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
破灭的改革之梦：司徒雷登
与危机中的国民政府
王建朗
【注释】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注尾】
在极大地影响世界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与美国开始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有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战后，美国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实行西方民主体制的国家。因此，要求国民政府进行内政改革便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围绕着改革所产生的要求和回应形成了战后中美关系中的种种纠葛。在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使华时期，美国已提出改革要求。有关马歇尔之使华，已有诸多论述。本文将探讨马歇尔离华后司徒雷登(John L.Stuart)敦促国民政府进行改革的有关活动。
一
马歇尔在离华前与司徒雷登的一次谈话中，询问鉴于国共和谈破裂，美国对中国应采取何种政策。司徒雷登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方针：第一，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希望它作出必要的改革，并根据改革情况考虑提供进一步的援助；第二，相机而行，走着瞧；第三，完全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司徒雷登主张采取第一种，否则，他宁愿选择第三种，马歇尔对此表示同意。此后，司徒雷登在其任职期间正是按照第一种方针而展开行动的。〔１〕
按照美国人的政治理念，司徒雷登把推动宪政建设，建立一个多党制的民主政体作为改革的一个首要任务。根据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召开的制宪大会的安排，将于１９４７年底召开行宪国大，从而正式结束训政时期进入宪政时期。作为行宪前的必要准备，司徒雷登首先把他的精力集中在组成一个有在野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上。１９４７年２月７日，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就政府改组问题进行了商谈。司徒雷登提出三方面措施供蒋介石考虑：１．在除行政院外的政府机构中普遍增补非国民党员；２．在行政院内部进行调整；３．短时期内集中实权于国民政府委员会。蒋介石不想对掌握实际权力的行政院大动手术，他表示，行政院是实际上的施政机构，地位重要，不可轻举妄动。他倾向于采取第三方面的措施，即对位尊而权虚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进行改组，允诺使其拥有决策实权。〔２〕
３月份，围绕着“行宪”，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似乎颇有声势。国民政府成立了“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由立法院长孙科担任会长。至４月１日，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总统与副总统等的选举与罢免法以及国民大会与五院的组织法。此外，还给现届立法院新增委员５０人，其中非国民党人士３２人，给现届监察院新增委员２５人，其中非国民党人士１６人。３月份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还先后通过了《宪政实施准备案》、《政治改革案》和《经济改革方案》等。
但改组国府委员会的进程比较缓慢。同意与国民党合作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为了要在政府中取得实质性的职位，与国民党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而一些无党派人士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前途并不看好，尚不愿意加入联合政府。至４月中旬，有关各方终于就此达成协议。
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正式宣布了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名单。新的国府委员会由２４人组成，１２名为国民党人，１２名为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此外，国民政府的五院院长是当然委员。蒋介石宣称，中国至此已形成多党之政府矣，“我国之政府权力以往属于国民党负责，此次改组政府之后，将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所共同行使。国府委员会将在此过渡时期行使其职权。”〔３〕同日，国府委员会公开发表了新政府的施政方针。施政方针共１２条，它对于多党合作、国府委员会的决策权力、行政权与立法权分立、军民分治、保障人权等都有所规定，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某种希望。
司徒雷登对国府委员会的改组结果比较满意，他认为这次改组吸收了国民党内最能干最新式的人才，并排除了反动的ＣＣ系和居统治地位的军人集团的成员。他感到“国府委员会的构成，无论从国民党还是从无党派人士方面来看，在目前情况下都是不能再好了”，“我们有理由期望他们努力进行健全与具体的改革。”〔４〕
当然，司徒雷登并未天真地认为成立了新的国府委员会后便万事大吉了。他注意到国民党在选出其国府委员的同时，恢复了以前已裁撤的中央政治会议，出任这一委员会秘书长的正是美国人一直认为是国民党内最保守、最反动的力量ＣＣ系的领导人陈立夫。司徒雷登认为，这一举措颇耐人寻味。他估计这个委员会对控制国民党的政治机构和国民党决策，将发挥重大作用。
司徒雷登感到，新的国府委员会能否实现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具体改革，还是一个问题，蒋介石到底能否听从开明进步官员的忠告，能否对效忠他个人的反动幕僚毫不让步，还很难预测。司徒雷登明白，尽管国府委员会在名义上是高于行政院的决策机构，但它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实际权力仍很难说。因此，司徒雷登在会见蒋介石时表示，美国舆论对国府委员会的改组普遍持赞扬态度，但有所保留，直到有证据表明，这个新的政府机构有多大权力，以及它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为止。这实际上是敦促蒋介石赋予国府委员会以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司徒雷登并鼓励说，目前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中国将由他开始，从长期的“人治政府”转变为“法治政府”。〔５〕
接着而来的是对行政院的改组。在对这一握有实权的政府机构的改组过程中，国民党开放政权的诚意显然令人怀疑。在行政院的１７名部长和主任委员中，非国民党成员只有４人。而且，国民党把至关重要的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司法行政部等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非国民党人士所出任的只是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的经济部长、农林部长、卫生部长等职。政学系的张群担任了行政院长。
二
然而，新政府组成后并未在推动改革上采取有力的举措。相反，却对进行反内战活动和对国民党表示不满的学生采取了镇压措施。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如此处理学生运动很不满意。他认为参加学生运动和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是共产党，而仅仅是普通的中国百姓，他们关心自己的生存问题，希望表达他们的普遍高涨的和平愿望。司徒雷登认为国民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的武力镇压政策是一种“愚昧态度”。〔６〕他主张因势利导，把民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他在会见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时表示，政府应妥善对待公众的和平要求，公布并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显示出民主和社会改革迹象，这样才能恢复人民对政府的支持。
６月１９日，司徒雷登在与蒋介石会谈时指出，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些措施包括：组织一个经过仔细挑选的工作班子，向人民发布与共产党谋求和平的宣言；所有的人都应贡献其能够贡献的力量和财富；政府应尊重公民的自由，以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态度厉行改革。只有这样，政府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司徒雷登还建议蒋介石本人周游全国，发表演讲，唤起民众投入到新的运动中去。〔７〕
马歇尔在７月上旬向蒋介石发来一封信。马歇尔在信中强调，中国问题的基本的和永久的解决，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作出，美国只能在预见到将会有良好的结果时加以协助。司徒雷登在解说这一信件时，直接把美国提供援助与国民政府的改革联系起来。他指出，国民政府的政策调整是美国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与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国民政府应围绕着宪法在政府内部进行改革，内容包括：有更高权威的代表团体，公民自由权的建立及保障，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建立更为亲密的工作关系。〔８〕
８月１０日，司徒雷登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再次把改革作为美援的条件而提出。他表示：美国一直准备援助中国，条件是现政府必须足以证明其进行改革，以恢复人民的支持。司徒雷登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改革内容包括：国民党应与政府完全分开；按政协原则改组军队，裁减官兵，使军队少而精，训练有素，装备优良；扩大监察院职权，以制止官吏中盛行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宪法生效之前，先宣布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条款生效。司徒雷登并带有责备的意味对蒋说，他本应是整个国家的领袖，但他更多的只是一党之魁。〔９〕
９月下旬，司徒雷登对局势的估计趋向悲观，他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评估说：“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如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国民党内充斥腐化和反动势力已是尽人皆知，……必须铭记的是，一党统治永远会导致腐败。”他对改组后加入政府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也深感失望，认为他们对政府工作贡献微薄，只是忙于为自己的党员捞取一官半职。其贪心于争权夺利，甚至超过了许多国民党人士。〔１０〕
尽管对国民政府已经大感失望，司徒雷登仍然幻想美援的到来会对国民政府的改革起到某种推动作用。他认为，美援是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可以利用这一杠杆，每当国民政府有进步迹象时，即向它提供它所渴望的援助，在其反动分子或腐败势力有所抬头时，即停止这种援助。１９４７年１１月，马歇尔在国会提出了３亿美元的援华拨款建议。司徒雷登决定利用大批美援即将到来这一机会，推动国民政府的改革。１２月２２日，他草拟了一份准备在中国发表的声明。１９４８年２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出经济援华法案，司徒雷登遂于２月１９日公开发表了他的《致中国人民书》。
《致中国人民书》在讲了一通现代民主的好处后说道，中国的历史表明，老百姓所追随的是他们所信赖的开明领袖，这是一种旧式的中国民主程序。把它改变为现代宪法程序，将会消除各地区、省及地方政府中的腐败无能分子，那些民选产生、为民谋利的人士将能取而代之。目前中国面临的危险日益加剧，这就必须继续坚持让宪法权利充分告白于天下，必须唤起公民意识，使之得以充分明确地表达，以反对政府官员的弊政。作为一个外国大使直接向驻在国人民呼吁，这实在有些不同寻常。司徒雷登事后也承认这一点，但他表示，他《致中国人民书》不应被解释为攻击中国现政府。〔１１〕
三
进入１９４８年后，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形势继续恶化。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领导进一步感到失望，他对蒋介石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觉察到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都日益厌弃国民政府，普遍对政府领导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即使在一向最忠于蒋的那些人中，也出现了对其政策不满的明显迹象。司徒雷登感到，“现在需要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而委员长看起来很难做得到。”〔１２〕
随着政府内部对蒋介石不满和反对情绪的日益增加和公开化，美国驻华大使馆在３月１８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预测：中国政治上一个变革的年代正在到来，其特征是：现政府的领导正逐渐为从前支持过它的人所反对，这些反对派正成为具体的和有组织的，现在的当权者除非获得我们的积极支持，几乎一定要垮台。３月３１日，司徒雷登又进一步预测，如果蒋委员长无所作为或努力太晚的话，国民党内逐渐增多的反对派可能会另觅领导人，而使他下野，并将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司徒雷登似乎希望出现这一局面。促使司徒雷登作出这种预测的契机是，随着行宪国大的即将召开，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日益活跃，并显示出逐渐聚集的趋势。
对于是否要在战争的紧要关头举行普选并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内部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有着严重分歧。根据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给蒋介石的报告，主要延缓进行选举的理由有两个方面：一是担心国民党各级党政人员将最为重要的戡乱工作置于脑后，把精力耗于搞选举这样的“不急之务”，共产党将乘机发展；二是担心选举结束后，国民党内部会“分崩离析”，“同志变仇人，如何集中力量戡乱？”反对延缓者的理由也主要有两点：一是实施宪政的进程已由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如政府予以变更，“无异违宪”；二是担心国际舆论近已怀疑本党是否有行宪诚意，如现在宣布停办选举，“将使怀疑益深，于我国际地位愈益不利。”这里所谓国际舆论，主要是指来自美国的压力。
从双方的理由来看，不能说前者毫无道理。然而，蒋介石还是选择了后者，他在此件上批示：“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宜。”〔１３〕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他知道前者的忧虑并非多余，但他还是决定如期选举，并非是怕有违宪之嫌，实际上主张延缓者也早已为他找好了大体上可以成立的推迟选举的理由。不难看出，蒋所担心者实际上是不好对美国交待，推行宪政是美国人一直在敦促的事情，在最后关头的退缩将会使美国失望，对他指望得到援助产生不利的影响。
国民党内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如李宗仁等，此时目睹危局，也想利用选举的机会“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挽狂澜于既倒”。〔１４〕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上获得成功，李宗仁积极谋求美国的支持。３月２７日，李宗仁宴请司徒雷登，谈了他决定竞选副总统的有关情况，表明了他不同于蒋介石的政治见解。李表示镇压共产党“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是不行的，它还要求政治改革”。〔１５〕这一观点正是司徒雷登所积极宣传的。
曾被司徒雷登寄予着较大期望的行宪国民大会于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９日至５月１日期间召开，但会议的结果并未给司徒雷登带来多少新的信心。这次会议使蒋介石继续保持了绝对的权力。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根据大会新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可以不受宪法第３９条和第４３条的约束采取紧急措施。由于取消了宪法中对总统权力的这两个最重要的限制条款，总统与行政院便可不经立法院同意，随时颁布紧急法令和宣布戒严。司徒雷登认为，戡乱条款实际上给予了总统无限权力。
唯一给司徒雷登带来希望的是李宗仁终于当选为副总统。他认为，李宗仁的获胜“象征着ＣＣ系的彻底失败，对公开决定支持孙科的蒋介石也是一个严重打击；这一事态还表明国民党内反对派对以ＣＣ系和黄埔系为中心的党务机构的独裁进行挑战的胜利”。司徒雷登及大使馆的其他成员希望“在副总统选举中表现得那么明显的民主的波澜，会发展成为政府中反动分子的合法而有效的反对派”，希望出现“真正的和令人振奋的改革运动，来进行认为是国民政府要避免灾难所必须的改变”。〔１６〕
在蒋介石正着手组织第一届行宪政府之时，司徒雷登于５月６日拜访蒋，再次向蒋提出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他指出，现在形势严重，“唯一的希望是进行剧烈的改革，使人民相信政府不再是徒有空言，而是真正要付诸实施。”司徒雷登对蒋说，现在你已当选总统，宪法已经生效，美援正开始到来，这正是你进行改革的良机。如果现在无所作为，那么不用过多久，等你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时，那已经晚了。〔１７〕
司徒雷登希望蒋介石与李宗仁加强合作，推进改革。但蒋介石的个性使他无法做到这一点。蒋对李宗仁的当选深感恼火，他将这位副总统完全冷置一旁。有关军政大事的重要会议，蒋不让李参加。招待外宾的重要宴会，蒋也不邀李陪客。李宗仁感到，他从原来的北平行辕主任升任副总统，“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转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１８〕李宗仁很消极，他甚至表示考虑去美国，因为他在美国会比在国内更可能有所成就。
５月２４日，司徒雷登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指出，目前是他毅然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应任命一位能担负此种行动的行政院长。司徒雷登并建议蒋介石解散ＣＣ系。司徒雷登期望能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但他的这一期望再次落空。等到第一届行宪内阁宣告成立后，司徒雷登对这个班子颇感失望，他认为新政府的人马大多是从旧人物中选出来的，少数新的成员也被旧人物所控制，因而不会进行重大的改革。他还注意到，在军事系统的调整中，顾祝同为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余汉谋被任命为陆军司令。他认为这两人长期以来在军事上毫无成就，只是擅长投蒋之所好。
对于行宪国大后蒋介石的这些举措，司徒雷登及大使馆的其他成员都深感不满。他们认为，蒋辜负了国民大会对他的期望，“他一方面保持了几乎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却没有提出新的计划。他拒绝李宗仁担当它的顾问，而仍旧依靠不称职的人来领导新政府各部。蒋明显地企图继续其个人统治，而无意遵从大众对于改革的要求。普遍的不满情绪发展起来，蒋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为不孚众望。”〔１９〕
四
从此，蒋介石能否胜任其职的问题在司徒雷登的考虑中反复出现。他开始考察那些能够继承蒋介石的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司徒雷登除了对国民党内的反对力量如李宗仁等寄予希望外，还对积极活跃于国民党政权之外的政治力量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尤其是李济琛领导的民革甚受重视。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曾与民革领导人进行过多次接触。李济琛在与他们的谈话中，详细谈论了民革的计划和政策，声称他将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支持，会吸引最有才能者参加他的政府，从而组成比现政府更有能力阻止共产主义扩散的政府。
司徒雷登对李济琛颇为欣赏，他认为李济琛作为政府领导人出现，在国民党中国将受到除蒋介石那些最亲密的助手外的所有分子的广泛欢迎。他预言政府的地位将进一步崩溃，最终或者将被内部的开明领袖，诸如李济琛这样的人发起的革命所取代，或者直接被共产党取代。
司徒雷登再作努力，敦促蒋捐弃前嫌，建议蒋召集几个普遍受到人们尊敬的领袖，让大家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抛弃所有的个人与政党偏见，组成共渡难关的领导核心。然而，这次谈话显然并不成功。司徒雷登在会见后总结说，这次谈话的“最显著的印象是徒劳。我非常怀疑蒋委员长是否具有那种伟大的品质，使他能够召集那些并不完全顺从他的领袖人物，把他们视为同志，让他们各抒己见，最后达到意见统一，决策一致。”〔２０〕
１９４８年８月，面对法币的飞快贬值，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个重大的经济动作，即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法币而改行金圆券，结果以失败告终。金圆券没过多久便也陷入了飞速贬值的恶循环圈。由于最初强制人们以金银及外币兑换金圆券，这就将中下层民众仅有的一些积蓄剥夺一空，国民党政府由此而失尽民心。
司徒雷登开始认真地考虑抛弃蒋介石的问题。他感到，倘若美国在蒋被全体人民所唾弃以后继续支持他，结果将是弊多利少。１０月２３日，司徒雷登在致马歇尔的请示电中明确地提出了考虑让蒋下台的问题。他提出了可供选择的一些办法，并请指示是否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是否可以“赞成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某一位能够给国民党军队和非共产主义党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内战的政治领袖”？马歇尔不同意由美国方面出面这样做。他担心，如果美国政府劝蒋退休，或推荐其他中国人担任新的领袖，那美国就得对日后中国出现的新的局面承担责任，就必须不顾美国的利益如何而支持继承蒋的政权。〔２１〕
尽管国务院不同意作正式的表示，但它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驻美人员透露，只要蒋在位，就不可能指望获得美国的援助。司徒雷登在与国民党要员的谈话中也表示了希望蒋下台的意图。１２月１３日，张群以蒋的使者的身份与司徒雷登谈话，说蒋希望在传说纷纷的引退问题上听听他的意见。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张群终于得出结论说，要委员长引退的是美国。司徒雷登回答说，大多数美国人民有这样的印象，即绝大部分中国人民感到蒋委员长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应该从权力统治中退出。而中国人民的所想所愿正是美国拟定政策的基本因素。１２月１７日，司徒雷登又在与新任行政院长孙科的谈话中阐述了美国的立场：美国政府希望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扩展，但是，美国不能靠支持一个丧失民心的政府来达到这一目的，那将有悖于民主原则，而美国正是因为共产主义违反民主原则才反对它的。
此时，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实力派也发出了要蒋下台的呼声。在内外夹击之下，蒋介石终于在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发布了引退文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这样做并非下台。宪法规定副总统继行总统职权有两种情况，即“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２２〕蒋介石拒绝了由李宗仁继任总统的要求，而颇有用心地采用了“引退”一词，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这样，一旦他认为有必要“视事”时，他仍可以收回权力，恢复其总统职位。此外，蒋介石仍然保留了国民党总裁的职位，他仍是执政党的领袖，可以干预党政决策。蒋介石引退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份党内指示中便明确地要求，“无论总裁之行止何在，全党同志均应竭诚尽力，接受领导，继续奋斗”。〔２３〕
因此，李宗仁虽然终于走到前台，司徒雷登却并不像当初所期望的那样兴奋。一是他注意到了“引退”的奥妙，认为此举意味着总统随时可能归位，从副总统那里收回权力。他还明白，蒋介石现在实际上仍然控制着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高级将领大多是蒋介石的门生，他们只听命于蒋介石；二是军事形势实已无法挽救，国民党主要的精锐兵团在三大战役中已被消灭，共产党兵临长江，现在进行任何改革都已无力回天。而共产党提出的强硬的谈判条件，使得接受条件无异于投降。因此，当李宗仁就职后要求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或致函表示赞许和支持李宗仁政府时，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政府应保持沉默。
面对国民政府行将崩溃的必然结局，司徒雷登在２月５日致新任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的电报中，对近年来他所亲眼目睹的国民党政府衰落发出了感叹：政府中不乏政治自由人士，但体制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国民党政府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使得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他断言，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２４〕因此，尽管司徒雷登对李宗仁个人持着赞赏的态度，但除了要求美国政府继续维持现有规模上的经济援助外，并没有提出其他大力扶助李宗仁的要求。
４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这标志着司徒雷登对国民党政府所有希望的彻底终结。此后，司徒雷登在南京与共产党官员进行了接触，希望能影响共产党政策的改变。但他的作法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赞同。８月，在《美中关系白皮书》即将发表之时，司徒雷登以回国述职的名义永久地离开了中国。
五
在梳理了司徒雷登促使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的活动过程之后，本文不得不回答这样两个问题：
一、司徒雷登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
司徒雷登身为美国驻华大使，是这一时期中美政策沟通的一个中心人物。司徒雷登并非仕途出身，而系以一民间教育家担当一国大使之重任，似乎缺少充分的政治阅历。司徒雷登的传教士和教育家的独特的个人背景，无疑也使其行动带上了他个人的特色。作为美国道德观念的长期传播者，他虔诚地相信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是挽救一切腐败政府的良方。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改革，向蒋介石，向国民政府要人，向他所接触的中国百姓。白皮书是这样评说司徒雷登的工作的，“在与中国政府领袖们的会谈中，他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强调了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削弱反动集团的势力，并推行基本的改革措施。”〔２５〕孜孜不倦地推动国民政府进行改革直到最终失望，可以说是司徒雷登任职的一大特色。可以想像，假如由一政坛老手出任此职，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司徒雷登的任期中，尤其是在后期，他的一些观点与职业外交人员和政治家发生了分歧，如在是否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是否出面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以及后来是否要与胜利了的共产党进行接触等问题上，司徒雷登都与国务院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敦促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这一问题上，应该说他是完全秉承华府的意旨而行事的，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与美国对华政策相符合的。
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是先进行改革才能提供美援还是先提供美援再进行改革的矛盾。把改革视为美国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先决条件，并不是司徒雷登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一些决策人物都持有这种观点。如远东司长范宣德(John C. Vincent)就认为，不实行剧烈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国民政府是无可挽救的，美国提供的援助也难以发挥作用。国务卿马歇尔本人的观点也是：只有实行剧烈的改革才能救中国，唯一的办法是把反动的派系从国民党内清洗出去。〔２６〕美国的历史传统、政治观念及现实处境等因素决定了当时的美国不可能全面地承担起援蒋的重任。它的原则是“自助者天助”，要求国民党首先“自助”，然后才会有来自美国的“天助”。美国只准备在它看到自新了的国民党政权有取胜希望时才作较大投入，而不愿意全部靠自己的力量去扶持一个腐朽不堪的政权，这是美国的既定政策。
这一时期魏德迈使团所得出的结论也说明了这一点。魏德迈一行在华的行动是完全独立于美国大使馆的，但他得出的结论和建议却与司徒雷登所主张的并无二致。在离华前所发表的声明中，魏德迈公开指出：“为了恢复及维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得立即实施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空言已是不够，实行乃是绝对需要的。”〔２７〕
是否可以这样说，敦促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是任何一个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人都要做的事，司徒雷登只是做得比别人更加热心而已。
二、司徒雷登所期望的改革能否拯救国民党政府？
司徒雷登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很庞杂，包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建议，有的被国民党政府采纳了，有的被装点门面式地实行了，更多的则是被束之高阁。本文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一切都照司徒雷登所建议的那样去做，国民党政府能否免于失败的命运？作者的看法是：未必。
大半辈子从事传教和教育事业的司徒雷登晚年入仕，他所提出的改革建议，有的明显地带着书生气。如司徒雷登曾对“平民教育”很感兴趣。他设想在国民党新占领的地区推行这一运动，把居民组织起来，“教育他们懂得民主国家中的公民——即使是那些地位最底下的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应尽职责”。〔２８〕他认为，人们在明白了自己的权利之后，便会自觉地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暴政。他把“平民教育运动促进会”的晏阳初请到南京，商谈后决定把范围扩大，计划对成千上万苦于找不到机会的学生加以训练，而后掀起一个振兴国家的运动。后来，晏阳初为筹措美国资金在美国呆了一年多，因形势发展太快，该计划遂不了了之。在这一活动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教育家而非政治家的本色。
司徒雷登尽管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但他在观察中国问题时还是带着一个外国人常常会有的隔膜感。例如军政分离问题，在美国人的政治观念中，军人干政是绝对不许可的。因而司徒雷登曾多次提出，省主席应由文官担任。魏德迈在联席会议的讲话中，也主张不应由军人担任省主席、市长和县长等职。军人不得属于一个特定的政党。任何军人不得担任政府职位或为一个政党的积极活动的党员。
显然，无论是司徒雷登还是魏德迈都不能深切了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与美国政治不同，中国军队不仅不能脱离于政治斗争之外，还在其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尤其在战争时期，更不待言。在一切为了战场胜利的时候，军权盛于民权，统一军政领导是中国政治中常有的事情。对此，蒋介石曾与司徒雷登争辩说，虽然从理论上讲，省主席应由文官担任，但在目前情况下，文官很难与军人统治对抗。他表示他已作过几次努力，但在目前他很难规劝精明能干者接受省主席这种职务。蒋介石可能说的是实话，当省主席处于近似于后勤官的地位时，确实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司徒雷登还曾提出过裁官减兵，实行精兵政策的建议，在战场消耗很大，征兵拉夫犹恐不及之时，这样的措施显然也是无法实行的。
司徒雷登提出的某些建议，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以此推断司徒雷登的改革建议毫无可行之处，那就错了。实际上，司徒雷登改革计划的核心部分，即要求建立民主政体、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惩办贪官污吏以及增加政府工作的公开性等，对于改善政府和赢得民心都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在司徒雷登改革计划的主观目的和它必然要产生的客观效果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摆脱的矛盾：为了抑制共产党的发展，司徒雷登的目标是要通过改革来巩固国民党政权，而真正实行了剧烈的改革，其结果却并非一定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对于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权来说，民主改革常常不能起到“补天”的作用，而只能起到促使其分崩离析的“拆台”作用。这一现象在这以后的世界发展史中并不少见。
司徒雷登的大部分建议未被蒋介石采纳，谁也无法绝对地肯定其必然结果如何。但我们已经看到，仅仅是行宪国大的召开，就已给国民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其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国民党内部原有的裂痕更加扩大更加公开化。如果真的大张旗鼓地惩治贪官污吏，如果开放言论，让人们自由集会游行，让人们畅所欲言，一句话，如果真正地触动了数十年专制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础，很难设想国民党政权是会获得新生，还是会更快地走向崩溃。如果说在和平条件下，经受改革的专制政权，尚存在或新生或崩溃的两种可能，那么，在战争条件下，在存在着一个正蓬勃向上并欲取而代之的强大的对手的情况下，这种改革也许注定只能加速它的崩溃。
司徒雷登对国民党政府的改革，经历了一个从充满热情到幻想破灭的过程。当他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行进的隆隆炮声中离开这块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时，他怀着许多遗憾。尽管他已作了许多努力，但依然是流水落花春不归。他不明白，他想以美国民主之石来补国民党专制之破天，这一企图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
注释：
〔1〕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７０页。
〔2〕司徒雷登致马歇尔，１９４７年２月８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1.7, pp.34-35,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3〕蒋介石：《国府改组乃我国自训政进入宪政之步骤》，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３８卷，台北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２７页。
〔4〕司徒雷登致马歇尔，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９日，FRUS, 1947, VoL.7, pp.103-104.
〔5〕司徒雷登致马歇尔，１９４７年４月25日，FRUS, 1947, VoL.7, pp.109.
〔6〕司徒雷登致马歇尔，１９４７年6月4日，FRUS, 1947, VoL.7, p.161.
〔7〕司徒雷登致马歇尔，１９４７年6月１９日，FRUS, 1947, VoL.7, pp.191-192.
〔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即《美中关系白皮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９７页。
〔9〕司徒雷登致马歇尔，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１日，FRUS, 1947, VoL.7, pp.252-253.
〔10〕司徒雷登致魏德迈，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０日，１０月２９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与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３０，１３２页。
〔11〕司徒雷登致马歇尔，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２日，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３日，《被遗忘的大使》，第１４２－１４４，１５６－１５７页。
〔12〕司徒雷登致马歇尔，１９４8年3月31日，FRUS, 1947, VoL.7, p.173.
〔13〕吴铁城致蒋介石，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４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第２卷，第８１３－８１５页。
〔14〕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１９８０年版，第８７５页。
〔15〕马歇尔至司徒雷登，１９４８年３月３１日，FRUS, 1948, VoL.7, p.177.
〔16〕司徒雷登致马歇尔，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９日，《被遗忘的大使》，第１９８－１９９页；美国驻华大使馆致国务院，１９４８年５月１日，《美中关系白皮书》，第９２１－９２３页。
〔17〕司徒雷登致马歇尔，１９４８年５月７日，FRUS, 1948, Vol.7, p.225.
〔18〕《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８９６页。
〔19〕美国驻华大使馆致国务院电，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２日，《美中关系白皮书》，第９２４页。
〔20〕司徒雷登致马歇尔，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２日，FRUS, 1948, Vol.7, pp.364-365.
〔21〕《美中关系白皮书》，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22〕《中华民国宪法》，见《国民政府公报》，第２７１５号。
〔2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蒋总裁引退对全党同志指示文》，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４日，《战后中国》，第２卷，第９４０页。
〔24〕《被遗忘的大使》，第２７８－２８０页。
〔25〕《美中关系白皮书》，第２８９页。
〔26〕福雷斯特·Ｃ·波格著、施旅译：《马歇尔传（１９４５－１９５９）》，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６８页。
〔27〕《魏德迈中将结束赴华使命的声明》，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４日，《美中关系白皮书》，第７６９－７９０页。
〔28〕《在华五十年》，第１８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