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架

 

《战争与和平——解析美国对华政策》陈毓钧著。台北·寰宇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除“序言”外,正文计6章、547页。全书约30万字。

本书以中美相互关系史为背景,从战争与和平的新角度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并从中寻找线索来解释中美关系何以会发生战争,以及为何又可避开战争而维持和平”,并着重探讨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外交以及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前因后果。书中指出,“就地缘政治的战略利益以及亚洲的持久和平而言,美国在该地区保持与中国在战略、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符合双方利益。”(第516页)没有一种文明能绝对优越于其他文明,“美国在推销其价值理念时应有如下的认识,即只有透过相互尊重包容及平等对待,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第525页)超越战争而赢得和平,尚须中美两国政府与人民彼此真诚对待与合作,也需要政治家的勇气、智慧、仁慈与远见。本书除引用大量美国学者、台湾学者的论著外,还注意吸收我国大陆学者的相关成果,融会贯通,立论平实。

《美国和近现代中国》陶文钊、梁碧莹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除“序言”(蒋相泽)、“后记”外,正文454页。全书共37万字。

这是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专业委员会、中山大学历史系等单位1995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美国与中国的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全书共收入了26位学者的24篇论文,其中时殷弘等的《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牛大勇的《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空运》、任东来的《1946-1949年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若干问题》、资中筠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汪朝光的《中国影评中的美国电影(1895-1949)》等文,在选题、立论、视角或资料方面各有所长。编者“后记”提出的如下两点意见相当重要:其一,“一个国家不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中国的现代化或近代化也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尤其是与大国的交往。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与各国的关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次研讨会的举行为美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篇文章开了个头,希望有志者共同把这篇文章继续做下去。”其二,“编者寄语年轻的研究者,在开始你的研究以前,或者说,在确定你的研究课题以前,一定要把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尽可能搞清楚。不时看到一些年轻学人,辛辛苦苦写了文章,对一些学术界早有共识或大致清楚的问题进行了一番重复研究,既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也没有找到重要的新资料,实在是人力财力的浪费。每看到这种情况,编者都要扼腕叹息。与其老问题写不出来,不如去研究新问题。”(第446页、447页)本书系中华美国学会主编的《中华美国学丛书》之一。

《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1844-1996)》胡礼忠、金光耀、顾关林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除“总序”(彭明)、“引言”、“附录”、“后记”外,正文450页。全书共37.6万字。

本书叙述了1784年“中国皇后”号驶华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史,系《从屈辱到崛起》系列之一。本书的有些史实有误(如说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宣告成立“自由独立的合众国”等),有的注释显然是转引却注为直引(如关于“中国皇后”号驶华等的原始资料)。书名也欠缺,因为克林顿作为美国总统访华是1998年的事。

《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王景伦著。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除“作者自序”、“导言”、“主要参考文献”外,正文410页。全书共34.5万字。

本书评介了当代美国的一些中国学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历程,有助于知彼知己,推动两国学术界交流与理解。全面、系统地对美国人的中国观加以立体研究,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开展。顺便说明的是,本书“导言”中说:“1830年2月22日,美国首批商船‘罗马号’到达澳门,25日抵广州,从而拉开了美中直接接触的序幕。”(第1页)这显然是错了,因为早在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即已成功抵达中国广州通商。

《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演变》侯文蕙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除“征服的挽歌(代序)”、“美国有关环境的立法”等附录、“参考书目”、“后记”外,正文197页。全书共16.3万字。

本文作者侯文蕙现为青岛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美国环境史学的翻译和研究,有译作《沙乡的沉思》等。本书考察了18世纪后期以来美国人的环境意识及其进化史,为我国这一新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开了一个好头。

 

David T.Courtwright, ViolentLand: Single Men and Social disorder from the Frontier to the Inner City.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96.

对于美国的暴力这一目前引起巨大争论的热门话题来说,本书无疑是十分及时的。作者从历史、社会、乃至生理学的角度考察了美国暴力问题的起源和特点。尽管暴力倾向在不同的种族和阶层当中的情形各异,但作者发现,12-28岁的男性是美国暴力问题的主要责任者。这与戴维·布兰肯霍恩(David Blankenhorn)在《无父之美国》(Fatherless America)一书中的结论不谋而合。布兰肯霍恩指出,暴力行为在单身汉和那些失去父亲或家庭的青年中间出现的频率最高。作者指出,美国的暴力行为在西进时期表现得最为严重,本世纪40和50年代趋于缓和,90年代起再度猖獗。在分析了这一历史现象后作者指出,暴力行为的起落与家庭关系的发展趋势显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要控制暴力,就必须维持家庭关系的稳定。尽管作者的这种“暴力学说”并无太多新意可言,但其从性别和生理差异角度观察美国暴力问题独特视角,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John C.Boger, & Judith W.Wegner, Race, Poverty, and AmericanCiti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6.

韦格纳和伯格是北卡罗莱纳大学查伯尔希尔分校法学院的正副院长。本书是1993年北卡大学城市与地区计划系和查尔斯—雪莉基金联合发起的“种族、贫困和美国城市”研讨会的论文集。书中收录20多篇论文对目前美国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所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内容包括:(1)美国应如何制定一项全国性的城市政策;(2)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对教育、就业和种族关系的影响;(3)现行的福利、教育和保健政策对不同种族的影响;(4)新闻媒介对种族冲突的影响;(5)美国应如何对其城市政策进行调整。本书的主要对象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书中收入的论文比较好地兼顾到了学术讨论和对策研究这两个方面。

William Julius Wilson,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Knopf Press, 1996.

80年代以来,美国人对福利制度的批评日益强烈,甚至认为它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恶化的根源所在。但是,执教于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威尔逊却持不同看法。书中指出,全球经济力量、种族偏见和公共政策失误所导致的工作机会离开内城居民区,是失业、贫困和犯罪率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恢复工作而不是简单地捣毁福利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书中以大量统计数字和实地采访资料为依据,指出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而不是所谓的品格特征,是造成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日益贫困的直接原因。资料显示,最近20年间,雇主和中产阶级大规模地离开了大部分的美国城市,把穷人丢在了背后。以芝加哥的12个贫困地区为例,1993年,平均只有1/3的成年人有工作。这对社会会有何种影响显然是不言自明的。作者在调查中还发现,90%以上的黑人倾向于赞同“个人义务”(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的主流道德观。这同以往的大多数调查结论截然不同。书中还就如何对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进行改革提出了大胆的建议。

James F.Moore,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Business Ecosystems, New York: Harpr Business Press, 1996.

     曾担任AT&T和惠普公司高级管理顾问的穆尔,向竞争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发起挑战,书中认为由于竞争不断导致企业破产和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因此,在未来的经济生活中,竞争必将逐渐走向死亡。他以微软、AT&T、惠普等许多大公司的发展为例,指出目前公司已不再选择竞争而是选择多行业间的合作来谋求自身的生存和更大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企业生态系”(business ecosystems)的出现,以微软公司为例,它的“企业生态系”辐射到了个人计算机、家用电器、通讯、信息系统等众多的不同的领域,这种“企业生态系”的出现,为今天动荡不定的公司关系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归宿。作者预言,“企业生态系”将会替代竞争而成为未来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合作和共同发展而不是竞争将成为企业成功的必由之路。

R.Taggart Murphy, The Weight of the Yen: How Denial Imperils America's Future and Ruins an Alliance.

作者是一位以东京为基地的资深投资银行家。书中论述了美国经济变为依赖日元的起因和发展,对创纪录的美国贸易逆差的形成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他认为,80年代初导致美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变为最大的债权国的原因,除了里根、布什政府在减税的同时大力增加国防开支之外,依赖日元是政府的另一严重失误。当时,美国迫切需要大量资金,而日本及时满足了美国的这种需求。而这恰恰是80年代以来美日磨擦不断增加,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并不了解日本,特别是不了解日本的文化和日本公司大举介入美国经济的真正动机。作者总结说,“美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他们选择了借钱,而没有勇敢地面对作出重大决策所需要的广泛的争论,而这正是诚实政治的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