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
凯南的遏制思想与美国的遏制战略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读后
任东来
【注释】任东来：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注尾】
这是本小书，但它比时下许多大部头的书更有份量；这是本研究别人思想的著述，但比现在众多“理论”专著更有价值。 这是我读完张小明博士 《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后的第一个印象。
在西方，许多人把凯南视为２０世纪美国最有思想的外交家、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流派最出色的代表。他们认为凯南拥有一种异常敏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预见力。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刚尽之际，他就系统地提出了对苏遏制的思想；而当遏制通过１９４７年杜鲁门主义和１９５０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６８号文件成为美国基本国策之后，他又开始抨击遏制政策，并提出了对苏缓和的思想，这要比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缓和政策早上２０年，但是，当基辛格把缓和政策付诸实施之后，他又猛烈抨击该政策中的联系原则——对苏缓和要与苏联整个对外政策相联系。早在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出版前十多年，凯南就论证说，美国像以前的其他帝国一样，正在步入黄昏时节。早在绿色和平成为一项社会运动之前，他就提醒人们注意核武器竞赛、环境污染和人口增长对全球的灾难性后果。而苏联的迅速解体更证明他４０多年前的预见惊人准确：“要是发生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事件，那么，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变成最弱而最可怜的国家社会之一”。〔1〕
正因为如此，凯南的思想引起了许多学者对他的研究兴趣，但他丰富而又庞杂、系统有时却前后矛盾的思想也令一些学者望而却步，不知从何下手。
张小明博士抓住凯南思想中对美国冷战政策影响最大的一面——遏制思想，加以全面研究，的确抓住了关键，选择了一个好的视角。在这一角度确定后，他又从遏制的概念入手，层层剖析它的形成、目标、手段、影响，丝丝入扣地缕清了遏制概念的全部含义。张博士可能对时髦的“解构主义”不感兴趣，但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对文本加以解释和分析。
谈起“遏制”(containment，港台译成围堵），令人立即联想到凯南１９４６年２月从莫斯科发给美国国务院的“八千字电报”（长电）和１９４７年７月发表在《外交》季刊的《苏联行为探源》（又称Ｘ文章）一文。张著的分析也是由此开始的。由于对文本的理解不同，凯南遏制思想中有两处是美国学者经常争论不休的。首先是遏制的方式：对苏联扩张是用政治遏制还是军事遏制，或是两者并重？这里就涉及到如何理解Ｘ文章中所提到对苏联扩张施以“反击力量”(counterforce)〔2〕一语。尽管凯南在给作者的信中把它解释为政治力量，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凯南事后的解释，而是根据凯南当时的思想加以细致分析。作者认为由于凯南这时并没有区分军事遏制和政治遏制，因此反击力量“既指军事力量，又指政治力量”（第２０页）。只是在１９４８年以后，凯南才修正和发展了Ｘ文章的观点，强调政治遏制。第二个问题是，遏制的范围：是在世界所有地区还是在重点地区遏制苏联扩张。在分析美国两派学者意见后，张小明指出，凯南最初（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对此未加区分，强调美国必须“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人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利益的地方，使用不可更改的反击力量”（第１７页，译文有改动）。只是在李普曼指出这种“全线反击”行不通时，凯南才改变看法，强调遏制应有重点，主要是在世界上的几大工业中心：如北美、日本、欧洲和英国。在澄清遏制的方式和区域之后，作者又以遏制思想为框架，逐一分析了它的目标、手段以及对政策的影响。
在作者看来，遏制作为一种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说是维护和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它的目标可分解为三个层次：把苏联的影响限制在其势力范围内；让东欧各国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改变苏联的内政和外交，进行和平演变。这三个层次目标是紧密联系同时追求的，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着重点。张小明指出，“在战后初期，凯南强调遏制第一层次的目标，而当西方局势基本稳定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矛盾与分歧之后，他则很注重遏制的第二、三层次的目标。如果说第一层次的目标是防御性的话，那么第二、三个层次目标则是进攻性的。第一个层次的目标主要是近期的，而后二个层次的目标却是长期的”（第３１页）。
为达到这三个层次的目标，凯南精心设计了实现目标的手段，这就是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凯南认为，在政治上，遏制苏联影响扩大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保持西方社会内部的健康与活力，因此他倡导并筹划了“马歇尔计划”。其次，鼓励和利用苏联集团各国之间的矛盾。１９４８年铁托的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分裂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非铁板一块，凯南由此得出结论，苏联集团内部矛盾必然削弱苏联的力量。第三，加强对苏联的宣传战和秘密活动，让苏联人民了解西方，用“榜样”的力量来瓦解和演变苏联制度。１９４８年以后，凯南逐步转向提倡缓和和谈判来解决美苏间的问题，软化苏联立场，为和平演变苏联创造条件。
虽然凯南重点放在遏制的政治手段，但他并没有否认军事手段的作用。在作者看来，凯南所注意的军事手段，主要是常规军事威慑，有限战争和有限军事干预。因此他支持美国加强常规力量，但反对制造氢弹和发展核力量；支持美国干预朝鲜内战，但反对美军超过“三八线”。
遏制的基本含义经过作者一番剖析之后，变得清晰并可以理解。这是张著的重要贡献。与西方研究凯南的著述相比，张著的一大特点是用遏制概念作为一个总的概括凯南各种战略思想的框架，把他对苏问题的见解——从斯大林时期到戈尔巴乔夫——统统放在里面。虽然作者也注意到凯南前后期思想的变化，但他更注意凯南思想的连续性与一致性而非变化与断裂。因此，他把凯南１９５０年以后提倡的缓和与谈判也作为遏制的内容和手段加以论述。但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论证不够充分。
首先，为了使遏制概念尽可能地外延以涵盖广泛的内容，作者把遏制的目标分解为三个层次，从而使它的内涵非常浅。读者可能会问：除了第一层次的目标（限制苏联影响），遏制的第二（减少苏联影响）、第三（和平演变苏联）层次的目标不是更适合用缓和战略来实现吗？如果后两个层次目标也是缓和的目标，那么缓和与遏制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仅仅像作者所云，缓和只是遏制的一个手段呢？就凯南自己以后的言行来看，他在５０年代以后几乎不再提遏制，而只是一再提倡缓和。
其次，作为政治学者，作者注重的是概念。张著的长处是把遏制思想加以纵向分析，从１９４６年的“八千字电报”一直谈到１９８９年他在参议院的作证，相对来横向分析则不明确。尽管他一再提到１９４８年以后，凯南的遏制思想有了补充、修正和发展（第４３，５５，７５，１１９页），但由于分散各处，读者不易把握这种变化的原因、内容和实质。如果让我这个学历史的来写此书，我更喜欢以时间为经，以概念的发展为纬，把凯南的遏制思想以１９４８年为界，前后分成两个时期，这可能会更容易把握遏制思想的变化。
事实上，凯南的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凯南在１９４８年以后，逐步脱离了美国社会和决策层中的遏制共识，成为遏制政策的批评者而非支持者。因此，尽管他的遏制思想有助于美国遏制政策的形成，但最终的政策离他的设想相距甚远。张小明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很有可商榷的余地。
尽管凯南有“遏制之父”之称，但他本人却认为他的遏制主张“对华盛顿的官方只起到微不足道的影响”。〔3〕张小明对此看法是凯南“可能是出于自谦”（第１１页）。他认为，“不管凯南的初衷如何，他的遏制苏联的思想在战后初期对于统一杜鲁门政府内部的对苏认识和激起美国朝野尤其是广大公众的反苏情绪，从而为政府完全抛弃与苏友好合作的政策，确立以苏为敌手的新的对外战略，起了思想导向的作用”。（第１１４页）不仅如此，由于凯南“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间作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参与了杜鲁门政府重大对外政策的研究、制订和实施，将其遏制思想变成一些具体的政府政策”。因此，“凯南在美国政府决策圈内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是个说话算数的人”（第１１６页）。
但我怀疑凯南是否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首先，他不可能“激起……广大民众的反苏情绪”。激起这种情绪的是杜鲁门主义，而不是凯南的Ｘ文章，因为文章发表在只有精英才看的《外交》季刊上，文字之深奥玄妙也非常人能理解。其次，凯南是个孤独的智者，即便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他那学究气的报告和建议也很难被采纳。他自己在以后的回忆录中写到“对于军事机构来说，我的影响实际等于零。在国务院也是同样，除了一两个人以外。马歇尔将军非常高兴我在欧洲复兴问题上所做的一切。但我担心他从未充分理解过它背后的理论基础”。他对最器重自己的国务卿马歇尔却是这样的看法，可见其在国务院内实在是孤影独行，无人喝彩。实际上，马歇尔作为决策者并无必要去理解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凯南的迂腐之处。他进一步感叹道：“现在看来，在那些年代里（１９４６－１９４９），我在华盛顿所扮演的角色的最大之谜是：为什么只是在一些情况下，如１９４６年２月发自莫斯科的长电、Ｘ文章，我所说的话引起如此多的注意，而在其他情况下却根本不受注意。唯一的答案是华盛顿的反应极为先入为见，深受国内政治气氛和机构利益而非对我们国际地位理论性考虑的影响。是我太天真了——天真地以为在某一场合所发表的精湛分析和看法，即便是为自己顶头上司邀请、注意或正式接受，会对庞大、人浮于事、各自为政以及高度情绪化的程序产生显著影响。正是通过这样的程序华盛顿官方的各种观念和反应才最终汇聚在一起”。〔4〕
正是对这种缺少思想、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的彻底失望，凯南在１９５０年离开了国务院，并以一个学者和冷战的非官方批评家的面貌出现。令凯南痛心的可能是，他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他精心设想的遏制在１９４７年杜鲁门主义那里成为全世界范围的反共十字军，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６８号文件那里成为不分重点不分手段的全球军事遏制。在他看来，遏制的全球化和军事化与他的思想差之毫厘，却谬之千里。
因此，他对几乎美国所有的重大冷战政策（除马歇尔计划）都持保留态度和批评立场。他支持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但反对杜鲁门借机提出以反共为己任的杜鲁门主义；他主张建立美国的军事优先地位，但反对建立北约和研制氢弹；他同意在柏林问题上西方应立场坚定，但反对使德国分裂永久化的作法；他是遏制的始作俑者，但却不同意把遏制定为基本国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６８号文件，〔5〕……。
正由于凯南几乎在所有冷战政策问题上与美国决策者分道扬镳，因此有的学者干脆称他为“冷战的叛逆者”。凯南是个极自负的人。他所欣赏和留连的是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精英治国。在他的内心中，虽不指望决策者像自己那样充满智慧，但却企盼至少有能力理解他的思想。但他错了，在美国这样的“大众民主”社会中，杜鲁门只能用最简单的自由与邪恶的对比，来煽动民众反苏反共的情绪，支持他进行全球冷战。同时，美国社会中的工业—军事复合体也只能从遏制的军事化中得到源源不断的生产订单。在这个意义上讲，凯南在莫斯科时的老上司哈里曼的一句评论恰到好处：“他了解俄国，但不了解美国”。〔6〕
由于遏制一词被滥用，凯南自己以后的著述反而很少使用。在他最新一本总结个人政治哲学的著作中，竟连提都未提遏制两字。〔7〕无疑，张著所界定的遏制三个层次的目标是凯南毕生所追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凯南的确未曾放弃过遏制的思想。但正如张著所称，归根结底，遏制思想是一种和平变革战略思想（第１４１－１４２页），那么是否可用和平变革这一更为广泛框架来研究凯南的对苏战略思想呢？在这一框架中，遏制与缓和两个主题似乎可以得到更好地阐述，不知张小明博士以为然否。
注释：
〔1〕《苏联行为探源》，最早发表在１９４７年７月的《外交》季刊，署名Ｘ。后收录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一书，中译本由世界知识１９８９年出版。引文见第９８页。
〔2〕张小明把它译为“抵抗力量”，第１７页。
〔3〕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1967), p.403.
〔4〕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p.403-404.
〔5〕张著给人的印象是凯南并不反对该文件（第１２２页）。这个看法有误，由于凯南反对遏制的军事化，反对制订这一文件，因此被排挤出决策过程。见艾萨克森、托马斯合著：《美国智囊六人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２４页。
〔6〕艾萨克森、托马斯：《美国智囊六人传》，第２２４页。
〔7〕George F. Kennan, Around the Cragged Hill,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