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
试论费正清关于近代中西关系的文化观
【注释】作者谨向袁明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悉心指教表示衷心感谢。【注尾】
潘成鑫
【注释】潘成鑫：北京大学教师。【注尾】
从某种角度看，人类历史是一部人类的理解史。人们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及种种社会关系理解的深度，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说，历史学者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知识背景中，怎样思考别人在他的文化知识背景中怎么生活的问题。〔1〕可以说，作为一名历史的思考者， 费正清教授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漫长学术生涯中，他正是将“理解中国”作为自己一生的重要学术使命而身体力行，成为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奠基人和主要推动者之一。
一、费正清对近代中西文化的比较
说到费正清，人们大都容易想到他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冲击—回应”模式。但是，费正清提出这一模式的依据或基础是什么？他在自身的文化背景中，又是如何理解思考中国历史的呢？要考察这些问题，就离不开费正清所提到的一个概念，即“文化”。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同西方开始了大规模接触，费正清正是针对这种特点，从文化的角度发现中国历史的。
“文化”概念的含义极其广泛。费正清通常所指的“文化”，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形态或文化实体概念。他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的总框架”。〔2〕因此，在他眼里， 中国和西方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形态。正如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所说：“在费正清看来，有两种方法把中国纳入我们的世界观：要么视中国为全球近代化过程中的后来者，要么把中国看作一个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尽管费正清发现自己处于两者之间，但比起前者来说，他更接近于第二种理论”。〔3〕
那么，近代中国和西方作为不同的文化实体究竟有什么特点呢？费正清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他的中西文化观：
首先，他认为中国和西方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别。他在许多著作中对两种文化的区别进行了论述，本文把他的文化比较用表格概括如下：
|
西方 |
中国 |
政治 |
民族国家 非统一性 民主 |
儒教君主制国家 大一统 等级制 |
世界秩序观 |
民族主义 均势体制 国际法 主权平等 文化优越感 |
非民族主义(超民族主义) 朝贡体制
中国中心主义 文化优越感 |
对外关系 |
社会达尔文主义 扩张性 平等外交 门户开放、势力均衡 |
文化主义 防御性 朝贡外交 闭关、以夷制夷、汉夷共治 |
军事 |
坚船利炮 对外扩张 |
和平、不尚武 传统国防战略观念 重陆防 轻海防 对付蛮夷入侵的传统 |
经济 |
自由贸易的理想 开拓市场的动机 冒险精神企业家传统 近代工业的发展 |
自给自足重农抑商 商业动力不足 经济传统落后 轻竞争 轻创造 近代工业不发达 |
宗教 |
基督教信仰 传教士精神 |
儒教文化信仰 儒家士绅传统 |
其次，他认为，中西文化差别本质上归结为一点，就是前者是落后的，后者是进取的——传统的中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和更为巨大的惰性”，“消极”，“衰微”，“墨守成规”；〔4〕与之相反，欧洲人“比较机动”， 代表了“不可遏制的活力”，是“物质进步的倡导者”。〔5〕虽然中国和西方都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但在费正清看来，近代西方和中国文化孰优孰劣，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费正清指出，由于两种文化“冰炭不容”的差别和各自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所以一经接触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体现“中外双方一定的价值观、风格和惯常的做法”的文化冲突。〔6〕由于两种文化优劣有别， 他进而认为，不仅冲突是必然要到来的，而且在这场冲突中西方的胜利也是必然的。〔7〕
第四，他主张为避免和解决这种冲突，东西方应设身处地地进行文化理解（cultural understanding）。他说，“西方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需要以相互的理解作为基础”。〔8〕不但如此，费正清还尤其强调对中国的理解：“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特殊问题，需要予以特殊对待”，指出因为中国处在欧美文化之外就不愿对其进行认识和研究，是一种“对于理智的放弃”。〔9〕
以上四个方面，是费正清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差别论、优劣论、冲突论和理解论。文化差别论是费正清文化比较观的基础，优劣论和冲突论是核心内容，理解论则是文化比较观的归宿。从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别，到主张对中国进行文化理解，显示了费正清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观点。他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基础展开的。
二、费正清对近代中西关系的理解
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中西接触，向来见仁见智。比费正清早一个世纪的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曾经指出， 中国“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来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是依靠外国人”。〔10〕费正清则进一步认为：“西方是19世纪和20世纪震撼全球的技术进步及其他种种进步的摇篮和发明者，因而西方能够从自身的文明中完成近代化……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近代化。”〔11〕与密尔有所不同的是，费正清在这里具体地指出了文化传统的历史作用。
不过，费正清在解释问题的同时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如上所述，根据他的观点，中国要完成近代化进程，必须依赖于西方的冲击。但事实上西方冲击并没有使中国实现“近代化”。这不免使他生发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对外国的侵略更早、更强烈地作出回应？”〔12〕对于这个在费正清论著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本文姑且称之为“费正清难题”，“冲击”与“回应”，是构成这一难题的两个重要“函数”，这种以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来考察近代中西关系的思维框架，就是“冲击—回应”模式。他认为：“在相当普遍而广泛的意义上，当然存在着西方的冲击。同样，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也是一个重大事实，是一种包含着很多复杂而相互作用过程的混合体。”〔13〕尽管类似的观点由来已久，但是，将这种模式与文化视角相结合，并用来普遍概括近代中西关系特征的，仍然首推费正清。
(一)西方的冲击。费正清把西方的冲击视为影响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西方“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为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14〕
他认为,在这场冲击中，西方的实业、基督教和民主是三位一体（trinity）的东西，彼此难以分开。〔15〕“商人和士兵、政治家和传教士，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他们的文明的西方社会。”〔16〕尽管这些方面对中国的冲击作用不尽相同，但它们对于中国的影响，归根到底都是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接受西方的任何事物都被证明是一种单向驱动器，它只能进一步使这个儒教国家脱离它的传统基础”。〔17〕于是，费正清得出结论：这种冲击在文化性质上是西方的，它和游牧民族对中国生活的冲击毫无共同之处；而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却受到他们对付游牧民族的经验的影响。〔18〕
(二)中国的回应。费正清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发现了两个重要因素，即“主要从西方引入的近代化的力量和当地的传统”。〔19〕对于来自前者的冲击，他认为：“中国反应的主要决定因素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而不是其外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惰性。”〔20〕他所谓的惰性，就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可以理解的、不愿意改变她的社会价值、文化、体制的心理”。〔21〕西方的冲击要求中国进行变革，但中国“不得不在他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实现现代化，而这种传统是抗拒变革的”。〔22〕于是，在他看来，中国对西方冲击之回应就体现出一种“变革”与“传统”双重变奏的特征。
费正清认为，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变革。随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转变，旨在学习西方、改革旧制的“自强”运动、戊戌变法、共和运动（辛亥革命）相继兴起，总理衙门、招商局、银行、邮政局、新式军队、同文馆等新事物，以及派驻使节、派遣留学生、出版报刊、成立政治学会等新现象接连涌现；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冯桂芬、王韬、容闳、张之洞、盛宣怀、严复、康有为等一些重要改革人物同时也在欧风美雨中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是通过使其帝国传统适应19世纪中叶的问题进入近代世界的，而不是放弃这一传统。”〔23〕他指出，清代改革者变革的目的在于“依照西方的方式维护中国的传统”，因此，才有“中体西用”、“以古论今”以及从过去寻找变革学说的习惯做法。〔24〕也就是说，“改革运动获得广泛支持之前，必须为中国借鉴外国和改变老规矩寻求哲学上的依据。这种依据还得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因为它是中国统治阶级信仰的命根子。”〔25〕当然，他认为这种变革的结果也是传统性的。如“官督商办”、“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等都是“一种传统的而非现代的制度”，〔26〕条约口岸制度也“是因两种传统的影响而产生的——在外国方面，是欧洲海上扩张的传统；在中国方面是朝贡关系的传统”。〔27〕
费正清认为，“传统—变革”模式是“冲击—回应”框架内中西两种文化力量相互作用的反映，研究中国的回应，必须理解其悠久而特殊的文化传统：“中国的近代化在每一方面都是由西方的榜样促成的，但它必须建立在原有旧制度的基础上。”〔28〕西方是促成中国“永久性变革”（permanent change）的因素，而中国传统则维持一种“周期性变革”（cyclical change）。〔29〕
可以看出，在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框架中，存在着“内”（中国）、“外”（西方）两方面因素。他指出，美国史学家研究19世纪中国时有一种向“内、外”两方面反复摆动的现象，在20世纪初期，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外在因素上，而到30年代，一代新的中国问题专家则“引导人们去研究中国对西方的‘冲击’作出什么‘回应’，开始向‘内’的方面摆动”。保罗·柯文（Paul A. Cohen）认为费正清正是这一代专家的带路人。〔30〕不过，费正清善于走“中间路线”（a middle course），〔31〕在“内”、 “外”的摆动之间找平衡。一方面他强调由于巨大的文化惰性，中国变革必须借助西方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又反对那种把中国历史的重心说成在外国人手里的观点。〔32〕晚年他对自己的观点不断修正，继续向“内”摆动。他说，西方冲击不过是中国舞台上很多作用因素之一，那种认为西方进取、中国被动的传统景象必须放弃。〔33〕不过，总体来看，费正清中西关系观的基本取向并没有改变：“文化”始终是他分析观察中国的一个基本视角，以此为切入点所得出的“冲击—回应”、“传统—变革”模式仍然是其主要的理论框架。
三、对费正清文化观的评论
在近代中国研究领域，人们对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冲撞之类的论述并不陌生，但很多人往往就文化而谈文化，囿于中西文化静态对比的细节之中，缺乏历史的向度；也有不少学者从历史角度深入其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面面俱到，但真正有新意的见解并不多见。而在将历史和文化研究成功地结合方面，费正清可谓是少数先行者之一。
在历史研究方面，费正清的文化观所体现出的方法论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我们所习惯的“机械唯物史观”的局限，他所提出的“冲击—回应”、“传统—变革”模式和关于文化理解的主张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国际关系都不啻为一种独到的视角。但是，正像其他的历史理论一样，费正清的文化观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就其主要理论概念、观察视角和价值取向而言，都有商榷的余地。
(一)理论概念上的简单化
费正清对许多概念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抽象化、简单化地运用了诸如“文化”、“传统”、“冲击”、“回应”等一些关键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理论框架的说服力。
首先，费正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论述，是大而化之的。虽然他承认中国传统非常宽泛，但是，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仍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特征是“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cy）、“自我平衡”（selfequilibrium），具有巨大的“惰性”（inertia），〔34〕并据此认为中国之所以回应迟缓， 对西方的冲击准备不足，都是由于这些惰性的缘故。这种缺乏具体分析、一言以蔽之曰“惰性”的做法，显然有失公正。
文化传统和近代化（或称“现代化”）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研究命题。弄清这一题目，不但需要对“近代化”进行定位，更要对文化概念本身以及某一具体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多层面的反思。从文化学角度看，汤因比（ArnoldJoseph Toynbee, 18891975 ）认为文化碰撞中存在着所谓的文化辐射规律：“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有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35〕可见，保守性是各民族文化的一种“通病”，费正清指出中国文化的惰性并不算什么新发现。而且，就中国文化而言，东亚（即费正清所谓的“中华文化圈”）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恰恰可以证明儒家文化并不是现代化的障碍。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人认为，“中国在兼容并蓄其他文化，甚至是征服者的文化方面曾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实用主义，即在杜威看来是属于西方现代化的哲学基石，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有许多方面在2000年以来的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常理。”〔36〕因此，中国文化内涵的丰富多采远不是“惰性”所能完全概括的，费正清对中国的“文化理解”乃至对“文化”概念本身的理解都还有待深化。
其次，费正清所谓的“冲击”也是一个粗枝大叶的概念。为了说明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他不得不特别强调这种冲击的“统一性”。诚然，一种文化形态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西方打开通商渠道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打开了中西文化交往的大门。但是，对于西方冲击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却不能夸大。事实说明，西方贸易的冲击并不简单等同于西方文明的传播，列强在中国的首要动机是并不是确立“贸易自由”、“外交平等”一类的文化观念，而是获取贸易利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指清帝国——引者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37〕
即使就对中国的文化影响而言，也应做具体分析。例如，西方究竟给中国带来了哪些真正的现代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什么层次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从当时西方人的动机来看，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使中国产生费正清所谓的那种“积极回应”？等等，都是值得质疑的。
所以，费正清存在着主观认识上的和事实上的“西方冲击”之间的偏差，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文明是一回事，西方入侵者手中的西方文明，又是一回事。”〔38〕他也没有清楚地阐明：西方对中国人造成的心理上的“震动”是一回事，而给中国带来的实质上的“冲击”又是另一回事。他把诸如“冲击”之类的意义宽泛的概念，作为确定的、严格的学术概念，用来界说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其理论框架引起争论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对于“回应”的概念，费正清也没有做足够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区分。正如保罗·柯文所批评的，历史学家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实际上中国在前一世纪对西方回应的这段经历是极为错综复杂的。〔39〕
(二)观察视角上的片面性
“文化”不是费正清研究近代中西关系的唯一视角。他说：“我们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角度进行思考的。当我们描述过去的情景时，从所有这些角度得出的见解都有助于我们作出历史的综合。”〔40〕但是，从他关于“冲击—回应”的论断中不难看出，费正清并没有把政治、经济等同文化一样视为影响中西关系的基本因素。保罗·柯文认为，虽然他用很多篇幅讨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其他因素，但往往把文化方面的差异和相互理解视为中西冲突的根源。〔41〕保罗·埃文斯（Paul M. Evans ）也认为，“在他的分析中，战略和经济因素并非不重要……但它们是第二位的。”〔42〕这也正好反映了费正清文化观的又一缺陷：过于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存在以文化视角代替其他分析角度的倾向。
历史结果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出的“一种合力”，〔43〕任何试图从单一视角观察和解释历史的做法都是不全面的。因此，无论是认识西方的冲击，还是研究中国的回应，都不能完全陷入文化概念中去。事实上，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主权、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害，与清政府相互利用而形成的所谓“共治”体制，都是阻碍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外部因素；从中国社会内部看，统治阶级的腐败、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人口的巨大压力等，则又是导致中国步履维艰的重要内部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与文化传统有着种种的联系，但是，如果把它们都归结到文化的层面上，显然有穿凿附会之嫌。
费正清喜欢把中国和日本相比较，用来说明文化因素的作用，批评帝国主义理论的不足。他认为这一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势不可当的‘帝国主义’影响在日本和中国产生了如此不同的结果”。〔44〕其实，无论是西方对日本和中国的冲击影响程度，还是两国影响“回应”的国内因素，都非常复杂。例如，近代西方对中国发动过一系列战争，而日本则基本上免遭了战争的灾难。鸦片战争后，英国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清帝国身上，至少到1852年，英国的外交部和商人，对日本的贸易还是几乎不感兴趣的。美国对日本的兴趣，也主要是为了在北太平洋捕鲸和进行广州贸易，而需要日本作为可以中途提供给养、燃料和避难的停泊港。〔45〕再如，就地理因素而言，日本是一个领土狭长的岛国，90％以上的居民都居住在离海岸50英里以内的地区；“佩里的舰队在能看得见首都江户的地方航行；几星期内，全日本便都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46〕相反，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和交通等等条件的限制，即使面临同样的冲击，中国也无法像日本那样迅速地做出整体的反应。
(三)价值取向上的西方中心主义
归根到底，费正清的上述疏失，是与他所持的西方中心观的价值取向分不开的。由于他的文化背景和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同，使得他对中国的理解又终显隔膜，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当我们还不熟悉一种外国文化时，就似乎注定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它。”〔47〕虽然费正清对西方的“文化优越感”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提出批评，但在他看来，西方仍然是为了促进中国向近代化的转变，对中国来说，“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刺痛是心理的”。〔48〕因此，他那种认为近代中国必须借助西方冲击才能发生根本变革的“冲击—回应”模式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而假如费正清能够真正摆脱他所谓的文化制约（culturebound ）的话，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传统性”变化，并非都是由于中国文化自身的“反应迟钝”和“准备不足”。恰恰相反，有些所谓“传统”正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例如，明清以后中国对外态度由开放转向封闭，就至少部分是由于西方的影响。马士（ 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认为，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看法，由16世纪葡萄牙人的半海盗行为、17世纪西班牙人的血腥屠杀以及荷兰人的胡作非为所形成；而英国人却是1689年用大炮打开通商门径的人。〔49〕因此，当19世纪西方人再次入侵时，中国采取排外态度就不难理解。再如，戊戌变法之所以不彻底，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以“孔子加耶稣”的保守主张，影响了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维新派。首倡这种主张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说：中国“自有至善之学，断不敢劝其舍中以从西也”。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也宣扬：“中西并立，新旧迭乘，专尚西学而竞弃中学者，非也。”〔50〕
从西方中心观出发，费正清对于“变革”的理解也存在偏差。他所谓“变革”主要指发生像西方那样的变化（即“近代化”），这自然使他认为西方文化是近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而对中国社会自身的变革力量则重视不足。〔51〕他把与中国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因素（如清朝统治的腐败、人口压力、农民起义等等），不过是纳入到“冲击—回应”和“传统—变革”的框架中，并不把它们视为可能促进变革的力量。对于中国没有发生“近代化”的变革而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费正清仍然求助于文化的视角，从“文化”和“社会秩序”上找原因，认为“‘共产主义’对美国是邪恶的，而对中国却是有益的”。〔52〕但这种解释终究无法令人满意，他晚年也认识到了这一不足，曾表示：在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之间的确存在差别，也许我们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分析中国的革命。〔53〕可见，超越自身所处的文化系统，对一种异质文化进行客观而深入的理解，并不像费正清当初所认为的那样容易。
(四)逻辑论证上的矛盾性
由于存在着上述三个方面的不足，费正清的文化观中所体现的逻辑论证也就不是无懈可击了。
大前提：西化等于近代化（隐含前提：西方冲击体现了西化的特征）。
小前提：中国文化传统不同（并落后）于西方。
结论：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内部不能独立产生近代化的力量。
由于费正清的两个前提不能完全成立，因而结论就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在论证过程中，他首先遇到了前文所谓的“费正清难题”：中国变革依赖于西方的冲击，但西方冲击没有导致中国的根本变革。对此，费正清把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惰性。但这样他又走入另一个悖论：中国要西化必须抛弃自身传统，但中国的悠久传统是不可能抛弃的——这正如他既要坚持自身的文化理想主义，又主张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一样，其文化观出现了本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对于他来说，消除理论框架的矛盾性和放弃文化理解的开放性态度都是致命的。可以说，费正清并没有对自己反复提出的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也许，从根本上讲，这个带有明显价值取向的问题一经提出，就预先设定了一种不完备的解答途径。这也反映出，虽然费正清反对把问题诉诸固定的理论框架，并特别主张跨越文化鸿沟，但他仍没能跳出“文化制约”与自身框架的局限。或许这恰好应验了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观点：“在历史方面， 一种可以考验的、因而是属于科学性质的理论是很不容易找到的。”〔54〕
但是，不管怎样，费正清作为现代中国学之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不仅使近代中国史成为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史学研究领域之一，而且在发展该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方面无人能比”。〔55〕人们对他的理论框架尽管毁誉不一，但他所揭示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确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国际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他所倡导的相互间的文化理解，就显得更具现实意义。而一生自觉充当“文化边缘人”（a man of the cultural frontier）的费正清，正是文化理解的积极实践者，他给后人留下的学术财富是超越文化界限的 。 正如保罗·埃文斯所说：“发现‘真正的费正清’就像发现‘真正的中国’一样困难。”〔56〕发掘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的价值，将是一项长期的学术任务。
注释：
〔1〕〔21〕〔22〕〔32〕〔48〕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页，第4页，第3页，第38、57页，第43页。
〔2〕费正清：《导言：中国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谢亮生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注释。
〔3〕Ross Terrill ed., The China Difference: A Portrait of Life（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9）,p.82. 转引自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 1994年第2期，第80页。又见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of Modern China（New York:Basil Blackwell Inc., 1988）, p.179.
〔4〕参见John K. Fairbank, "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68）, p.259；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56页；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8）, p.454.
〔5〕参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第8页，第42页；John K. Fairbank et al. , 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454.
〔6〕〔17〕〔27〕〔33〕费正清：《费正清集》（陶文钊编选，林海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第91页，第71页，第373页。
〔7〕〔11〕〔13〕〔18〕〔29〕〔40〕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Fourth Edition, Enlarged）（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163, p.145, p.145, p.82, pp.176177, pp.307308.
〔8〕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吴世民等校）。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9〕John K. Fairbank, 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74），p.209, p.218.
〔10〕（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许宝马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7页。
〔12〕John K. Fairbank et al.,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p.643. 类似的问题还有：“中国为什么和怎么落后的？”“昔日古老而伟大的文明中心变成了外来小国的半殖民地。问题出在哪里？”“当日本终止了她的闭关锁国政策……准备变成一个世界强国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等。参见John K.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reface, p. xvi; John K. Fairbank, 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 S. A.（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11;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98页，等等。
〔14〕John K. Fairbank and SsuyuTe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p.1.转引自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15〕参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118页；John K.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p.224；John K. Fairbank, China Watch（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
〔16〕费正清：《条约制度的形成》。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19〕John K. Fairbank et al.,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n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5）, pp.910. 转引自Colin Mackerras, West Images of China（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pp.152153.
〔20〕〔24〕〔28〕John K. Fairbank et al.,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p.559，pp.629630，pp.591592.
〔23〕John K. Fairbank, "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257.
〔25〕John K.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p.227.
〔26〕John K. Fairbank et al.,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p.589；《费正清集》，第55页，第75页；John K. Fairbank, China:A New History, p.203.
〔30〕〔41〕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8788页，第167168页。
〔31〕〔42〕〔56〕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p.178, p.339, p.6.
〔34〕这些表述见于费正清的许多有关著作，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列举。
〔35〕（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顾建光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
〔3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沈宗美校）。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37〕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16页。
〔38〕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
〔39〕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取向，保罗·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批评。可参见该书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
〔43〕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97页。
〔44〕John K.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p.189, p.216. 又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76页。
〔45〕（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0页，第5657页。
〔4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吴象婴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
〔47〕转引自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p.336.
〔49〕（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姚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4页。
〔50〕转引自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另可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94页。
〔51〕1990年费正清在致一位中国学者的信中说，他曾不当地使用了“近代化”一词，见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s., Fairbank Remember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p.218.
〔52〕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2）, p.317.
〔53〕〔55〕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s., Fairbank Remembered, p.276, p.47.
〔54〕（英）卡尔·波普：《历史有意义吗？》。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