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
中美敌对的根源与标志
——评《敌对与冲突的由来》
周桂银
【注释】周桂银：任职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注尾】
1949-1950年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破产，国民党兵溃大陆，新中国宣告成立，继而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美关系由此正式进入长达20年之久的敌对状态。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向研究者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中美最终走向敌对是否可以避免?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不是中美关系破裂，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封锁、孤立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国内外以往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学者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这一点。虽然说法不尽一致，但他们都倾向于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前执行着一种试图与新中国达成和解的政策，或持一种方针尚不明确的观望态度，这种政策或态度主要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决策圈内存在分歧，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如中苏关系的变化、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朝鲜战争的爆发等(第5-10页)。
1995年时殷弘教授的新著《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基本上否定了上述看法。该书从考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渊源出发，指出中美走向敌对虽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其结果却是必然的。时殷弘教授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那独到而缜密的观点：
(一)中美敌对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作者在回顾了本世纪20到40年代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后得出结论认为，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是40年代中后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继续，而扶蒋反共政策则源于美国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世界政治的发展中逐渐定形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第13页)。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除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以外，美国对中共的态度一直是敌视和反对，它不能容忍中国人民用革命方式冲击美国在华利益和势力，也不能容忍共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取得胜利(第35-36页)。现实是历史的继续，是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二)杜鲁门政府摆脱国民党的尝试与其对新中国态度之间并无因果联系(第10页)。作者认为，杜鲁门政府试图“甩掉包袱”只是证明了其扶蒋反共政策的破产和对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绝望，并不能因此而得出摆脱蒋介石政权就是想与新中国和解的结论。这是两个没有因果联系的问题，是美国东亚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两个侧面(第10页)。作者依据广泛而充分的史料，清楚地向读者展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时间里，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敌视政策：排除对话，不予外交承认，组织孤立新中国的国际阵线，想方设法加剧新中国的经济困难，包括严厉限制对华贸易，制订和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并将其作为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的重大环节。美国的上述政策行为是中美对抗形成的根本原因，它们既出于多种利益的权衡，也出于意识形态和情感的驱使(第10-11页，详见第62-157页第三部分)。美国敌视中国的具体政策行为出现于1949年夏秋之交，因而成为中美敌对的标志(第10页)。中美在朝鲜的冲突是这种敌对的必然升级。
(三)体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中的美国全球战略观念的变化是中美走向敌对的决定性因素(第182页)。作者将中美关系放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框架内来考察，敏锐地注意到1950年4月NSC-68号文件的出笼给美国东亚政策带来的影响。该文件是美国在战后从现实主义的遏制战略转向全球主义的遏制战略并继而走上黩武道路的标志，它赋予了遏制中国以一种同美国总体利益密切相关的广泛意义，同时也为遏制中国提供了一种更强的心理保证——美国可能用军事手段在远东推行遏制政策而不损害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战略能力(第182-187页)。这就彻底打消了美国决策者的顾虑，从而为杜鲁门政府出兵朝鲜和武装干涉台湾提供了政策铺垫。
(四)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敌对态度也是导致中美对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以及新中国之敌视美国，是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必然反应，也是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冷战时代在对外政策方向上顺理成章的选择(第53-60页)。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国际上要“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9页)。
时殷弘教授在阐释上述观点的过程中，紧扣主题，层层深入，从而使《敌对与冲突的由来》一书在结构安排上具有极强的严谨性。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分别介绍了中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而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将其置于这个宏观框架之内，使读者对中美敌对有了一个宏观的感受和概念；第二部分揭示了中美敌对的两个深层因素，即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态度和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敌对政策就是由此而起步的；第三部分是在历史的基础上揭示了敌对政策形成的过程，虽然其间出现过摇摆，但整个趋势没有改变，美国最终选择的是走上敌视新中国的道路；第四部分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充分地显示了作者独到见解、深刻思想和生动文笔的一部分。作者描述了美国如何推行遏制政策并将其施之于远东的：战略的转变使遏制观念得到强化，全球冷战的逻辑结果就是在东亚进行冷战，敌视中国的政策终于全面贯彻。第五部分结束语对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进行了总结，用作者的话说，这是“美国外交历史上可悲的一页”(第255-258页)。因此，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是本书的第一大特色。
其次，本书运用了中美两国大量的档案材料。中国方面，作者除引用了我国领导人的著述外，运用了中央档案馆馆藏文件、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文件和沈阳市档案馆馆藏文件。美国方面，本书所用的档案材料分为两类：一是公开文件，包括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国务院公报》、国防部《五角大楼文件》、《美国总统公开文件》杜鲁门卷，以及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公开文件；二是私人文件，主要是作者从杜鲁门图书馆收集的未刊文件，包括杜鲁门私人文件、艾奇逊私人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记录、萨姆纳私人文件和柯乐布口述史。在这些资料中，许多为我国学者第一次使用，显示了时殷弘教授在占有资料方面的原始性、广泛性和翔实性，因而使本书的观点更加严密可信，更具有说服力。
第三，从分析框架看，本书的特色在于结合运用了传统的史学分析方法和国际政治分析方法。尤其是后一种方法使本书的分析具有独到之处。时殷弘教授在三个层次上分析了中美两国的决策过程及其交互影响。他首先从国际环境因素入手，探索了中美两国政策形成的外部条件；其次是对国家结构的因素的分析，包括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公众舆论、权势集团等，这些因素是判断外交决策的主要依据；最后是对决策人物的剖析，论述了决策者的性格、观念乃至偏见对外交政策所形成的影响。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分析，作者基本再现了中美两国的政策及其走向敌对的全过程。
最后，《敌对与冲突的由来》一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所体现的深刻含义。通过对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中美关系的再现，作者揭示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有什么意义?在国际关系史上，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已往的历史表明，一个新兴大国或强国的出现通常会对现存国际体系和霸权国家提出挑战。对杜鲁门时期的美国政府来说，中国也是如此。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的揭示，我想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写道：“历史的细节不会重演，但它的某些基本特征是长存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于帮助人们认识这些特征，从而更准确地观察世界形势并且合理地决定自己的行动。”(第11页)
总之，《敌对与冲突的由来》一书所体现的观点、治学方法和所运用的材料都表明，它是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最新突破。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相比，它更具有一个中国人所独特的视角和客观性。它还表明，作者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湛的外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