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3期
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
李剑鸣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的主权进一步沦落，列强在华的争夺更趋激烈。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推动，在这个时期开始把外交政策的重点由美洲大陆转向整个世界，因而更加重视扩展在华利益，对华政策在其整个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也就显得更为重要。２０世纪初美国政府中对华外交的主要决策人，在１９００－１９０４年间，乃是国务卿约翰·海；〔１〕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外交上是个强有力的人物，有“他自己的国务卿”之称，在对华政策方面也逐渐掌握了控制权。因而，他当政的年月（１９０１－１９０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时期。
一、罗斯福对中国的认识
２０世纪初的中国人大抵是知道罗斯福的，因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当时为数尚少的中国报刊上；而罗斯福也是了解中国的，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人，他不得不关注中国的情况，吸收有关中国的知识。他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的渠道，除各种出版物之外，主要是美国来华人员和研究中国的学者。那些到过中国的美国人，有些是他的朋友，他们向他介绍了不少中国的事情；他也经常与对中国素有研究的学者，如布鲁克斯·亚当斯、亨利·亚当斯，一起讨论中国问题。他的朋友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于１９００年重返中国，担任驻华公使，成了他的“中国情报员”，在两人的通信中谈论得最多的，就是中国问题。
罗斯福是一个强烈的种族主义者，他对中国的认识也打上了种族优越论的印迹。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和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他很蔑视中国，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落后的民族”，既缺乏文明的种种特性，又没有日本人那种战斗精神。他曾告诫美国人，中国“用她的不幸……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教训，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既富庶又不能保卫自己，要寻求作为一个国家而生存乃是再愚蠢不过的”。〔２〕在东方国家中，他最欣赏日本人的奋进自强精神，认为日本步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乃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而中国，在他看来，一方面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却又停留在落后的水平，难免任人宰割。他总是把中国作为缺乏战斗精神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典型，提醒美国人不惜代价的和平是何等可怕，美国决不能做新大陆的中国；〔３〕他还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美国落入一批毫无用处的情感主义者手中，那就会使美国人像中国人那样“懦怯和低效率”，就会导致“中国式的腐败”；他批评那些反对海军拨款的人，说他们实际是要把美国降到中国那样的水平。〔４〕中国的主要问题，他认为是缺乏民族的凝聚力，不能一致对外而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当时有论者提出，中国人口出生率太高，将对白种人构成威胁；罗斯福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因为出生率和人口多寡并不决定“国民性格”，中国军队尚无可能向欧洲人发起进攻性的战争，在中国，“行伍生涯是被人瞧不起的”；他宣称，一支经过训练的小小军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攻占北京；他还断言，中国不具备所谓“中心方向感”，国家仅只是一个各省的临时集合体，因而不可能像日本一样经过一次革命而具备好战和侵略的取向，从而跻身于文明国家的行列。〔５〕特别是当中国人起而反美时，他的看法就更为尖刻，攻击中国人在傲慢无礼和不诚不信方面仅次于俄国人 。〔６〕
罗斯福对中国的轻视和贬损，是出于多方面原因的：（一）他信奉种族优越论，总认为非白种民族在文化和能力上要低人一等，当时已处于任人宰割地位的中国，自然不能获得他的好感；（二）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更无可能理解中国的民族性格，对中国和中国人多有误解和偏见；（三）中国的落后挨打状况，给了罗斯福很有力的证据，使他更加相信中国存在着很多弊端，是一个老迈衰朽的民族；（四）他乃是一个通过顽强的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的人，在他的价值标准中，战斗精神和自强自立是最可宝贵的，他认为中国人恰恰缺少这些品格，所以不免产生轻蔑之感，与他对中国的看法相对照，他十分赞赏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当然，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人，他的中国观首先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是与其对华政策互为表里的。
罗斯福对中国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中国国内接二连三的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使他不得不对中国和中国人刮目相看。在１９０８年的《展望》杂志上，他发表《中国的觉醒》一文，意识到“一种现实而明智的爱国主义正在中国各个地方兴起”，认为中国的新气象是值得赞扬的。〔７〕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产生了多大的好感，相反，他的偏见乃是根深蒂固的，他始终认为中国太软弱，美国和中国结盟决无什么好处。
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罗斯福前后也是有变化的。他第一次真正正面涉及中国问题，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那时美国国内正在进行大选，罗斯福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激烈抨击反帝国主义的言论，说美国派兵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目的，在于“使我们的商人、农民和工资劳动者获得一个开放市场的好处”；〔８〕他指责义和团侵犯了外国人在华的权利和生命财产的安全，认为外国军队进入中国乃是“正义”和“必要”的；对于外国军队在华的暴行，他也不能完全否认，但推诿于欧洲军人，宣称美国军人并未杀戮“一个妇女和孩子”；他在给美国侵华军指挥官的信中说，“我们都是你在中国所作所为的受惠者”；他把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之举说成是履行了“一点点国际警察的职责”。〔９〕在继任总统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外交风云，他对中国的态度随时势而变化。他有时主张采用安抚的办法，有时则扬言要动用武力。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后，他发现强硬的一手效果并不理想，转而支持庚款留学计划，强调下力气培养中国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以便从精神上控制中国的未来。
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取决于罗斯福个人对中国的认识，而受美国资本在华要求和美国国家利益的支配。自１７８４年“中国皇后号”通商中国成功后，美国资本向中国的发展不断加速，到１９世纪末，扩大中国市场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故为许多资本家及其代言人所呼吁。最早指出远东市场的重要性的，是威廉·西沃德，这位林肯时代的国务卿预言，美国如欲控制世界贸易，就必须控制太平洋。〔１０〕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在１９００年曾说，“从今往后，我们最大的贸易在与亚洲之间进行……中国乃是我们的天然顾客”。〔１１〕罗斯福本人对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有着更深入的认识。他说，由于美国已成为“太平洋地区的第一流强国”，因而亚太地区任何一国发生的事情，都将涉及美国的利益；他声称，“我们未来的历史，将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在太平洋地区面对中国的地位”。〔１２〕基于这种考虑，他十分重视对华外交。但他同时也感到，一般公众对此并不理解，对中国问题也没有多大兴趣。〔１３〕他一方面要推行自己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引导公众舆论，尽管有着出色的外交和政治才能，他并未很成功地做到这两点。
二、俄国、日本与门户开放政策
维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乃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核心。他要求中国的港口对一切到来的外国人开放，所有妨碍与中国内陆进行贸易的限制都应废除，但同时必须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中国政府的存在。〔１４〕他在第一次年度咨文中说，“由于我们在太平洋上的实力和利益的迅速增长，中国发生的一切对我们的国家都有利害关系”，除发展对沿海地区的关系外，还须打通内陆的贸易之路，通过水路而深入内地。〔１５〕而要做到这些，其前提就是中国的门户开放。
但美国遇到了俄国的有力挑战。问题出现在中国东北。沙俄在中国东北长期经营，使之成为其在华的主要势力范围。沙俄虽曾赞同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但独霸东北的意图却从未收敛，它极力阻挠中国与他国签定门户开放协议，不让其他国家染指，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直接相冲突。美国在东北有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地区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重点，其中尤以纺织品的出口所占比重为大，约９０％。东北问题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如果沙俄在此得手，则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将发生全面危机。
罗斯福起初并未意识到沙俄的威胁，认为俄国占领东北可能会对中国有好处，“正如土耳其曾从俄国的推进中得到益处一样，我想中国也会如此”。〔１６〕他甚至对沙俄的扩张表示某种理解，声明“在这个满洲问题上，我们不会去极力……阻止俄国获取……任何政治上的控制。……我们仅坚持拥有保证给予我们的自由进入和商业机会”。〔１７〕他自以为，“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我们那些日益增长的巨额贸易不致中断，而俄国则将履行其庄重的诺言”。〔１８〕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错了。俄国的咄咄攻势和对美国商业利益的打击，使他日渐不安。“我丝毫不反对让俄国人知道，我已被他们在满洲的所作所为所激怒；我不想作出什么让步，年复一年我日益相信全国上下都会支持我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极端立场”。〔１９〕１９０３年他未与国务卿约翰·海商量，即命人发表一项针对俄国的声明，指责俄国在中国东北推行对美国不友好的政策。罗斯福私下透露，他之所以发表这项声明，就是要让俄国人知道“我们在动真格的”。〔２０〕俄国被迫暂时让步，同意将除哈尔滨外的一切东北港口向列强开放。但海提醒罗斯福，不可过于相信俄国人的话，罗斯福也表示要坚持美国的立场。他同时也感到，一场针对俄国的战争是不可能为国人所接受的，因此不能走极端。同年美国迫使清政府签定一项保证东北港口开放的商务条约，海认为这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一大胜利。但俄国的威胁仍然存在。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给罗斯福打击俄国势力提供了绝好机会。三国干涉还辽曾使日本在东北的发展受到很大挫折，但它建立东北霸权的梦想却一直没有放弃。要取代沙俄而成为东北的霸主，对国力有限的日本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作军事上的准备外，还须争取外交方面的支持。美国投其所好，多方暗示将全力支持日本的行动，用海的话说，如果美国给日本人一个眼色，“他们就会立即扑向俄国人的咽喉”。〔２１〕经美国人的一再刺激，日本于１９０４年２月８日对俄国开战。罗斯福闻讯大喜，认为日本人是在为美国“效力”。
〔２２〕他透露，如果出现针对日本的同盟，他将马上站在日本一边，并尽全力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维护日本的利益。〔２３〕不仅如此，他还从经济上给日本以援助。不过，罗斯福并不希望日本获得彻底胜利，他只想利用日本来抑制俄国，所以，当日本大胜之际，罗斯福又开始担心了，他觉得“趾高气扬”的日本会“转而反对我们”。〔２４〕于是他决定出面调和交战双方。实际上罗斯福心里早就有了打算，“据我看来，最佳结局是俄国和日本将继续彼此牵制，两者都受到削弱”。〔２５〕为此他费尽心力，把日俄两国拉到谈判桌旁，极尽折冲樽俎之能事，促使双方签署《朴茨茅斯和约》。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将库页岛的一半割让给日本；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得辽东半岛以及对中东铁路西端从长春到旅顺一段的租借权。罗斯福认为，和约对日俄双方都是公正的。〔２６〕
但罗斯福并不能高枕无忧。日俄战争后的东北格局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他怂恿日本打击俄国在先，利用俄国制约日本在后，目的是维持列强在东北的均势，保证东北门户开放。然而事与愿违，日俄之间在１９０７年达成谅解，签定《日俄协定》，彼此承认和保证各自在东北的特殊利益；而且，日本放弃对美国作出的承诺，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东北，致使美国对东北的贸易大幅度下降。美国国内因日本移民问题引起冲突，美日矛盾忽然尖锐起来。罗斯福采用从外交到武力的种种手段，总算缓和了美日关系，不过借日本来实现东北门户开放的计划却完全化为泡影。
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了威胁中国门户开放的主要隐患，罗斯福对此总难释怀，他最担心的是日本觊觎菲律宾，进而建立远东霸权，排斥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在离开白宫后他还念念不忘此事，提醒继任者不要使日本产生美国会威胁其在远东的地位的想法，并强调指出，“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乃是一件绝妙的事情，我希望它在将来也还是一件好事，只要它还能通过外交协议来加以维持；但正如满洲的全部历史所证明的，……一旦有一个强国决定不加承认，（门户开放）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２７〕他的这种预感为１９３１年“九一八”的炮火所证实。出现这种局面，罗斯福当政期间的对日政策无疑是难辞其咎的。
三、罗斯福与粤汉路权之争#
对于美国资本争夺中国铁路控制权，罗斯福完全是持支持态度的。
甲午战争后成立的华美合兴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尽管标榜其目标是帮助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实际是一个掠夺中国财富的机构，其股东中有美国当时最有势力的几个大资本家，如皮尔庞特·摩根、爱德华·哈里曼等，背后还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１８９８年该公司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修筑粤汉铁路（汉口至广州）的权利，协议确定，华美合兴公司提供２０００万美元贷款，铁路建成后由该公司经营１４０年，得拥有２％的年纯利。１９００年双方又订立协议，同意今后铁路将由两名中方代表和三名公司提名的代表组成之董事会管理，实际是使公司获得了对铁路的控制权。协议第１７条规定，公司不得将路权转让给另一国或另一国之人，以避免中国铁路控制权落入某一国之手。但公司除从事投机外一无所成，至１９０３年仅建成１０．５公里铁路，其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于此可见一斑；而且公司还将股票卖给了比利时国王，违反了协议。这一切引起以张之洞为首的一批地方官吏的强烈不满，上奏朝廷，请求收回粤汉路权。１９０４年１２月，中国驻美大使正式向约翰·海递交了取消原协议的照会。海即劝说比利时国王将股票卖给摩根，并要求中国不收回筑路权。中国拒绝海的建议，张之洞等人一直反对修筑粤汉铁路，表示要用赎买的方式收回路权。摩根等人觉得有利可图，故打算接受条件。
罗斯福大致在１９０５年初从海那里得知此事，起初似乎并不十分重视，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如果放弃此项筑路计划，我会深感遗憾的”。〔２８〕居心叵测而工于心计的比利时国王在６月间给罗斯福写信，请求他插手此事，以恢复公司的筑路权，并故意刺激罗斯福说，中国人的真正目的是要把白种人从中国实业界赶出去。同时他还把正在巴黎访问的美国参议员、罗斯福的朋友亨利·卡伯特·洛奇请到布鲁塞尔共进午餐，商讨路权一事。洛奇回国后向罗斯福介绍了会晤情形，并提醒罗斯福，如放弃路权，将严重打击美国在华贸易。
〔２９〕罗斯福倚重的中国通柔克义也建议向中国施加压力。鉴于这种局面，罗斯福决定进行干预。
他写信给摩根，表示政府支持他从中国手中保有筑路权的举动，并说他的兴趣在于“看到美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日趋繁荣”。〔３０〕摩根告以愿意夺回自己的“财产”，并于８月７日拜访了总统，两人商谈了好几个小时。据《纽约先驱报》透露，罗斯福认为放弃路权则意味着中国反美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因此，坚持路权对美国在华利益大有好处。〔３１〕中国驻美大使表示，中国不会改变收回路权的主意；而柔克义从北京发回消息说，如对租让条件略加修改，中国政府不会反对美国人控制粤汉铁路。情报的出入使罗斯福大为恼火，他指示柔克义把情况落实，并转告中国政府，公司同意对协议进行修改，愿意继续修筑粤汉铁路。但中国方面已将粤汉路权问题交张之洞处理，这令罗斯福很不满。
这时又传来消息，英、德、法诸国虽各怀心事，却一致支持张之洞赎回路权，使问题更为复杂。罗斯福闻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要柔克义打探情况，柔克义回电说，中国政府并无反美倾向，只是两湖等地反对将路权租让给外国的运动十分激烈，清政府不敢逆潮流而动；他还告诉罗斯福，现在中国上下都强烈支持收回路权，并决意不再租让给任何国家。〔３２〕罗斯福还不甘罢休，再次致函摩根，劝其推迟采取行动，说：“据我看来，为了美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你当然不能放弃你得到的租让权”，“我已准备采取坚决立场，坚持美国公司应获得其权利”。〔３３〕他还派人将这一立场通知中国驻美大使，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但柔克义发回的消息仍旧令罗斯福沮丧，中国方面仅同意在赎买条件上作出让步，而路权则无论如何不再出让。他仍是拒绝接受失败的现实，粗暴地宣称，没有他的同意，不得承认中国收回路权。然而摩根和那些股东们却没有他这种耐心，决定放弃路权要求。罗斯福为挽回面子，就此发表一项声明，称摩根在与政府商议后，同意按政府的意见出卖粤汉路权。〔３４〕这实际也等于宣布他的一切外交努力完全失败。
柔克义后来总结说，这次失败乃是美国在华遭到的最大打击。〔３５〕罗斯福私下把交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一）公司将股份卖给了非美国人；（二）他本人未及早干预；（三）摩根放弃了自己的要求。〔３６〕其实，罗斯福之热心路权之争，并非以保护美国股东利益为第一目标，他是从美国在华的整体利益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他觉得如果华美合兴公司的“权利”不保，则意味着美国在华势力的衰颓和脸面扫地。对此，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比尔评论说：“企业并未要求政府的帮助，而政府则乞求企业来帮助维护国家的权势。”〔３７〕
四、抵制美货运动与罗斯福的对策
１９０５年中国发生抵制美货运动，使罗斯福的对华政策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抵制美货运动系由美国长期执行的排华政策所引起。华工入美和排华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自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兴起，中国劳工开始大量赴美，此后美国开发对廉价劳工的极大需求，吸引更多的华工涌入。中国人吃苦耐劳而又报酬甚低，为唯利是图的美国老板所乐于雇佣，对美国本土劳工构成很大威胁，因而激起仇华排华情绪，暴力事件时有发生。１８８２年国会反映社会的这种要求，通过了《排华法》，排华遂成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中国政府虽几经交涉，但无奈国力衰微，未能为华工争得平等地位，也没有使美国政府改变其排华政策。
罗斯福本人也是支持限制华工入境的，认为“低劣的劳工”是不能与“我们自己的工人竞争的”，而且，“廉价劳工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但他并不反对中国的知识人才入境，感到“我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来自于“把本应入境的中国人拒之门外”；他这种区别对待中国移民的主张，基于一个更富心机的打算：“我们希望扩大对中国的贸易；我们希望更牢固地从精神上掌握中国”。〔３８〕１９０４年罗斯福为在大选中赢得力主排华的西部的支持，赞成国会通过新的排华法案。此时中美就移民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又告破裂。中国人和在美华人心中长期积压的不满和愤怒，顷刻间火山喷发般爆发出来。
中国商人和爱国人士准备在１９０５年７月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得到在美华人的热烈响应。届时中国人均不购买美国出产的货物，不乘坐美国船只，不送孩子上美国人办的学校，不与美国进行商务上的往来，连在居华美国人家里干活的人也将罢工。消息传出，美国商界政界甚感震动。美国亚洲协会(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的负责人约翰·富尔德致信罗斯福，指出，一旦抵制运动发生，美国对华贸易将受到沉重打击，新英格兰的纺织业所受损失将会更大，故须重新考虑排华问题。〔３９〕罗斯福将此信转给商务部长，并指示各级移民官员，不得对来美的中国绅士傲慢无礼，强调说，固应限制华工入境，但对获准入境之中国人必须以礼相待，“国家利益”和“文明”都要求这样做；并表示，“我将尽一切努力使这里的中国人处境好一些”。〔４０〕罗斯福的这种姿态，是迫于那些与中国有关的资本集团的压力而作出的。对中国抵制运动最为敏感的美国亚洲协会，在６月间派出一个代表团，向总统递交呈文，要求政府改变其排华政策。罗斯福的反应是于６月２４日发布一项通告，申明严格执行有关法令，一方面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另一方面则公正对待允许入境的中国商人、教师、学生和旅游者，违者将予以立即解职。〔４１〕
罗斯福的这些举动当然不能平息中国人的愤怒。７月，抵制美货运动在中国中部和南部掀起高潮。美国国内的不安情绪也在发展。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一年将使其损失２０００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则称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５０％；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了买主。受到中国抵制影响的这些集团，纷纷要求政府改变排华政策；担心华工竞争的工会组织等利益集团力主继续排华；而那些对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较为关切的社会名流，如塞思·洛，则提醒罗斯福，如要保持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就必须与中国有权势的阶层恢复良好关系。〔４２〕罗斯福几面受压，仍旧谨慎行事。他在分析抵制的原因时显得比较冷静，认为事情是由对待华人的不公而引起的，“归咎于我们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愚蠢举动”。〔４３〕他收到一份秘密报告，得知英、德等国故意在中国制造反美情绪，以排挤美国势力。他担心英、德坐收渔人之利，但也无良策可施，只是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不仅不理会美国的要求，反而提出重新订立有关移民问题的条约的主张。这种态度使罗斯福“非常不满”。
至８月３１日，事态始有变化。清政府以同意出面平息反美运动换取美国修改排华法的允诺。罗斯福指出，既然引起抵制的原因是美国对华人不公正，那么国会，特别是西部的议员们，应当同意修改排华法；他还指示正在东亚访问的威廉·塔夫脱前往广东，与当地政府交涉平息那里的抵制运动，因为广东实际是整个抵制美货运动的核心，但他又要塔夫脱不要作出任何具体承诺。当塔夫脱抵达广州时，正值全城抵制运动处于高潮，广东巡抚支持反美行动，对塔夫脱的接待甚为冷淡。看来清政府一时也难以控制民间的反美情绪。
１０月间罗斯福连续几次举行内阁会议讨论排华问题。他决定采取一软一硬两手。他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排华政策，而只在执行上做点文章。他建议国会修改排华法，明确规定除劳工外一切中国人均可入境。同时他又对清政府实行武力恫吓，令美国海军到中国沿海炫耀武力，对菲律宾调兵遣将，做出准备对中国开战的架式。关于将发生第二次义和团起义的议论，也在美国国内流传。１９０６年２月，罗斯福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强硬要求，包括：敦促其采取“有效措施以防1900年的暴乱重现”；严惩一切排外运动；对于未能履行保护在华美国人职责的地方官吏亦应惩处；宣布抵制美货运动为限制贸易的非法联合。罗斯福的这些要求通过柔克义转告中国政府。清政府吃不住罗斯福的软硬兼施，同意按美国的要求办。罗斯福于是长长松了一口气，“我想不会对中国实行远征了”。〔４４〕
对于罗斯福处理抵制美货运动的举措，美国国内毁过于誉。批评的意见认为，抵制美货运动的发动者代表了中国新生的希望，触怒他们，就等于斩断了美国与新生中国的关系。企业界也有人认为武力恫吓的做法损害了对华贸易。〔４５〕
五、对华政策与罗斯福的外交战略
研究罗斯福外交的美国学者，如霍华德·比尔，在谈到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时多持批评态度。比尔的意见十分尖锐，指责罗斯福未能深刻认识到正在中国兴起的“新精神”的意义，采取了错误的对策，从而使中国逐步离开美国，最终投向共产主义的怀抱。〔４６〕这种看法反映了美国学者的两种倾向，一是美国中心观，即纯粹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评判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二是苛求于前人，把若干年后的事态归咎于罗斯福。
实际上罗斯福绝对是从美国利益的要求着眼来处理中美关系的，因而其对华政策具有鲜明的帝国主义性质：（一）他的对华政策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他从未平等地对待中国和中国人，其固有的偏见一直在影响对华决策；（二）强权政治是其对华政策的典型特征，他把中国当成一个软弱可欺的对手，一味施加压力，动辄军事威胁；（三）他的一切政策和行动都是以美国利益为轴心的，表现出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至于中国人的行动是否属于维护民族主权的正义之举，他是从未考虑过的，因而其对华政策毫无“公正”和“文明”可言；（四）即使从美国的长远利益着眼，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也是一大失败，因为他以绥靖日本为代价来维持中国门户开放，养虎遗患，使日本终成东亚霸主；在处理路权纠纷时，他从美国在华的整体利益出发，甚至不顾企业界的具体利益，结果一无所获；他在中国抵制美货运动期间的对策，进一步毒化了中美关系。
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受到他的总体外交战略的制约。他在外交上致力以求的，乃是确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强国地位，其对华政策也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众所周知，美国尽管在１９世纪末已成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却还十分有限，欧洲列强多把美国当成僻野小邦对待。１８９８年美西战争使美国的国际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到罗斯福入主白宫时，争取政治大国地位仍是美国现实的外交目标。罗斯福博学精思，富有眼光，深深认识到美国未来的活动舞台乃是整个世界，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要真正成为伟大的人民，就必须满怀信念努力争取在世界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４７〕他之调解日俄战争，干预摩洛哥危机，发起召开美洲和世界保护自然资源大会，目的都是发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鉴于中国正日益成为列强争夺的场所，罗斯福意识到，中国事务也是体现美国作用的地方，因而对华政策在他的整个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曾说，英国纠缠于阿拉斯加边界和中美洲运河问题，令他很不满，但这些与中国发生的事情相比，就显得不甚重要，英语国家应当携手推进各国在中国的利益。〔４８〕他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问题时，其出发点除维护美国资本在华的直接利益之外，更在于确保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和实现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政治强国地位。在他心目中，中国问题并非孤立的，而与太平洋及对太平洋的控制密切相关，他曾预言，在２０世纪，“太平洋的商业以及对太平洋的支配，将成为世界历史上难以估量的重要因素”；〔４９〕所以，“命运”和“事情的进展”迫使美国不得不在东亚扮演重要角色。〔５０〕中国这个东亚大国，也就成了罗斯福争取世界政治大国地位的竞技场。
注释：
〔1〕泰勒·丹尼特：《约翰·海：从诗人到政治家》(Teler Dennett, John Hay, From Poetry to Politics)，纽约１９３４年版，第４６３页。
〔2〕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Howard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to World Power)，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１９８４年平装本），第１８１页。
〔3〕西奥多·罗斯福：《自传》(Theodore Roosevelt, An Autobiography)，纽约１９１９年版，第５７８－５８０页。
〔４〕〔５〕《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１８２页；第１８２页。
〔6〕杰里·伊斯瑞尔：《进步主义和门户开放》(Jerry Israel, 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n and China, 1905-1921)，匹兹堡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２７页。
〔7〕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纽约１９８０年版，第７４、７５页。
〔８〕〔９〕《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１８４页；第１８９页。
〔１０〕沃尔特·拉夫伯：《新帝国：对１８６０－１８９８年美国扩张主义的解释》(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sion, 1860-1898)，康奈尔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７页。
〔１１〕帕里·吉阿纳科斯等编：《美国外交与命运感》(Perry Gianakos, et al., ed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Sense of Destiny)，沃兹沃斯出版公司１９６６年版，第１卷，第３８页。
〔１２〕《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１７４页。
〔１３〕Ｇ·华莱斯·切斯曼：《西奥多·罗斯福与权力政治》(G. Wallace Chessman,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Politics of Power)，波士顿１９６９年版，第１１０页。
〔１４〕《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１９１页。
〔１５〕詹姆斯·理查森编：《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第１５卷，第６６７６页。
〔１６〕艾尔廷·莫里森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Elting Morrison, ed.,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１－１９５４年版，第３卷，第１１２页。
〔１７〕蒋相泽：《美国与中国》(Arnold XiangzeJia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５页。
〔１８〕《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１９６页。
〔１９〕福斯特·瑞·杜勒斯：《中国和美国：１７８４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Foster Rhea Dulles, China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新泽西１９４６年版，第１２４页。
〔20〕《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１９７页。
〔２１〕弗雷德里克·马克斯：《绵里藏针：西奥多·罗斯福的外交》(Frederick Marks III, Velvet on Iron, the Diplomacy of Theodore Roosevelt)，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３１页。
〔２２〕〔２３〕〔２４〕《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４卷，第７２４页；第１２８４页；第１１３４页。
〔25〕雷蒙德·埃斯瑟斯：《西奥多·罗斯福与日本》(Raymond A. Esthu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华盛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３８－３９页。
〔２６〕亨利·普林格尔：《西奥多·罗斯福传》(Henry Pringle, Theodore Roosevelt, A Biography)，纽约１９３１年版，第３８７页。
〔２７〕《中国和美国：１７８４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２８〕〔２９〕《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２０２页；第２０３－２０５页。
〔３０〕《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４卷，第１２７８－１２７９页。
〔３１〕〔３２〕《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２０６－２０７页，第２０８页。
〔３３〕《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４卷，第１３０３页。
〔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２０８页；第２１１页；第２１０－２１１页；第２１１页；第２１４页；第２１７页。
〔４０〕《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４卷，第１２３５－１２３６，１２４０，１１８４页。
〔４１〕《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２２１页。
〔４２〕《进步主义和门户开放》，第２５页。
〔４３〕《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２３０页。
〔４４〕《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５卷，第２０５页。
〔４５〕〔４６〕《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２４５－２４６页；第４５８页。
〔４７〕西奥多·罗斯福：《艰苦奋发的生活》(Theodore Roosevelt, The Strenuous Life, Speeches and Addresses)，纽约１９０５年版，第６页。
〔４８〕〔４９〕〔５０〕《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第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５页；第１７４页；第１７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