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
试论美国的“反扩散战略”
张业亮
【注释】张业亮：江苏亚欧区域经济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研究员。【注尾】
战后以来，不扩散(nonproliferation)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长期目标。冷战结束后，美国针对核、生、化武器以及先进导弹和技术扩散的新情况，在进一步将不扩散摆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与国际裁军和军控的重点，谋求全面加强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同时，又及时并明确地提出了“反扩散”(counterproliferation)。作为一个全新的战略概念，反扩散与不扩散一样，都是建立在美国对冷战后时期国际安全形势和战略环境变化的分析和判断基础上的，是美国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作出的现实的反应。但两者之间又有显著的区别：不扩散主要是对武器扩散的现实和前景所作出的一种多边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努力；反扩散则强调美国对扩散行为和结果的单边的军事防御和打击，因而被认为是“克林顿政府第一个主要的军事防御计划”〔1〕和“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计划”。〔2〕美国一些分析家则力图从囊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诸方面的大战略的高度来阐释“反扩散”，以此说明实施“反扩散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反扩散”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军事安全战略在冷战后时期变化的趋势，值得重视和研究。
一、“反扩散战略”的出台及其背景
不扩散几乎与核武器的诞生同时产生；核不扩散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在扩散问题上的主要政策。美国致力于核不扩散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其核垄断地位，保护美、苏全球战略力量的平衡以及美国核威慑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为此，在美国的推动下建立了一个 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着重从政治安排、技术控制和联盟义务几方面来防止核扩散。所谓政治安排，指通过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以确定全球核不扩散的准则和向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所谓技术控制，指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民用核设施、核计划和核材料进行审查、监督和管理；通过核供应国组织统一核技术和核材料出口政策，严格出口监督措施，建立协商程序，以控制敏感技术的转让并避免由于商业竞争而降低核材料出口监督标准造成核扩散，以及通过“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估计划”加强核燃料的管理，寻求解决利用核能和核扩散之间的矛盾。〔3〕虽然在冷战时期美国也有过反扩散的行动，但那仅仅是对现实核扩散行为所作的被动的反应，没有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军事安全战略提出来，并且除了在冷战高峰时期外，很少被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大战略的范畴。在反扩散的措施方面，主要是对战略上的对手（如苏联、中国）采取战略上的、战术上的整体军事实力上的威慑，确保“扩散国”不使用核武器；对有扩散行为的盟国或友邦，则以减少经济和军事援助（如巴基斯坦）或核技术援助（如印度）来迫使其放弃核计划，基本上没超出不扩散措施的范围。布什政府时期，面临正在转变的国际政治格局，已意识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美国安全和战略利益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开始探索反扩散的措施。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涉嫌核设施的军事打击就是一个例证。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正式提出了反扩散，并把它置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战略最优先的地位。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７日，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室在其发布的关于不扩散和出口控制政策的讲话中声称，“我们将在情报搜集和分析以及防务计划中给予扩散问题更高度的重视，以保证我国武装力量的结构和军事计划能应付世界各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扩散的潜在的威胁。”〔4〕从而首次提出了为了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政府必须在军事上有所准备。同年１２月７日，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所作的一次演说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讲话的意义，并公布了美国国防部拟订的“反扩散计划”(The Defense Counterproliferation Initiative, DCPI)，标志着美国反扩散战略构想的正式出台。次年４月２８日，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部长助理阿什顿·卡特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时以及５月份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多伊奇在向美国国会所作的题名为《关于不扩散和反扩散活动及其计划》的报告中又分别对“反扩散计划”作了说明，着重强调美国将在防御项目和计划上给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足够的注意。目前，美国为实施“反扩散计划”已初步采取了一些措施。１９９４年７月，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就建立两部之间反扩散合作机制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由国防部委托能源部所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桑地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eries)，以及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ary)等核武器实验室进行反扩散技术的试验。美国国会还通过立法，成立了“反扩散项目审查委员会”(Counterproliferation Program Review Committee)，由国防部、能源部、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以及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等部门派代表组成。美国还计划从１９９６年前每年为国防部反扩散活动增拨４亿美元的经费。〔5〕
“反扩散战略”的提出和“反扩散计划”的制订有以下几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因素和战略考虑：
（一）地区性冲突取代来自苏联的全球性战略威胁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和安全利益的主要挑战。
美国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来自苏联的对美国战略和安全利益的全球性威胁已不复存在。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军事上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但美俄在核裁军领域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以及“伙伴关系”的建立，使美俄之间爆发核大战的危险已基本消失，双方宣布不再把核武器瞄准对方就是一个具体步骤和明证。虽然双方在涉及双边关系、地区冲突和欧洲防务等问题上时有龃龉发生，但双方的矛盾和分歧已不具有冷战时期那种对抗和争霸的性质。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则努力弥合分歧，寻找利益的汇合点和妥协点，增进信任，加强合作。另一方面，冷战后时期地区冲突日益突出。冲突的发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由地区性强国入侵邻国所导致的冲突以及由种族、部族、宗教或领土纠葛引起的冲突和内乱。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战略地区，冲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从而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构成新的挑战。在这方面，无论从传统的义务还是从现实的利益考虑，东北亚、波斯湾和中东、欧洲都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美国在这三大地区均面临多样化的和不确定的威胁，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三大地区都存在比其他地区严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问题。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７日发表的《美国对中东的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地区正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和威胁：一是敌对国家的威胁，它们是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三是随着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都市化和就业不足，将来可能出现的资源纠纷。〔6〕因此，美国必须调整地区安全战略，把军事防御的重点由过去主要对付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威胁转向对付地区性冲突和威胁。
（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先进导弹和技术的扩散对冷战后时期美国军事安全构成最直接和最紧迫的威胁。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词早在战后初期既已出现。１９４６年１月，新成立的联合国通过大会决议，责成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就从国家武库中销毁原子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制定一项具体进程”，〔7〕从而首次提出了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问题。在冷战时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主要指核扩散，并且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这是因为：（１）在两极体制下，核不扩散被纳入美苏全球战略的范畴，成为维持两国之间全球战略力量平衡和地区均势的一个因素；（２）核不扩散问题相对于美苏关系的其他问题，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8〕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美国把不扩散仅仅作为军控和出口控制问题之一来看待，很少从国家安全的战略角度着眼；〔9〕另一方面，由于美苏在长期的核竞赛和核对峙中形成和确立了一系列指导双边核关系的准则或游戏规则，其纵向核扩散看上去反而不那么具有挑衅性和爆炸性。但冷战后时期的扩散问题就不同了。冷战后时期的扩散问题与以前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一是除核扩散外，生、化武器以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先进导弹和技术的扩散也日益突出，成为冷战后的新威胁。美国国防部１９９１年国防报告认为：“估计到２０００年，至少有１５个发展中国家将获得制造导弹的能力，其中有８个国家将拥有核能力，３０个国家将拥有化学武器，１０个国家将拥有生物武器。”此外，一些破坏战略稳定以及扩大一国战略纵深和影响的高技术常规武器的扩散也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二是各种武器制造技术的扩散比武器扩散本身更为广泛。在常规武器制造技术方面，与军事部件生产有联系的国防工业基地正在增多。据统计，战后初期的１９４５年，发展中国家只有阿根廷、巴西、印度和南非４国能生产军事装备，目前已逾４０多家，其中１／４拥有先进的国防工业基础，约１００多种主要武器系统在发展中国家注册生产。在核、生、化技术方面，仅１９５４－19７９年就有１．３万名外国人在美国接受了核技术培训，其中１／４人员来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非签字国。在过去的１０年里有１５个国家加入了核技术供应国行列。核、生、化技术方面的双重技术的大量转让也促进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１９８９年仅美国就发放了１２万份双重技术出口许可证。〔10〕三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军事意义越来越明显。在冷战时期，一些国家发展核武器与其说是为了实战的需要，不如说主要是用作威慑或作为一个跻身于大国行列的政治筹码；如今发展核武器用于进攻和防御，即作为最后打击手段的纯军事意义越来越大。由于越来越多的“新的难以预料的后来者准备参加游戏”，而“新的游戏规则尚未确立”，“现有的军事同盟与战略将受到严峻的考验”，因此，“世界进入了一个更为危险的时代”。〔11〕上述特点加上由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核武器可能失控和核材料、核人才、核技术流失和扩散的问题，以及海湾战争后对伊拉克核设施检查所得出的对其核计划和核能力的估计，〔12〕更增加了美国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其战略和军事安全利益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威胁的担忧。
美国的一些军控专家分析认为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先进导弹和技术的扩散对美国战略和军事安全利益的威胁有以下几个方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美国战略和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地区的均势具有戏剧性的影响，还可能引起和加剧地区核竞赛；〔13〕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在地区性冲突中攻击美国的盟国或友邦，可直接用于攻击美国的武装力量和基地，或被恐怖分子用来攻击美国的平民，还可用来进行政治讹诈；即使它们未被使用，其威胁使用已足以在美国及其盟国内部造成恐慌；由扩散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次事故所造成的国际影响和损害同实际使用的结果是一样的。〔14〕不仅如此，地区性军事冲突一旦发生，冲突双方不能控制其进程的事时有发生。在与美国的盟国或友邦敌对的一方拥有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有效的运载工具的情况下，美国的延伸威慑可能会失败，最终迫使美国不得不承担联盟义务或保护对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直接卷入冲突，以控制战争的逐步升级。〔15〕一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区性大国如果与美国发生对抗，还可能影响美国军事战略的实施。以海湾战争为例。如果伊拉克拥有核武器并且美国及其盟国在实施“沙漠风暴”和“沙漠盾牌”行动前就获悉这一情报，多国部队能组织起来吗？沙特阿拉伯是否还会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16〕正是从上述各点考虑，美国国防部认为，从军事角度看，正在出现的武器扩散威胁比冷战时期更为严重。〔17〕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发表的美国国防部报告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对美国安全利益的最紧迫和最直接的威胁。
（三）不扩散作为美国半个世纪以来较成功地推行的政策已不足以应付冷战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新现实。
冷战时期在美国推动下建立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对防止核扩散、促进核裁军以及和平利用核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进一步提出要“把不扩散作为一个更优先的问题”以及国际裁军和军控的重点，全面加强国际不扩散体制，以“确保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不扩散”。〔18〕美国及其盟国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强国际核不扩散体制：（１）支持和加强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基石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体系，其近期目标就是确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１９９５年召开的审议会上能得以无限期和无条件延长；（２）加强和扩大出口控制制度，特别是在双重技术领域的出口措施；（３）加强直接针对扩散国的执行和服从机制；（４）推动区域性军控和裁军，提倡军备公开、军事透明和建立信任机制等。〔19〕但美国同时认为，尽管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仍是实现不扩散目标的重要工具，单纯依靠不扩散体制已不足以全面应付正在出现的武器扩散的挑战。印度和巴基斯坦至今仍不放弃核选择；美国与伊拉克、朝鲜和伊朗等的核矛盾相对突出，都是明显的例子。其中一些国家还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字国。〔20〕而且，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化武器和制造技术具有不同于核武器和核技术的特点。如生物武器易制造、隐藏，价格相对低廉，并能在许多合法的商业设施中生产。更重要的是目前对生、化武器及其制造技术还没有形成一个像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技术和核设施那样严格和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因此，传统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对防止生、化武器的扩散几乎不起作用。〔21〕既然扩散不可避免，美国就应适应扩散的现实，在坚持和加强不扩散的同时，未雨绸缪，尽早制订出反扩散战略，防患于未然。
由此可见，“反扩散战略”构想的提出和“反扩散计划”的拟订是美国在对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及其所面临的战略和军事安全利益方面的威胁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所得出的逻辑结果。
二、“反扩散战略”的基本内容和实施前景
从美国国防部拟订的“反扩散计划”和美国政府官员对该计划的解释中，可看出“反扩散战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定义。美国国防部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对“反扩散”和“反扩散计划”所下的定义是：“反扩散指美国国防部全面参与美国同扩散作斗争的活动，包括外交、军控、出口控制、情报搜集与分析，特别是美国在面临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导弹的对手的对抗时担负起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武装力量的责任”。〔22〕“反扩散计划旨在防止（武器）扩散，并保证在我们制止扩散的努力不成功的地方，美国对掌握特别武器的地区性对手的侵略行为作出反应时没有被威慑住或被挫败”。〔23〕根据以上解释，反扩散指美国在不扩散的努力一旦失败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从外交、军控、出口控制到军事威慑、防御和打击等各种措施，主要是研制和发展对扩散行为和结果的发现和军事打击能力，以及与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对手发生冲突和对抗时的防御和进攻能力。
（二）对象。“反扩散战略”的重点防范对象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区性强国，特别是那些位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但与美国敌对，又有扩散行为的国家。
（三）目标。“反扩散战略”的目标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１）运用美国国防部在军事、技术、情报搜集与分析方面的专长，在军控、出口控制、监控、建立信任措施方面支持和加强传统的不扩散努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２）保护美国及其盟国不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美国认为，“反扩散”与不扩散一样，将不会也不可能消除扩散的威胁，但一个全面的，有效实施的“反扩散战略”可以收到以下效果：（１）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２）增加扩散行为的代价；（３）消除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军事上可能得到的好处；（４）减轻使用或威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所造成的损害。就某一具体的反扩散行动来说，能否取得成功则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１）扩散国或某一恐怖组织的武器计划能否为情报部门确认，并被美国掌握；（２）扩散者武器计划的实质、范围和进展；（３）对扩散行为作出反应时，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即反应是在冲突时期抑或是在和平时期作出。〔24〕
（四）措施。“反扩散战略”应包括以下１４个要素：外交、威慑、军控、裁军、经援和军援、制裁和禁运、情报、出口控制、安全保证、稳定性措施、采取反应能力、积极防御、消极防御、军事行动。但在军事技术上，下列五个要素是实施“反扩散战略”的关键：
（１）Ｃ3Ｉ系统。即建立适合于反扩散行动的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系统，主要有：建立和运用大规模数字模型使反扩散的军事行动计划的制订更为便利，并用以模拟对反扩散行动的实战和训练的指挥；运用遥感技术、雷达影像、监视技术与小型卫星、无人驾驶飞行器等结合来改进有关情报的搜集；运用穿地雷达来发现地下核设施；运用对信息、数据处理和通讯技术对扩散情报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等。
（２）反军力(Counterfore)。在军事战略理论上，反军力指摧毁敌方的武器发射场和其他军事能力。〔25〕在反扩散战略中指研制对付核、生、化武器的精确制导和穿透地层的弹药，以及非致命性防御武器和致残武器，从而在实施反扩散军事打击行动时既能完成其特殊使命又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伤亡和破坏。
（３）积极防御。指建立一种战区导弹和战略导弹防御系统，以便在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运载工具发射之初就将其摧毁。例如运用超高速阶段推进器来拦截携带化学和生物弹头的导弹。
（４）消极防御。指研制和发展包括运用防护服、掩体、疫苗、解毒药等减少或消除核、生、化武器攻击所造成损害的能力，以及运用放射、光学、光谱、循环血细胞计数技术等瞬间和远距离探测器来提高美军的战场早期预警能力。
（５）防止扩散。指利用多层地面传感装置来探测秘密的核试验和生、化武器试验等。
（五）与不扩散的关系。在处理不扩散与反扩散的关系上，“反扩散战略”强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美国首要的战略选择和对外政策最优先的目标之一，反扩散必须建立在不扩散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反扩散的行动支持而不是削弱了传统的不扩散的努力；另一方面认为，反扩散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不扩散：一是反扩散的措施准备得越充分，潜在的扩散国寻求发展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动机就越小；二是对扩散行为军事后果的关注将促使美国把防止核扩散的努力进一步集中在危机频发地区；三是反扩散不仅可以用来打击扩散了的武器本身，而且可用于扩散过程的早期，如摧毁用于研究、开发和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设施等，从而支持了不扩散战略。〔26〕
“反扩散计划”出台后，在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军控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是实施“反扩散战略”，主要是对扩散行为的直接军事反应可能带来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问题。
首先，从外交上和国际法上来说，对扩散行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涉及主权和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问题。尽管１９９２年１月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首脑会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７条，宣布核扩散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为对扩散国进行制裁开辟了前景，但具体实施困难颇多。其主要原因是武器扩散在一些国家看来尚不是现实的威胁。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对伊拉克涉嫌核设施的袭击说明，一方面在一场国际社会取得比较一致看法的冲突中存在着对扩散行为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机会又非常有限，因为多国部队并不是为打击伊拉克的武器计划而组成的。在近期的美朝核争端中，美国为使国际社会对朝鲜实行制裁所作的努力也说明，如果没有一个由扩散行为本身或者某个招致国际社会一致反对的行为所引起的紧迫感，国际社会是很难对扩散行为作为一致的诸如警告、制裁、禁运等反应的，更不用说采取军事行动了。
其次，从军事战略上来说，一般认为运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解决对方的核力量太具挑衅性，也太危险。因为“对核武器来说，只消灭９０％并不算成功”，〔27〕袭击者担心招致对方的报复。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对扩散行为的防范和打击越来越困难。例如，一些先进的工业隧道设备能将核设施和核武器埋藏得很深以至连钻地核武器也很难摧毁它们。先进的防污擦洗设备能使非常精密的传感器也无法测出秘密武器计划所释放出来的化学、生物和核物质。毫无疑问，美国现有的军事技术和能力还不足以适应反扩散军事行动的需要。换言之，实施“反扩散计划”涉及到美国的军事理论、作战方式、军力结构方面的问题，短期内难以完成。
最后，从经济上来说，实施“反扩散计划”花费颇巨。据美国兰德公司所提供的四种选择方案，“最温和的”、多半是防御性的措施每年约需５０－１００亿美元，而建立能使美国有效地对付分散的多达２０件核武器的包括打击和防御力量在内的“咄咄逼人”的反扩散态势则需５００－１０００亿美元。〔28〕相比之下，美国目前计划的每年４亿美元的反扩散经费犹如杯水车薪。从长远看，在冷战后时代，美国政府不可能像支付“星球大战计划”那样支持“反扩散计划”。
不仅如此，“反扩散战略”中建立战区和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的主张也可能给美国带来政治上的难题和战略上的困境。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在建立导弹防御体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鹰派”和“鸽派”之争。“鹰派”主张通过研制更先进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导弹防御体系来保持战略的稳定性和取得战略优势，反对“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理论，主要政策体现就是１９８３年里根政府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鸽派”将“相互确保摧毁”理论作为核军控的基石，认为战略进攻性武器在数量上的增加和性能上的提高并不能带来更大的安全，在本土建立反导弹防御体系以抵御拥有成千上万枚核弹头的对手的攻击不仅耗资巨大而且难以奏效，因而主张通过核裁军和核军控来削弱对手，保持战略的稳定性和优势，主要政策体现则是美国和前苏联于１９７２年５月签订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29〕两派的策略和政策主张虽不同，但在战略目标上是一致的 。随着国际格局的转换，布什政府后期已不再强调建立太空武器系统和全国性的导弹防御系统，倾向于在较少的防御范围内建立陆基反导弹系统。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正式宣布放弃“星球大战”计划，但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新情况，重新考虑部署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以及研制和在本土部署全国性导弹防御体系问题。１９９５年９月，美国参议院在其通过的《１９９６年财政年度防务费用授权法案》中要求增加６亿美元拨款用于陆基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还建议研制并在２００３年开始部署本土反导弹系统。只是由于白宫顾及俄罗斯的反应以及可能造成的战略上的不均衡局面而加以反对，参议院才暂时放弃了在２００３年部署这一系统的提法，但在通过的法案中仍要求政府重新与俄国谈判并修改反导弹条约，以允许美部署全国性的导弹防御系统。如果俄国不同意修改，美国就要考虑退出该条约。〔30〕
根据《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两国仅允许在各自的首都和洲际导弹发射场各部署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每一系统拦截对方导弹的反导弹数量不得超过１００枚。除此以外，双方不得再行部署和研制全国性反导弹防御系统并禁止将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用于可能的战略导弹防御性质。１９７４年７月双方签订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议定书》又规定双方各自放弃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部署区。因此，受条约束缚，美国研制和部署此类防御武器的难度颇大。美目前正与俄罗斯就该条约进行谈判，力图建立新的准则，允许美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但俄国内一些舆论已指责美企图谋取军事优势，建议俄采取对应措施抵制美国研制战略反导弹防御体系。〔31〕这使得美国内的“鸽派”担心俄罗斯会不会就此停止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这不仅给当前在北约东扩等问题上日趋紧张的美俄关系增添了一些新的复杂因素，而且加剧了美国内“鹰派”和“鸽派”的决策分歧。
上述说明“反扩散战略”的实施难度颇大。
三、几点结论
（一）“反扩散战略”是美国针对后冷战时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构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而制定的一种攻防兼备，集实战和威慑为一体的军事安全战略。其实质和不扩散政策一样，都是运用强制性的手段来消除一种武器能力，以维持核现状和防止生化武器扩散。其战略意图是通过发展对扩散行为和结果的军事防御和打击能力，支持不扩散的努力，继续保持美国在与地区性对手发生对抗时的军事战略优势，使美国建立在核力量基础上的威慑战略在后冷战时期仍然可靠和有效，避免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中小国家扩散，特别是向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扩散对地区均势和战略稳定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维护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它的提出反映了冷战后美国安全和军事战略的调整和变化的趋势，即越来越把对付地区性冲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作为防务和安全战略的重点。
（二 ）“反扩散”作为冷战后美国在武器扩散问题上新的战略构想，目前仍处于酝酿和准备阶段。从战略学的角度看，它的一些概念和细节仍较模糊。其特点是在措施上以对武器扩散的军事防御和打击为主，同时注重外交、经济、军事、科技诸手段的综合运用。这使它与美国以往的军事安全战略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的一些概念，如“限制损失”、反军力、积极防御、消极防御、威慑观等，来源于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特别是６０年代以来形成的实战威慑思想。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进行遏制和防止基本上体现和沿袭了谋求战略优势这一总的军事战略原则，虽然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已没有危及其生存的军事战略上的对手。在对战略武器防御的开发和研究方面，“反扩散计划”与“星球大战计划”有某种相似，但防御对象不同，在规模、程度、范围和战略意义上也不可同日而语。而对武器扩散采取外交、裁军和军控、制裁和禁运、经援和军援、安全保证、稳定性措施等反应和手段，则属于传统的不扩散政策措施的范畴。与不扩散政策相比较，可看出，虽然不扩散和防扩散的目标一致，但前者所依赖的基础是国际不扩散体制、其措施如前所述，主要是政治安排和技术控制，不包括对武器扩散的军事防御和打击的内容。这使反扩散与不扩散区别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扩散战略”可以说是传统的军事安全战略和不扩散政策的混合物。“反扩散”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不扩散的努力，恰恰相反，正如“反扩散计划”所明白昭示的那样，是企图运用反扩散来支持和加强不扩散政策，并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提供另一种战略选择。
（三）实施“反扩散战略”所费甚巨而美国目前不可能在经济上对此作较大的投入；美国现有的武装力量的结构及其军事能力尚不能完成“反扩散战略”的庞大目标；对反扩散技术的研究尚需假以时日以及对武器扩散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可能招致的外交上的不利反应，上述因素决定了“反扩散战略”在近期难以实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国可能仍主要依靠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着重运用外交手段来实现不扩散的目标。
注释：
〔1〕Harald Muller, "Countering Proliferation: Putting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5, p.143.
〔2〕Pete V. Domenici, "Counter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5, p.146.
〔3〕张业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前景》。《国外社会科学情况》１９９５年第３期，第２５页。
〔4〕转引自Joseph F. Pilat and Walter L. Kirchner, "The Technological Promise of Counter Proliferation", The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5.
〔5〕See, Paul R.S. Gebhard, "Not by Diplomacy or Defence along: The Role of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 U.S. Proliferation Poli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5.
〔6〕《美国防部发表中东安全战略报告》。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９日《人民日报》第６版。
〔7〕Joseph Cirincione,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the Nuclear Balance," Current History, May, 1995, p.201.
〔8〕See, Michael Mandelbaum, "Lessons of the Next Wa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5, p.24.
〔9〕〔13〕W. Seth Carus," Proliferation and Security in Southwest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4, p.130.
〔10〕Brad Roberts, "1995 and the End of Post-Cold War Era," The Was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5, p.7.
〔11〕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pril 17, 1995.
〔12〕海湾战争后，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拉克的检查发现，伊仅对核计划的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左右。海湾战争爆发时，伊离生产第一颗核爆炸装置约１８－２０个月左右，并不出３－４年伊就能生产更先进的能投送的核武器。根据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８日伊向UNSCOM提供的关于伊化、生武器、弹道导弹以及核材料等储存的数量和地区的详细报告，伊大约有１万枚神经毒气弹头，１５００枚化学武器炸弹和炮弹，５２枚飞毛腿导弹共携带３０枚化学弹头和２２枚高爆炸弹头。经UNSCOM检查并核实并于１９９１年６月３１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材料，伊实际拥有的化学武器比它申报的要多得多。在核计划和核能力方面，伊于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７日提供的补充报告承认有２７磅高浓缩铀，２２磅低浓缩铀和一个和平核计划。
〔14〕〔17〕〔19〕〔21〕〔22〕〔23〕〔24〕〔26〕Joseph F. Pilat and Walter L. Kirchner, Opo.cit., pp.146,154,156.
〔15〕George H. Quester and Victor A. Utgoff, "No-First-Use and Nonproliferation: Redefining Extended Deterren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5.
〔16〕Pete V. Domenici, Op. cit., p.149.
〔18〕美国军控和裁军署代理署长托马斯·格雷厄姆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１日在联大第一委员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２４－２５页。
〔20〕Edward J.Lacey, "Tackling the Biological Weapons Threats: The Next Proliferation Challeng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1994.
〔25〕〔美〕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２２页。
〔27〕〔28〕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pril 7, 1995.
〔29〕Michael Krepon, "Are Missile Defenses MAD?" Foreign Affairs, Jan/Feb, 1995, p.21.
〔30〕《建立全美防御体系的难题》，《光明日报》１９９５年９月９日。
〔31〕《参考消息》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