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反英雄与亚文化
——美国战后避世时代作家与王朔比较研究
朱世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中国８０年代出现了一个王朔。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他独领风骚，出了四卷本的《王朔文集》，在中国文学界引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评说。不管是褒还是贬，是臧与否，王朔作为一种现象，是值得作理论上深入的研究，并由此而得出实事求是的、符合实际的结论的。我读到了雪莉儿·吴顿（Sheryl WuDunn）发表在《纽约时报图书评论》上的文章。她把王朔比喻作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１〕她作为外国人，敏锐地发现了王朔与凯鲁亚克的共同之处。我觉得，王朔毕竟不是凯鲁亚克，他们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但也有不少歧异之处；对王朔与战后出现在美国文坛上的塞林格（Jerome D. Salinger）以及“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作家（按马库斯·坎利夫的意见，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可统称他们为战后５０年代，即避世时代〔the Beat Decade〕的作家）作一比较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中的王朔现象是极有裨益的。
一
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文学，我们会发现在美国文坛上出现塞林格以及以杰克·凯鲁亚克、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格雷戈里·科索（Gregory Corso）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又称“鄙德派”〔Beatnik〕）的作家，在对人生与文学的态度上、文风上、观念上和对人物的处理上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了它无与伦比的军事与工业力量。战后，全国上下洋溢着一种满足与自豪的情绪。《幸福》杂志在１９４６年的一期中说：“这是一个梦幻的年代。伟大的美国繁荣的时代来临了。”战后的美国经济发展迅速。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６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增长一倍。进入６０年代之后，美国经济发展更为迅猛，据１９７０年统计资料，美国人口占世界６％，却生产与消费２／３的世界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激发起来的军事工业，由于冷战与朝鲜战争，得以继续增长，同时推动了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化学工业、电子工业与航空工业的兴起。世界其他工业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苏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大伤元气，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实际上享有完全垄断的地位。新型机械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５年增长了３５％〔２〕。
在这一片繁荣之中，在美国社会心理中出现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在５０年代，政府向公众声言他们无需再惧怕另一次大萧条时期的来临。当时主要的经济学家也认为，由于有新政时期创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美国经济已不可能再出现戏剧性的萧条。他们认为，美国持久的繁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这种对永远不会枯竭的繁荣的期望成为１９４５年之后２０年间社会思潮的主流。
为了使这种繁荣持续下去，经济学家鼓吹２０年代的销售理论，即将公众消费的期望刺激越高，则消费便越多。这激发了公众对生活的高期望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年轻的美国人投入进这场购物文化（shopping culture）的潮流之中。在美国婴儿出生高潮期出生的人（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６０年，美国人口增长达４千万），在５０年代末大都进入少年期。他们每星期的收入达１０至１５美元，与１５年前相比，增加了５至１０倍。战后的年轻人对于大萧条与定量供应食品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从降生一开始就泡在“繁荣的蜜罐”里，将无忧无虑地消费视作一种与世俱来的生活方式。
这时，在美国的社会思潮中出现了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１８９２－１９７０）为代表的“新正统”运动（neo-orthodox）。他鞭挞战后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不合时宜的自满自足与苟合”的思想。他发现诺曼·维森特·皮尔（Norman Vicent Peale）在《积极思维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１９５２）中所鼓吹的“自我肯定的教义与物质成功的心理”的药方是无法医治现代社会的病态的。他认为，自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美国哲学家约瑟夫·伍德·克勒奇（Joseph Wood Krutch）在１９６０年也认为，“认定当前时代精神是适宜的与持相反意见的人们之间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了。” 对于战后美国生活方式与价值的批判始于５０年代初期，不久便在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和艺术家中间广泛传播开来。社会科学家也攻讦这种所谓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1958）中，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警告说，“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一定能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
在此，不得不提到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 (The Lonely Crowd)。里斯曼在美国主要人格中发现了从他称之为“内向”(Inner-directed)向外向(other-directed)的转变。他认为，内向的人们拥有一整套由其意志坚强的父母培育的深深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些固有的价值原则——它们与传统的清教徒的虔诚、勤劳、俭朴的伦理原则十分相似，起到一种内心的陀螺仪的作用。这些内向的人们由于内心固有的价值观的镇定作用每每处于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之中。
然而，在战后的美国，由于以家长制统治为特点的公司的广泛盛行，那些能赢得朋友和影响别人的人得以发财兴旺，而对个人名利淡漠的传统价值的坚守者则落伍、式微。适应公司文化的人没有内心信念与标准的羁绊和束缚，他们并不按照内心的良心，而是依照此一时流行的价值标准行事。他们更为关注别人在信誉市场上是否喜欢他们，而不是个人的独立性。根据里斯曼的研究，这种外向性格并不仅仅存在于商界，它还广泛存在于美国的中产阶层。
在这种大的社会经济与思潮的背景下，在美国社会中产生了“垮掉的一代”。这些年轻的作家、诗人、画家和艺术家希冀自我表现，拒绝接受中产阶级的固有的观点。 这些愤怒的年轻人，除凯鲁亚克、科索之外，还有加利·斯纳德（Gary Snyder）和威廉·巴罗斯（William Burroughs）。
同样，王朔是在中国特定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他与凯鲁亚克等人的兴起一样，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无庸置疑，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给现代中国带来了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最开明的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扫除了种种僵化的思想，破除了对神的迷信，清除了林林总总的禁区、禁令。社会变得较为宽松了，出现了一个较能容忍非正统思想的宽容的文化环境。
从１９７９年农村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提高。其速度之快，进展之速，人民生活之改善，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中所罕见的。农业生产值以每年５．９％的速度递增。
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到１９９０年，“三资”企业和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的产值比重达到工业总产值的８．６％，乡镇企业产值占３０％。〔３〕据统计，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３年６月底，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达１３４４３２家。１９９２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已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６％左右。个体户户数已达几千万。这种经济成份构成的演变，必将给中国社会、乃至文化境遇带来变化。
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推进，自我的主体意识觉醒，并得到强化。人们呼吁个性发展，以个体为本位，日益繁荣的多元化经济现实为这种个性发展和个体为本位的思想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和土壤。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组的问卷调查，青年价值观念的演变显示出三种趋向，即：在个人需求、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得到确认并受到保护的商品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倾向，以现实利益为目标的世俗化、功利化倾向，以及随对外开放和社会变动加剧而出现的价值体系的多元化趋向。〔４〕由于中国正处于非常复杂而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正处于痛苦的嬗变之中，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一方面为产生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心理的失衡。社会行为的失范是与信仰危机互为因果的。由于人们不再相信过去虚假的、强调到极端的因而显得荒唐的信条，在一部分社会人群中出现了道德规范的空白。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由此而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经济主义、个人主义和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人们的本位价值观由对于权与官的崇拜，转向为对钱的崇拜。这种处于社会与历史转型期冲突与无序中的文化背景是产生王朔现象和王朔小说中人物的肥沃土壤。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这十多年来的改革，没有现行的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就不可能有王朔和王朔现象；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充满价值观念冲突的社会生活，也就不可能有王朔的作品。
二
综观王朔的作品和塞林格以及凯鲁亚克的艺术，人们发现他们描写的主人公大都是反英雄（anti-hero）。塞林格描写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子弟，他们生活优裕，没有衣食之忧，对于社会政治问题漠不关心。他出版于１９５１年的“现代经典”《麦田里的守望者》刻划了一个出身于富足的中产阶级的１６岁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德，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在第四次被开除出学校后，他独自在纽约城里闲逛了一天两夜，出没夜总会，与女人鬼混，酗酒。在他流浪街头与小客店之时，目睹了美国社会各种丑恶的方面，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物，他认为他们中大部分都是虚伪的君子。他认为学校里的老师和父母强迫他读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他离开爱尔敦·希尔斯中学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四周围全都是伪君子。就是那么回事。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５〕
凯鲁亚克在《在路上》（On the Road)里，描写了另一群反英雄形象。从教养院刚释放出来的狄恩是个酒鬼的儿子。在少年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养院里度过的。他专事偷车，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在旁人看来，他是个标新立异的疯子。小说另一反英雄形象雷米，少年时期在法国度过，继父从不管他，备受世人的欺侮与凌辱。当他一个人踯躅街头时，他诅咒命运和社会。当他在旧金山混上一个警察职务时，他从所管辖的贫民区居民中偷窃钱财，毫无廉耻之感。在作品中，作家描写了这群没有固定职业的游民，驱车游荡于纽约、旧金山、墨西哥之间，他们开飞车取乐，在公寓里疯狂玩乐，吸大麻，男女滥交；遇到身无分文时，便去偷汽油、偷烟。他们在人生中漫无目的，自己也无法回答：我在干什么？我要到哪里去？他们著名的生活信条是，“对一切都摸摸底”(I dig life)，并认为“诗人、浪子和毒鬼”三位一体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因此，跑的地方越多，也就越能达到这个“境界”。〔６〕
而在王朔的作品中，无论是《玩儿的就是心跳》，《橡皮人》还是《顽主》中，其反英雄形象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些人大都没有工作，却大把大把地花着来路不明的钱，赌钱、玩女人、狂饮、惹事生非。他们中许多人是在“炮局里呆过”的刑满释放的人，在开放改革的社会中寻找发财的缝隙。王朔在《橡皮人》中维妙维肖地刻划了倒腾电视机的“我”，描写了流氓商人张燕生、老邱、徐光涛在生意场上的奸诈和狠毒。他们可能是“生活的可怜虫”，也可能是“末路英雄”。正如李江云对方言说的，“你已经活得很有点豪杰的味道了，不是杀过人就是奸过人，占上哪条都够人尊敬的，都算没白活。”〔７〕
如果在凯鲁亚克小说中，这些人物被称为“避世青年”的话，那么，在王朔的小说中，就是“橡皮人”“顽主”“流氓”“痞子”。王朔给予他的人物以一种“非人的”——即橡皮人的气质。“我回头看了眼墙壁上镶的镜子，也立刻毛骨悚然。镜子里那张脸黯淡僵滞，呈现着真正橡皮的质感和光泽，我被吓的一声不响。”〔８〕这“一具毫无生气的橡皮模拟人”，踯躅街头，混迹人群当中，在各等小酒馆里喝得烂醉，用醉态来掩饰非人。正如杨金丽形容的，“你不是人！你从来就不是人，站着躺着都不是人。”〔９〕小说中的反英雄“只能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麻痹着自己”。〔１０〕王蒙指出，“他的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与其朋友、哥们儿经常说谎，常有婚外的性关系，没有任何积极干社会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牵连到一些犯罪或准犯罪案件中，受到警察、派出所、街道治安组织直到单位领导的怀疑审查，并且满嘴俚语、粗话、小流氓的‘行话’直到脏话。”〔１１〕
凯鲁亚克的人物与王朔的橡皮人在精神、气质上，生活态度上，价值取向上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蔑视传统和公认的习俗；都有一种深度的不安定感与浮躁；对过去漠不关心，对未来不去思索，全身心投入的人生是今天；他们都看不起循规蹈矩，以愤世嫉俗的眼光审视一切。
他们笔下的反英雄，崇尚非政治的、非道德的行为，对传统有着本能的反叛。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１６岁的少年霍尔顿看透了中产阶级子女教育的本质：“不少学生都是家里极有钱的，可学校里照样全是贼。学校越贵族化，里面的贼也越多——我不开玩笑。”〔１２〕他公开揶揄学校教师关于人生的说教：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说什么人生是场球赛。你得按照规则进行比赛。……”
“人生的确是场球赛，孩子。……”
球赛，屁的球赛。〔１３〕
在霍尔顿的眼中，表面上道貌岸然的中产阶级都是些性变态的怪人。“我看见有个头发花白的家伙，看样子还很有身份，光穿着裤衩在干一件我说出来你决不相信的事。……他拿出整整一套妇女服装，开始穿戴起来。那是一套真正妇女服装——长统丝袜，高跟皮鞋，奶罩，搭拉着两条背带的衬裙，等等。”〔１４〕他否定美国社会的理想和现实，认为学校“里面全是些伪君子。要你干的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遇到橄榄球队比赛输了的时候，你还得装出挺在乎的样子，你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１５〕
《在路上》的反英雄们则是用流浪、放浪形骸、寻欢作乐、对人生取一种颓废的态度来表明他们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愤懑。他们到处漫游，处到偷窃。
我说，“……雷米，你老这么给咱们自己找麻烦。你为什么不能老实点儿？你干么老要这么偷人家东西？”
“这个世界欠我点儿什么，就这么回事。本性难移呀。……”
……“萨尔，咱们都是朋友，事情都是咱俩一块儿干的。这会儿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所有那些坏蛋都在想要咱们的命。所以咱们一定得随时注意，不能让任何人陷害咱们。……”〔１６〕
雷米在偷窃时还拿杜鲁门总统的话“我们必须削减生活费用”来调侃他的窃行。
调侃，对人生抱一种漫不经心的、犬儒主义式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可以说是塞林格、凯鲁亚克和王朔反英雄们的共同特点。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一下塞林格所运用的大量美国学生的俚语和凯鲁亚克刻意追求的俗语，便会发现他们愤世嫉俗的俏皮、幽默和机智。
麻烦就在这里。你永远找不到一个舒服、宁静的地方，因为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你或许以为有这样的地方，可你到了那儿，只要一不注意，就会有人偷偷地溜进来，在你鼻子底下写上“×你”字样。〔１７〕
王朔作品中的语言，虽然不是极有文采的，却也妙语连珠，许多是深刻地针对时弊的。由于他曾经生活在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中，他比塞林格、凯鲁亚克更多地调侃和嘲弄正统的观念、信仰、政治和文化。“他的刚烈、正直、勇猛以及有错必纠有反必肃的严格劲儿都和母亲的迁就、温和乃至毫无原则地护犊恰成鲜明对照。他不认为儿子正是……从大是大非的立场才决定跟上他的”。〔１８〕“他差不多开始恨自己了，恨自己的腼腆、羞涩、患得患失。这不是在万人大会上，也不是什么要人的接见室，更不是狮虎山女澡堂什么的。”〔１９〕“没有没有，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儿，夸起来跟骂人也差不多——热情奔放。”“‘是的，我很羡慕。’老外说，‘也就是在中国，在我们那儿没人成天这么坐着说闲话——饿死了。’”〔２０〕“回到家，吴胖子他们在玩牌，见到我就说：‘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他又指着一个大脸盘的陌生男人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交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２１〕王朔在许多场合拿神圣的东西开玩笑。玩世不恭是王朔笔下反英雄们的思想根源，在他们心目中没有神圣的东西。这种犬儒主义是对过去泛政治化社会的一个反动。正如王蒙指出的，“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２２〕
三
在美国四五十年代出现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从德国移民过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他们中的代表为威尔汉姆·雷奇(Wilhelm Reich)和赫伯特·马库泽(Herbert Marcuse)。雷奇提出了“性欲性格” (the genital character)，认为性功的健全是他所谓的健康的关键。他将他的这种理论应用在对社会的研究上，主张本能生活的解放。他认为，本能生活或者说“本质”，是相对于“文化”或有组织的压制而言的。他主张释放，主张个人的转化（而不是自我抑制），以最后达到被拯救的目的。他将性欲力与宇宙力——他称之为自然力(orgone energy)联系起来，呼吁进行文化的与性的革命。雷奇的理论对“垮掉的一代”作家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在《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 1955)中，马库泽不仅将性欲解释为身体的行为，而且还涵盖一种完全感官的现实经验（例如美感，快感，等等）。他认为，一旦实行了“性解放”，“自由的时间就能变成生活的内容，而工作则能变成人的能力的自由发挥。在这方面，本能的压抑性结构将被爆炸性地改变：不再是被局限在不是满足人的愿望的工作中的本能的能量之中，而将变成是自由的，而且作为爱欲，将拼命把性欲关系普遍化和发展成一种性欲文明”。〔２３〕马库泽的所谓“非压抑的升华”“性解放”“性欲文明”等等乌托邦理想成为日后反文化的思想武器。
于是，自由的“性”成为避世时代作家小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他们所描述的“性”是自由的，毫无责任感与爱欲的，毫无顾忌的。必须指出，无论是塞林格，凯鲁亚克还是王朔，在描述反英雄们的性爱时，不管他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确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非人的存在的本质。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过多地依赖这种描述以突出人物的野性与颠狂。
狄恩在寻欢作乐；他放上一张爵士乐唱片，一把抓住玛丽露，紧紧地搂着她，随着音乐的节奏往她身上撞去。她也随之撞回来。这是一场真正的爱之舞。伊恩·麦克阿瑟带着一大帮人来了。于是新年周末开始，持续了三天三夜。……路西尔看见我跟狄恩和玛丽露在一起，她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
“啊，得了，这只是找乐子而已。我们仅仅活一次。我们在及时行乐。〔２４〕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王朔在《橡皮人》中的一段对话：
“干吗去了一宿没睡？”我闭着眼睛随口应答，“又上哪个垃圾堆后面捡妞儿去了？”
“你太踩乎哥哥了。哥哥虽说壮点，也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梨一筐。”
……老邱自个儿乐了一阵，又捅捅我淫笑地说：“你觉得李白玲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人呗，还能怎么样！
“得了吧，比你那个小‘早蜜”棒多了，真腴。”
“你没戏。……腴也轮不到你，你也就捏捏她手到头了。”……
“昨天晚上——你小子傻了吧！……
哥哥也是所向披靡。你不成，还得学。”〔２５〕
塞林格的流浪的中学生，凯鲁亚克的总是在横跨美国东西部的大路上逛荡的愤世嫉俗者(hipsters)，以及王朔笔下一点正经都没有的“玩主”，可以说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多余人”。他们从各自的卑下的社会地位出发，蔑视传统和主流文化。这种道德规范的失落必然导致他们玩世不恭，在酗酒、毒品、性中寄托他们的精神家园。正如有人指出的，这“是一种弥漫社会底层的无可奈何的失败主义情绪所致。……生命的短促感和宿命感加深了恐惧，被恐惧主宰着的身体必然遁入感官刺激的王国。”〔２６〕
四
对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以及王朔的作品在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争议，评价不一。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１９５１年夏出版之后，由于主人公满嘴脏话秽语，１６岁便抽烟、酗酒、与女人鬼混，社会上有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本书“猥亵”“渎神”，如加利福尼亚州桑胡斯城中学图书馆将此书列为禁书，有的教会杂志警告少年们不要读此亵渎神明的书。然而，《大西洋月刊》、《星期六评论》等文学杂志的书评对它评价极高。美国公共学校中用为教材的小说，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第二位，仅次于斯坦培克的《人鼠之间》。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性质》课程中，指定此书为必修读物。３０年来，此书的销路已在一千万本以上，平装的班登版已印至５３版。
对王朔的评价就更为歧异了。《中国青年报》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０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作者认为，王朔的流行“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凶兆”。王朔作品乃是过度自卑的产物，王朔式的嘲讽是泼皮无赖式的，是一个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弱者的诅咒，一个疯狂破坏的力比多分子。〔２７〕也有人认为，的确有无数“劳累不堪”“沦落的”无奈“小人”、“多余人”、“边缘人”，从王朔的作品中得到某种解脱、消遣、平衡、娱乐和轻松，而不管他是否以花样乌云的方式“掩盖了生活的血肉和残酷性”。〔２８〕青年作家郑万隆说：“王朔是写当代城市生活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无论怎么说，是适合城市的氛围和人们的欣赏口味的。”林斤澜认为，目前，文学上处于一个转型期，读者喜欢王朔更多是出于一种心态。文学评论家冯牧承认王朔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文学很值得注意的现象，王朔帮我们认识了社会生活，具有认识价值。〔２９〕
我认为，王朔现象揭示了当今中国社会文化涌动中的一个走向。这种与主流文化相异的走向是经济进一步多元化、文化越来越世俗化、世俗的享乐主义愈益成为风尚的必然产物。与其说王朔现象是一种文学现象，还不如说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转型期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它迎合了文化世俗化的时代情结，符合世俗的市民社会的审美情趣和要求。通过比较研究，人们发现王朔作品的文学价值远远逊于塞林格和凯鲁亚克，尽管凯鲁亚克在美国近代文学史上也仅仅是二流作家。我把王朔与塞林格、凯鲁亚克进行比较，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认识，是把他们界定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在不同的社会（后工业化社会和前工业化社会）中演变的文化现象范围之内。在这两种文明情境中，我们发现了共同的表征，也发现了歧异之处。
塞林格、凯鲁亚克的人物是从世俗的中产阶级中异化出来的。他们看透了中产阶级的虚伪、奸诈和荒唐，希望寻求一种新的生活，在流浪和无定中获得解脱。而王朔笔下的反英雄，是从社会的底层渣滓泛起——他们没有金钱作后盾，也没有势力可以依赖——希冀成为大款或大腕——中国的中产阶级。所以，在社会的架构中，他们是逆向而达到同一点上的。凯鲁亚克的人物是对中产阶级伦理的失落，而王朔的玩主们则是对正统伦理的失落。
凯鲁亚克对政治极为反感，与其说他是在寻求社会解决方式，还不如说他是在寻求个人的解决方式，正如凯鲁亚克说的，“他们并没有在垮掉这一词的含义上垮掉；他们发疯般地想活，想与人交谈，想被拯救。”而王朔在作品中远离政治文化，是因为政治曾经给了他过多的震动。王朔说，“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都是政治的东西。比如林彪事件，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还有四人帮。这种震动，超过了机能上的身体上的损害。”〔３０〕所以说，王朔亚文化现象是对过去泛政治化社会的一个反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塞林格的人物还是有理想的。考尔菲德说，“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像，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我呢，就站在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塞林格赋予了考尔菲德一种殉道者的理想。而在王朔的作品中，人们很少能找到理性的东西。王朔自己表示，他不主张作品有哲学的深度。他说，“还有一个口号叫作要使作品有哲学的深度，理由是大作家的大作品都是有哲学深度的。最后作成一种什么效果呢？好多作家读哲学著作去了。”〔３１〕“我们只想让观众掉点眼泪或者乐乐。可有的观众愣要从一切东西里发掘出思想内涵，好像什么都必然得跟人生经历、情操修养联系起来，累不累呀！”〔３２〕王朔否定文学作品社会与美学的内涵，这对于他创作大作品将是一个致命的障碍。
凯鲁亚克和王朔笔下的人物都是精神流浪式的。凯鲁亚克的人物远离城市的喧嚣，他们希冀在路上、在禅中寻找精神家园，是出世的；而王朔的人物则注定要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之中寻觅人生的位置，他们不信神鬼，毫无信仰，是入世的。
在叙述的文体方面，凯鲁亚克刻意追求自然流露(spontaneity)，他的叙述风格属于一种个人的、散漫的、随意性的、冷隽而感伤的文体。王朔的文体也具有一种自然流露的风格。他们这种自然流露的文体导致他们都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来观察社会的下腹部。
美国５０年代“垮掉的一代”引发、产生了６０年代嬉皮士的文化。他们蓄长发，穿蓝色的牛仔裤、拖鞋，吸精神毒品，听摇滚乐，过男女混居的生活。王朔亚文化现象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呢？当８０年代婴儿出生高潮期出生的独生子女在２１世纪初进入青年期时，它将会在这些富裕生活中成长的年轻人中引发、产生什么呢？这是值得社会学家、政治家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1〕Sheryl WuDunn, "The Word from China's Kerouac",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S, January 10, 1993.
〔2〕George B. Tindall, David E. Shi, Gmerica, W.W. Norton to Company, New York, p.816.
〔3〕马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展望”，《新华文摘》，１９９１年７月，第４２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青年大透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６页。
〔5〕〔12〕〔13〕〔14〕〔15〕〔17〕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７页，第４－５页，第１０页，第７８页，第１６６页，第２５９页。
〔6〕黄雨石：《在路上》后记，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２年，北京，第３１７页。
〔7〕〔8〕〔9〕〔10〕〔21〕〔25〕《王朔文集》第２卷，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北京，第３３４页，第２７页，第２７页，第１０７页，第２４３页，第６２页。
〔11〕〔22〕王蒙：《躲避崇高》，《读书》１９９３年１月。
〔16〕〔24〕Jack Kerouac, On the Road, Penguine Books, England, 1986, pp.69-71, p.125.
〔18〕〔19〕《王朔文集》第３卷，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北京，第１８４－１８５页，第１９３页。
〔20〕《王朔文集》第４卷，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北京，第１１９页。
〔23〕马库泽：《自由和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五篇讲演》，波士顿版，１９７０年，第２２页。
〔26〕〔29〕《王朔，大师还是痞子》，高波编，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页，第１８５－１８７页。
〔27〕老愚：“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中国青年报》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０日。
〔28〕何东：“干嘛老吹起床号？”，《中国青年报》，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３日。
〔30〕〔31〕〔32〕《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１９９２年，第３９－４０页，第８５页，第４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