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主义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
张也白
（１）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
孤立主义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政策主张。自美国建国以来，它一直渗透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
１７９６年，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词》中曾经对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作了最经典的表述。他强调介入欧洲争端的危害，告诫美国人民利用美国远离欧洲大陆的有利条件，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与军事冲突，不与任何国家缔结纠缠不清的同盟。〔1〕华盛顿的孤立主义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而且对美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９世纪，美国推行孤立主义是为了在国力弱小，羽翼未丰之时从欧洲列强的争端中求得自身在美洲大陆的生存与发展。它依靠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采取不卷入国际事务以及集中力量于北美大陆扩张和国内建设的方针，取得了国家迅速发展的成功。
进入２０世纪，美国开始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原来地理上的相对孤立由于科技的发展以及交通运输和通讯的进步已不复存在，而政治上的孤立也由于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美国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而开始崩溃。
及至一次大战前后，一项主张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传统，更多地卷入世界事务的“国际主义”政策开始提出，由此萌发了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即主张卷入世界事务的干涉主义）两种对立的外交政策主张之间的斗争。国际派认为，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应当对卷入世界事务持更为积极的态度。但当时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在孤立主义的压力下，美国在一次大战后又回到了孤立状态。它的注意力又一次转向国内。３０年代，孤立主义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顶峰。但是到３０年代末，孤立主义逐渐衰退。及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珍珠港事变爆发，终于宣告了孤立主义的彻底崩溃。
回顾美国的对外关系史，可以说，孤立主义在二次大战前的绝大多数时期占据支配地位。从１７９６年华盛顿在他的《告别词》中阐明了孤立主义的原则起，直到二次大战，孤立主义统治了美国对外关系大约１４０年的历史。
二次大战对美国孤立主义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战后，美国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它的利益遍及全球。战争的惨痛教训以及战后新的世界现实把美国推上了“全球主义”的道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为“国际主义”，即全球干涉主义的政策所代替。但是，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并非同孤立主义没有任何联系。战后，孤立主义作为美国当政者奉行的一种政策确已被抛弃，但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它并未消亡。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孤立主义总是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成为战后反对美国干涉世界事务的重要力量。战后，美国执行一项“国际主义”政策，干涉世界事务常常不是容易的而是痛苦的。除了在制度上美国存在着权力分散，国会对行政部门的制约等妨碍政府推行积极外交政策的因素外，公众的孤立主义情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美国２０世纪外交史就是美国对外关系中孤立主义同干涉主义（或“国际主义”）两种对立传统的斗争史，即使战后也是如此，只是战前，孤立主义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主流，而战后，它只是支流。在美国史学界，还有所谓美国外交史是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循环往复，甚至提出每过若干年有一次大的转换，即某一时期，孤立主义主张占上风，美国外交政策比较“内向”，而某一时期，干涉世界事务的主张占上风，美国的外交政策趋于“外向”。〔2〕一般说来，每当美国在国内遇到危机或在国外遭到失败，孤立主义情绪往往会高涨起来。美国的一贯倾向是借助孤立主义来逃避国际上的“不愉快的现实”，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国内。
当然，二次大战后，孤立主义的主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要求美国放弃它同世界的重要联系和它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相反，它准备接受战后美国在海外的某些义务。可以说，战后的孤立主义已经同“国际主义”靠拢，走向某种“有限制的国际主义”。孤立主义同“国际主义”争论的实质已经不是要不要回到孤立主义传统而是美国干涉世界的程度问题。战后的孤立主义只是主张对美国的海外义务进行“小心的衡量”，以免超越美国自身力量的可能，从而在干涉世界事务中使美国的有限力量取得最佳的效果。
总之，孤立主义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人们往往不能正确和全面地认识这一传统。原因之一是因为“孤立主义”一词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它不仅无法准确地反映包含在这一名词中的全部政策主张，而且还容易造成混乱，被人误解为“闭关自守”和“与世隔绝”。实际上，孤立主义并非一种完全消极的思想。即使在孤立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美国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孤立。孤立主义者主张的美国也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美国。尽管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和两种相互对立的传统，孤立主义并不完全排斥干涉主义，更不是盲目地否定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卷入。
（２）孤立主义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
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是针对欧洲而言的。实际上，美国并非避免卷入一切国际争端。它要求避免卷入的只是欧洲争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孤立和不干涉从未成为事实。美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扩张和干涉有着长期的历史。孤立主义者的眼睛总是注视着美国边境以外的地方，从那里寻找“美国的未来”。但是他们并不注意欧洲。他们向南看着拉丁美洲，向西看着太平洋和亚洲。
历史上，按照不同的地缘中心，孤立主义有不同的主张。一部分孤立主义者反对卷入一切国外事务。他们是极端孤立主义派，在历史上属于孤立主义队伍中的少数。另一部分孤立主义者反对卷入西半球以外的事务，但不反对干涉西半球。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有所谓“堡垒美洲”的主张，即认为有东西两洋作为天然屏障，美国可以依靠美洲大陆这个“堡垒”获得生存与发展。第三种孤立主义者要求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同时又主张积极干涉亚洲事务。他们又称作“亚洲第一论”者。
孤立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反干涉主义，但孤立主义队伍中的“亚洲第一论”者虽反对卷入欧洲事务，在亚洲却赞成干涉主义的政策。形成这种对欧洲和对亚洲持不同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美国是一个具有欧洲文化传统的国家，但美国历史上对欧洲的不信任感却是导致孤立主义形成的因素之一。美国本身就是由反对欧洲的人建立的，他们来到北美大陆为的是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欧洲大陆充满着黑暗与腐败，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是不健康的，因而在政治上卷入欧洲事务将违背美国的“理想”，甚至可能危及美国的“民主”制度。与此相反，美国人却有着一种要把他们自己的“文明”带给亚洲的强烈的“使命感”。这同它对欧洲的不信任感是相辅相成的。正是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感情成了孤立主义者赞成干涉亚洲事务的重要原因。
其次，孤立主义赞成在亚洲推行干涉主义还有民族方面的原因。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美国社会的这种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多民族背景促使当政者推行一项孤立于欧洲大陆的政策。因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民族利益。卷入欧洲战争或政治危机会引起德裔、爱尔兰裔、法裔、意大利裔、波兰裔和英裔美国人之间的公开斗争。例如二次大战前夕，英裔和法裔美国人要求美国政府站在英、法一边，投入反法西斯战争，而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则支持孤立主义政策，反对美国参战。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执行一种强调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和对欧洲的力量平衡取中立态度的民族主义政策有助于缓和美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矛盾。然而，在对待卷入亚洲事务的态度上，情况则不同。历史上，亚洲裔少数民族在数量上不多，在国内政治中又不占重要地位。因此美国卷入亚洲政治一般不会引起亚裔美国人之间的激烈争论，也不会使美国政府面对来自亚裔移民的强大的政治压力。这就使美国在确定其亚洲政策时有更大的自由度。这也是美国在２０世纪能够在亚洲采取积极的干涉主义政策的原因。
第三，要求保持在对外关系上的行动自由，避免受制于其他国家也是促使美国对卷入欧洲事务与亚洲事务取不同态度的原因。
孤立主义的基本主张之一是单边主义。在历史上，这一主张要求避免对其他国家承担长期的政治义务，以保持美国外交政策上的绝对的“选择自由”。孤立主义者认为，单边主义是一种在对外关系上的独立政策，它使美国避免受制于其他强国，从而能在任何时候都按美国自身利益行事。从这一主张出发，孤立主义者担心卷入欧洲争端会使美国陷入与英法等欧洲强国事实上的结盟，从而难以保持美国在行动上的完全自由。而在亚洲，情况则不同。在那里，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制约美国，使它背离单边主义的原则。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单边主义表现为反对罗斯福政府同英法结盟的政策。孤立主义者反对卷入欧洲战争，认为战争意味着同英法事实上的结盟，从而引起实质性的长期的卷入欧洲事务。与此相反，３０年代的孤立主义者认为，一场亚洲战争是同日本作战。由于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强国，因此即使卷入战争，美国也完全可以独立行事而不致使它的战时或战后的政策受制于强大的盟国。用３０年代孤立主义代表人物、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的话来说，“卷入太平洋战争并非像卷入欧洲战争那样危险”。〔3〕
（３）战后孤立主义的回潮
二次大战后，孤立主义在５０年代初期和６０年代后期曾有过两次重大的回潮。在这两次回潮中，孤立主义对美国干涉亚洲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
５０年代初期的孤立主义曾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孤立主义要求积极干涉亚洲事务的特点。当时，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从１９５０年开始，至１９５１年达到高潮并继续到１９５２年的总统选举。它表明传统孤立主义在战后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是战后孤立主义同“国际主义”的一次重大较量。
５０年代初期的孤立主义者一面反对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过分地卷入欧洲。他们批评杜鲁门政府通过建立北约和推行“马歇尔计划”在欧洲承担了过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义务，认为这些义务是危险的，它超过了美国能够承受的能力，甚至还会因“承担如此巨大的财政负担而威胁国内自由”。〔4〕与此同时，孤立主义者对亚洲则持强硬的干涉主义立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威胁”主要在亚洲，因而要求继承传统孤立主义者关于“亚洲第一”的主张，强调改善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他们否认杜鲁门政府所承认的那种美国无法加以控制的“远东革命变化”的概念，认为美国在远东失败得如此之惨并非东方内部条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美国未能运用自己的力量来避免这种失败。他们认为蒋介石的失败并不是美国的力量所无法阻止的，因而要求支持国民党，使蒋介石“重返大陆”，并“把共产主义从亚洲清除出去”。在朝鲜问题上，他们批评杜鲁门政府在战争爆发前未能在南朝鲜建立起一支能与北朝鲜相匹敌的军事力量并于１９４９年６月从南朝鲜撤走美国军队，尤其抨击国务卿艾奇逊在１９５０年１月公开把朝鲜和台湾划在美国太平洋防御圈之外，〔5〕从而“为北朝鲜所利用”，认为“政府在对待朝鲜上的犹豫不决鼓励了共产党进攻”。〔6〕总之，５０年代的孤立主义者在要求减少美国对欧洲承担的义务的同时，主张在不影响缩减政府开支，不承担耗资巨大的军事义务的情况下加紧干涉亚洲，在远东执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
５０年代初孤立主义的回潮对美国的亚洲政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孤立主义的压力下，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对支持蒋介石改取较前积极的态度，加强了对台湾国民党的援助。孤立主义的回潮还影响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的制订。在１９５２年的总统选举中，主要代表东部利益的共和党自由派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为取得孤立主义派的支持，不得不在外交政策上同孤立主义派达成某种妥协。在由杜勒斯撰写的共和党外交政策纲领中包含了许多同孤立主义主张相一致的思想。纲领认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给蒋介石必要的支持，“丢掉了亚洲的朋友和盟国”，并招致北朝鲜的“侵略”。纲领批评杜鲁门政府的“欧洲第一”概念，认为苏联的“亚洲第一”政策同美国的“亚洲最末”政策适成对照。〔7〕５０年代初，美国外交政策从杜鲁门—艾奇逊的“国际主义”基础上转到接受孤立主义的某些主张上来，孤立主义的思想渗透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中。
然而，５０年代初的孤立主义是以失败告终的。由于孤立主义在国内的反共歇斯底里和在亚洲的侵略叫嚣，它的主张在国内外不得人心。孤立主义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上的失败以及艾森豪威尔在总统竞选中的获胜使共和党自由派与温和派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及至１９５４年，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失败，民主党重新控制了国会，遂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又逐渐披上了“国际主义”的外衣，在政策实施中越来越恢复到杜鲁门时代的政策特点。在亚洲，也不像杜勒斯原先主张的那样强调卷入而是倾向于脱离接触。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在朝鲜实现了停战，而且还要求蒋介石从大陈岛撤退，并坚持认为在１９５４年１２月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国并未对国民党占据的大陆沿海岛屿承担防卫义务。不久，孤立主义代表人物相继退出政治舞台，他们的影响几乎销声匿迹。
６０年代后期至７０年代初期，美国国内又出现了一次孤立主义的回潮。这一次孤立主义的兴起是伴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以及它在世界上地位的下降而出现的，尤其是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极大地助长了孤立主义的发展。然而，同传统的孤立主义以及５０年代的孤立主义相比，越战时期的新孤立主义有其不同的特点。
２０世纪以来，孤立主义运动的中坚是共和党保守派，其力量集中于美国中西部，而两党自由派则主张“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支持美国在世界上承担义务。东部地区则是国际派的大本营。及至越战时期，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党派分野发生变化。民主党自由派从“国际主义”倒向了反干涉主义，成为新孤立主义的主流，其代表人物如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富布赖特、麦戈文等民主党“开明派人士”。孤立主义的地区界限也开始打破，中西部不再成为孤立主义的主要基地。与此同时，孤立主义的主张也发生很大变化。在对待欧洲与亚洲的态度上，越战时期的新孤立主义者并不持“亚洲第一”的观点。尽管大多数新孤立主义者仍然要求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他们不再支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干涉，而是主张美国从亚洲撤出军事力量。
在孤立主义思潮高涨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被迫调整了美国在海外的力量部署，提出了结束越战，收缩美国在亚洲军事力量的政策。但是，越战时期的新孤立主义也有其局限性，它受到历史条件的很大限制。
二次大战后，美国国内普遍的认识是孤立主义不可取。尽管越战的失败使美国国内反对从事海外干涉的呼声高涨，却无人以孤立主义者自居，也无人公开要求回到孤立主义去。即使尼克松政府在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时，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使它的政策同孤立主义相联系。１９６９年６月，尼克松在美国空军学院的一次讲话中即把批评他的军事与外交政策的人斥之为“新孤立主义者”，认为这些人要使美国“背离世界”，并声称他“同怀疑论者及孤立主义的不一致是基本的”。〔8〕新孤立主义的主张也是有限的。它并不要求美国“退出世界”，放弃美国在世界上的所有利益和作用，而只是强调海外干涉的“选择性”，要求避免那种并不涉及美国切身利益的军事干涉，并使美国的海外干涉同它有限的国力相适应。实际上，越战时期的新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在目标上并无根本分歧，两者都是为了增进国家利益。理查德·巴尼特在他的《战争的根源》一书中指出，越战时期，“国际主义”同孤立主义之争“实际上最多不过是军事战略之争”。〔9〕
（４）８０年代的“重返亚洲”
６０年代后期兴起的孤立主义思潮一直持续到７０年代前期。然而，自７０年代中期起，国际和美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为８０年代美国干涉主义的抬头和重返亚洲准备了条件。
１９７５年，美国从印度支那撤退使它摆脱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但是尼克松的“越南化”计划并未实现。南越政权最终垮台，美国失去了整个印度支那。７０年代，尼克松—福特政府推行一项美苏缓和的政策，大搞美苏核军备控制，大幅度削减军费并收缩海外军事力量。而苏联却利用缓和机会大力扩展其军力，并加紧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向美国步步进逼。加上１９７３年开始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实力，遂使美苏力量对比不断朝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的缓和政策在美国内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开始转变，保守主义重新抬头。７０年代中期，在美国建立了许多新的保守派组织，其成员几乎遍及国内各个阶层。美国两党及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对内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反对联邦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以及减税等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对外则主张增加军费，保持强大的国防，维护美国在国外的利益。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随着越战“后遗症”的逐渐消逝，美国公众在对外关系上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民意测验表明，广大公众要求增强军事力量抗衡苏联，反对在苏联扩张面前表现软弱妥协。
及至70年代末，由于美国失去伊朗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国内痛感苏联扩张的威胁和美国地位的衰落。要求抛弃缓和，扭转力量对比不利趋势，改善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起来。舆论的主流也从要求收缩海外力量转向支持承担新的国际“义务”，致使干涉主义重新抬头，它迫使卡特政府提出了“在必要时将动用武力保卫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切身利益”的“卡特主义”，决定加快发展用于海外军事干涉的快速部署部队，并着手增加军费。美国国内强烈要求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情绪导致里根保守主义政府的上台。
里根政府以振兴美国经济和重建美国军事实力为己任。８０年代，美国在经济上遇到了战后不可多得的好年景。自１９８２年底起，经济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势头。由于经济的复苏以及里根政府大幅度增加军费，加强军事实力，使７０年代以来美国相对削弱了的实力出现转机。加之苏联因经济困难而日益暴露其弱点，美苏力量对比开始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化。卡特后期因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质危机而使美国威信扫地，国内外怨声载道的局面已根本扭转。形势有利于里根推行对苏强硬的方针。美国在同苏联的全球争夺中改取“主动出击”的姿态。
８０年代，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日益扩大。
亚太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包括南亚在内，这个地区共有４０多个国家，人口２７亿左右。从６０年代起，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在亚太地区，首先是日本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由于日本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６０年占世界生产总值的３％（美国当时占３３％）上升到１９８７年的１１.５％（美国下降为２２％）。１９８７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５４％，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超过美国。其次，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也令人瞩目。１９８８年，亚洲“四小龙”——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９.２％。其他东盟国家的发展速度也相当可观，泰国和马来西亚正在成为亚洲的第五和第六“小龙”。此外，中国由于在８０年代实行改革和开放，经济有了很大发展，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９.３％，１９８８年又上升至１１.２％，在亚洲和世界上都是属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美国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美国作为太平洋沿岸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它同亚太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关系。８０年代，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增长。１９８２年，美国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贸易额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它同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以后逐年增长，至１９８６年达到３６％。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市场。1988年，美国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投资超过４４０亿美元，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１４％和美国海外投资总收入的２３％。美国沿太平洋的西海岸地区经济也日益兴旺。国内经济重心正在向太平洋沿岸地区转移。
７０年代以来，随着美国西部和南部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西移，美国的权力中心正从传统上的东北部地区向西南和极西部地区转移。以往美国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多来自东部地区，而从尼克松到里根的四任总统，有三任来自美国西部或南部。这种地区上的权力转移意味着那些在历史上和感情上同欧洲联系密切和对欧洲比较同情的人开始丧失权力，而那些对亚洲太平洋地区比对欧洲更感兴趣的人则掌了权。
８０年代的里根政权表现出格外重视亚洲的倾向。里根属共和党保守派。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同３０年代和５０年代共和党保守派的主张有不少相似之处。共和党保守派的传统之一是历来重视亚洲。里根政府初期，以国务卿黑格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从以欧洲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对外关系，强调照顾欧洲的利益。可是作为来自美国西部的里根本人则远远不如东部自由派那样同情欧洲。里根政府内握有实权的“加利福尼亚帮”则始终有重亚轻欧的倾向。而舒尔茨于１９８２年７月接任国务卿后，美国对外关系又进一步向太平洋方向倾斜。他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说中认为，美国“开始进入太平洋地域的国际关系新纪元”。总之，由于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增长，美国越来越认识到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自己是“太平洋国家”，更加重视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美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大的力量要求把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逐步从欧洲向太平洋方向转移。里根提出的“美国的未来在于太平洋”的口号，同７０年代美国从亚洲撤退的“尼克松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也是美国决心重返亚洲的信号。
８０年代，尽管亚洲一些地区的形势仍然动荡，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日渐增强，达到了越战以来的“最佳状态”。美国的亚洲政策在７０年代以前曾是美国国内争论最大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到８０年代则能得到美国两党一致的支持。里根时期，美国同日本、南朝鲜的政治关系有较大增进。里根政府还调整了它的对华政策。它更加重视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从而使中美关系得以稳定并保持了发展的势头。８０年代，美国在菲律宾顺利地实现了和平的“民主过渡”。美国同东盟以及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继续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当然，苏联在８０年代对亚太地区的兴趣日增，它和美国一样，正将其注意力逐渐移向亚洲并为此调整了它的亚太战略，从而使亚太地区成为超级大国新的争夺场所。但是，尽管苏联在亚太地区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它在经济上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却微不足道，政治上的地位也无法同美国相比。在两个超级大国在亚洲的争夺中，美国远比苏联处于优越的地位。
总之，８０年代以美国干涉主义的抬头和美国重返亚洲为重要特点载入了美国对外关系史册。
（５）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孤立主义和美国在亚洲的卷入
８０年代末，以苏联和东欧的变化为契机，国际形势出现了自二次大战以来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结束了战后４０多年来一直构成世界形势基本特点的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格局。
苏联的衰落使它正在失去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超级大国，但其影响也在衰退。它已无力支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美苏两国已不再拥有战后初期和５０年代那种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在谈论了２０年之后，真正看到了两极体制的崩溃和感觉到一个多极化时代的到来。
２０世纪，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最重大事件莫过于三次战争，即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和冷战。如今，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政策开始了一场新的争论。一些人主张应对苏联和东欧的变化作出积极反应；另一些人则主张谨慎对待。一些人认为苏联威胁已一去不复返；另一些人则认为苏联军事大国地位未变，其霸权有可能恢复，美国不应完全放弃实力政策。有趣的是，里根时期，保守派主张增强军力，在世界上保持强大形象。现在，他们正把注意力转向国内，认为鉴于“共产主义威胁”结束，美国不应再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因而要求重新估价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减少海外义务，反对推行干涉主义政策。甚至还有人主张美国应从欧亚撤退，固守“美洲堡垒”，重新实行门罗主义。当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强调美国面临的新的挑战与威胁，认为要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持安全，美国不仅无法与世隔绝，而且必须继续积极地参与世界事务。
对美国来说，当前的形势在某些方面类似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调整时期。一些人担心，由于冷战的结束，可能出现要求把士兵撤回国的倾向，孤立主义将重新抬头。的确，美国目前已开始着手从欧亚两地减少其军事力量。随之而来的将是美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降低。战后，美国一直是以冷战和东西方对抗作为干涉世界事务的主要理由的。现在，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干涉世界事务的理由大为减少。今后，美国当政者要使美国人民相信美国应当继续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将比过去困难得多。美国国会和公众对美国在国外承担义务将持更加严厉的批评态度。干涉主义将进一步失去国内的支持基础。
但是，在可见将来，美国不可能回到孤立主义去。新的国际环境固然使美国有可能采取大大削减军事力量的做法，但冷战后的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存在许多新的不稳定因素。两极体制的崩溃使过去隐藏在冷战背后的各种矛盾开始激化。地区冲突由于不再具有超级大国争夺的背景而存在失控的危险。第三世界一些地区出现的新的霸权之争正在对那些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及对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构成严重挑战。美国还面临着诸如武器扩散、环境污染、贩毒、恐怖主义以及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等各种新的威胁。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而且不通过国际参与和国际合作是无法对付的。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形势存在着不确定性，其前景仍难逆料。此外，随着冷战的结束，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奉行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正在让位于重视“民主”和“人权”的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的抬头如不加以节制，可能促使美国在９０年代走向干涉主义。从发展趋势看，美国将继续是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为维护其利益并迎接挑战，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应当指出，今后美国卷入世界事务的方式将与以往有所不同。首先，由于军事因素作用的减弱，经济问题正在取代安全问题成为全球突出的首要问题。安全概念本身也已远远超出了军事安全的范围。以往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主要依靠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今后，美国将不得不更多依靠经济和政治手段来处理各种国际问题。当然，军事手段并非不再重要，海湾战争告诉我们，它仍将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最终手段。其次，今后美国在干涉世界事务时将更多依靠集体协商和集体行动。由于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历史上那种要求摆脱联盟的单边主义和由美国一家充当“世界警察”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美国必须依靠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依靠联合国的作用。被称作“布什主义”的美国海湾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以最大可能的国际参与来维护美国的利益。
看来，今后美国既不可能回到极端的孤立主义，也不可能再实行冷战时期那种干涉主义。美国的政策将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之间寻求某种新的平衡点，以一种新的方式卷入国际事务。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干涉主义政策将取决于美国愿意并能够为之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一次东西方对抗的结束和两极体制的崩溃是从欧洲开始的。但是这一浪潮也波及到了亚洲。与欧洲相比，亚洲的形势发展比较缓慢。但是，冷战后的亚洲形势也在走向缓和。亚太地区已开始了地缘政治方面的重新组合。两个超级大国在亚太的合作倾向正在发展。过去决定这一地区战略格局的美中苏三角关系已被美中日苏四角关系和其他各种复杂的多边和双边关系所代替。亚洲的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尽管亚洲的情况与欧洲有所差异，亚洲的战略格局已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变。
现在，苏联已开始从亚太地区收缩军事力量。美国认为，苏联的威胁已经减弱，美苏在亚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正着手减少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为此，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了一项部分削减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的计划，包括缩小在南朝鲜的驻军规模和分阶段撤离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当然，美国削减亚洲驻军还有其他原因。鉴于财政困难，美国不得不削减国防开支，并要求其亚洲盟国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此外，亚洲一些地区民族主义的高涨也将使美国继续在亚洲驻军付出政治代价。看来，美苏两国从亚太地区撤军的趋势已定。超级大国在亚洲大规模驻军的时代正在结束。
但是，美国从亚洲撤军的特点将不同于欧洲。首先，尽管苏联在亚太地区军力已有实质性的裁减，美国认为苏联远东兵力，尤其是它针对日本的兵力仍超出防卫的需要。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也并无多大削弱。美国不能不有所防范。其次，亚洲的形势错综复杂，不像欧洲那样存在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美苏两国在亚太的军力大体均衡，但并不对称。欧洲裁军谈判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做法无法照搬到亚洲。亚洲尚未进入裁军阶段。迄今，美国一直避免谈判在亚洲裁军问题，特别是裁减它在亚洲的海空力量。第三，亚太地区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包括地区冲突、种族矛盾、领土争端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内部的战乱与动荡。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除了为抗衡苏联外，还有维持地区稳定的作用。亚洲不会像欧洲那样，只要东西方对抗消除，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亚洲冷战格局的最终结束还需要一个解决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第四，美国认为它在亚太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的海军力量，对保卫从东北亚直到波斯湾的海上通道，保证海上自由贸易以及应付中东、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的突发事件具有重要意义。第五，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力量对制约日本也是必要的。一些亚洲国家由于担心日本可能在军事上填补真空，因而要求美国继续在这一地区驻军。鉴于上述原因，美国对从亚太地区撤军将持谨慎态度。这种撤军将是缓慢的和有限度的。按照美国官方宣布的方针，今后美国将通过它的军事存在在亚太地区发挥“平衡器”和“安全保证”作用。〔10〕美国赢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可能将进一步促使它放慢从亚太地区撤军的速度。对于某些亚太国家来说，战争表明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是必要的，美国仍然有能力担负起地区稳定的责任。
总之，亚太地区无论在安全方面还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额已超过３０００亿美元，比它同欧洲国家的贸易额高出５０％左右。有人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对亚洲贸易将为美国对欧贸易的两倍。亚洲太平洋将继续是世界经济发展方面最为生机勃勃的地区。美国在亚太地区既遇到新的挑战又面临更大机遇。
目前，美国影响力的衰退主要在欧洲。在亚洲，美国的作用仍然很大。美国国内亚洲移民的增加以及美国经济重心继续向太平洋沿岸转移将促使美国进一步倾向太平洋。尽管美国的注意力现在集中在欧洲，但终将回到亚洲来。美国的未来在太平洋。美国将继续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积极卷入亚洲事务。
注释：
〔1〕Dorothy B. Gｏebel,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Documentary Survey (1776-1960), New York, 1961, p.37.
〔2〕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Pattern and Process, 2nd ed.,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82, p.39.
〔3〕Robert A. Taft, Our Foreign Polic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March 15, 1940, p.348.
〔4〕Norman A. Graebner, The New Isolationism, New York, 1956, p.26.
〔5〕Dorothy B. Goebel,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A Documentary Survey (1776-1960), New York, 1961, p.384.
〔6〕Robert A. Taft, 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ns,1951, pp.60-61.
〔7〕Republician Platform of 1952, Current History (October, 1952), pp.246-254.
〔8〕Selig Adler, the Ghost of Isolationism,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Novermber, 1969), p.36.
〔9〕Richard J. Barnet, Roots of War, New York, 1972, p.259.
〔10〕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６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美国的目的是在亚洲的安全中发挥“平衡器”作用》。文章引述了国防部长切尼和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对这种作用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