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
“美国与东亚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立平
【注释】张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注尾】
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９日至３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的“美国与东亚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１５名学者与中国学者一起就文化与国际关系、亚洲价值、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热烈和深入的讨论。
一、文化与国际关系
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即文化因素影响着国际关系。这种影响表现在：１.不同的价值观本身造成了分歧，如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2.不同的文化背景使人们对民族利益作不同的理解，如中国一贯强调不干涉内政，而美国人却说，我们欢迎你们干涉我们的内政。至于它是起决定性的影响呢，还是起辅助性的影响？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
与会学者中有的大体同意亨廷顿的说法，认为在冷战后的外交关系中文化因素起重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中美关系的磨擦不在于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原因，而在于文化上的，即中美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中美两国都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它们都习惯了同化别人而不是被别人同化，而它们的道德观念又是如此的不同，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常常把双方的关系看成是零和效应，即一方的得便是另一方的失。中国对外政策的五项原则集中反映了它的道德观念，“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前者反映了“秩序”，后者反映了政治合法性，“互不干涉内政”则反映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美国的决策者没有充分意识并顾及到中国的道德要求所涉及到的一国的尊严。因此，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动议、阻止中国加入ＷＴＯ等等行为在中国看来就是敌视中国的遏制行为。
“美国与东亚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美国研究多数学者则认为，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民族利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软力量”不能单独起作用，它总是和别的因素如政治、经济、军事因素等“硬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鉴于文化因素的敏感性，过分强调文化因素的影响容易产生误导作用。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歧大于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的分歧。美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并未妨碍美国和台湾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样，美日文化的不同也未阻止他们结成战略同盟关系。
有的与会者指出，冷战后文化因素在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上升，并呈现出复杂的情况。随着意识形态（它本是文化的 一部分）的作用的削弱，文化中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增强了。美国的东亚政策中，文化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自由贸易）和弥赛亚主义（一种“替天行道”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影响颇大，前者导致了与东亚国家的贸易磨擦，后者则在人权问题上与这些国家发生了直接的对抗，阻碍了美国与这些国家建立更良好的关系。
学者们认为，美国文化与东亚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美国模式是：自由市场、自由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亚洲模式是：市场经济是在政府的强有力的干涉下运作的。美国社会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而东亚则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美国重视竞争，东亚强调和谐；美国讲究自由，东亚注重秩序、稳定。美国与东亚之间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正是双方在价值观、道德观等文化因素方面分歧的结果。最突出的例子是人权问题，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反对美国对该地区人权状况的指责，即使在学者中间也不例外。人们毫无二致地同意：人权是全球的共同价值，但对于人权的概念、人权的标准则因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具体的生存背景而有不同的定义，最明显的区别是：亚洲人强调生存权、发展权，美国则把公民权和政治权放在第一位。按照美国的价值观，生存权甚至不包括在人权的范围之内。尤为亚洲人反感的是美国的“联系政策”，动辄把人权问题与经贸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挂钩。人权已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它充当了外交政策的工具。美国的人权外交自然激起了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亚洲价值和东亚共同意识
亚太经济的发展，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现代化不仅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早在“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有人就提出经济上的成就要归功于儒教伦理。确实，亚洲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模式不尽相同，尤其是在经营管理上，亚洲国家更强调纪律、忠诚和团队精神；而西方则偏重效率、创新和独立精神。那么，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究竟起不起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学者们见仁见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儒教文化强调和谐（天人合一）、亲情（家庭联系），在现代化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减少对抗和冲突的“稳压器”的作用。持这种论点的人也认为，要使儒教文化继续起作用，必须赋予它现代性的内涵，即儒教文化必须现代化。另一种说法是：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儒教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在反封建中被打倒，但有些价值观念如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今天仍起作用。尽管如此，年轻一代受个人主义的影响显然多于儒教文化的影响，对于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不如前辈那样强烈。
与此相关的是“亚洲价值”的说法，这最早是亚洲一些国家的政治家提出来的，目的是校正西方当代的文化思潮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恶性发展，如个人主义泛滥，金钱至上，道德败坏。对于“亚洲价值”的说法，有学者持赞赏的观点，认为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将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达到一种有来有往的平衡；而不是如以前一样单向性的一边倒。有的与会者断然否认了东亚共同意识的存在。首先，谈到“亚洲价值”，就不能忽视印度文化，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不一致，因此不能用儒教文化来代表它；其次，“亚洲价值”的主张无视东北亚和东南亚文化的巨大差异，东北亚（中、韩、日）主要受儒教文化的影响；东南亚则要复杂得多，除新加坡受儒教的影响，菲律宾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马来亚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外，其他国家都受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亚洲的文化是马赛克式的文化，没有统一的模式，因此，“亚洲价值”名不副实。
归根结蒂，东亚有没有共同文化意识？如果说没有，则很难解释非西方现代化的东亚模式；如果说有，又找不到确定的、统一的共同意识。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三、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冷战结束，资本和信息以摧枯拉朽之势冲越了国界，把世界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与会者一致认为，随着各民族的现代化，全球化将成为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在这一嬗变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加强，旧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也将出现巨大的变革。对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将出现“文明的冲突”抑或“文明的融合”，学者们持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冲突在所难免，原因有二：其一，西方国家凭借经济的强势，借助商品的力量，使西方文化以压倒性的优势长驱直入，文化的互动变成单向性的流入，引起了输入国的逆反。一些发展中国家把美国的文化倾销看成是帝国主义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美国企图在文化上实施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发展中国家为保卫本民族的文化就不得不反抗美国文化的入侵，由此引发了“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之争；其二，美国对于非西方的现代化的反对，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的敌视，会引起双方的对抗。对此，有学者提出质疑：美国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全球化是各大公司占领市场的结果而不是美国国家战略中的文化入侵或遏制；此外，“非西方的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没有民主的现代化吗？同时，个别学者提出一种新观念：文化的冲突将不在一般人们所说的不同文明之间竞争，如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儒教文明之间发生，而在文明和混乱之间发生。持这种观点的人倾向于以现代文明而不是西方文明来代表１８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的成就，并说，目前，现代文明已发展到极致，出现了许多腐朽的迹象，未来的全球文明将是一种后现代文明，它或许是由多种语言、多种文化混合而成的文明，权且称它为“全球主义”。全球文明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传统价值的尊重、对不同宗教的认同、在公共生活中对道德的要求。全球主义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世界大同的前景，人们生活在和睦、和谐、和平的环境中。
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化趋势，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已经过时，再提它就不合时宜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冷战后民族主义有复兴之势，一些在冷战中被对立的意识形态所压抑的民族主义纷纷抬头。就拿亚洲来说，目前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民族主义，如韩国兴起宗教民族主义、日本产生了进攻性的民族主义、中国出现了实用的民族主义，东南亚则有自信的民族主义。与会者没有去争论民族主义的定义，但指出：(１)极端的民族主义肯定是有害的，现在和过去都一样；(２)一般地说，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可以宣告是没有民族主义的；(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维护本民族的民族性（national identity）是各国的共同做法，不但东亚国家如此，西方国家也一样，甚至与美国最密切的盟国英国也不例外。
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它比文明的冲突更令人担心，因为它决定国家利益是否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种冲突。有的外国学者对《中国人可以说“不”》一书所反映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示担心。有的中国学者则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在主权受到了挑战时被激发出来的，这种民族主义是回应性和防御性的，没有太大的威胁性。大家一致认为，极端的民族主义不利于国与国之间互相谅解，达成共识；相反适度的或必要的民族主义则可起积极作用，如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四、求同存异，理解沟通
学者们还谈到，对于美国与东亚国家来说，必须正视文化上的巨大分歧，然后找出解决分歧的办法，一种办法是求同存异，双方在密切交流，增强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尊重各自的文化及传统，就终极价值来说，各种文化都是相通的，“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另一种办法是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融合美国文化与东亚文化的精华，创造一种多元性的包容性很强的全球文化。文化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各个国家发展程度不同，也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原因。一个国家随着自身的社会发展，文化也跟着发展。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动力来自该社会的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即是说，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发展自身的需要，而不是外界强加的产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比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还要厉害。与会者指出，美国与东亚之间的鸿沟，不在浩瀚的太平洋，而在看不见的抽象的文化上，如何在这条巨大的鸿沟上构筑一条坚固的桥梁，是解决美国与东亚冲突、改善美国与东亚各国关系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