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在美国
陶 洁
我第二次去美国时在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旁听一些课程，更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里读书，研究自己的课题。开学后没多久，我就有了一些新的发现。第一是大学图书馆新书陈列处的书架上除了学术著作，严肃的文学作品外，还出现了通俗小说，而且种类齐全，从推理侦探小说、历史小说、西部小说到间谍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以至言情小说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翻看书后的借书记录，发现这类书周转得很快，借阅的人数大大超过学术著作的读者。后来我发现其他一些我访问过的如加州洛杉矶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些分校图书馆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我还注意到有些院校大一作文课的辅助读物不再是清一色的文学名著和名家名篇，而是增加了通俗文学。譬如，离弗吉尼亚大学不远的兰道福－梅肯学院的大一作文课，除了传统的名诗和短篇小说外，还有近年来十分畅销的并被拍成电影的两本小说：《盖普眼里的世界》和《蜘蛛女人之吻》。大学课程目录中有关通俗文学的课程明显增加了，比较多的是关于科幻小说、侦探小说、哥特恐怖小说等。宾州州立大学英语系还有一门关于通俗文学的课程叫“纽约文学”，所用读物多半是描写犹太人、爱尔兰人、黑人以及华人初来纽约的移民生活的通俗故事或小说。
另一个发现是有关妇女研究和黑人文学的课程在大学里影响很大。我旁听的为研究生开设的“妇女文学”和“黑人文学”课，选课人数都大大超过一般研究生课程。尤其是前一门课，选课人数近６０人，换了一个大教室，学生还得早去才能占上座位。此外，关于妇女文学、女性文学理论、尤其是黑人女作家的报告深受学生的欢迎，会场上往往是座无虚席，提问积极，讨论热烈。会后的招待会总比较长，因为学生们都来参加，或向主讲人表示仰慕之情，或进一步探讨感兴趣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八年前我初去美国，谈起１９世纪黑人作家查尔斯·契斯纳特，有些专讲美国文学的教授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还得由我这个外国人作一番解释，现在，他的作品已是黑人文学及南方文学课程的必读作品。近年来声誉日增的沃克及其小说《紫颜色》更是上了“美国文学选读”、“黑人作家”、“妇女作家”、“南方作家”、“文学与电影”等多种课程的必读书目。
我跟一些教授谈起这些新现象，年纪较大比较保守的老教授反应都不大热烈。他们虽对妇女文学及黑人文学课程不加评论，但对通俗文学进校院则很不以为然。有些人把这种现象归罪于一些年轻教授，说这是他们争取学生保住饭碗的新花招。有些人认为这是世风日下的表现，现在大学生中做学问的人少，混日子的多，鉴赏水平低下，只好选这些容易得分的课程。还有些教授抱无可奈何的态度，认为现在的学生是信息社会的产物，看电视长大的，其中能读书的不多，只好用情节曲折、故事性强、语言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学去启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有的教授在谈话中还含蓄地暗示妇女文学或黑人文学 课程的一些读物其实就是通俗文学作品。有的人反复强调，在他们的学校里，通俗文学课程是供理工科各系学生混学分的，英语系的学生不能选，即使选修，系里也不承认他们所得的学分。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跟美国６０年代以来的政治变迁，美国大学中美国文学的学科改革、美国文学史的编写以及美国文学的研究方向都有很大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美国人民争取种族平等和妇女解放，及随之兴起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潮在学术上的反映。
譬如，６０年代以来的侵越战争、反战示威、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水门事件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大大冲击了美国人民的传统观念，包括文学观念。美国学者不再相信所谓的“单一”的或“统一”的美国文化，美国思想或衡量文学作品及作家的美学标准。研究妇女文学及非白人文学的学者们以大量事实有力地证明文学观念、美学标准等学术概念其实是跟社会文化、政治、阶级、种族以至性别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大学及美国文学学术界为一批男性白人中产阶级出身的学者教授所控制，他们以文坛权威的身分决定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家和经典著作，并且制定种种衡量作家与作品的标准。他们有着严重的白人种族优越感和大男子主义思想，一味抬高白人男性作家的声望，推崇以男性白人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于是，库珀当年作为通俗文学的皮袜子故事集就成了不朽之作，纳蒂·班波成为美国精神的化身。相反，描写家庭生活女性经历的作品被斥之为浅薄平庸的通俗文学，不能登严肃文学的大雅之堂。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美国绝大多数受欢迎的作品是由妇女写的。虽然霍桑称她们是一群“该死的舞文弄墨的女混蛋”，但是其中优秀的女作家还是受到好评的。只是到了２０世纪，由于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的男性学者的歧视，她们失却了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最突出的例子是斯托夫人和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是１９世纪颇为典型的一部由妇女作家创作的、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社会小说和伤感小说，出版当年就发行３０万册，是美国第一部销售量在１００万册以上的文学作品，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很多国家里是一部公认的美国文学名著。它的政治作用更是不可估量，林肯总统曾称斯托夫人为“引起一场大战（指美国的南北战争）的小女人”。《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后深受好评。著名美国学者爱默生称它是一部既涉及世人之心的深刻问题又能深受各类读者欢迎的雅俗共赏的好书。法国的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乔治·艾略特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然而，到了２０世纪，在７０年代以前，它的声望日益下降。评论界谈起这本书时总是贬多褒少，即使肯定它的政治作用，还要附带批评它“拙劣的技巧”及“过于缠绵悱恻的伤感情绪”。尽管很多学者权威对这本书受读者欢迎的原因百思不得其解（批评家沃德就曾说过，为什么这么一本拙劣的、明显地缺乏文学才气的书会不仅取得一时的成功而且还能有持久的魅力？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个“谜”，对文学批评家来说是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但是，他们还是不肯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作出正确的评价，在文学史给它以应有的地位。这些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学者权威看不起女作家，当然也出自阶级偏见和种族歧视看不起非白人作家。７０年代以前出版的有关美国文学的著作，美国文学通史或断代史，几乎都没有专门章节论述占全国十分之一人口的黑人的文学。文学选读教材即使收有个别黑人作家的作品，教授们在讲授时常常略去不谈。其他非白人作家的遭遇就更加可怜了。几乎没有人想到过在美国的华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等少数民族会有他们自己的文学，应该把他们的文学看作是美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代美国文学学者不仅破除了对文学大师及文学名著的迷信，还改革了文艺理论、文学观念和美学原则。在这方面，他们大大得益于２０年来的欧洲文学理论的各种流派。女权主义批评强调性别跟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情节以至语言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衡量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结构主义批评则认为文学无所谓价值、认识功能或教育功能；批评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框架，探讨文学系统的普遍法则。读者反映批评主张，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因而文学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只有在阅读过程中得以实现。解构主义提出历史是否可以知晓，文学作品是否有明确的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而新历史主义批评却又认为文学与政治、文化与社会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种族、性别、阶级对文学创作、政治标准和美学标准都有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些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的见解：他们不赞成把句子结构、形象、隐喻、典故、象征手段等纯艺术技巧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也不赞成把文学分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雅文学与俗文学等两种截然对立的范畴。他们不否认作品的思想深度、艺术手法有高与低、复杂与简单的差别。但他们认为，一部发行量大、深受众多读者欢迎的作品必定有值得研究的原因，尤其是政治的和社会学方面的价值。
在这些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由于各方面的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美国文学界出现了新局面（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新发现其实是这种新局面的几种表现形式），文学课程、文学选读教材以及文学史的编写都有了新的变化。一直致力于改革美国文学课程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劳特教授组织７０多个大学讲授美国文学的教授编写了一本《重建美国文学：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重要问题》，提出了６７种教学大纲，对文学选读、各时期重要作家研究、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围绕诸如“美国梦”、“移民生活”、“妇女经历”等主题而设置的课程提出新的教学大纲，使学生在阅读霍桑、海明威等名家时也能了解斯托夫人、黑人女作家赫斯顿等一大批长期受冷落被埋没的优秀作家，诸如米切尔的《飘》等所谓通俗文学作品或史沫特莱的传记《大地的女儿》、道格拉斯的《黑奴自述》等一大批过去遭排斥的作品。
随着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改革，新的教科书应运而生，传统的文学选读课本纷纷修订重编。１９７９年，多数大学都采用的《诺顿美国文学选读》全文收入肖邦的《觉醒》。这在当时是件大事。然而，当时的女权主义文艺理论家还深受“阳春白雪，曲高必定和寡”的思想的限制，还没有完全打破“畅销书的质量一定不佳、文学水平必定低劣”的框框（她们敢于为《觉醒》正名，主要因为肖邦的遭遇同梅尔维尔等公认的文学大师差不多。《觉醒》出版后舆论大哗，人们群起而攻之，斥责肖邦写了一部极不道德的作品。肖邦从此郁郁寡欢，退出文坛，不久便离开人世）。然而，到了１９８５年，吉尔伯特和古芭两位女权主义理论家编辑出版了《诺顿妇女文学选读》。虽然这本教科书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女作家和作品，但美国部分包括了以往著名的和不出名的、畅销的和不畅销的女作家。同年出版的《诺顿美国文学选读》第一次收进了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一个章节，同时大大增加了女作家和黑人作家的篇幅。１９８７年出版的哈珀版《美国文学选读》又向前进了一步。编者在序言中明确表示，该选集不仅要赞颂美国文学的经典，发掘长期受埋没的、有特殊文学特色的作品，而且努力从各方面 说明这些作品同社会与文化背景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重要作家是如何受时代的影响，又如何对他们的时代发生影响、作出反应。这套美国文学选读一反其他教科书从清教主义文学开始的传统编写方法，把选材向上推至１５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期，加入印第安人的口头及书面文化，同时把当代部分延伸到１９８６年，把文坛新秀简约派作家的 代表人物安·比蒂、雷蒙·卡佛等都收进集子。这套选集不仅注意增加受埋没的女作家、黑人作家的作品，还收有印第安人作家、墨西哥裔作家的作品。它是迄今为止唯一的收有华裔作家作品——金斯顿的《女战士》的一个章节——的美国文学教科书。
当然，文学史的编写原则及编写方法也有很大的变化。１９８７年底，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卷集《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主编艾略奥特教授在序言中声明，这本文学史不强调统一，不追求统一的美国文化。相反，全书着眼点在于突出美国文化的矛盾冲突、多样性与复杂性，并且以反映近２０年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内容的多样性为主要宗旨。该书将历史与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仅吸收女权主义文艺理论的新成就，并且增加过去文学史所没有的关于美洲土著居民印第安人、非洲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的文化成就的篇章，甚至还有专文论述大众传播、通俗文学以及报刊杂志的文学意义。据说，哈 佛大学名教授柏柯维奇也准备在他主编的五卷集剑桥版《美国文学史》中设专章评述电影、电视连续剧、通俗小说等大众文化，以纠正过去文学史家对通俗文化的偏见。
通俗文化研究者历来坚持，通俗文化能够最有效地反映社会的性质与特色，通俗文化的水平、质量及活跃程度往往是社会精神面貌、道德水准和价值标准的表现。然而这个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承认，通俗文化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并且进入大学课堂 却是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的历程。１９６７年，勃林格林州立大学的布朗 教授创办《大众文化杂志》，１９６９年，他又领导成立了通俗文化协会，并在他所在的大学建立了通俗文化研究中心。如今，通俗文化协会已成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和美国历史协会的一个分会，自１９７１年开始定期召开全国性会议，这个协会还帮助加拿大和日本成立了他们的通俗文化协会。美国大学的英语、社会学、历史、新闻、艺术等系科开设了通俗文化课程，主要是为本科本开设的，据说在全国四年制大学里开设的通俗文化课程起码有两千门。英语系常设的有电影和通俗小说，尤以科幻、侦探、恐怖或惊险小说为多。
我曾向友人要过一些有关通俗文学的课程简介，看后大受启发。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摘译几段。例如，纽约州立大学一所分校的“侦探小说”课程介绍说，“这门课程重点阅读描写犯罪与侦察的通俗小说，并且研究这类读物共有的程式与俗套，以及它们如何把反社会的暴力活动变成引人入胜的、肯定英美文化价值作用的并揭示社会价值的消遣娱乐的方式。”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侦探小说的课程介绍写得幽默风趣：“这门课程调查研究侦探小说所描绘的可憎可恨的小世界。通过阅读我们将筛选出一些垃圾和一些财富；我们将遇到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离经叛道的不轨分子和形形色色的歹徒、恶棍、流氓、骗子；我们会感受一些低级的刺激与兴奋，也会经历玄妙复杂的逃遁。当然，我们将努力发掘侦探小说这个非主流文学体裁的社会、心理和文学意义。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也许会解开一则千古之谜：为什么侦探小说对人们，尤其是对当代作家，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另一门关于恐怖荒诞小说的课程说明强调，“恐怖与怪诞小说都反映社会共有的梦想。两者都研究基本的心理问题——自我、权力、善恶的本质、个人同世界的关系等等。恐怖小说是梦魇，揭示我们的恐惧；荒诞小说则侧重于揭示我们的希望与企求。”宾州大学科幻小说课程说明指出，“通过阅读，我们将重点研究在技术主宰一切的环境里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所产生的后果以及科幻世界作为逃避现实世界的出路等问题。”
由此可见，进入课堂的通俗文学并不是诲淫诲盗的、鼓吹色情与暴力的庸俗读物，师生们研究的是有关社会、政治、文学等各方面的严肃问题。曾主编出版深受好评的三卷本《美国通俗文化手册》、近年来悉心研究通俗文学的英奇教授认为，对通俗文化的研究能促进人们更好地了解社会，并且为采用人文主义的传统和原则来解决当代问题提供新的方法与途径。有时候，通俗文学课程还要求学生阅读公认的严肃文学名著，如法国新小说派罗布－格里耶的《橡皮》成了“侦探小说”课的读物，１９世纪名著玛丽·雪莱的《人造人的故事》上了荒诞小说课的必读书单。反过来，有些介绍严肃文学的课程也包括一两本通俗文学作品。乔治－梅森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我，她的以“爱情”为中心主题的文学选读课除了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名家外，还包括一本在英美极为畅销也极为专家学者所看不起的“丑角丛书”的言情小说和前些年红得发紫的西格尔的《爱情故事》。她认为文化是有不同层次的。言情小说当然不能跟莎翁巨著相媲美。但它们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社会一部分人的追求与向往。扩大学生的视野，让他们从多方面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有百利而无一弊。
我问过不少教授，通俗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情形是否会有变化。他们都认为不可能回到老路了，正如文学教学、文学选读和文学史不可能排斥妇女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一样。文学研究将历史与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不再割裂作品的外在联系，不再孤立地对作品本身和结构进行形式主义的研究，这是前进而不是倒退。当然，美国学术界还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重建美国文学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是，这些新动向新变化是否也对我国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提出了新课题。我们是否也应该把对美国文学的研究同美国的社会学、历史、通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相结合？我们是否也应该改革一下我们的美国文学的教学大纲和讲授方式？在引进美国文学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注意那些新发掘出来的有特殊文学价值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在介绍美国通俗文学时是否也应该把着眼点放在那些能反映美国社会及文化而在技巧手法上又有一定特色的作用？