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九十年代美国在西方的经济地位

陈宝森

80年代回顾与90年代展望

８０年代的美国经济存在着两个具有鲜明反差的特点。一方面“里根经济学”创造了和平时期经济扩张的最佳纪录，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８年之久；另一方面自１９８５年以来美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某些戏剧性的变化。最明显的一个是由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净债务已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０７４亿美元上升到１９８８年的５３００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０％；另一个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美国已屈居于日本之下。１９８８年日本是２３１９０美元，美国是１９５５８美元。那么美国究竟是更强大了，还是相对削弱了呢？这个问题在美国众说纷纭，争论激烈。而美国今后实力地位的发展趋势如何，其地位的变化会给国际关系带来什么影响也确是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如果只做静态的观察，不进行历史比较，美国目前的实力也还是差堪自慰的。

首先，就经济的综合指标——国民生产总值说美国仍然对日本、西欧保持较大优势，就绝对值说在１０年中日本、西德要赶超美国是困难的。就１９８９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看，美国为５２３４０亿美元（现价，下同），日本为２８３４１亿美元。日本为美国的５４．１４％。如果看一下１９８１年的情形，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３８％，８年中上升了１６个百分点，的确令人吃惊。但这里有一个汇率变更的因素（１９８１年是按１美元对２２０．６３日元折算的，而１９８９年则是按１美元对１３８日元折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有这个问题，如前所说按日元与美元现行汇率折算，日本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即按日元在本国所能购买到的商品服务与其他国家货币的购买力比较）日本却要下降到第１４位。在西欧，西德的经济最发达，但１９８９年西德的国民生产总值为１２０１８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２３％。只有把西欧各国加在一起才达到美国的８１．２３％。

其次，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暂时也还处于领先地位。１９５０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的６．２倍，西德的２．８倍，法国的２．２倍，１９８１年分别降到１．７倍，１．１倍，１．１倍。自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７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日本比美国快８．４％；西德比美国快１３．７％，只有法国慢２．８％，所以美国比日本、西德的优势又缩小了。大体上美国为日本的１．３－１．４倍，法国的１．２倍，与西德已近持平。

美国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资也有很大优势，１９８９年达到１２９２亿美元，比日本、西德、英国、法国、加拿大投资的总和还多。日本居第二位，１９８８年投资６８０亿美元；西德占第三位，１９８９年为３４０亿美元。因此，就科研总投资额说美国是绝对冠军。虽然就研究开发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说美、日、德都大体稳定在２．８－２．９％之间。

1961-1988年世界主要国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情况(增长%)

资料来源:198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４３４页；１９８９年数字来自《ＯＥＣＤ经济指标》（１９９０年５月）。

然而如果作动态的观察就会发现美国的这些优势是递减的，这种不稳定的、逐渐下滑的趋势早已开始，对此美国人也是清楚的。从肯尼迪到里根都曾为扭转这种趋势而采取“革命”性的措施，却看不见明显的效果。

就近者说，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由于里根实行的税收政策和经济复苏的推动力，美国取得了在增长率方面超过其他国家的好成绩，因而给人以美国业已挽回７０年代颓势的印象，但这种气势并没有持续下去。自１９８５年以后它就在３％上下的增长率间徘徊。在此期间日本、加拿大的ＧＮＰ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美国，只是欧共体的表现较差，增长势头弱于美国。里根在他的１９８９年总统经济报告中夸耀过美国８０年代ＧＮＰ增长的实绩，认为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８年每年平均增长３％的速度超过了１９７３－１９８１年这一期间每年平均增长２．１％的幅度。然而如果我们用１９７０－１９７９、１９８０－１９８９这两个时间序列计算，前者的年增长速度是２．８％，后者是２．６％，因而并不能说明８０年代实际ＧＮＰ的增长比７０年代快。美国新保守主义吹嘘供应学派的政策给美国经济装上了新发动机，这种说法并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就劳动生产率说，美国８０年代的表现没有迹象说明９０年代会出现新的高涨。下面是《ＯＥＣＤ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

表2美、日、欧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历史比较(增长%)

资料来源：１９９０年《ＯＥＣＤ经济展望》。

劳动生产率是在国际竞争中的决胜因素。它的增长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工人的素质、装备程度、管理水平等等。８０年代日本和欧共体在劳动生产率的表现上都远远优于美国，而且美国在９０年代初在这方面有继续滑坡的趋势。因此９０年代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金牌可能会被别人夺走。

美国在研究开发的投资方面虽然优势明显但并非高枕无忧。它虽然在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高技术生产中，如激光技术、精密仪表制造、制造ＣＡＤ／ＣＡＭ系统以及生产复杂的医疗设备方面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根据美国防部１９９０年３月份的一份报告分析：日本在２０项极其重要的防务技术中已有５项领先，它们是半导体、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超导体和光子技术。日本公司还在用于制造诸如照像机、小汽车、录像机和摄像机等消费品的技术方面居支配地位。

美国经济实力将会继续相对削弱的原因

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削弱并非自今日始。５０年代末持续到７０年代初的美元危机是最初的征兆；美国对日、对西德、对加拿大的进出口贸易相继于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由顺差转为逆差是第二个征兆；７０年代在两位数字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是第三个征兆。而８０年代的双赤字，外国商品的渗透率增长，美国由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是最新的征兆。它们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却都是同一矛盾的派生物，这就是为了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军事上称霸全球，为了维持国内稳定用巨资维持安全网致使总需求超过美国国力的结果。

７０年代的滞胀凯恩斯主义者虽然不能辞其咎，但根子是约翰逊的大炮和牛油并举政策，外在的原因则是两次石油冲击和粮价的大波动。８０年代新保守主义当令，里根实行紧缩金融和削减税收的政策，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但并没有解决总需求超过国力的问题，反而加重了它的严重程度。供应学派把税收调节杠杆的一应兵器全用上了。降低所得税率，加速设备折旧，对投资实行税收减免，目的都是为了调动资本家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它的效果集中表现为１９８３、１９８４两年私人投资的大幅度增长。但是里根一方面与苏联争夺军事霸权大举增加军费，另一方面为了求得国内的政治稳定又不敢对社会支出进行大削大砍，这就导致空前规模的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维持了国民经济的表面繁荣，实际上却是一种潜在的失血症，使肌体日益遭到削弱。

经济的良性循环要求一种收支的平衡关系。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即总储蓄Ｓ＋政府收入Ｔ＝私人投资Ｉ＋政府支出Ｇ。为了维持这种平衡关系，如果政府支出大于政府收入，只有或者增加政府收入，或者增加总储蓄，或者减少私人投资。如果这三点都办不到，或不能调整到足以实现平衡，那么第四个办法就是从国外输入资本。８０年代美国政府走的正是这条道路。

以１９８７年的数字为例。当年总储蓄为５５３８亿美元；政府收入为１４６９５亿美元；私人投资为５４９０亿美元，政府支出为１５７４４亿美元。

所以Ｓ＋Ｔ＜Ｉ＋Ｇ，差额为１００１亿美元。这个差额就需要资本净流入来弥补。

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个重要争论在于大赤字对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有无影响。里根政府最初是不承认这种影响的。因为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出现过投资大增和经济猛涨的暂时现象。但是整个８０年代的数据都否定了这种盲目乐观的论断。下面两个表说明了同一个问题。

表3美、日、西德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比较(增长%)

资料来源：１９８７年以后数字根据１９９０年《ＯＥＣＤ经济展望》；１９８７年以前数字美国资料来自１９８９年《总统经济报告》；日本资料根据ＯＥＣＤ１９９０年５月号《经济指标》。

表4西方首脑会议七国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１９７０－１９８５年资料摘自《美国统计摘要》１９８８年第４１９页；１９８６年资料摘自１９９０年５月《ＯＥＣＤ经济指标》。

＊此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厂房设备和居民住宅。

从表３的数据可以发现美国投资热的高潮很短促，即在１９８２年底走出谷底之后，当时投资增长额有一年达到两位数字。在此以后再没有出现两位数的好成绩。与日、西德比较，美国在１９８７年以后非住宅固定投资增长速度一般只及日本的一半甚至１／４（如１９８９年），只及西德的３９％至６２％（１９８０）。从绝对数字看截至１９８９年３月３１日的１２个月，日本公司对固定资产的投资额达到５２１４亿美元，但美国公司的投资只有４９４８亿美元。人们不应忘记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一半多。从表４可以看到的问题是美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西方七国中是处于低档，而且１９８５年以后更是江河日下。

历史数据是雄辩的，它迫使里根也不得不在１９８９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承认“战后时期赤字的总影响是减少美国的资本投资”。不过赤字对投资的影响并不是径情直遂的。所谓赤字的排挤效应，并不是说Ｇ＞Ｔ就按比例地减少Ｉ，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Ｉ的大小同经济的周期变化，政府的税收政策有密切关系。一般地说高赤字使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缺口要靠吸收外国资本弥补，而保持高利率是使外资顺畅流入的重要条件，这种关系在国际只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比较一下各国赤字的大小和利率以及物价高低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有趣的匹配现象。

表5各国财政赤字与利率、通货膨胀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财政赤字见１９８９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第９７页；利率见１９８８年《美国统计摘要》第８２３页；消费品物价见１９８９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第４３２页。

上表显示财政赤字与利率的关系较之与物价的关系更为紧密。而利率的高低对投资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因为高利率降低了资本边际效率，对企业家的投资热情自然会起一种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高利率导致高汇率，高汇率阻碍本国产品出口，打击国内工业，这种情况也明显对投资不利。１９８５年前后这一点对美国特别明显。

大赤字对投资不利是里根政府在１９８５年下决心治理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年通过的平衡预算和紧急控制赤字法（亦称格拉姆拉德曼法）表明了里根政府和国会解决赤字的决心。

在我们展望９０年代美国经济实力消长时，要考虑９０年代资本投资增长的可能性，为此又要考虑美国政府消灭大赤字的可能性，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依存关系。

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在９０年代解决大赤字问题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看一看１９８５年平衡预算法的执行情况。（见表６）

表6美国1985年平衡预算法的执行情况(亿美元)

资料来源：１９８９年《总统经济报告》。（ａ）扣押线是指超过这一水平就要把扣押数对半分从军事开支和民用开支中各项５０％。（ｂ）（ｃ）《商业周刊》１９９０年７月９日第２１页报道。

上表说明自平衡预算法通过之后只有１９８７年的执行情况接近计划。而在这一年已经预计到要在１９９１年消灭赤字是不可能的，同时１９８８和１９８９两年的削减计划也难以实现。于是对平衡预算法做了立法修正，把消灭赤字的时限推迟了两年，同时降低了１９８８和１９８９两年削减赤字的目标。然而时至今日，１９８７年的修正案又落空了，白宫已经承认１９９０年财政年度的赤字将达到１８４０亿美元至２０６０亿美元之间，如果不采取措施，１９９１财政年度赤字将达到２０００亿美元至２２７０亿美元之间（国会预算局则估计１９９１年的赤字将达到２３２０亿美元。主要原因是经济速度放慢，同时救援许多垮台的储蓄与放款协会又要增加大笔开支。

８月６日美国《商业周刊》在一篇题为《我们现在必须削减赤字了，办法如下》的文章中对当前美国财政赤字问题有这样一番评介：“如果无所作为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到１９９４年将超过４万亿美元，为１９８８年的两倍。仅仅利息一项就将超过３０００亿美元，几乎吞噬掉个人税收的半数以上”。“白宫和国会整年空谈如何达到人为设置的削减赤字的目标。每年他们都找到一些敷衍了事的办法而并没有真正削减开支或增加收入。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迫切需要——教育后代，重建基础设施以及保证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大多没有得到满足”。“平衡预算没有魔法。相当于ＧＮＰ１％左右的赤字是可以容忍的。然而今天赤字约占ＧＮＰ的４％——并且与早些时候的预测相反，它并不是在下降。而且如果不靠社会保障基金每年巨额的结余——今年５２０亿美元，１９９５年８００亿美元——情形就会更糟”。“在８０年代后期，赤字似乎是受到了控制。两件事出了毛病。第一，许多削减赤字的做法事后证明不过是骗人的会计把戏或者是一锤子买卖。第二是储蓄机构的问题，政府必须向倒闭的储蓄与放款协会的存款人支付１５００亿美元（１９９０年）。储蓄机构的恶梦说明，当一次巨大的冲击打中不平衡的预算时会发生什么。如果发生一次衰退，事情将会更糟，因为税收将会陡降”。

《商业周刊》主张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它的第一副药方是在今后５年削减军事开支２５％，５年节省２５０７亿美元；第二副药方是大砍社会福利，对８５％的社会保障受益者征税，压缩医疗保障，减少政府的各种补贴总共２５０７亿美元；第三副药方是增税１６７５亿美元。这些也正是在国会中久经酝酿而难以实施的老、大、难问题。

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在海湾危机爆发以前曾经被认为是可行的。萨达姆对科威特的闪电战粉碎了这种美好的设想。美苏缓和并不等于天下太平，美国为保护其全球利益必须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在全世界的军事存在，这正符合五角大楼和军火商的愿望。所以《商业周刊》以及国会民主党大幅度削减军费的主张肯定是难以全部实现的。

至于压缩社会保障，这是里根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比较温和的布什政府似乎更不敢冒险去触动几千万既得利益者的腰包，特别是在两院都为民主党多数所控制的情况下，任何触犯社会保障、医疗照顾的大行动都会被扼杀在襁褓之中。

现在布什已经背弃了“不征税”的诺言，酝酿通过征税、减支在１９９１年减少５００亿赤字，在５年中削减赤字５０００亿美元。这个１８０°的大转弯虽然得到民主党的喝采，而共和党中的保守主义者则把布什对现实的妥协说成是绝大的背叛行为，甚至有人赠给他以变色龙的雅号。可以预见要实现增税还要走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总之在当前海湾危机压倒一切的新形势下，看来大规模削减赤字的任何立法在１９９０年都将很难出台。因而通过解决赤字问题，对宏观经济的失衡加以调整，从而改善投资环境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并没有解决大炮、牛油并举的老问题。

当然根据Ｓ＋Ｔ＝Ｉ＋Ｇ的公式，在Ｇ大于Ｔ时也可以通过提高Ｓ即总储蓄来解决。而这个问题又恰恰是美国的致命弱点。

表7西方七国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１９７０－１９８６年资料来自《美国１９８８年统计摘要》第４１９页；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的美国资料来自１９９０年《联邦储备委员会公报》８月号。

总储蓄是由企业折旧、私人储蓄、政府财政结余以及企业未分配利润等因素构成的。从历史数据看几者的比例关系企业折旧是大头，约占百分之五六十；个人储蓄约占百分之二三十；企业未分配利润约占百分之十几；政府财政结余比重很小。如果进一步考察一下这几个因素，企业折旧虽是总储蓄的大头，但它是稳定的，不能期望依靠提高折旧来增加总储蓄。企业未分配利润即使有所增长，所能起的作用有限，州和地方财政历来有结余，但它被联邦赤字吃光，而且它的比重很小，即使有所增长，所起的作用也不会很大。剩下来的指望只有提高个人储蓄了。然而历史数据表明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历来很差，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国家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一直都是最低的，这从表７可以得到证明。

表７说明在西方各国中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美国是最低的，只有一位数，而其他６国都是两位数。拿美国本身做历史比较，１９７０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为８．１％，而近年来则下降到３－５％。

美国储蓄率低是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就其大者说有（１）美国的税收制度不利于鼓励储蓄，例如对存款利息要纳税而借款利息则可以自所得税中扣除；（２）信贷的高度发达以及金融机构为扩大放款而推行的种种刺激手段，促使美国人养成提前消费，寅吃卯粮的习惯；（３）多年通货膨胀造成的心理状态，人们情愿借钱买房地产，而不愿用储蓄的办法积累财富；（４）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历史上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人才被迫实行储蓄。另外就是在经济危机期间人们为了应付危机而提高储蓄率。所以要想提高美国人的储蓄率，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人寄希望于美国进入中老年队伍的成年人比例增大。认为４５岁以上的人比较注意节约和储蓄。这的确是一个有利条件，但要希望美国人赶上日本、西欧的储蓄率则绝非易事。

上面所谈的归根到底是一个资本积累问题，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是较高的与消费相适应的积累率，特别是用于扩大生产性设备的积累，通过它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品升级，开拓科技新领域从而加强竞争能力。美国在８０年代与日德等国相对而言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９０年代在总需求继续超过国力的情况下仍难看到好转，这是我们判断９０年代美国经济实力会继续走下坡路的根据之一。

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另一个关键是科技进步。在当前的信息时代，科技竞争鹿死谁手对经济发展似乎具有更加决定性的意义。美国人对此是一清二楚的。然而美国并没有找到防止丧失一个又一个阵地的有效办法，日本在这方面的气势尤其咄咄逼人。人们在比较日美两国的科技体制时发现日本在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比如：（１）日本有很强的能力把金钱和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的主要领域。日本公司肯花１０亿美元建立Ｘ射线环型装置的半导体工厂，它可以在芯片上刻蚀宽度仅为２／１０微米的电路器件，而美国的芯片制造厂家则限于财力和魄力而不敢问津；（２）美国研究开发费用大约１／３用于防务，而日本的研究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商业方面。美国在军事领域中花钱虽多但有很大浪费，其科研成果用于生产高价的、产量少的军用产品，而日本的科研则面向大的消费市场。日本的科研开发经济效益高，它反过来又促进私营企业科研投资的增长；（３）日本私营企业的科研投资占总投资的８０％，美国不到５０％。但日本通产省善于组织协调，使工业界经过共同努力取得诸如小汽车、半导体等研制工作的领先地位；（４）美国制造商缺乏灵活性，不善于利用外国主要公司所属企业所采用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工艺，因此美国的技术转让是“单方面的”。日本高技术公司则善于与美国合作，利用别人的长处；（５）美国工业科研和试验设计拨款的４／５用于创建新商品和改进现有商品，花在优化生产工艺条件的钱只有１／５。这是美国工艺落后和生产成本较高的原因；（６）美国企业受市场股票价格的影响，决策时着眼于短期利益，患有近视症，相对而言日本企业家对企业发展有长期战略，对关键性的研究开发项目肯下本钱。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地位在９０年代将继续被削弱。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一份材料说明了这个问题。（见表８）

表8美国在12种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地位

资料来源：商务部，转引自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５日《商业周刊》第３４页。

该表列举了新材料、先进半导体器件、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数字显像技术、柔性计算机集成制造、高浓缩数据存储、高速计算技术、医疗器械和诊断学、光电子、遥感技术、超导等１２个新兴技术领域。从表中可以看到同日本比较，１２个领域研究开发方面的竞争态势，目前的状况是６项持平；发展趋势是７项持平，５项落后。在新产品制造方面的竞争态势，目前的状况是４项领先，３项持平，５项落后；发展趋势是３项持平，９项落后。这也就是说未来与日本的竞争中将全部被赶上，大部被超过，美国的领先地位将丧失无遗。同西欧比较，形势好于日本，在１２个领域研究开发方面的竞争态势，目前的状况是９项领先，３项持平；发展趋势是３项领先，７项持平，２项落后；在新产品制造方面的竞争态势，目前的状况是５项领先，８项持平，３项落后。这也就是说美国在与西欧的竞争中继续领先的是少数（４项），被赶上的是大部（１５项），小部则将被超过（５项）。

这对美国说的确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的前景。

防止衰落必须扫除思想上的敌人

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大国的兴衰。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洗礼的美国取代大英帝国走上西方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这是由许多主客观有利条件造成的。二次大战迄今它的相对衰落既有深刻的内在根源，也有主观决策的失误。因此聪明的决策人不应当放任自流而要正视现实，作出正确决定并付诸实施。就这方面说，盲目乐观缺少危机感是最大的敌人。

在美国不少明智人士已经意识到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危机提出发聋震聩的见地，但是也存在许多有害观念。

一种是对双赤字的盲目乐观情绪。比如有人说到公元２０００年即使美国积累了１万亿美元的外债，届时美国已经是一个有１２万亿美元国民总产值的经济，还债负担将少于国民生产总值的１％。财政赤字１９８０年占ＧＮＰ的５．２％，现在只占２．６％，届时将少于１％。劳动力增长的速度放慢将促进投资和新技术的发展，同时与苏联关系的解冻将使军事支出缩小，柏林墙的被推倒预示着市场经济占上风，９０年代可能是２０世纪美国最繁荣的年代。

这种看法忽视了美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轻估了控制财政赤字和促进资本投资的难度。对“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只看到有利于美国的一面，忽视了国际上依然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因而是不切实际的。

另一种是对美国科技优势的盲目自满。认为美国在科技方面的自由放任体制能使美国始终充当世界发明创造的摇篮。约翰·凯利在《商业周刊》６月２５日一期上发表文章，强调缺乏产业政策是提高美国竞争能力的大障碍。他认为美国虽没有工业部指导这个国家的产业，但把美国的科技进步归之于自由放任和看不见的手的功劳则是错误的。美国的铁路、钢铁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都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生物工程没有全国保健局的资助不可能成功，计算机、人工智能和通讯卫星的问世离不开五角大楼这个后盾。美国是许多光辉思想的发源地，但要把创新转化为产品却常被击败，毛病出在美国公司不善于利用拥有领先科技优势的美国科学家、工程师这支伟大力量。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扭转，那么在２０００年的历史时刻美国在多数新兴科技领域就要落在日本的后面，并拖住美国经济增长的后腿。

此外，美国在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的欠账如果得不到弥补，也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

所有这些问题不少美国人已有所觉察，并逐渐形成舆论，难点在于如何取得共识，形成政策，付诸实现，这将是扭转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重要条件。

论证９０年代美国经济实力会相对削弱的目的并不是想证明美国很快就会步大英帝国的后尘。美国由于自己在国土、资源、企业精神、求实态度等方面的优势，仍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其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问题在于美国为卫冕而进行的斗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将是艰巨的。９０年代的经济竞争有可能超过８０年代美苏军事角逐的声色而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纵横捭阖的推动力量。这一点对研究９０年代的国际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