚于通过公开的监禁与集中营而实行的压制。通过给不同意见提供表达机会而进行合作，其理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不同意见的表达不仅是他人的权利，而且是丰富自己人生经验的手段，是民主的个人生活方式所固有的内涵。【注释】Dewey,“Creative Democracy — the Task before Us,” LW, Vol.14, p.228.【注尾】
正是基于对民主的这种坚定信念，杜威在其最激进的时候虽然对资本主义恨之入骨，也终于没有选择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道路。
杜威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假设这一伟大的变革通过非此即彼的方式实现了，那又怎样？”【注释】Dewey,“Freedom, and Culture,” LW, Vol.13, p.113.【注尾】更具体的问题是：“在它实现后，且假设如此，生产以及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是否只能通过一个集中的、有害于民主的权力来执行呢？”【注释】Ibid.【注尾】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国家社会主义”或“政府社会主义”，另一派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杜威自然是倾向于后者。事实上，杜威的思考比这两派的主张都更加深远。他同意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见解，认为经济问题太复杂，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平衡与依存性太精微，以至于由公共权威机构执行的计划肯定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甚至事与愿违的后果。他写道：
到目前为止，对工业的社会控制主要采取了在政府主持下由政府官员执行的管理或所有形式。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情况都是这样。无论理论还是实践经验都尚未证明国家社会主义将根本不同于国家资本主义。即便我们被迫永远放弃这样一种先前的信念，即政府行为必然敌视个人自治，我们远未驳倒这一历史证据，即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员将擅权专断。相信所谓从私人手中夺过工业的做法，这是天真的，除非有一天我们证明了这双被委以重任的新的私人的——或者个人的——手也受到控制，以致于它们有理由一定为公众利益服务。我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也不是说工业的“社会化”一定会导致管制，这正是自由放任式个人主义的信徒们所津津乐道的。我要说的是民主问题已呈现新的形式，而在这方面，有关当前运作的经济因素与民主的目的与方法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多少经验。【注释】Dewey, “Freedom and Culture,” LW，Vol.13, p.114.【注尾】
纵观本世纪世界范围内令人痛心的社会主义实践，杜威在这里所表现的谨慎与忧虑毋宁说是一种令人叹服的“先知先觉”。他看到，现在的问题不仅是经济“社会化”的问题，而且是人的“社会化”的问题；不仅是“新的社会格局”（a new social order）的问题，而且是“新人”的问题。他强调，文化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此，社会的重建乃是整个文化的重建。他写道：“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在文化的所有层面展开：政治的、经济的、国际的、教育的、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注释】Dewey, “Freedom and Culture,” LW, Vol.13 p.186.【注尾】
1939年是杜威社会思想的重要发展阶段。此前，他更多地信任和强调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计划与调控，以确保个人的全面发展；此后他则明确表示：“现在我要更多地强调个人乃是联合化生活之性质与运动的最终决定因素。”【注释】Dewey,“I Believe,”LW, Vol.14, p.91.【注尾】他分析指出，资本和劳动的集中所带来的“经济集体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必然趋势，而“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正是这一趋势的产物。此二者都声称代表了个人的利益，前者向他保证“安全”，后者向他保证“创造性”。其实，二者都推崇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都声称以“个人自由”为最终目标，但结果“个人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和机会”。【注释】Ibid., p.93.【注尾】
80 高龄的杜威把“社会化”的希望寄托在具有社会功能的职业团体的“自愿联合”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们具有同样的理想，但他们主张通过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最终实现个人的彻底解放，结果却导致了“又一个专制政体”（指苏联，引者注）。国家这个专政的工具并没有如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言的那样很快消失。法西斯主义者也声称要建立一个由自治团体组成的国家，结果却是“对任何正规的个人自愿联合组织的彻底镇压”。这一时期的杜威不再寄厚望于国家和政治举措，他认为这两者都必须服从于并服务于“个人的自愿行动”。【注释】Ibid., p.95.【注尾】他相信，“个人的自愿联合”（voluntary associations）是“走出当前社会死胡同的必由之路”。【注释】Dewey, “I Believe,”LW, Vol.14, p.97.【注尾】
杜威的经济改革方案始终服务于他的伦理理想——“个人的解放”或“所有个人的有效自由与心智成长的机会”。【注释】Dewey,“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LW, Vol.11, p.41.【注尾】当初他主张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实行彻底社会化，主张国家大量介入国民经济生活，是因为他相信只有经济社会化才能实现所有人的“物质安全”，【注释】Ibid.【注尾】而只有在物质安全的基础上，个人才能全面地发展自己并自由地参与共同体的民主生活。现在，鉴于苏联和法西斯国家对个人自由的践踏，他虽然依然肯定经济社会化这一时代发展趋势，但坚决反对国家不受约束的介入，更明确地强调个人的自愿联合，他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无疑，“新政”以后的美国资本主义所走上的道路正是杜威所不愿看到的“国家资本主义”。不过，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通过国家调控实现了对私有经济的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或“社会化”。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设立了各种委员会来调节行业间、私人企业间以及它们与消费者间的关系，如洲际商业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联邦动力委员会、联邦电讯委员会、民用航空委员会、消费品保障委员会，等等。此外，政府还通过税收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财政金融政策以及工资和价格控制来促进经济的协调和稳定发展，通过种种社会保障和福利措施来维持一定的社会公正，等等。现代股份制也可以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化”。
可以说，经济“社会化”乃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城市化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至于这种社会化将具体采取怎样的形式，尚有待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实际去探索和创造。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杜威所主张的“自愿联合”和参与式管理的理想模式即便不能完全实现，至少可以作为检试社会化努力的一个有意义的参照。“私有化”也罢，“国有化”也罢，“市场”也罢，“计划”也罢，这些都只是手段。在现有条件下，如何逐步地、尽可能地提高人民大众（决不只是少数大款）平等参与经济与政治生活的自主权，从而为每个人的社会贡献与全面发展创造日益有利的物资基础与制度保障，这才是我们推进社会改革的根本指针。仅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够的，仅有综合国力的增长是不够的，仅有少数人的富裕是不够的，即便再加上共同富裕也还是不够的。必须不断促进所有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和分享程度以及他们全面发展的程度；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制度创新”。
三、有计划的社会
杜威所试图回答的，是“资本主义”能否引进“计划”这个问题。
（一）资本主义的包袱
1931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混乱，胡佛政府依然祈灵于“倔强的个人主义”，希望危机能够自行消逝。此情此境，令杜威忧心如焚。
杜威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乃在于人们拒绝把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合作性智慧”——用于解决社会问题。他十分羡慕地谈起苏联的情况：“在俄国，新闻报纸上充满了关于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的讨论。”【注释】Dewey,“Science and Society,” LW Vol.6, p.61.【注尾】他认为，不能因为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因为苏联实行政治专制，就认为连他们所采用的“计划”这种管理社会的方法也一定与我们不相容。他希望美国人暂时忘了苏联特定的政治背景，而注意到这里重要的是“运用协调的知识与技能来引导经济资源，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注释】Ibid.【注尾】希望美国人“运用我们更加先进的知识与技术，对我们自己的需要、问题、邪恶与可能性进行科学的思考，从而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所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实现某种程度的控制”。【注释】Ibid.【注尾】他认为美国人依然深陷于那些“破旧不堪的传统的、老掉牙的口号和哗众取宠的辞令而不能自拔”。他恳切呼吁人们：“只有当我们停止鼓噪那些陈词滥调，不再把我们的观念局限于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之中时，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现在的问题是要混乱还是要秩序，是要运气还是要控制：是随意地还是有计划地使用科学技术，只有这时，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智慧的思考。”【注释】Ibid.【注尾】可见，杜威注重的是观念的应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能够具体地解决问题，推动社会日臻进步。这种务实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在破旧立新的改革年代尤其重要。
1933年3月，无力回天的胡佛把一个破烂不堪的美国交给了弗兰克林· D. 罗斯福。从胡佛的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所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美国普遍的社会心态：
对于我们自己的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普遍的心态是既不理性，也不宽容。在政府结构方面尤其是涉及改变宪法时，普遍的心态是非试验性的。在商业与机械工程中，人们普遍欢迎自由的试验；涉及政府事务时，态度刚好相反，在这里传统的势力更大，提议变革视同背叛国家。【注释】Dewey,“Science and Society,” LW, Vol.6, p.61.【注尾】
……变革的阻力并非仅仅来自于人们对利益扩张或一种特殊的美国精神的关注，而主要来自于人们把当前的工业现状等同于对宪法所设计的现状的维持，而且害怕变革会危及现存的财产利益。同样的情形有助于解释除涉及特殊利益的部门以外政府职能普遍瘫痪的现象，也有助于解释最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一理论。【注释】Ibid., LW, Vol.9 p.234.【注尾】
这就是杜威在30年代初所面对的严峻现实。这份报告只不过进一步证实了杜威对美国危机的一贯认识。杜威看到，随着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向垄断与联合化的过渡，美国社会的传统平衡已经打破，现代工业与城市文明所迫切需要的是“协调”与“整合”。【注释】Ibid., p.230.【注尾】这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全国性“计划”，意味着美国人必须尽快抛弃“旧个人主义”对个人自由的盲目推崇和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杜威认为，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它是否有计划协调发展。依此判断，美国资本主义是一个无计划的、惟利是图的社会，而他所追求的则是一个有计划的、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社会。
（二）“计划社会”与“有计划的社会”
关于杜威的“计划”一词的含义，必须特别小心。1933年，针对“右”派以苏联和意大利为例对他所提倡的“社会计划”的指责，杜威撰文指出：
俄国和意大利提供给我们的都是计划社会的模式。我们坚信社会需要计划，并且计划是走出混乱、无序和不安全的唯一出路。但是，一个计划社会和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是有区别的，这就是专制与民主的区别，教条与操作智慧的区别，以及压制个性与最大限度地释放和利用个性之间的区别。【注释】Dewey,“The Underlying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LW, Vol.8, p.76.【注尾】
这样，他便区分了两种对“计划”的不同使用，一种是“计划社会”(planned society)，一种是“有计划的社会”(planning society)，而他所主张的是后者。1936年，杜威在一次演说中重申了这一信念：“据我看，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计划是否可能；以及如果可能，又怎样并为了什么目的而实行。”【注释】Dewey,“An Empirical Survey of Empiricism,” LW, Vol.11, p.74.【注尾】他认为这个问题贯穿于所有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与社会利益等问题的争论之中，并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1939年，他又进一步指出了这两种社会的区别。在一个“计划社会”，他写道：
其社会后果是通过大量的人身攻击直至杀人灭口和系统的党派政治灌输，彻底压制探讨、交流与自愿联合的自由。……由于要求推行由上面强加的固定的蓝本，因此为了确保服从，就必须依靠对人们身心的强迫。……试图对社会组织和联合形式进行计划而又不让智慧尽可能自由的表达，这便违背了社会计划的本意。【注释】Dewey,“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New Society,”LW, Vol.13, p.321.【注尾】
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他写道：
后者意味着智慧通过最广泛的合作性的协商（giveandtake）释放出来。……因为后者乃是行动的一种操作性方法，而不是一整套既定的最高“真理”。【注释】Ibid.【注尾】
不难看出，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放任”之间，杜威想找到一个最佳点。他向往“安全”、“有序”与“稳定”的社会生活，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能为政治民主与文化繁荣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他也追求“自由”，因为没有自由，个性就会被戕杀，个人才智就无法发挥，社会也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苏联式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保障”、“有序”与“稳定”，但却牺牲了“自由”；美国式的“放任”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自由”，但却牺牲了“保障”、“有序”与“稳定”。在他看来，“自由”与“保障”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苏联和美国的“实验”，他都不满意，因为这两种社会最终都将走向民主的反面。于是，他提出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国民生活是有计划的，但计划不是僵化的，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从经典著作中照抄的现成的答案，更不是某一权威人士一时冲动而做出的；它是一个不断计划，不断调整的过程。一方面，计划的制定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合作运用社会智慧的结果；另一方面，计划的施行将为民主生活提供更大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有秩序的进步”。
对于杜威这位“想入非非的哲学家”【注释】Dewey,“The Democratic Faith and Education,” LW, Vol.15, p.254.【注尾】来说,实现“有计划的社会”同时也意味着对科学和技术的信赖与利用。他坚信，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已使人类首次有可能着眼于遥远的时间与空间来计划人类的活动。【注释】Dewey,“Between Two Worlds,” LW, Vol.17, p.452.【注尾】他呼吁人们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把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同时纳入“大规模的计划”，从而实现生活世界的“统一”。【注释】Dewey,“he Crisis in Human History,” LW, Vol.15, p.223.【注尾】
显然，美国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实现杜威所期望的“公共社会主义”，也与他的“有计划的社会”大相径庭。但是，美国政府后来施行的“新政”、“公平施政”、“伟大社会”等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杜威当年猛烈抨击的资本主义的混乱与不稳定。甚至他提出的一些具体改革方案也都全部或部分实现了。历史地看，杜威当年对计划与国家的强调，对形成“新政”所必需的价值导向与社会心理，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杜威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以民主和正义为尺度来评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强调“民主共同体”从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平等参政与所有人的和谐友爱的高度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孙有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